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訪章學誠及其弟子史致光

張 峰, 孫澤涵

(西北大學 歷史學院, 陜西 西安 710127)

章學誠是傳統社會后期在史學理論方面取得卓越建樹的史學家。長期以來,中外學界對章學誠及其《文史通義》相繼作出了很多探討,取得了可觀的成績。重訪章學誠的學思歷程與學林網絡,發現他與弟子史致光交流密切、互動頻繁。循此線索,不僅可以勾勒出史致光這位被學界估計不足的人物,而且可以考察在章學誠的學問不為時人理解的時代,他的學術思想、教育思想是如何傳播的,進而有助于復原乾嘉時代學術史上這段被遮蔽的史實。

章學誠生逢考證學如日中天的乾嘉時代。其時,考證學風披靡學界,人人趨之若鶩,正如梁啟超所言:“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燦然如日中天?！盵1]學者以考證作為治學門徑,認為學問舍此別無他途,殊不知對于枝節問題的考證,已被他們視為治學的目標。章學誠因不善考證,常被同時代人“視為怪物,詫為異類”[2]801。但他頂住外界壓力,獨樹一幟,逆于時趨,艱難獨行,敢于批判煩瑣考證的不良學風,從事“舉世所不為”[2]817的理論探索工作。他深知,僅僅依靠一個人的力量很難力挽狂瀾、匡正時弊,于是他希望構建“吾黨”(1)如章學誠在《與邵二云書》(《文史通義》外篇三)、《又與朱少白》(《章學誠遺書·佚篇》,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與《與王春林書》(《章學誠遺書》卷二十九《外集二》)等書信文獻中,均使用了“吾黨”一詞。,壯大隊伍,有更多的同道與他一起形成一個學派。章學誠所說的“吾黨”,成員主要包括邵晉涵、史致光、章宗源、章正甫、朱錫庚等人。其中,史致光作為章學誠之弟子,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高中狀元,頗受章氏青睞。章學誠在與朱錫庚談及洪亮吉彈駁其文史之事時,認為洪亮吉的這些辯駁文字即便成書于自己身后,也無需擔心,因為在章氏看來,“兒輩力量,尚能駁正”。章氏此處所提“兒輩”,即是平日聞其教導的史致光。[2]779可見,在章學誠的心目中,史致光繼承了自己的學術衣缽,因此對其極為器重。

一、學術暗流的傳遞

章學誠一生“知己落落,不過數人”[2]817,史致光即是其中之一。章學誠每有學術新作,便抄寄史致光,并囑咐“足下觀之可耳,勿示人也”[2]690。久而久之,章學誠“凡論文之言,俱匯史余村處”[2]808?！段氖吠x》中現存五封章學誠寫給史致光的書信,其中所論內容不僅折射出章、史二人的學術交誼,而且還涉及章氏治學的新見與創獲、與乾嘉諸老的交鋒、對于當時學術風氣的評騭,以及自身學術主張不為學界理解的苦悶。

師生之間的交往,往往以請教問學為主要內容,章學誠與史致光的書信往返亦不乏此類議題。如史致光曾致函章學誠,“欲學古文,苦無題目”[2]720,請章學誠予以指導;章學誠也曾結合自身的治學經歷,教導史致光“為文不可不知師承,無師承者,不能成家學也”。怎樣才能做到文自成家?章學誠對史致光說:“夫為文欲自成家,初非專法一家,非謂古人不足學也,師主于一,則耳目心思自有所范圍而成功易也?！盵2]688在問學之外,師生之間亦有學術辯難。乾隆五十三年(1788)歲暮,章學誠“到武昌,投畢沅于督署”[3]。翌年,章氏撰有《原道》等文,意在闡釋作為“哲學根本和理論核心的‘道’”與“人類社會演進法則的‘道’”是怎樣產生、如何演變,以及“道”與學術之間的內在關聯。[4]此時,史致光正擔任湖北鄉試正考官,因此得覽《原道》諸篇文字。他評價章學誠“《原道》諸篇與《通義》他篇不類”,認為此文沾染“宋人習氣,不見鮮新”。為此,章學誠解釋說,因為《原道》篇名在前人著述中疊見層出,致使史致光等學術知己“見題襲前人,遂覺文如常習”,然而在問題闡發上,“其所發明,實從古未鑿之竇”[2]717。章學誠正是在與史致光交流為學之道中,傳遞了他的學術主張與創新之見。

