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和奈格里的“共同體”思想

王惠 張三萍

［摘要］在全球化趨勢不斷加強，民族國家主權日趨衰弱的背景下，哈特和奈格里從資本主義的批判中探索未來共產主義籌劃。哈特和奈格里尋找反抗帝國的力量，提出從生命政治生產面臨的管控和危機中尋找激發共同體的力量。諸眾作為新的革命主體，在抵抗資本的剝削中，成為構建共同體的主體力量。共同性作為諸眾共享的共同財富，是構成共同體的本質特征，其具有兩面性，也會受到腐化，為抵抗共同性腐化，諸眾通過對共同性的甄別、出走等策略邁向新路徑。愛作為共同體的重要力量，統合所有要素發揮力量，構建新的大同世界。哈特和奈格里的共同體思想體現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共同體的籌劃，但是他們的共同體思想還只是將其涂滿烏托邦色彩，并沒有找尋到現實的道路以通往真正的大同世界。

［關鍵詞］共同體；共同性；哈特和奈格里；生命政治；諸眾

［中圖分類號］B15［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2095-0292（2024）01-0008-04

［收稿日期］2023-10-11

［作者簡介］王惠，武漢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張三萍，武漢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哲學博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新儒學。

哈特和奈格里作為當代西方激進左翼代表人物，有著豐富的政治運動經歷，他們從上個世紀的革命者轉化為21世紀的觀察員，本著對資本主義批判研究的態度完成了以《帝國》、《諸眾》、《大同世界》為代表的帝國三部曲?！肮餐w”便是出自哈特和奈格里帝國三部曲，起初哈特和奈格里寫作《帝國》的動機出于冷戰結束后出現的公認事實——全球化，從初步創作《帝國》之始，到《大同世界》的完成，他們提出在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化過程中逐步發展和顯現出一種全球金融資本的發展現象，當代世界是一個由多種力量相互交織的新的主權形式構成，并把這種形式稱之為“帝國”，正是在對帝國一系列問題的探討中，哈特和奈格里基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提出了諸眾、共同性、愛等概念，尋求抵抗帝國統治的各種革命力量，找到新的籌劃——共同體。隨著對資本主義的進一步批判，哈特和奈格里重新定義了共同體思想——一種在批判財產共和國的過程中形成的“大同世界”。我們將從生命政治生產、諸眾、共同性及愛等概念與共同體的關聯來深入剖析其共同體思想。

一、共同體——孕育于生命政治生產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哈特和奈格里認為一種新的全球秩序、全球規則及全球結構——帝國已經出現，世界最終也越來越向“大同”方向發展。哈特和奈格里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過程中，認為當今世界已經進入生命政治生產的時代，越來越多的非物質勞動占據生產領域，共同體于其中孕育而生。

哈特和奈格里認為，在全球化進程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非物質勞動以對信息、知識、語言的生產變革了傳統的生產方式，從對資本剝削的沖擊中展現其革命力量?！啊俏镔|勞動概念試圖定義一種新的價值、新的勞動的概念和一種新的剝削方式。我們要從一個生命政治學的框架來理解這一種新的生產方式”［1］（P56-81），哈特和奈格里以一種生命政治角度來理解非物質勞動這一新的勞動范式，并且在其語境中非物質勞動和生命政治生產是互為替換的。在《帝國》中，哈特和奈格里將生產非物質的勞動產品的勞動定義為非物質勞動，并且詳細闡釋了非物質勞動在當代社會中三方面的表現——“近來因信息網絡聯絡在一起的工業生產中的通訊交往勞動；分析象征、解決問題的互動式勞動；生產和操縱情感的勞動?！保?］（P32）在非物質勞動日益占據通訊交往、合作及情感的生產與再生產的核心地位中，確認了當代生態政治生產的潛能。

