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概念由來、歷史演進與實踐路徑

陳海若

(中國人民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北京 100872)

創新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迅猛發展,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加速重構。經貿摩擦、逆全球化和新冠疫情沖擊下,世界經濟不確定性增強,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發展面臨威脅。這一背景下,必須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科技創新體系,提升國家創新能力,解決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難題,進而為國內經濟循環奠定扎實基礎。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1]的要求。作為國家創新活動中由參與主體、活動環節和各類要素在創新環境中交流互動所形成的有機整體,國家創新體系具有顯著的系統特性,是國家創新能力提升的重要組成部分。梳理國家創新體系的概念由來、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歷史演進,并在此基礎上探究完善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的實踐路徑,不僅有助于完善科技創新體系,保證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發展,為構建新發展格局奠定扎實基礎,更有助于搶抓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塑造創新發展新優勢,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提供不竭動力,因而具有深刻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一、國家創新體系概念的形成與發展

國家創新體系的學術淵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40年代。1841年,德國著名經濟學家德里?！だ钏固爻霭媪恕墩谓洕鷮W的國民體系》一書,首次從國家的視角出發,分析落后國家如何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調整經濟策略的問題,正式提出了“國家體系”這一概念。然而,在李斯特的視野中,國家體系的概念更多地側重于整體經濟發展策略選擇的內涵,沒有將創新作為分析的核心命題。

1912年,熊彼特出版《經濟發展理論》一書,將創新作為經濟發展理論中的重要命題。此后,諸多經濟學者雖然繼承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將創新作為經濟發展的推動因素,但他們更多強調從研發到技術再到應用及擴散的線性過程,忽視了創新過程中各個階段的銜接和互動。受這種觀點的影響,美國政府高度重視研發過程,加大基礎研究的投入,但并沒有獲得創新能力的提升。70年代之后,美國的創新政策轉向需求端,主張通過對有效需求的拉動促進基礎研究和研發過程。然而,這種觀點無疑又轉入了另一種線性觀點的陷阱中,在實踐中同樣遭遇困境。實踐證明,創新絕非單一的線性過程,相反,其是一個存在多主體、多過程、相互銜接、相互影響和作用的復雜系統。國家體系的概念提出和創新理論的發展與實踐應用為國家創新體系概念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20世紀80年代之后,學界廣泛開展對于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1987年,英國經濟學家克里斯托弗·弗里曼在其《技術政策與經濟績效:日本國家創新系統的經驗》一書中正式提出“國家創新體系”的概念,從而正式開辟了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命題。在弗里曼看來,創新體系是一個包含市場主體、政策制定者和社會創新的系統網絡,其不僅包含企業、產業結構,還容納政府和大學等教育培訓機構。二戰后日本經濟迅速騰飛的原因就在于構建了適應信息技術時代發展的國家創新體系,從而推動了創新能力的提升,進而在國際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2]。

在此之后,美國經濟學家納爾遜進一步強調了宏觀調控在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中的必要性。丹麥經濟學者本特奧克·倫德瓦爾從微觀角度展開對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深入國家創新體系內部,探究其組成要素和運作機制,探究產業網絡、公共部門、金融、科學和技術機構在其中的互動[3]。1990年,美國經濟學家波特在其《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從國家競爭優勢的角度探究國家創新體系的作用,將國家創新體系同全球化的大背景結合起來,構建了著名的“鉆石理論”以分析國家競爭優勢構建中各要素及其相互關系[4]。他用“產業集群”的概念替代了傳統的組成要素分析,吸納了宏觀制度研究和微觀要素研究的成果,為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做出了較大貢獻。

在諸多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國際經濟組織也開始重視這一重要命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于20世紀90年代起對國家創新體系的運行機制、動力系統、衡量評估等方面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研究成果表明:創新過程的關鍵在于知識與信息在不同參與者和創新環節的流動。不同行為者(包括企業、大學、政府、各類科學機構與消費者)在科學研究、工程實施、產品開發、生產制造和市場銷售的過程所形成的互動網絡就是國家創新體系[5]。