在章學誠與史致光的學術互動中,亦可管窺章氏通過辨析乾嘉諸老觀點、批評學界不良風氣以傳達自身學術見解的現象。乾隆五十五年(1790),章學誠與段玉裁在“神交之久”后得以相見。段玉裁在寫給邵晉涵的信札中稱譽章學誠“于史學,可謂得其本源”[5]。章學誠也說:“通人如段若膺,見余《通義》有精深者,亦與嘆絕?！钡嵌斡癫脜s又不無遺憾地指出章學誠《文史通義》中的若干“文句有長排作比偶者”,其間混雜了“時文句調”。章學誠對于段玉裁的批評很是不滿,遂致信史致光申明其學術觀點:“夫文求其是耳,豈有古與時哉!即曰時文體多排比,排比又豈作時文者所創為哉!使彼得見韓非《儲說》、淮南《說山》《說林》、傅毅《連珠》諸篇,則又當為秦、漢人惜有時文之句調矣。論文豈可如是!此由彼心目中有一執而不化之古文,怪人不似之耳?！盵2]690章學誠有著卓越的史識,他不同于許多沉迷于補苴襞績的考證學者。在舉世不談學術經世的時代背景下,他一再向史致光強調,文章是“經世之業”,立言要“有補于世”;批評當時學者討論學問“不求心術”,不知“何者為學為問”,所以他們也不知道從事學問“又將何所用”。實際上,章學誠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考證學風盛行的學界,眾多學者循風治學,卻不解治學的旨趣。他又向史致光說道:“近三四十年,學者風氣,淺者勤學而闇于識,深者成家而不通方,皆深痼之病,不可救藥者也?！彼源髡馂槔?指出“乾隆年間未嘗有其學識,是以三四十年中人,皆視為光怪陸離,而莫能名其為何等學;譽者既非其真,毀者亦失其實”,認為戴震“學識雖未通方,而成家實出諸人之上,所可惜者,心術不正”。他同時告訴史致光,自己寫有討論戴震學問的專篇,析論深細,不是“好辨”,也“無私心勝氣”,只是對于戴震學問的評析,關乎“世道人心”和“名教大義”,不得不辨,但他又“恐驚一時之耳目”,所以并未將辨析戴震的專文“舉以示人”。[2]686從此信可以看出章學誠敏銳的學術洞察力和自覺推動學術前進的使命感、責任感,同時也間接地反映出他這套學問并不為時人認可,所以只能向史致光等人傾訴心聲,私下流傳。

章學誠一生研討史書體裁義例,并將研究心得付諸修志實踐。乾隆五十五年,他在完成《亳州志》的編纂之后致信史致光,言其“近撰《亳州志》,更有進境”,主要體現在他于《亳州志》編纂時借鑒了班固《漢書·古今人表》的做法。他強調,“班氏《古今人表》,史家詬詈,凡如眾射之的;仆細審之,豈惟不可輕訾,乃大有關系之作,史家必當奉為不祧之宗”,認為“此例一復,則列傳自可清其蕪累”[2]689。章學誠的學術創新見解,在當時不僅未能獲得學界認可,反而成為眾矢之的,正如他給汪輝祖《史姓韻編》作序時,提出“史家急復班固《人表》之例,以清列傳”的觀點,結果“聞者多大笑之”;他在《湖北通志》的編纂中亦用此例,結果亦“為眾射之的”[2]764。究其原因,在于當時學者不滿班固強分古今人物為九品,且多以靜態眼光看待《漢書·古今人表》,認為斷代史中置以通史體例,尤其是名為《古今人表》,卻不載漢代之人,頗為不倫。于是,千百年來,班固《漢書·古今人表》一直成為史家詬病的對象。清代學者不察志書編纂的實情,遂譏章學誠在修志實踐中借鑒《古今人表》,實受思維定式影響,這也同樣表明了章學誠的諸多學術創新觀點,不為時人所解,只能作為一種暗流在史致光等“吾黨”人員之間加以流播。

盡管史致光寫給章學誠的函札今不可見,無法全面復原兩人的學術往來,但是從章學誠寫給史致光及其他師友的書簡中,依然可以體現師生二人深厚的情誼,以及章學誠學術思想的暗流涌動與向下傳遞。