在哈特和奈格里共同構建的基于全球化時代背景下的帝國理論中，生命政治生產所蘊含的無窮潛力從何而來？當代左翼思想家大多從權力統治的視角出發，將生命政治解讀為掌控生命的權力，與這些左翼思想家不同，在哈特和奈格里的語境中，將生命政治解讀為“生命的生產性力量”，同時他們也認為“生命政治是新的主體性的創生，這既是反抗，同時也是去主體化?！保?］（P47）生命政治生產是對生命的生產，它不僅生產物質產品，還生產關系和社會生活；生命政治生產是對主體性的生產，“人既生產，也被生產著”［3］（P108），生產和再生產之間的界限變得更加模糊，勞動正在向生命政治性質轉變，生命政治生產正在生產一切生命和社會生活，這意味更多的自下而上的生產性的動態以及創造性的潛力。

非物質勞動作為生命政治生產的主要形式，不僅是帝國生存的經濟基礎，也是脫離時空限制的革命性因素，因此，非物質勞動不僅是孕育帝國的母體，同時也是孕育共同體的母體。他們在以生命政治生產作為工具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尋求革命和反抗的可能性?！吧芜^程不僅限于作為社會關系的資本的再生產中，同時也為自主的過程提供了潛能，這個過程可以摧毀資本，并且可以創造出新的未來?！保?］（P109）這表明生命政治生產在相互協作下自主的生產語言、信息和情感等非物質性勞動商品，自發地產生革命力量，內在的產生反抗力量的同時蘊含共產主義的新可能。

“共產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全方位的摧毀，它是非勞動的，是主體的，是共有的，是無產階級廢除剝削的計劃?！保?］（P212）基于哈特和奈格里對資本主義的生命政治批判和對共產主義可能的積極探索，他們不僅于生命政治生產自身中尋求答案，也從生命政治生產被剝奪的過程中尋求共同體籌劃的武器和工具。哈特和奈格里強調資本主義積累對生命政治勞動的剝奪，“今天的資本主義積累越來越表現為剝奪性積累，越來越具有掠奪性，主要措施就是將公共財富和社會共同占有的財富轉化為私有財產?！保?］（P109）作者們在生命政治生產語境下分析生命政治經濟生產并將注意力轉向異化，以此來說明資本不再組織生產協作，卻仍然在剝奪協作，實質上就是在剝奪生命政治生產的產品。從資本更加猖狂的血盆大口中，我們也看到了生命政治勞動變得更具自主性。隨著生命政治的勞動力日益成為資本主義運作中的重要機器，哈特和奈格里直言“有機關系的斷裂與勞動日益增長的自主性處于資本主義生產和管控危機新形式的核心，這也正是我們要處理的問題?！保?］（P114）面對生命政治生產中出現的危機，哈特和奈格里重回勞動轉變的三個趨勢進行評估，再次證明資本主義管控正日益成為生命政治生產的阻力、資本不斷占有生命政治社會化創造出的勞動商品。生命政治勞動的生產力隨著資本的不斷占有和破壞而降低，這促使我們尋求哈特和奈格里提出的生命政治生產的良性循環。然而，在生命政治生產語境下，資本無法產生累積的良性循環，生命政治生產面臨的阻礙仍在繼續，甚至達到了更高的境界。對此，哈特和奈格里提出“出走”的假說，充分利用生命政治生產中蘊含的未來理想社會可能來進行反抗。從哈特和奈格里對生命政治剝削、生命政治生產和管控的危機的分析到直言從危機中出走，我們能看到，一直在摸索的新世界大門正向我們打開，從危機中尋求生機，邁向大同世界才是哈特和奈格里真正想要急切傳達的。

“帝國是自在的善并非等同于自為的善。盡管帝國在埋葬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過程中確實發揮了一些作用，但是同時它又建立起了它自己的以剝削為基礎的權力關系，在許多方面新權力關系比已被摧毀的舊權力關系更野蠻?，F代性辯證法的終結并未帶來剝削辯證法的終結?！保?］（P47）帝國是自在的善，是客觀意義上的善，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并不是自為的善，不是主觀上主動地發揮積極作用，帝國有進步的一面同時也有消極的一面，在某些方面權力的剝削比舊的權力更殘酷。面對帝國的統治，傳統的產業工人已無法擔當革命的主體角色，哈特和奈格里于生產勞動領域中探索生命政治生產的革命可能性，尋找到了新的革命主體——諸眾。