21世紀以來,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走向深入。一方面,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內容更加豐富。沃特金斯等將行業協會引入研究視野,研究其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發揮的信息傳遞、推進不同主體合作協調的功能[6]。這是對國家創新體系主題研究的豐富和發展。韋爾托瓦關注金融體系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功能,指出微觀上的金融工具有助于企業創新活動融資,但宏觀上的經濟金融化過程可能會影響國家創新能力[7]。這拓寬了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視野。有學者將區域創新體系引入國家創新體系研究,并將其作為國家創新體系的基礎[8]。這豐富了國家創新體系研究的維度。另一方面,國家創新體系研究對象也更加拓展。相較于早期對日本、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的關注,近年來,學者將研究對象拓展到巴西、印度、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與欠發達國家[9]。經濟全球化發展加強各國之間經濟聯系的同時也為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拓展了新的空間。這一背景下,如何在經濟全球化中把握國家創新體系成為新的研究主題。奧爾布里奇等指出,國家創新體系中各主體和要素在彼此聯結、發揮作用的同時,也能夠跨越國家邊界,與世界各國互動交流[10]。Pietrobelli等揭示了國家創新體系同全球價值鏈相互影響的互動關系[11]。

國家創新體系概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演變和豐富?？偟膩碚f,國家創新體系并非僅僅指一國領域內新技術的開發與利用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以科學發現為源頭,研發新產品,進而實現市場化、產業化的路線體系。這一路線體系絕非線性模式,其兼有宏觀結構和微觀要素,是各創新主體、環節、要素在創新環境中相互影響、彼此互動所形成的系統網絡,并在世界產業鏈、價值鏈和國際分工中不斷生成和拓展。這一系統的效能決定了國家創新能力水平,更直接影響了一國在國際經濟發展領域競爭優勢的構建,因而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占據重要地位。

二、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歷史演進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科技革命掀起新一輪熱潮、國際分工體系加速演變,創新作為科學技術突破、產業轉型升級驅動力量的作用和地位不斷上升,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性愈發凸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開辟出了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嶄新道路。這條道路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性質。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創新體系旨在提升國內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在世界范圍內攫取超額剩余價值和壟斷利潤,本質上服務于資本積累和擴張的主導邏輯不同,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旨在提升國家競爭力,維護國家安全,其根本目的在于滿足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的美好生活需要。這決定了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并非西方國家創新體系的翻版,而是扎根于中國國情在實踐探索中逐步形成的,其建設是一個歷史演進的過程。

(一)1949—1977年:政府主導型科技創新體系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為經濟發展提供了相對穩定的環境。三大改造的順利完成標志著社會主義制度的正式確立。與計劃經濟制度相適應,在科學研究和技術研發上,我國以國家建立的科研機構為主體,采取行政力量對創新資源進行調配,由政府直接承擔創新的成本和風險,直接控制創新組織內部的各系統和人員。此外,受蘇聯模式影響,我國實施趕超型發展戰略,通過制定國家科技計劃,以國家力量保障和推動重大科技項目的進展。然而,由于新中國成立初期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封鎖,我國的科研創新成果基本在封閉條件下所形成,國際創新資源間的互動交流較少。

在這一時期,我國在科技創新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7年成功研制出氫彈,打破了世界范圍內少數國家的核壟斷。1970年,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1號”的成功發射標志著中國在航天領域的突破。1973年,以袁隆平為首的科技攻關組成功培育出秈型雜交水稻。1978年以前,全國科研機構已經從新中國成立伊始的30多個增加到1 700多個,專門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員從不足500人增加到12萬人[12]。受科研體制的影響,這一階段的創新成果契合國家發展的現實需求,集中于軍事、國防領域,在維護國家安全、提高國際影響力方面具有重大意義。

面對經濟發展較為落后、工業化水平較低的現實國情,在這一時期,我國政府承擔起組織生產、調配資源的功能。政府主導型科研體系下,政府以其強大的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調配科技創新資源,激發科研人員的積極性與創造力,雖有力地引導資源向重大攻關領域流動,保證了科技創新成果的誕生,但也壓制了社會的創新活力,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國家創新效能的發揮。