二、史致光的政治人生

在章學誠的學林網絡中,史致光顯然占有重要的位置,然則對于史致光其人其事,學界卻缺乏相應的認知。今以《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史致光傳》為基礎,參以其他文獻,勾勒史致光生平事跡,借以窺探其政治人生。

史致光(1752—1828),字漁村,一作余村,浙江山陰人,早年曾跟隨章學誠學習,后由拔貢生選湯溪縣教諭。乾隆五十二年,史致光高中狀元,被授予翰林院編修。據文獻記載,史致光祖母周太夫人早寡,喜行善事,族人因爭葬墳山,幾乎釀出人命,后經史氏祖母出資將此事和解。史致光赴京參加會試,夢見神仙托夢言:“爾祖父救活人命,陰德不輕,故列爾名于榜首,以示果報,汝若再能謹慎承家,則前程不可量矣,揭曉有名及臚唱果第一?！盵6]這一記載,顯系史致光在考中狀元之后民間的附會之說。

史致光及第之后,仕途得志,扶搖直上,乾隆五十四年(1789),充任湖北鄉試正考官;五十八年(1793),授云南大理府知府。嘉慶元年(1796),史致光調云南府;十年(1805),升鹽法道;十九年(1814)五月擢按察使,六月調貴州按察使,十一月升布政使。嘉慶二十二年(1817),史致光由貴州布政使升任福建巡撫。這一時期,直隸天津水師為了充實自身力量,總兵許松年奏請調撥福建營兵中能充任舵繚斗椗和善泅者200人前往支援,同時要求營兵攜帶家屬,以免思鄉心切。史致光認為,許松年的提議勞民傷財,不宜施行。首先,他從地理區位與氣候差異上分析說,福建水兵及其眷屬“生長南方,不耐寒沍”,不適應天津冬天的嚴寒氣候;其次,“兵眷多者每至十余名口”,因用一兵而責令全家俱徙,不僅耗資巨大,而且讓這些水兵的眷屬棄其廬墓、親戚,闔門遠徙,未免瞻前顧后,各有隱衷。因此,他偕總督董教增、提督王得祿上奏建議:從天津本地招募善操舟者,由福建水兵訓練三年,待天津所募兵丁習知操駕,即將福建水兵撤回;儻有愿留天津營者,則聽其自然。此奏體現了史致光從實際問題出發,不盲從聽信和對兵民的體恤,因此獲得批準。

改革鹽務弊端,一直是史致光關心的議題。嘉慶二十三年(1818),正值史致光執掌福建巡撫期間,他偕同閩浙總督董教增共同整頓鹽務。他認為,福建省鹽船向來由浦下、西河、石碼三關驗掣,但自前督臣汪志伊奏裁各關驗掣大使、委以他官兼任之后,導致鹽船抵關不能隨時抽查核驗,因為兼管各官均有地方之責,無暇顧及,于是他們委托胥差負責,由此造成夾帶偷漏;加之私梟充斥,額引滯銷,以致弊端叢生。在史致光看來,這一切均是“由各關無專員稽察所致”。于是,他奏請恢復舊設所缺驗掣大使。針對鹽場分布密集、畫疆而理且“多設書役哨捕,徒滋煩費”的弊病,他請求合并臨近鹽場,并將一些鹽場繁缺改為簡缺。同時,史致光指斥前督臣汪志伊厘定鹽務章程過于苛刻,致使官商各幫倍形竭蹶。推導其因,主要有二:一是“裁革團秤而又不加給耗鹽,故虧折甚大”;二是“折合篷擔而又飭收回代額,故賠累難堪”。史致光分析說,福建省配運鹽斤本用團秤,團秤100斤折申砠秤130斤至五六十斤,申出的30斤至五六十斤,主要用于抵價折耗,這也是過去百余年中官民相安的奧秘。因為官辦各幫課額重大,會從中酌撥若干分飭西路商人代為銷售,而西商也很情愿代勞,緣由在于官幫課輕,西商課重,商代官辦可從中獲利,故而團稱、代額兩項措施是官商賴以調劑、共融的中介。但自汪志伊奏請“裁團秤”和“將西商代銷官幫引額令各縣收回自辦”之后,官商之間的平衡被打破,尤其是“以擔引折成篷引,計百斤之鹽僅折給四十一斤有零”,導致西商無利可圖,裹足不前,不少商人因此破產,而官運各幫更是“積今五載,顆粒未銷”,因而各官皆視鹽缺為畏途。此外,閩鹽運輸分東、西、南三路,西北依山,東南濱海,沿途有海耗、河耗、倉耗等各種損耗,所運食鹽經過多日抵達之后,未能及時銷售,仍需倉儲守候,因此損耗更大。史致光實地考察廣西等70余埠實情后,建議參照其例,加貼鹽耗、整頓西商勻代、免其折合篷擔,如此方可使國課“可期無缺”,同時使官商皆從中獲利。