二、共同體的主體力量——諸眾

諸眾既是帝國統治下的被統治力量，又是抵抗帝國統治實現民主、構建大同世界的革命性力量。在生命政治生產時代，諸眾作為非物質勞動生產的主體，一直處于世界新秩序的統治之下，世界進入帝國時代，資本的剝削并沒有消失，反而因為生產方式的改變越演越烈，走入世界的各個角落。不僅如此，帝國權力所呈現的金字塔網絡模式，使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資本的兩極分化更加嚴重，面臨困境，處于全球化世界的底層的諸眾遭受的剝削更加嚴重，越來越多的群體也被納入剝削中，因此諸眾所擁有的抵抗帝國的革命性力量不可忽視。同時，這種力量也是在諸眾追求自由和民主過程中構建理想籌劃所需要的主體力量。哈特和奈格里在對帝國的批判中也描繪了帝國的未來，那就是諸眾在與帝國的斗爭中，建立起一個諸眾共享民主和財富的共同體，在哈特和奈格里語境下的民主，是政治形式和經濟形式相混合的民主，“是一種對勞動再占有的政治形式，一種能超越異化的政治形式。是一種對‘共同體進行直接管理的政治形式?！保?］（P15-19）

哈特和奈格里提議，“將諸眾視為自足的概念，去政治性地組織出走和解放籌劃?！彼麄兺ㄟ^對諸眾政治能力和方向的質疑與批判的討論，將眾人視線聚焦于諸眾及其力量，無論是巴丟對諸眾的批判，齊澤克為指責諸眾對馬克思錯誤的指明，他們都認為諸眾可能會與統治力量結合，這些都讓我們不得不忽略諸眾背向光明的另一面，哈特和奈格里從諸眾概念的哲學和政治基礎的探討中對這些質疑進行回應，“就像‘人民一樣，諸眾是政治構成的結果”［3］（P134），從諸眾在與自然互動并對其進行改造的過程中，我們能看到其對共同財富的改造，并且這種對共同財富的改造是多方面同時進行的，正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說：“諸眾若要政治化，并不需要像傳統主權理論所認為那樣脫離自然狀態，而是需要動員對共同性的改造，這種改造在自然、文化、社會的層面同時進行?！保?］（P136）而共同財富的改造又將我們帶入主體性生產的政治，從而真正理解諸眾的概念，“在主體性生產過程中，諸眾就是自己不斷生成他者的制造者，也是集體性自我改造從未間斷的過程?！保?］（P137）從這種不斷變化的制造過程中，哈特和奈格里將視角從成為諸眾轉向制造諸眾，以此來回應關于諸眾的政治能力與政治方向的質疑，諸眾不僅有能力從社會生產的沖突和協作交往中發展出組織自身的力量，也能夠從共同財富的生產中創造奇跡。

因此，無論是在帝國還是在共同體中，諸眾仍然是重要的革命角色，也是生產共同財富——共同性的主體。那么諸眾作為推翻“帝國”控制并建構理想社會的主體，是如何創造全新的未來的呢？這主要通過諸眾發掘共同體的本質特征——共同性以及對共同性進行甄別、出走等計劃來實現共同體籌劃。

三、共同體的本質特征——共同性

共同性作為共同體的本質特征，是我們需要關注的重點。the common可以理解為共有的、共同性，在《大同世界》一書序言中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共同性，首先指的是物質世界的共同財富——如空氣、水、大地產生的果實以及大自然?！保?］（P2）這是物質層面的共同性，哈特和奈格里認為生命政治生產層面也有共同財富，如非物質勞動中產生的情感、知識、符號、社會關系等，都是非物質層面的共同性，這就從本質上區分了自然資源和生命政治生產的共同性。共同性作為生命政治生產的重要產品，哈特和奈格里認為必須把握其在當下經濟社會生產的核心地位，“理解當下經濟生產的關鍵就是共同性，這既是一種生產力，也是一種財富得以生產的形式?！保?］（P216）共同性是生命政治生產的核心概念，是抵抗資本剝削的強大武器，也是哈特和奈格里關于未來共產主義構想——共同體的本質特征。

