章學誠思想研究典范之作
——評陳其泰教授解讀《文史通義》

張淑一

(華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 廣東 廣州 510631)

2022年6月,陳其泰教授解讀《文史通義》一書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全書共40余萬字,選取《文史通義》一書中自《易教》上至《家書》六共36篇具有典型意義的篇章進行解讀。書中設“導讀”“注釋”“點評”三個環節,從不同角度對《文史通義》的作者和作品進行了詮釋?！皩ёx”居全書之首,主要介紹章學誠的生平事跡,《文史通義》的成書經過、主要內容、學術成就、歷史地位和當代價值等?！白⑨尅睘榻忉尭髌械囊呻y字詞,串講句子大意,對一些生僻字則注明讀音,便于讀者閱讀?！包c評”分為頁旁批注和篇末整體點評兩種,旁批概要萃取一篇中的思想精華,畫龍點睛;篇末評語則撮述該篇核心問題,概括全篇要旨。書中還附有清代王氏十萬卷樓抄本和民國十一年(1922)吳興劉氏嘉業堂刻《章氏遺書》本兩種《文史通義》的善本書影,以展現典籍的歷史形態。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百部經典”叢書之一,這部書從多方面展示了陳其泰教授對清代史學評論名作《文史通義》的匠心闡釋和其本人老驥伏櫪、追求學術的斑斑心血。

一、深刻闡發章學誠重構經史關系和發展史書編纂體例的貢獻

錢穆在其《中國史學名著》一書中指出,章學誠的學術特點是“從學術史的觀點講學術”[1]。章學誠的學術史研究不僅在于解釋中國古代學術世界,即揭示學術發生、發展的歷史流變和歷代學術得失,更致力于改造固有學術世界,具有明確的建立一種新的學術秩序的目的。針對章學誠在重構經史關系和發展史書編纂體例上的貢獻,陳其泰教授給予了深刻闡發。

對于如何正確看待“經”的價值,《文史通義》首起便是有關儒家經典的《易教》《書教》《詩教》《禮教》《經解》諸篇。在《易教》上里,章學誠開宗明義:“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盵2]27直接指明儒家經典是古代國家治理和社會生活的記錄,是通過社會實踐得來的歷史的產物,他批評視六經為古代圣賢頭腦中所天然具有之“圣思”的經學迷信認識,以《周易》為例,指出《周易》的意義在于“神道設教,以彌綸乎禮樂政刑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自然,非如后世托之詭異妖祥,讖緯術數,以愚天下也”[2]28。即《周易》依據的是天理自然,是文王、周公等人為了西周新王朝的政治教化,引用卦爻辭的變化來演示神妙的道理以資禮樂政刑之所不及,與后世方士利用讖緯神怪愚弄百姓不同,其本質上是有關政治和社會變化的闡釋之書。而與《周易》作為演化天道之書一道,“《禮》《樂》《詩》《書》,與政、刑、教、令,人事也”,即《禮》《樂》《詩》《書》等經典也是與政、刑、教、令相結合的人事之書,“天與人參,王者治世之大權”[2]30,均為帝王治國理政的產物。

陳其泰教授在解讀中深刻指出,自漢代確立儒學獨尊地位以降,由于歷代帝王的提倡和儒生的鼓吹傳播,儒家經典不斷被神圣化。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的命題,是在“儒家經典是如何形成的”這一根本問題上,對長期以來的經書神秘化觀點提出了挑戰,重新構建了經史關系,具有深刻的哲理意義和明確的針對性。儒家經典地位雖高,卻并非文王、周公、孔子等圣人賢者閉門造車搞出來的神秘教義,而是與社會生活人倫日用密切相關的歷史記錄。章學誠“六經皆史”說從歷史的觀點出發,將帝制社會所崇尚的六經教條從神壇上拉了下來,把六經作為古代典章制度的源流演進進行處理,將其置于歷史的范疇中進行考察,從反映社會實踐的角度來評價儒家經典,用歷史分析的方法研究它,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在乾嘉時期就開啟了學術風氣向近代轉變的先河。此后龔自珍、王國維等人提出的“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以史治經”等主張,皆是在章學誠思想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