(二)1978—1997年: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開始萌芽

改革開放后,所有制結構從單一公有制經濟向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轉變和經濟市場化改革使得我國創新體系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1985年,中共中央發布《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在運行機制、組織結構、人事制度等方面改革了傳統的科技管理體制,推動國家制定宏觀計劃配置創新資源的同時,有步驟、有計劃地引入市場競爭。這一時期制定了包括863計劃、973計劃、“六五”國家科技攻關計劃、攀登計劃等國家層面的科技發展計劃。其中,重點基礎研究發展(973計劃)投入資金超過310億元,科技攻關(支撐)計劃投入近700億元[12],為科技創新提供了財稅、人才、產業等方面的支持,為國家創新能力的提升創造良好的條件。在市場層面,國家計劃主導下市場競爭的有序引入使得科技創新成果得以進入商品市場,極大提高了科技創新的積極性,增強了創新系統的活力。與此同時,我國積極吸收國外的先進經驗,效仿其設立髙科技園區,發揮了整合與共享創新資源的功能。隨著經濟開放程度的加強,國外先進的知識、信息、人才等資源得以進入國內。據統計,僅在1978年一年間,引進項目簽約總額就達到58億美元,相當于1950—1977年中國累計引進項目總額的89.2%[13],我國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國際交流程度不斷加深。

1992年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益成熟,對外開放的深化使得我國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日益緊密。這一背景下,政府從原本制定創新計劃、配置創新資源逐步轉向間接管理與宏觀調控領域,由市場發揮創新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1994年國家科委、國家體改委聯合制定《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要點》明確提出了“穩住一頭,放開一片”[14]的方針,在穩定支持基礎研究、高技術研究、事關國計民生重大研究的基礎上,放開放活各類科技創新主體自主權及各類科技成果的市場化、產業化活動。1996年,我國出臺“技術創新工程”,旨在提升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使之在創新體系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在該工程的推動下,政府與企業密切合作?！芭c國家稅務總局、海關總署共同認定的企業技術中心已累計達200家;與國家教委、中國科學院共同組織實施了“產學研聯合工程’;組織實施了一批國家重點技術創新項目”[15]。同時,設置試點城市與試點企業,通過局部試點探索國家創新體系相關體制機制與政策體系。1996年,我國通過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以法律形式促進和保障各類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這一時期,我國處于政府調控下市場配置創新資源的科技創新體系階段。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市場在創新資源的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地位逐漸凸顯,創新成果市場化、商業化機制日益成熟,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開始萌芽。

(三)1998—2011年: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探索起步

20世紀末,世界科技革命掀起新的浪潮,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與經濟全球化趨勢使得世界逐漸進入以信息化為主要特征的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知識的生產、擴散和應用。這一背景下,創新逐步成為引領經濟發展、在國際經濟競爭取得優勢的關鍵因素。1997年12月,中國科學院出臺《迎接知識經濟時代,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報告,提出建設包括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知識傳播、知識應用四個系統在內的國家創新體系在知識經濟時代具有重要意義。1998年6月,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啟動“知識創新工程”,作為國家創新體系建設試點,由此開啟了我國探索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歷程。2001年3月,全國人大九屆四次會議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明確指出要“建立國家知識創新體系”[16],從而標志著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正式被納入國家發展規劃。2006年2月,國務院頒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明確提出“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17]的目標。自此,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被明確為國家規劃中的建設目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有計劃、按步驟地逐步推進。

這一時期,我國通過科技體制改革,逐步探索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有效路徑。第一,進一步強化企業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主體地位。自1998年國務院決定對科研院所實行管理體制改革以來,各科研院所結合自身實際狀況向科技型企業、中介服務機構轉化,積極融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軌道。1999年,國家經貿委管理的10個國家局所屬242個應用型科研機構通過轉為企業、進入企業或轉為中介機構等方式,完成了企業化轉制。2000年,又有國務院11個部委管理的134個技術開發類科研機構完成企業化轉制[18]。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深化在明晰產權的同時,極大地提高了其自主創新與科技成果轉化的積極性。此外,我國設立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支持企業科技創新。截至1999年,共有1 089項創新基金被批準立項,新增投資122億元,其中創新基金支持達8.16億元,平均每個項目支持強度為75萬元[18]。各類民營科技企業蓬勃興起,不僅在研發、制造、人才培養中發揮功能,更發揮了擴展邊緣業務和增值業務,開拓多層次市場的積極作用。第二,提高國家創新體系的開放程度。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經濟開放程度不斷提高。2001年我國加入WTO,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程度進一步加深。這一背景下,我國廣泛開展國際科技創新交流合作,推動學術交流、信息共享更加頻繁深入?！耙M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戰略使得我國形成了科大訊飛、大疆創新等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具有國際經濟競爭力的企業。第三,增強國家創新體系中各主體、環節的互動交流。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信息交流更加便捷,要素流動更加暢通,創新成果商業化、產業化轉化途徑更加豐富。高校、科研機構、企業廣泛開展聯合研發活動,在資金供給、技術轉讓、人員交流上密切合作。到2000年,參加產學研的單位達到40萬個,參加人數460萬人,達成合作項目14萬項。1999年全國高等學?？萍计髽I達到2 137個,實現經營收入267.3億元[18]。一批以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為代表的綜合性開發實體在統籌科研機構、企業、高校研發力量的同時,為其提供交流平臺?？萍汲晒袌龌瘷C制的成熟完善使得知識創新、技術創新與產業創新的聯系更加緊密。此外,我國完善科技創新法律體系,修訂《科學技術進步法》《專利法》等多部法律法規。國家創新體系的探索起步顯著增強了國家創新能力,形成了如曙光4000A高性能計算機、“中浙優1號”雜交水稻品種、銀河麒麟服務器操作系統等一系列創新成果,不僅有助于國家發展安全,更為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奠定了扎實基礎。