“任何社會制度都依賴共同性，并且實際上通過其所利用、組織和創造的共同性而得到規定”［3］（P126），從哈特和奈格里關于共同性和社會制度的論述中，不難理解的是在任何社會制度都擁有共同性的基礎上，作為共同體籌劃核心資源的社會制度也依賴共同性，但不是所有共同性都是有益的，共同性存在積極的形式，也存在消極的形式，而消極的共同性形式不是生成性，是由積極形式的共同性受到腐化轉換成為消極形式的共同性。當然，不同形式的共同性在社會生產和共同行動中所起的作用迥然相異，“有益的形式是生成的發動機，有害的形式則會傳播腐化，破壞社會交往的網絡，并削弱社會生產的力量?！保?］（P127）面對共同性的腐化，哈特和奈格里認為，需要有一個對共同性進行甄別并對抗腐化的過程，以發揮共同性的積極形式的作用，將消極形式的傷害最小化。

面對共同性腐化的情況，哈特和奈格里從資本主義社會出發進行討論，“資本通過管控和占有機制構成了共同性腐化的一個形式，分割并將共同性進行私有化，但是共同性腐化的相對獨立形式也可以在統治性的社會機構中找到”［3］（P127）。共同性不僅在資本的剝削中受到腐化，在一些“統治性的社會機構”也會受到腐化。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家庭、企業、國家這三個機構，是共同性受到制約和扭曲的場所，也是諸眾分辨生成性的共同性和腐化的共同性，對此進行甄別的最佳場地。哈特和奈格里通過分析這些機構的等級制度、私有財產管理方式、規訓制度等內在因素對共同性的破壞，證明其對共同性的腐化，但這些社會機構也擁有激發共同性生產的條件，“提供了生產性的協作的網絡、開放的財富資源以及交往圈”［3］（P130）。因此，諸眾需要從家庭、企業、國家的牢籠中逃脫，并利用其激發共同性生產的潛能去生產和創造更多的共同性。

為對抗共同性的腐化，哈特和奈格里提出諸眾通過“出走”的策略實現共產主義籌劃，“在生命政治生產的語境下，擴大利用共同性的權限就意味著奪取生產和再生產的資料；同時，這也是從資本抽身，并構建諸眾自主性的基礎；這個出走的籌劃就是當下階級斗爭所采取的首要形式?！保?］（P130）出走不是放棄和退縮，并不意味著諸眾赤裸的離開共同性腐化的場所，諸眾應拿走過去的勞動果實以及生產共同性的生產資料和工具，這意味著對共同性的再占有，在諸眾自由、平等、民主的共享財富的基礎上實現共同體的構建。

在哈特和奈格里的語境中，出走并不會自發進行，而是需要作為革命主體的諸眾抓住時機推動政治事件的介入，實現真正的出走，因此，愛作為重要力量發揮作用為出走的實現創造更多的可能。

四、共同體的統和力量——愛

在對帝國統治的批判中，哈特和奈格里積累了生命政治生產、諸眾、共同性等構建共同體的理論要素，但這些要素在發揮各自創造力和潛能的時候，并沒有將力量集中化起來，因此他們認為缺少一個要素來進行所有理論要素的統合，這個缺失的因素就是愛。

愛作為哲學和政治學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對整合共同體籌劃具有重要的統合作用。哈特和奈格里從對窮人的定義中，發現人可以因為物質匱乏而被定義窮人，但人卻不能被定義為赤裸生命，因為人有生產和創造的能力，那么作為窮人的諸眾的愛也具有生產和創造的能力，作為生產主體的諸眾在共同性的生產中產生愛，“愛并非像一般所認為的是自發的或消極的。愛并非簡單地在我們身上發生，就像是從某處神秘降臨的事件。愛是一種行動，一個生命政治事件，在共同性中得到規劃和實現?！保?］（P142）既然愛是生產性的，可以生產存在，這也意味著愛可以生產共同性。當面臨愛是共同性的生產這一情況時，愛與共同性一樣，都不可避免的具有雙重性，換句話說，愛也會腐化。