在總結和發展傳統史書編纂體例的問題上,章學誠將中國古代全部載籍概述為“撰述”和“記注”兩大類,“撰述”指創作性著作,“記注”指史料性著作,其謂之“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2]38?！皥A而神”指編纂體例不拘一格,因需盈縮;“方以智”謂體例相對固定,規范但缺少變動。章氏梳理了自先秦以至漢代的史書體例演進線索,歸納為“《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啊渡袝芬蛔兌鵀樽笫现洞呵铩?《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盵2]39-41又云:“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為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后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于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于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穼W之失傳也久矣?！盵2]45“紀傳之最鄙者,如《宋》《元》之史,人雜體猬,不可究詰,或一事而數見,或一人而兩傳,人至千名,卷盈數百?！盵2]426章學誠將富于活力的“體圓用神”原則稱為“腐朽化神奇”,而將自馬班以降在長期保守風氣下形成的因循舊例的修史弊端比作“神奇化臭腐”[2]48。他將改革史書編纂體例的希望寄托于南宋袁樞發明的紀事本末體上,謂之“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2]49,主張應“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刪書志之名”[2]486,以開拓史書編纂的新路。

陳其泰教授解讀說,章學誠自覺運用辯證的方法和對學術發展的使命意識,以貫通上下的眼光分析了三千年史學編纂體例的起伏成敗,其對于由《尚書》變為《左傳》的編年體,由編年體到司馬遷發凡起例、紀傳表書互相配合而成的紀傳體,乃至接下來各有心裁的《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等都備加稱許,謂為“史學三長”——史才、史識、史學相結合的典范。但紀傳體沿用既久,產生積弊,后世修史者拘守成法不求發展,竟“同于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蕪濫浩瀚,冗復疏舛,使史才、史識、史學都成為史書體例的附庸。章氏綜其一生辨析體例的真知灼見,提出只有堅持“體圓用神”的精神,靈活運用編纂體例,將紀傳體與紀事本末體二者打通,既保留紀傳體范圍廣、包容性強、能反映社會多方面情狀的優勢,又發揮紀事本末體線索清楚、起訖自如的優點,才能救治帝制社會后期正史修撰體例龐雜、歷史大勢難以貫通的弊端。陳其泰教授闡發說,章氏以卓著的睿思、遠遠超越當世俗儒的見解,將諸多傳統體裁的精華吸納其中,為歷史編纂理論改革指出了新方向,其設想符合進化史觀下史學發展的階段性,是綜合探索史書編纂新體例的新突破。其雖然在當時備受非議,卻對后世有巨大的啟蒙意義。民初以后,中國史書編纂正是在此基礎上開啟了紀事本末體與西方章節體相融合的實踐,從梁啟超、章太炎編纂之《中國通史》,到20世紀末白壽彝主編之《中國通史》,體例上都受此啟發。

二、匠心闡釋章學誠對“道”的探索和重經世貫通的學風

《文史通義》有《原道》三篇,章學誠在《原道》上就提出:“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盵2]73闡明在人類社會產生之初,就存在反映陰陽輪轉四時變化的“道”了,人類即使在原始群居階段,也需要保障社會運行的基本法則,這就是作為社會規則的“道”的最初形態。而后隨著生口繁衍,社會關系越來越復雜,部落、部族、階層、等級隨之出現,“道”的內涵也愈趨豐富,仁義忠孝、刑政禮樂等各種觀念制度,在客觀需要的推動下成為現實。與否定儒家六經的神圣性一樣,他也否定“道”是由圣人天縱聰明創造出來的,認為“道”是隨著人類生產生活的演進從簡到繁的,其謂:“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為,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以而出之,故曰‘天’也?！盵2]75

