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文化生態及社會想象

趙靜蓉

摘要：粵港澳大灣區有著非常特殊的文化生態。以人的維度為核心，在時間層面上，它既有發展的、進步的現代性，又體現了目標導向的文化鄉愁，是“另一半的現代性”。在空間層面上，廣義的“移民”是未來城市群的行為主體，粵港澳大灣區也呈現為異質多元的移民文化。聚焦今日之風險社會，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文化共同體首先應被理解為“危機共同體”，而其處理風險、應對災難、城市治理與城市自救的能力將成為我們建設城市文化共同體的重要依據。

關鍵詞：粵港澳大灣區 文化鄉愁 移民 危機共同體 風險社會

時至今日，當我們談到粵港澳大灣區時，我們會不約而同地用“經濟實力雄厚”“發展活力充沛”“國際競爭力強大”等詞語來描繪它，把這個既具體又抽象的概念想象性地刻畫成一個明亮、廣闊的形象。實際上，這一形象也正是國家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定位。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其中明確指出，粵港澳大灣區應當致力于“建設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打造高質量發展的典范”，實現“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高度，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中華文化影響更加廣泛深入，多元文化進一步交流融合”。

在數字媒介迅疾發展的今天，從文化的視角審視城市建設、通過構建城市共同文化來增進城市間的價值認同，已成為城市發展和城市實力增強的重要途徑。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市考察調研時也曾指出：“文化是城市的靈魂?！咨铺幚砗帽Ｗo和發展的關系，注重延續城市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增強家國情懷?！弊鳛橐环N特殊的城市，一個從區域性經濟合作體上升為國家級全球競爭體的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有著非常特殊的文化生態，它是一個以經濟驅動為基礎，以城市為主體，以歷史經驗和文化認同為助力的“理想共同體”。而提升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凝聚力，深化內地和港澳的文化融合與交流，促進這一共同體的發展建構，則必將推動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播、傳承和發展。因此，本文將從“文化”入手，多維度、多視角地辨析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文化生態，對其社會想象和理論可能進行闡釋，探究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文化發展的多種可能性，為文化認同、文化治理與國家形象建構等重大議題提供區域想象與經驗。

一、大都市的“文化鄉愁”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文化生態不同于單一的城市，也不同于已有的其他三個大灣區，可以說，它是“另一個中國”（理論和制度層面）或“中國中的世界”（現實和文化層面），具有特殊的文化生態。一方面，它與其他城市（群）一樣，必須要經歷一種與全球相連的世界轉型，因此它是世界主義的，國家發展規劃已經非常清晰地為之作出了界定。發展的、進步的現代性不僅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必經之路，也是它被期待在未來社會中必須實現的目標。而另一方面，當我們致力于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和未來時，與之同根同源的另一個問題，即“文化鄉愁”問題也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關注。

這里所說的“文化鄉愁”與傳統意義上的“鄉愁”有著本質的不同。從時間的維度來看，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鄉愁不是懷舊式的鄉愁，而是發展式的鄉愁；不是以已經完成的過去而是以尚未實現的現實為緣由的，是切切實實朝向未來的、以目標為導向的鄉愁。從空間的維度來看，“鄉”（對象或寄托）不是傳統的鄉村、故鄉、此岸，而是現代的都市、異鄉、彼岸；“愁”（情感或表征）不是傳統的感傷、憂傷、思鄉等，而是現代的焦慮、孤獨、破碎等，不是“回不去的鄉村”，而是“進不去的都市”。從人的維度來看，主體不是離鄉背井的“村民”或“游牧民”，而是尋求機會或滿懷野心的“市民”或“白領”；“向鄉”是向往理想之鄉，“懷愁”是向往而不得的感傷之情。鄉愁所表達的不僅僅是歸屬感的失落，還有安全感和成就感的獲得，鄉愁的本質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所導致的社會情緒。

顯而易見，這樣的文化鄉愁是歷史發展和時代前進的衍生品與必然產物，是需要我們留存和記憶、而非拋棄和遺忘的時代精神。究其根本，它的哲學依據還是現代性理論。盡管學界對這一經典的理論議題已經形成了諸多共識，但作為社會實踐的現代性進程，在今日之中國，卻仍然處于尚未完成的進行時狀態，繼續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發展，以不可忽視的巨大力量形塑著現代人的精神生活。