面對愛的腐化，哈特和奈格里從愛的兩種腐化形式中探討了如何對抗愛的腐化，第一種腐化形式是同一性之愛，也就是所謂的“求同”，愛與你相似或親近的人，其次才是那些和你不同的人，如家庭、種族、國家，這些都是愛的腐化形式產生的基礎，那對抗這種腐化之愛最好的辦法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由“求同”轉向“求異”，去愛那些與你陌生的人，從對這種腐化形式的解讀中，我們看到愛不僅是生產和創造的奇跡，同時也是奇異性的生產和構成。第二種腐化形式是愛被統一化，愛如何被統一化，無論是作者們提到的浪漫之愛的腐化還是愛國主義腐化，事實上都是在拋棄差異性，融為同一。浪漫之愛必須從戀愛到婚姻最后到家庭，愛國主義將差異性刨除，只留一個統一的民族身份，愛在統一化以后，都從多變為一，從差異化為同一，從多與一的對立中，哈特和奈格里發現共同性與奇異性并不對立，正因為作為雜多的奇異性的諸眾共享財富，人與人之間才會進行交往，正如哈特和奈格里立足于政治行動領域所說“如果我們并非共享共同的世界，我們彼此就無法進行交流，或者滿足彼此的要求或欲望；如果我們并非雜多的奇異性，那么我們就沒有交流和交往的必要?！保?］（P144）在他們關于愛與奇異性的論述中，我們看到對愛的腐化最好的對抗就是強調奇異性在共同性中的相遇，他們對阿倫特“即奇異性在共同世界所進行的交往和組成”［3］（P144）的觀點表示認同。因此，愛的力量是在對抗腐化中的重要力量，是在共同性的生產中聯合起來的力量。

在哈特和奈格里對愛的討論中，愛是共同性的實踐，愛能創造更多愉悅的相遇，強化共同幸福的能力，愛也是一種內在性的反抗力量，成為對抗腐化的必要構成，為諸眾的出走提供支持，只有發揮愛的統合作用將所有理論要素結合起來，才能實現新的創生組合，激發生命政治生產新的成長活力，創造共同財富的新世界。

五、結語

哈特和奈格里的共同體思想，是基于全球化時代下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生命政治批判。他們從新的全球秩序中探索如何構建諸眾共享財富的大同世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中，直面問題，積極思考政治共同體的構建，主張在新的革命主體的努力下生產和創造共同性，重塑共同性和共同體，尋求一個更加民主的社會，體現了生命的特質和追求超越的共同體思想。

但哈特和奈格里的共同體思想帶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他們先于全球化背景下構建了一個無處不在的帝國形象，面對帝國全球化新秩序的統治，不斷探索共產主義可能，給我們構建出一個虛幻美好的大同世界，一個無法在現實中實現的共同體，這是典型的烏托邦幻想。此外，共同體中有許多華麗、抽象的觀點，卻沒有扎實、具體的行動措施，比如諸眾作為異質性的自治主體，如何在沒有領導力量的情況下，實現共產主義革命，只單單依靠出走，我們何時能夠實現大同世界呢？愛如何作為統和力量如何發揮作用并保持積極作用？我們一直在追求民主，那么共同體中的民主具體的展開和實現只靠三言兩語的描繪就能夠實現對帝國的超越嗎？像這樣的疑問還有許多，很遺憾，在共同體中并沒有得到完整準確的答復。

盡管哈特和奈格里的共同體思想變現的可行性有限，但他們的一些思想中的視角仍然能為我們提供借鑒。首先，哈特和奈格里對共同體思想的構建，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西方哲學界對共同體的思考早已出現且一直探索，側面肯定了我國在關于構建共同社會美好愿景上的思考和行動，如我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設想。其次，哈特和奈格里對諸眾平等、自由的共享共同財富的論述，有利于縮小貧富兩極分化，促進公平，緩和社會矛盾，構建和諧社會。最后，如何包容差異，對抗腐化，創造出更多的共同性財富，對此，我們也有了新的判斷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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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薄剛］2024年第1期（總第80期）哈爾濱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No1，2024Total No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