嘉慶二十四年(1819),史致光調任云南巡撫。翌年,他鑒于云南安寧井“鹵源渙散”的現狀,偕同云貴總督伯麟奏言:將對安寧井的征課項“遞年短少”,若不量為酌減,則“必致欠課”。在奏言中,他進一步強調,瑯井煎鹽征銀16 337兩有余,核之瑯井現在情形,僅可收回課銀2 000兩,而石膏箐井頻崴溢銷,可撥補瑯井6 000兩,此外尚有8 300余兩不能收回。在這種情況下,對于無力納課的瑯井應責成安寧等產量高的井予以煎辦。史致光在擔任福建巡撫和云南巡撫之前,曾任職云南鹽法道九年,掌管督察“場民之生計,商人之行息,適時平其鹽價;管理水陸挽運,計其道里遠近,稽察往來時間,定其鹽價之貴賤”[7]。這種政治經歷,使他對于鹽務運轉及其利弊洞若觀火,關注有加,其改革建議自然得以獲批實施。史致光也因治理云南有功,而被嘉慶帝擢升為云貴總督。

道光元年(1821)正月,云南永北廳土司所屬苗民與漢民因典地而發生沖突,后永北廳苗民又與云南接壤的四川大姚苗民共同起事,致使沖突愈演愈烈。道光帝命前督臣慶保、史致光與呢瑪善等人聯合鎮壓起事苗民,歷時四月有余,方平息起義。為防止沖突再起,道光帝命史致光“馳赴永北,著悉心體察情形……酌定章程,務令漢民、苗人俱各心服,庶可杜絕爭端,為一勞永逸之計”[8]。史致光遵照道光帝的旨意,從化解民族矛盾與加強民族團結的角度,制定了善后事宜14條,其中一些條款,如漢民典賣苗田皆令過戶、禁土司陋規荷派、裁革永北土司屬下行捕冗役、禁客民扣留苗人牲畜、嚴禁師巫左道等,對于緩和永北地區漢族與少數民族的緊張關系、維護區域穩定與安全,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同時,史致光又奏請免除嘉慶二十五年(1820)分派給永北、大姚2廳縣額征條公耗羨銀兩,將武定、元謀等25廳州縣額征條公耗羨銀兩免除十分之五,將昆明、呈貢等34廳州縣額征條公耗羨銀兩免除十分之三。此外,他基于鄧川州和鶴慶州孝廉村等64村因災歉收的實情,復請豁除這些地區應征銀米。對于史致光這些惠及民生的奏議,道光帝都一一“從之”。

為了提升云南省的治理效能,史致光于道光二年(1822)劾奏將“才不勝任及老邁庸劣”的官員“休致革職,改補有差”,其中涉及官員有云南麗江府知府溫之誠、晉寧州知州彭習恒、陸涼州知州世永署、廣西州直隸州知州周兼棨、永善縣知縣洪其照、太和縣知縣葉芳模等。經此改革,裁汰庸員,任用賢能,提高了政府機構的工作效率與基層社會的治理水平。他任職云貴總督期間,深入群眾,體察民情,在獲悉永善縣金沙銀廠自嘉慶十六年(1811)以來“廠衰課縮,爐戶僅能完納正課”而無力“捐解藩庫”后,奏請“自道光元年為始,免征金沙廠歸公銀兩”,道光帝允許了他的奏請。(2)參見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一百六《卿貳六十六·史致光》,光緒十年(1884)湘陰李氏刻本,第1—9頁。道光三年(1823)正月,史致光被調回京城,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官至從一品。半年后,他因病辭職,回歸故里,卒于道光八年(1828)。