(四)2012—2020年: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基本建成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面臨增速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資源環境約束收緊等深層次問題;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前所未有的激烈競爭,科技創新成為影響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力量。這一背景下,要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必須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增強國家創新能力,以創新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2012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意見》中明確提出,2020年我國要基本建成“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19],并從企業主體地位、科技管理體制、人才發展機制、創新環境、組織領導等角度對其作出部署。2015年中辦國辦印發的《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也指出,要在2020年“基本建立適應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求、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和科技創新發展規律的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20],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部署143項改革任務。

在基本建成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目標的指引下,我國強化頂層設計、加強規劃部署,在科技體制改革上多點突破、重點發力。第一,強化組織領導。體制改革需要堅強的領導核心來總領全局、協調各方。國家創新體系要求權責清晰,彼此合作的組織領導體制。對此,我國專門組建國家科技體制改革和創新體系建設領導小組,旨在打通不同政府部門,協調各部門職能作用,整合多方力量服務于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第二,優化管理制度。自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目標提出以來,我國科技創新資金投入不斷提升、科研項目與資金管理制度不斷改進,為創新能力的培育與科技事業發展提供支撐和保障。但是在實踐中也存在項目安排分散重復、資金使用效益亟待提高、管理不夠科學透明等突出問題。對此,我國在科研經費管理、科研項目管理、人才評價與機構評估等方面全面部署,印發《關于改進加強中央財政科研項目和資金管理的若干意見》《關于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等文件,破解科研項目管理過細過死、評價體系靈活性不足、項目審批和報銷流程繁瑣等問題。第三,建設高效的科技成果轉化體系。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求構建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高效體系,促進科技與經濟結合,發揮創新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作用。但實踐中仍存在科技研發與市場需求不匹配、激勵機制不完善、創新鏈、產業鏈銜接不順暢、人才隊伍薄弱等問題,阻礙科技成果轉化活動的順利進行。對此,我國不僅修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還印發《實施〈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等文件,從制度環境、市場機制、服務體系、人才隊伍、基地平臺等各方面對科技成果轉化機制進行全面優化,打通創新價值鏈。第四,充分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求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充分調動人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國家創新體系建設離不開全體人民的共同參與。2015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旨在改革完善創新創業相關體制機制與政策體系,實現資金鏈、創業創新鏈、就業鏈的循環暢通。2018年,我國日均新設企業1.8萬戶,加上個體工商戶等各類市場主體日均新增5.9萬戶[12]。這是實施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政策所帶來的良好成效?？萍紕撔潞椭贫葎撔隆半p輪驅動”下,我國國家創新實力持續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顯著增強。這一階段,我國在發明專利申請量、高水平論文數量、研發經費投入、研發人員數量上均位居世界前列,形成了蛟龍號、北斗三號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天河二號超級計算機等一系列科研創新成果,實現關鍵核心技術從“跟跑”向“領跑”的轉變。

(五)2020年至今: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完善發展

2020年以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歷史性任務的完成標志著我國進入從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發展階段。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加速演變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世界局勢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強。這一背景下,完善國家創新體系,提升國家創新能力不僅是確保國內大循環暢通、塑造我國在國際大循環中新優勢的關鍵,更是構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產業鏈供應鏈的必然要求。與之相適應,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進入完善發展的新階段。早在《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中,就提出了2030年我國的“國家創新體系更加完備”[21]的目標。針對這一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對未來五年的具體任務做了系統安排,指出要在“十四五”時期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22]為導向進一步完善國家創新體系。2021年,《科技體制改革三年攻堅方案(2021—2023年)》從優化科技力量結構、完善人才機制、轉變政府職能等角度,對這三年內國家創新體系中的科技體制改革做出系統部署。2021年12月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中,明確提出“完善高效、協同、開放的國家創新體系”[23]的目標,并從創新主體的功能作用、創新環節的布局和協調與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等方面明確其制度安排。