章學誠還反對千百年來儒生把儒家代表人物和經書當作“道”本身的迂腐觀念,指出儒家圣賢只是對社會情勢有敏于常人的認識,經書也只是“道”的載體,其本身都不能與“道”等同。其于《答客問》上慨嘆:“嗟乎!道之不明久矣?！读洝方允芬?。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鬃又鳌洞呵铩芬?蓋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粍t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即器而明道耳?！盵2]361又言“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為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2]97?！暗馈痹⒂谟墒ベt之言構成的經典之“器”中,是“器”背后的哲理和規律;“器”作為“圣賢”思想觀念的載體,是政治與社會實踐的產物,所以其又謂“蓋以學者所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為用,亦不出于人倫日用之常,是以但見其為不得不然之事,未嘗別見其所載之道也”[2]96。

陳其泰教授在解讀中指出,章學誠《原道》三篇道出了歷史哲學中三個緊密聯系的命題:道并不玄妙,更非出自意志之“天”的神秘安排,只是調節各種社會關系的原理和法則,“道出自然”并“漸形漸著”,是在“不得不然”的客觀趨勢下形成的;作為萬事萬物運行法則的“道”,和萬事萬物的具體形式是有區別的,所謂“圣人”只是“道”的總結者和傳播者,卻并非“道”本身;“道”與事功密切相連,隨著事物的發展而發展,六經不能窮盡“道”,當世學者也應擔負起“隨時撰述以究大道”[2]106的責任,不斷總結出新的“道”。

他稱許說,《原道》三篇堪稱清代乾嘉時期歷史哲學領域的瑰瑋篇章,是章學誠對事物發展的法則性、規律性的探討,要評價章氏這一歷史哲學的價值,需將其置于乾嘉時期學術風尚和中國古代思想史演變趨勢之下,在當日士林普遍“以補苴襞績見長,以考訂名物為務,小學音畫為名”[2]503的社會氛圍下,章學誠卻勇于回應時代問題,沖破當時濃厚的脫離實際埋首故紙堆的風氣,探求作為人類社會規則之“道”的本質,努力建立新的哲學觀和價值觀。同時章氏沒有作純理論經院哲學式的玄思默想,而是把對“道”的探索與學術風氣、治學宗旨的健康偏枯聯系起來,因而其哲學主張具有鮮明的批判性、創新性和超前性。當時一些學者因為自身視野的局限,誣稱章學誠“道”的思想是孤陋寡聞的鄉曲之學,其實這正是章氏見解超出同時代人眼界的曲高和寡之處。

乾嘉時代的學者往往皓首窮經,沉浸于版本?？?、訓詁注解、排比材料、辨偽輯佚諸考據之學當中,當時號稱“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爛然如日中天”[3]53。學者們埋頭于瑣屑考證而罕言宏觀問題,也極少關心書齋里的學問能否對社會現實有所觀照。章學誠生于乾隆三年(1738),卒于嘉慶六年(1801),為典型的乾嘉時人,然而在學術追求上,卻沒有走同時代多數知識分子的道路,他反對“相與錙銖而較,尺寸以繩”[2]345的饾饤之學,秉持“識古人大體”“別識心裁”“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研究旨趣,以整體通觀的視野探究古今學問義理和學術源流,檢討流行學風與治學方法的弊端。他懷揣“茍欲有所救挽,則必逆于時趨”[4]658之念,批評脫離實際的無用空談,堅持“經世致用”是學術研究的根本,呼喚學術回應時代的需求。

章學誠在很多篇章里表達了對單純滿足于考據之學的批評,指出考據只是做學問的基礎,考據是“學問”,卻并不等于明晰古人著作之深刻含義的“功力”。他在《申鄭》篇里說:“至于辭章家舒其文辭,記誦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學,似乎小有所補,而循流忘源,不知大體,用功愈勤,而識解所至,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盵2]341他把考據比作治學的舟車,認為人要到達目的地確實需要舟車作為工具,但人不能一輩子坐在舟車中茫茫然隨波漂流,做學問確實需要以考據作為手段,然不能沉溺于考據而忘記經世濟民的目的。章學誠深諳流行學風之弊而積極要求變革,主張“君子茍有志于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于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于實用也審矣”[4]271。而《文史通義》的命名,就體現了章氏與局限于一隅的狹窄研究路數迥然有別,他強調“通”,橫向上突破經、史、子、集的畛域區隔,以打通整個文史領域作為著述的宗旨;縱向上則繼承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傳統,做貫通古今的宏觀思考;而其最鮮明的旗幟是“義”,與醉心訓詁考據之學大異其趣,他主張要以思想、觀點、哲理作為文史研究的主線,以經世濟民為治學根本精神,謂“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2]96。