史致光在為政期間勵精圖治,兩袖清風,其鄉邦李慈銘認為“國朝先達,德行事功,多有可紀”,而史致光之“清節”尤為“顯貴”。[9]這是對其為官四十載克己奉公形象的真實寫照。然則,為官之后的史致光,身為境累,疲于應酬,不復能力于學。章學誠時時為之憂心,也曾因此去信勉勵,強調“學問之事”“不宜中輟”,“如云今困于世,姑且止之,俟他日償其夙愿,則夙愿將有不可得償者矣”[2]691。章學誠的另一位學術知己邵晉涵成名之后,同樣“困于應酬”。章學誠在與其討論治學時說:“仆能撰著于車塵馬足之間,足下豈不可伏篋于經折傳單之際!”并囑邵晉涵將此言示于史致光,“策以及時勉學,無使白首無成,負其靈秀之鐘,而與世俗之人歸趣不相遠也”[2]665。這些言論,都反映了章學誠對史致光的殷切期望。

三、章學誠的教育理念

史致光人生軌跡的轉折點始于他高中殿元,而作為其師的章學誠,也因此被坊間傳為有“秘本擬策”[2]803,可供科舉士子所資。此雖為訛傳,但從章學誠教育弟子的言論中,也傳達出他不同于流俗的教育理念及科舉觀。

章學誠久經科場,自謂“庚辰以后,七應鄉試”[2]804,“屢困棘闈,晚登甲第”[10]168。早年的他,常常表現出對科舉之業的熱衷追求,這一方面源于知識分子“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另一方面則與章學誠生活窮困潦倒,想借科舉出仕,以此改變生活境遇有關。乾隆三十年(1765),28歲的章學誠開始跟隨朱筠問學,當涉及科舉時文時,朱氏語云:“足下于此無緣,不能學,然亦不足學也?！闭聦W誠則答曰:“家貧親老,不能不望科舉?！盵2]695乾隆三十七年(1772),章學誠在寫給朱春蒲的信中說道:“學誠家有老母,朝夕薪水之資不能自給。十口浮寓,無所棲泊?！盵2]753在寫給其他師友的書信中,也隱約可見其生活的窘迫,以至常年輾轉各地書院講學,“坎坷潦倒之中,幾無生人之趣”[2]691。隨著章氏學識、閱歷的增長,他的科舉之路也由此改觀。乾隆四十二年(1777)秋天,他第五次應鄉試中舉;翌年,在會試中名列二等第51名。章學誠雖考中進士,但“自以迂疏,不敢入仕”[10]168,仍以講學書院為業。長期的科考經歷,使章學誠積累了豐富的科考經驗,他將這種經驗貫徹于書院講學與培養弟子的過程之中,收到了明效大驗,其中史致光狀元及第即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在章學誠遺留下來的文字中,能夠反映他教育理念的文章不在少數。如乾隆四十二年,他主講定州定武書院,撰有《定武書院教諸生識字訓約》《與定武書院諸及門書》;乾隆四十六年(1781),他主講肥鄉清漳書院,先后撰有《清漳書院會課策問四書大義六道》《清漳書院會課策問》《清漳書院留別條訓三十三篇》;乾隆五十年(1785),他主講保定蓮池書院,撰寫了《論課蒙學法》。在這其中,《清漳書院留別條訓三十三篇》,“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較為全面地反映章氏在教育方面的各種主張,諸如教育目的、教育內容、教育方法等”。[2]625從章學誠討論教育的文字中,可以覘視他將學術識見與科舉對策相互融通的獨特人才培養理念。