1860年，法國詩人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在一篇題為《現代生活的畫家》的文章里，對“現代性”做過一個很特別的界定。他說：“他尋找我們稱為現代性的那種東西……問題在于從流行的東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著的在歷史中富有詩意的東西，從過渡中抽出永恒……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偶然，就是藝術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變……”[1] 在以啟蒙、富強、文明和進步為主旋律的歷史過程中，“另一半的現代性”就意味著反思和自省，意味著用人類內在世界的富足為標準去權衡進步的得失利弊，也意味著時刻對進步保持清醒和批判的立場。如果說“這一半現代性”主要被運用在我們對現代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法律等維度的認識上，是人類社會的“經濟基礎”，那“另一半的現代性”就更多體現在現代人的情感、精神、信仰和道德等方面，是人類社會的“上層建筑”。在發展的—困頓的、樂觀的—感傷的、物質的—精神的、外延的—內斂的等多元化多角度的二元研究模式中，“文化鄉愁”關注的必然是“另一面的粵港澳大灣區”，是在輝煌絢爛的都市景觀下，所隱藏著的現代人的文化焦慮。

二、移民文化作為文化核心

人類的遷移從來都不是無目的的?？v觀我國漫長的移民史，我們可以看到，雖然農業文明使我們更執著于與土地的聯系，但由于經濟、政治、藝術、生態等原因，人口的流動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特別是隨著現代性進程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區域發展愈益不平衡，區域間的人口流動令人矚目，尤其是從鄉村移居到城鎮，從小城市移居到大城市，從內陸城市移居到沿海城市的移民潮更值得關注?；浉郯拇鬄硡^的城市組成涉及同一個國家下兩種不同的制度和三個單獨的關稅區，也包括港澳雙城和另外的9個城市。作為一個復雜的城市網絡系統，粵港澳大灣區的人群構成極其復雜，以人為中心的各種城市要素之間的流動也非常頻繁，呈現出異質并存、多元統一的文化特色。

現代性的主體是人，城市生活的主體也是人，探究一個城市的文化，我們最終還是要回到鮮活的、多元的和在場的個體，從人與時代、人與世界的關系構建中尋求出路。從“人的維度”進入城市文化研究，我們可以看到，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文化主體最突出的特點在于移民與原住民的相互滲透、沖突及融合，這使整體的城市文化呈現出豐富的異質性和流動性。本土文化和移民文化相互形塑、改造與融合，在持續的吐納更新中充滿了活力。

移民源于發展的不平衡，移民文化也是基于不均衡發展的區域文化?！盁o論是作為時間、地域、文化三維空間移民的外來族群，抑或長期接觸現代城市文化的城市原住族群，均面臨多方面的文化交流和心理適應難題，缺乏對超出自身認知的文化新形式的認同感，導致他們難以擺脫生活經驗中所形成的‘慣習和相對封閉的‘小群體。因此，城市族群社會融入問題的產生實際上也折射出城市中各族群共同體意識的狹隘化?！盵2]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文化，我們必須要突破地域邊界，通過“跨地方”的視角來構建城市文化共同體；必須突破封閉、單一與同質化的發展思路，大力踐行文化包容、共生共贏，通過所有人的共同參與，通過城市間的融合與構建來營造“家園情懷”和“在地感”。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未來的城市生活中，沒有人不是移民。這不僅意指物理意義上的遷移所造成的地理距離，也包含心理意義上的文化疏離感。因為城市的高速發展及瞬息萬變無時不刻在刺激著人，各種印象和感覺紛至沓來，人不得不被動接受這些持續的現實沖擊，“這導致了在我們自身和我們的社會及物質環境之間創造距離的努力”，而“城市生活，作為由貨幣經濟導致的社會關系客觀化的一種極端形式，要求個體與其社會環境保持一種距離”。[3] 在德國學者齊美爾（Georg Simmel）看來，這種距離實質上是一種心理距離，它“來源于個人在面對不可抵抗的社會力量、歷史傳統、社會文化和生活技術時，保持他的存在的自主性和個體性的要求”，社會學必須努力去解決“大都市這樣的結構在生活的個人內容和超個人內容之間建立的平衡”，并探求“個性是如何調整以適應外部力量的”。[4] 說到底，這種距離就是豐富的城市生活內容與力不從心的個體所能提供的有限形式之間的差距，也是全新的城市生活體驗與人舊有的時間認知、方位感及存在意識之間的差距。