陳其泰教授解讀指出,章學誠重貫通經世的精神和對當時學風弊病的針砭,是對清初進步思想的發揚,他繼承顧炎武等思想家的旗幟,倡導學術要緊密聯系社會生活,批評當時學者埋頭考據,把“功力”當作“學問”,對書齋之外的國事天下事漠不關心,是背離了學術經世濟民的終極關懷。乾嘉考據之學固然有其價值和成就,但對原始資料的整理與提煉出思想精品之間有本質的不同,文史之學向來承擔著明得失、知興替的社會功能,學者如果研究領域過于偏狹,宏觀視野欠缺,不關注重大社會事件和基本理論問題,學術就會喪失應有的精神境界和自己的價值。清朝從乾隆后期起,社會危機就不斷暴露,知識分子躲進象牙塔里埋頭玩味饾饤考據,是脫離現實和逃避社會責任。章學誠在學術方向、治學方法和價值認識上,都與當時自炫所得寸木、滿足細小收獲的考據學風大相徑庭,對后者的批評既堅決又切中肯綮,顯現出強烈的學術使命意識,開啟了“后乾嘉之學”。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稱贊章學誠的思想為晚清“思想解放之源泉”[3]50,實為切中了要害。

三、獨具慧眼闡發章學誠教育思想

學術界對于章學誠在文史評論領域的造詣尚有論述,但對他的教育思想,卻幾乎無人論及。章氏在寫給子女的家書、與友人的通信、對學生弟子的寄語中,不時以浸潤情感的筆墨,談及自己治學的經歷和方法,教育子弟為學,既有作為尊長對后學的語重心長和殷切希望,也有朋友式的循循善誘和諄諄囑咐,還饒有興致地談論自己的生平經歷、學術淵源、與當世學者的交往、治學經驗,以及對當世學風的看法和對學術未來的愿景等,別開生趣。與其在史學評論上別出心裁一樣,在教育上他也和當時畸重死記硬背八股經典的師長有異,倡導因材就學,學貴思考。

比如在家書和與友人的通信中,他都主張為學要以個人興趣愛好為出發點,學術方向要同本人的氣質稟賦相契合,因為花費同樣的功力,效果卻是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謂“至功力所施,須與精神意趣相為浹洽,所謂樂則能生,不樂則不生也”[2]515。他舉自己有成就的領域為例:“吾讀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潛不足,故于訓詁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前人所未到處?！盵2]510其也舉家族子弟的例子說明有必要因材施教:“幼子今年十二,孤甥今年十四歲矣,天資俱不敏于誦讀,……然喜弄筆墨,鄙人不甚禁之。聞講《孟子》,便擬《孟子》問答文字;聞講《毛詩》,便擬四字斷句韻語;此則天資之可造者?？制湟子诔烧?故欲培其本質?！盵4]733他還告誡子弟做學問要保持淡泊從容的心態,因為精妙的理解和超常的領悟,往往是出于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刻意為之,反倒會事與愿違,其謂:“天下至理,多自從容不逼處得之,矜心欲有所為,往往不如初志?！斒蛊饺沾诵臅r體究于義理,則觸景會心,自有妙緒來會,即泛覽觀書,亦自得神解超悟矣?！盵2]497-498而對于前輩學者自述的治學經驗,他認為不可盲聽盲信,應聯系實際情況有鑒別地吸收,因為“人之才質,萬變不同,已成之才,推其何以至是,因而思所效法,道亦近矣,然有不可據者,不容以不察也”[2]525。