在章學誠看來,應對科舉考試要有自己的學術識見。他強調,科舉之文應兼采理法、氣機與詞采,三者缺一不可,而這三者恰恰對應著劉知幾所謂的“才、學、識”三長,其中“氣機本于才”,“詞采本于學”,“理法本于識”。從“才”“學”“識”三者的遞進關系來看,“學”可以養“才”而練“識”?？婆e士子只有心中有了真正的識解,才能因應科考策問的“千變萬化”,從而做到“一以貫之”;如果心中“無真識”,只是刻意“仿摹形似”,最終“勞苦而鮮有成功”。那么,如何能夠做到由“學”及“識”呢?章學誠認為“博學”是產生識見的必由之路,“守約”是檢驗識見的重要標準。所謂“博學”,即廣泛閱覽、誦習先輩成文,諸如名門大家房行窗稿、程墨試牘,少則三數千篇,多至萬余篇,分析辨其派別,錯綜通其變化,猶如山必積高而后能興云雨,水必積深而后能產蛟龍,所以一個人的識見來源于廣博的閱讀與日常的積累,此即章氏所謂:“積累不多,則神明變化不出,而數易盡也?！薄安W”是路徑與手段,最終的結果是要“守約”。所謂“守約”,即將自己通過廣泛閱讀而形成的識見,運用于揣摩科舉之文,揣摩熟而變化生,使“一字一句皆從己心迎拒而去”,由此行成的舉業文字,即便是一篇、一句,也“終身運用不窮”,起到“什一而可當千百之用”的效果。[2]613-616

章學誠指出,科舉策問是考察士子學殖的方式之一,需要科舉之士將學問之道融會貫通。反觀當時“科舉之士,學不素豫,則取坊刻策括,擇與近事相關合者,記其名數,臨場如款以對”。章學誠認為,“科舉策問,本無一定”,而科舉之士的對策卻千篇一律,缺乏新意,只能回答出題者所問,而無法對出題者策問的深意作出解讀,因而也就難以告往知來,一隅三反。故而,他告誡參與科舉的士子一定要學有專長。他以自身科考策對經歷為例,強調自己七應鄉試以來的所有對策,皆與“平日口談以及筆存著述相為呼吸發明”[2]803-804,因此可以說他將科場策論與個人學術主張相互融通,取得了科舉考試的成功。

然而,在那個特殊的時代,章學誠的學術觀點并不被世俗所理解,這導致應考少年弟子向其問學者多,而信其學說者少。其間,唯有史致光與章學誠之族子章廷楓對其教育理念深信不疑。在當時,史致光與章廷楓向章學誠問學,世俗之人皆言聽信章學誠的學說“即為不祥之兆”,“必將終身蹭蹬”。史、章二人雖然面臨著巨大的輿論壓力,但是在讀書與應考上始終遵循著章學誠的指導,不為所動。在科場上,他們“廷對敷揚,往往有其緒論,又皆為大臣激賞奏名,或擢大魁,或不免于知縣”[2]805。這也說明,在科舉時代,章學誠打通應試教育與個人學術識見之間的壁壘,將二者融為一體的教育理念是行之有效的。

結語

章學誠一生矢志學問,孜孜不倦地對“道”進行探索、對史法義例和校讎心法進行研究,然其見解觀點“與一時通人全不相合”,以至于他的學術主張和教育理念猶如一股暗流被時代之光所遮蔽。正是在這樣苦悶的學術環境中,他意欲聚攏志同道合之士,構建自己的學派,將史致光視為“吾黨”重要成員之一,并期冀自己的學問能夠通過史致光等弟子彰顯于后。他說:“每念古人開辟之境,雖不知歿身之后,歷若干世而道始大行,而當其及身,亦必有子弟門人為之左右前后而道始不孤?！盵2]817然則,史致光因牽于官守,不僅未能在學術上有所建樹,而且也未能將章學誠的學問發揚光大。

從現有的文字來看,章學誠在友朋的書信中,屢屢提及史致光,并對其寄托厚望,但史致光在章學誠去世之后卻很少提及業師的名諱,也未能將自己匯聚的章氏文稿出版成冊。章學誠一生探討義理,針砭時弊,生前不為人知(3)嘉慶二年(1797),章學誠在寫給朱筠之子朱錫庚的信中提及,阮元在河南任職時,曾致信洪亮吉言:“會稽有章實齋,所學與吾輩絕異,而自有一種不可埋歿氣象,不知是何路數,足下能定之否?愚意此亦一時之奇士也?！闭聦W誠不無感慨地說:“諸君至今不知鄙為何許人矣?！眳⒁娬聦W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外篇三《與朱少白書》,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87—788頁。;而史致光一生官運亨通,聲名顯赫,生前位極總督。人生路向的不同選擇,也為他們逝后的影響埋下了伏筆。時至今日,章學誠的學術思想已從暗流轉為主流并大放異彩,而史致光的政治人生卻鮮為人知。兩相比較,不啻云泥之別。

(本文在撰寫和修改的過程中,多次得到恩師陳其泰教授悉心指導,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