總的來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探索走出了一條在社會主義國家建成國家創新體系的嶄新道路。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孕育而生,具有諸多顯著特征。

第一,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基礎決定了公有制經濟在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不僅是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排頭兵”,更是原創技術“策源地”和實施國家重大戰略的重要載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在國家創新體系中融通創新,共同發展。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中,政府與市場相互補充,共同發揮作用。從在國家制定宏觀計劃配置創新資源的同時有步驟、有計劃地引入市場競爭,到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創新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再到市場發揮創新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的探索過程同時也是對政府和市場關系重新界定、逐步明晰的過程,既符合科技創新發展規律,又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

第二,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主導邏輯是以人民為中心而非以資本為中心。一方面,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服務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創新能力的提升旨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破解生產力不平衡不發展的難題,生產滿足人民需求的各項產品?！笆奈濉睍r期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要求就是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以人民為中心的生動展現。另一方面,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旨在激發社會成員的積極性,營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社會氛圍。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新辦涉稅市場主體累計達到9 315萬戶,年均增加逾千萬戶;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戶數由2015年底的544萬戶增加至2021年底的1 238萬戶,增長了1.3倍。截至2021年末,全國共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示范基地212家,國家備案眾創空間2 551家[24]。這些市場主體不僅是經濟活力的來源,更為國家創新體系的構建完善提供不竭動力。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調動起社會各階層的力量,在廣大人民共同參與、共同奮斗中逐步提升國家創新能力。

第三,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有步驟、按計劃循序漸進完成的。自2006年《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中明確提出“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以來,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我國在組織領導、制度完善、資源整合方面多角度突破、多層次發力,不斷破解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中出現的新難題。從基本建立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到國家創新體系更加完備,黨對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的認識不斷豐富,并結合實踐的需要不斷提出新的建設目標與規劃安排,總領全局、協調各方,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循序漸進,充分展現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

三、完善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實踐路徑

完善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不僅要準確把握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更要加強各創新環節之間的耦合互動、營造鼓勵創新的良好環境,從而實現資源高效配置、主體充滿活力、基礎扎實穩固、環境高效有序,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

(一)準確把握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把握是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中的關鍵問題。創新活動中審批程序冗雜、行政性壟斷、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產業投入不足等問題往往都是因為政府與市場定位不明、界限不清晰導致的。完善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首先要準確把握國家創新體系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從而實現創新資源的高效配置,創新系統活力不斷增強。

政府和市場都是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中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宏觀上來說,政府可以在宏觀規劃部署、提供法律保護、稅收與補貼政策、管理和服務等方面發揮作用。市場以高效的資源配置,在引導創新研發方向、激勵創新成果轉化、促進要素自由流通、提高人才積極性等方面發揮作用。從微觀上來看,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國家實驗室及科研開發機構、高等院校等在創新鏈條的不同環節發揮著不同程度的積極作用,都可以成為創新的主體。在完善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的過程中,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市場在創新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實現創新要素的自由流動。第一,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發揮科技型骨干企業引領支撐作用,支持創新龍頭企業做大做強,并鼓勵其立足自身優勢打造創新品牌。推進國有企業打造原創技術策源地,使國有企業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的關鍵核心領域中發揮戰略支撐作用。在大企業帶動支撐的基礎上,營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業成長的良好環境,促進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發揮我國境內外資企業與中外合資企業的示范作用,促進知識、技術與管理經驗的擴散,推動其生產、服務和知識產權的本土化。以共同承擔國家重大科技項目為載體,推動各類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第二,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消除創新要素的流通壁壘。當前,創新要素與資源在城鄉區域上的分布不平衡及流動壁壘是阻礙創新過程順利實現的堵點和難點所在。對此,應當加強創新要素市場建設,從統一市場規則、暢通信息流動、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入手,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對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作用。第三,健全科技成果轉化機制與利益分享機制,激發科研人員創新成果投入市場的積極性,進而激發其創新活力。第四,完善金融服務。資金不足是制約創新活動的重要難題。對此,應當加大資本市場對創新活動的支持力度,拓寬創新投融資渠道。另一方面,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一是發揮政府在資源配置中引導創新資源向國家發展與安全的重點領域流動的調控作用。以宏觀規劃、戰略部署、資金支持、項目管理、稅收優惠和補貼、政府采購等手段,克服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育種、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領域和基礎研究領域因成果轉化周期長、利潤回報低所導致的資源投入不足問題,更好地發揮其在提升國家綜合創新實力、保障國家安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的積極作用。二是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國家實驗室及科研開發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國有科技領軍企業的協同創新網絡是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支柱。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就是要發揮其在創新發展重要領域支撐引領作用的同時,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統籌政府、市場、社會力量投入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三是提升國家管理與服務質量。從人才政策、訴求響應、審批辦事、信息共享等角度精準發力、主動作為,為企業提供指導與服務的同時,加強國家自創區和高新區建設,聚焦區域產業發展方向,優化科研項目布局,培育創新型企業,打造具備國際競爭力的區域創新高地。