在為學方法上,他提醒子弟應目標專一,一旦選定目標后就要堅持不懈:“夫學貴專門,識須堅定,皆是卓然自立,不可稍有游移者也?！盵2]515但行進在達至目標的路上,卻要注意節奏,張弛有度,不需用力過猛,其以長途挑擔作比喻,謂:“學以至道,猶荷擔以趨遠程也,數休其力而屢易其肩,然后力有余而程可至也?！盵2]515他同時指出讀書要步步留痕,勤做學術札記,隨時記錄心得,既避免學術靈感轉瞬即逝,亦在靈感落實為文字的過程中加深思考,其謂:“札記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記,則無窮妙緒,皆如雨珠落大海矣?！浿?則不至于漫不經心。且其所記雖甚平常,畢竟要從義理討論一番,則文字亦必易于長進,……札記之功,日逐可以自省,此心如活水泉源,愈汲愈新,置而不用,則如山徑之茅塞矣?！盵2]498

陳其泰教授在章學誠卓著的文史理論之外,獨具慧眼注意到了他的上述教育思想?！墩聦W誠遺書》中共有7篇家書,陳其泰教授的“解讀”有意識地收錄了其中的6篇。對于章學誠提出的選擇學問領域要出自天然性情、學貴專精、張弛有度、勤于札記等建議,陳先生極富有同情之理解地評價為治學箴言,謂此乃章氏總結生平經驗所得,極為精要,年輕學者如用心踐行,必有效驗。章氏長期思考如何讓子弟后學少走為學的彎路,但他不做空洞玄虛的高論異說,使聽者無法比照,而是通過結合切身經歷,娓娓道來,饜心入理,讓讀者通過親切有味的例證獲得有益的啟示。其以“性情”為基礎,因材施教、因材治學的教育觀,是《文史通義》全書理論創造的核心命題之一,挑擔趕路諸比喻,看似平白淺易,但哲理深刻。而強調隨時通過札記記下讀書所獲和思考心得,是積累思想、智慧的有效途徑。對于章學誠自述于乾嘉考證之學如日中天之際仍堅持探求“自得之學”的學術風骨,陳其泰教授感喟人處于社會環境當中,是很容易受流行價值觀的影響而隨波逐流的,章學誠逆于時趨不墜青云之志的治學態度,對于當今青年學者的成長亦有指導意義。

《文史通義》在橫向上打通了文史區隔,在縱向上貫通了上下古今,梳理了中國傳統學術的精華,氣魄宏大,眼光超前。陳其泰教授的解讀帶領讀者提綱挈領地抓住了該書的精要,令清代思想家章學誠及其書作在史學理論領域繼承往哲、回應時代、預示未來的寶貴價值畢現。章學誠于當時是一位艱難的獨行者,在學術界很寂寞,不被理解和接受,他曾自言“反而四顧,知己落落,不過數人,又不與吾同道”[2]503,但他對自己所確立的治學宗旨又有充分的自信,自謂“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后世開山”[2]502,“至于史學義例,校讎心法,則皆前人從未言及”[2]503。他相信百年之后有人會像欣賞杜甫的詩歌一樣欣賞他的著作,而他的著作也同老杜的詩一樣沉郁深刻,一樣帶著艱苦探索經世濟民之路的重大責任感。學界以往對于章學誠的研究或停留在胡適、梁啟超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已做的評價,重復“‘六經皆史’拓寬了史料范圍”等舊識,或套用某些西方歷史哲學家看似新穎但不一定符合章學誠思想實際的解說,對其思想觀念的超前性沒能做到系統考究。陳其泰教授將章學誠及其著作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從多方面理解其價值和意義,以多樣的研究方法、豐富的研究視域、精細的研究內容,系統地闡釋了這部經典。