(二)加強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產業創新間的互動耦合

國家創新體系包含多個創新環節及其之間的互動和交流。按照創新成果的路線可以劃分為“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產業創新”[25]三個子系統。三個子系統銜接與轉化上的梗阻是制約創新能力提升的關鍵因素。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必須充分把握三者之間相互耦合、彼此驅動的關系,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強化目標導向,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水平。

一是充分重視知識創新,從源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知識處于創新體系的源頭環節。傳統依托國外知識創新向國內擴散的知識創新模式缺乏知識創新的內在動能,阻礙了從源頭形成創新驅動發展的局面。尤其是部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托核心技術,在部分領域形成知識壟斷,加劇了全球知識創新水平的不平衡。因而,必須充分重視知識創新,加強基礎研究,突出原創,鼓勵自由探索,從源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首先,加大科研經費投入、建立穩定支持知識創新的投入機制,并通過財政、金融、稅收等政策支持引導企業和社會加大知識創新投入。其次,加強規劃和部署,完善學科布局和知識體系建設。圍繞前沿問題、經濟發展、重大戰略需求和人民生命健康領域,聚焦新興和戰略產業的基礎研究,以基金項目等形式對研究領域、研究方向進行引導,實現自由探索與戰略需求相結合,逐步發掘和培養自主創新領域。最后,夯實基礎保障。一方面,加強研究平臺建設,在自主創新前提下廣泛開展知識創新領域的國際交流,保障資源與要素供給。另一方面,建立與增強知識創新能力相適應的評價體系和激勵機制,提高前沿技術和基礎研究人才待遇,鼓勵和吸引優秀科學技術人員投入知識創新研究。

二是加強技術創新與知識創新的銜接。技術創新是把知識創新成果轉化為新技術、新產品的過程。技術創新依托于知識創新。我國的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長期處于孤立發展的狀態,并未形成彼此促進、互動合作的局面。部分領域論文發表、科研水平、教育水平逐漸趨近世界前沿,但國內相關技術、產品的轉化量卻寥寥無幾,嚴重阻礙了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暢通性。對此,應注重知識創新與技術創新間協同,實現產學研協同創新、彼此促進、共同發展。第一,鼓勵技術創新過程向上滲透,將實際的技術化需求和產品需求帶入知識創新階段。例如,政府以基金項目引導學術界重視學術成果的技術化、產品化。企業同科研院所積極合作,主動將技術化需求和產品需求引入知識創新領域。研發者主動觀察當前技術創新領域的現實需要,在研發過程思考其成果何以向新技術與新產品轉化。第二,鼓勵知識創新的過程向下拓展。激勵科研人員主動投身實踐,與企業合作乃至自主創業,主動參與技術化過程,在技術化和產品研發的過程中不斷創造新的理論。鼓勵技術人員在知識的技術化運用過程中發現和總結理論,為本領域的知識創造貢獻力量。第三,依托產業園、科技園等平臺增強企業與科研機構的交流、技術人員與研發人員的協作,逐步引導知識創新與技術創新的耦合。