需要特別提到的是,作為史學理論名家,陳其泰教授不僅在對《文史通義》所包含之史學理論的提煉鉤沉上獨具匠心,對書中內容的考證注釋也投入了大量功力:對關鍵字詞逐字逐句訓詁解釋,對主要文句含義的申講明白曉暢,尤其對于章學誠書中引用的上下千年的典章故事,一一作了史源學回溯,以幫助讀者打破閱讀時對典籍不熟的迷障。比如章學誠在《答客問》下篇闡述著史者不應拘泥于自己所設定的義例圍繞既定范圍刻板成書,而應多方搜求史料以備選擇時,使用了“一目之羅,得鳥無日”的典故,陳其泰教授注釋曰:“這好比是張開只有一個網眼的羅網,是永遠捕不到鳥的?！Z出《淮南子·說山訓》:‘有鳥將來,張羅而代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得鳥無日矣?！盵2]390再如在《史篇別錄例議》篇里,章學誠提到“劉知幾之譏范史也,謂其列傳題目全錄姓名,歷短行于卷中,叢細字于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标惼涮┙淌诓粌H注出“語出劉知幾《史通·題目》:‘至范曄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于卷中,叢細字于標外?！?而且還根據當前通行本古籍的刊印情況補充曰:“‘始全錄姓名,歷短行于卷中,叢細字于標外’的做法,目前通行的中華書局標點本《后漢書》目錄中已經編者‘重新編目’而看不到原樣,只有‘其子孫附出者,注于祖先之下’保存下來。如卷二十三《竇融列傳》首列竇融,然后分列子弟固、曾孫憲、玄孫章,諸如此類?！盵2]429指出當代經過整理的《后漢書》與章學誠時代仍較為原始的面貌已經有所不同,避免讀者在發現文獻有異時產生疑惑。這種鉤沉發覆辨偽存真的態度,實與章學誠倡導的既注重對史料典籍有扎實掌握的“功力”,又注重跳出史料本身從大局著眼抓住學術大勢的“學問”的做法一脈相承,可謂親身踐履和印證了章學誠的精神風格與學術志向。

陳其泰教授自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關注章學誠及《文史通義》,1988年寫了有關《文史通義》的第一篇研究論文《〈文史通義〉:傳統史學后期的理論探索》,以后幾十年間又陸續發表了《〈文史通義·說林〉篇的史學價值》《“體圓用神”——〈史記〉編纂體例、結構的匠心運用》《歷史編纂的理論自覺——〈史通〉、〈文史通義〉比較研究略論》《論章學誠對歷史哲學的探索》《章學誠:“道”的探索與歷史編纂的革新》《章學誠對“道”的探索及其時代意義》(1)參見《史學史研究》1988年第3期、《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21年第2期、《理論與史學》第1輯、《人文雜志》2010年第3期、《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4期、《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河北學刊》2012年第1期等。等文章,他高度認同章學誠在史學理論上的成就,認為其不僅以深邃的思想和卓異的學風在乾嘉時期獨樹一幟,出色的文筆在清代的學術散文里也堪稱翹楚。對《文史通義》進行精微解讀和系統闡釋,形成一部兼具思想性、學術性和大眾性的著作,是陳其泰教授的夙愿。

據陳其泰教授介紹,“解讀”一書的集中工作時間是2020年初到2021年6—7月間,前后約一年零八個月。這一年零八個月對他來說非常不平凡,每天上下午和晚上都連續工作,無一日停頓,晚上一般會工作到午夜,精力高度集中,完全沉浸在學術創造的昂揚激情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幾乎忘記了自己已經是80多歲的耄耋老人。2020年底,筆者參加中國歷史研究院在北京順義召開的史學理論研討會,期間拜望陳其泰教授,老先生津津樂道的也都是正在撰寫中的“解讀”一書,對這一學術課題的深厚感情和對追求學問的矢志不渝溢于言表?！敖庾x”一書而今已呈現在讀者面前,作為陳其泰教授深耕多年的心血之作,其突出的創新性,對于當今建設史學理論領域自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都有重要意義,其不僅是“百部經典”中的精品,也堪稱章學誠思想研究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