三是以產業創新帶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產業創新是國家創新體系中的關鍵環節。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以科學技術的創新能力和創新水平的提升為基礎;知識、技術向生產領域的創新型轉化需要產業創新的引領。一方面,將科技創新成果落實到產業活動中,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長點。不僅重視最新科學技術在傳統產業的創造性運用,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更要立足產業的實際狀況,結合實際市場需求發展高新技術領域產業與新興產業,增強經濟創新活力和核心競爭力。另一方面,提升產業鏈自主創新能力,著力解決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難題。聚焦產業發展瓶頸和需求,促使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產業創新協同發力,破解產業鏈供應鏈的堵點難點,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重點產業鏈與供應鏈安全穩定。

(三)構建開放高效的創新環境

良好的外部環境是創新體系效能發揮的有力保障。完善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需要充分激發各級組織、機構、企業、人才的創新活力,以完善的政策體系、完備的法律制度、開放包容的國際合作與充滿活力的社會環境為抓手,構建開放高效的創新環境。

一是打造創新制度環境。健全的體制機制是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中的重要內容。應當優化制度環境,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首先,要完善國家科技規劃體系,完善黨中央對科技工作統一領導的體制。在時間上,以2035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為總體目標導向,制定科技創新總體規劃,明確創新發展時間安排、戰略部署、步驟舉措;在領域上,系統謀劃科技創新戰略布局,使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協同推進。其次,深化科技體制改革與科技評價改革。在項目管理、成果評估與轉化、資金使用、成果獎勵激勵、資源共享等方面改革創新,實現政府、市場、企業、社會組織、大學和科研機構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項目、基地、人才、資金等創新資源的一體化配置。最后,靈活調整政策供給。一方面,擴大科技政策的覆蓋面,加強政策性金融和開發性金融對自主創新的支持,補齊商業性金融短板,拓寬企業科技創新融資渠道。另一方面,通過資金支持與稅收優惠引導資源向高精尖和國家發展急需領域匯聚。構建系統的、全過程的追蹤評價機制,科學評估資金使用效率與投入產出比例,及時調整政策優惠力度。

二是優化創新法治環境。成熟的法治框架是國家創新體系的保障。知識產權在激發創新動力、提升創新積極性、優化營商環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知識產權環境的改善更有利于形成創新溢出的“正反饋”機制[26]。優化創新法治環境必須加強知識產權法治保障。首先,加強立法層面的規劃部署。完善頂層設計,明確知識產權保護立法體系的目標任務、時間安排,構建多層次、多維度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其次,建設知識產權保護機構,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司法體制改革,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務。在司法實踐中統一裁判標準,實現高新技術案件的妥善審理。最后,在全社會開展宣傳教育,營造尊重知識、恪守法律的良好氛圍,使知識產權保護深入人心。此外,在構建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的基礎上要積極完善科技創新法律體系,對《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科學技術進步法》等法律法規進行修訂完善,以法治環境保障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三是構建創新開放環境。開放環境有利于國家創新體系效能發揮。要推動更高水平開放,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加強國際化科研環境建設,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首先,增強國內外交流。積極搭建國際創新合作平臺,在開放包容、互惠共享中開展與國外科研機構、創新企業的交流合作。廣泛構建國際人才交流機制,加強國內外交流辦學、人才互訪,培育具有國際視野的創新人才。在保障安全的條件下,允許外資機構參與我國科研項目。其次,在開放中塑造核心競爭力。正確把握自主創新與對外開放的關系,對標世界一流標準,著力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不僅注重對國外前沿領域最新成果的學習,更要積極吸收國外先進的組織管理經驗,在開放中塑造國際經濟競爭新優勢。最后,加強知識產權國際合作。同國際組織、重點國家和地區開展雙邊或多邊磋商,積極參與知識產權國際規則制定,鞏固“一帶一路”知識產權合作。

四是營造創新社會環境。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國家創新體系需要全體人民的共同參與。要培育創新文化,弘揚科學家精神,涵養優良學風,營造創新氛圍,充分調動全體社會成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從而為創新發展提供強大動力基礎。首先,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通過制定人才規劃、調整學科布局、拓寬引培渠道等舉措優化人才結構,完善人才戰略布局,解決人才隊伍大而不精、高精尖人才和急需行業人才缺口較大的難題。其次,完善科技創新服務機制,從項目管理、人才待遇、評價體系、資金使用方面入手,實現科研人員減負松綁。最后,打破部門、區域、學科、機構間壁壘,暢通人力資源流動渠道,將勞動者、企業家、學者、各級干部納入創新體系之中,激勵其大膽實踐、大膽探索,放手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