所以，廣義的“移民”將成為新城市群的行為主體，而“移民”（emigrant）這個詞將被忽略其被附加的各種動機、緣由或方式等，恢復到它的詞源學意義而使用，即“離開一個地方”“移居他國或地區的人”。[5] 移民的精神不是確定性而是流變性，不是回返性而是未來性，而移民文化則將依據未來導向設計、規劃并管理現實。

三、風險社會中的“危機共同體”

以人為主體，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來觀照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生態，我們給出了“文化鄉愁”與“移民文化”兩種思路，我們期待構建的是理想型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文化共同體。粗略地講，這是以“共同體”為中心目標，被特定的時代、地域和精神所限定，以地域空間為基礎，以共同的城市生活實踐為支撐，以城市文化發展的共同歷史進程為依托，以共同的價值觀念為核心，以共同的現實關懷為訴求的一種生活形式有機體。這一有機體可以從三個層面來予以研究。

第一，符號和形象層面。在此層面，城市文化往往被視為一種空間構成，因為空間和地方是建構文化體驗意義地圖的核心力量，而地理景觀則是價值觀念的象征系統。城市文化集中在一系列形象和符碼中，諸如家宅、街道、風景、河流、學校、博物館、公共展覽、事件性場所等地標建筑與人文景觀。我們可以通過描繪由“記憶之場”所串聯的城市文化地圖來考察城市風貌及精神，剖析空間指涉及其所代表的社會關系生產，論述城市中人的生存體驗與文化經驗之間的關系。

第二，情感和記憶層面。記憶體現了城市形成的過程，關乎城市的歷史和傳統，是差異建構和城市主觀性形成的過程。在此層面，我們可以主要依據經典影視、戲曲戲劇、地方志、回憶錄、書信日記、書畫、儀式、風尚、民俗等視覺化的藝術類材料，通過剖析跨媒介的城市歷史書寫來探察城市的傳統如何轉型，信息技術、數字媒介、網絡文化等如何深刻影響和塑造了這一城市群的新生態環境，新的城市精神和情感如何被生成，文化共同體如何形成。

第三，觀念和理想層面。這個層面的核心問題是城市群之“群像”形象的生成和演變，我們可以借助科幻文學與藝術、生態文學、非虛構寫作、創傷書寫與災難寫作、新傳記文學、紀錄片與報告文學等多種形式的城市文學，考察語言敘事如何構建城市的想象共同體，修正甚至重建以經驗、情感、信念等為基礎的“感覺空間”，重構城市文化的凝聚力。

不管是哪個層面，我們都需要了解的是，置身于“萬物入網”的數字媒介時代，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文化共同體致力于建設“可溝通城市群”，即以技術和媒介為支撐，城市之間信息能夠流通互動，意見能夠自由表達，文化共識能夠順利達成，城市的構成基礎依靠的是一個開放、平等、民主、有效的公共傳播網絡。城市群的未來應當建構多元融合的城市文化、多元主體的城市協作共治，培育真正現代化的城市文化共同體意識?；浉郯拇鬄硡^與其他城市群一樣，正在經歷一種全球相連的世界轉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文化也正在發展為“中國中的世界”或“區域中的全球”等特殊的文化生態。所謂真正現代化的城市文化共同體意識，其實質就是真正堅持“關懷個體、扎根本土、擁抱現實”的責任和使命，通過多維度、多層面、多視角地探究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文化共同體的現實表征與未來發展，較真實地描繪這一共同體的樣態圖，為文化認同、文化治理等重大議題提供區域經驗。

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需要研究者深耕細作，本文無法充分展開論述，只能著力強調一點，即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處理風險、應對災難的能力及其對建設城市文化共同體的重要性。對于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乃至整個國家和世界）而言，始于2020年，在全球范圍內肆虐3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個絕對的分水嶺，它在文化史上的意義形同“9·11”事件對于美國和世界的意義。正是由于疫情，我們開始重新關注“風險社會”，并在一個跨學科的層面上重新解讀現代社會的“風險”。

1986年，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へ惪耍║lrich Beck）在他的著作中首次提出“風險社會”這一概念。在貝克看來，風險社會既是一種現代社會形態，也是現代性的后果，它的本質是一種與傳統社會斷裂所導致的不確定性和非連續性，以及由此帶來的人類生活的危機感，風險是一種“超越國界的存在”，是一種“全球性危險”。[6] 30年后，貝克又深化了他對風險社會的理解，在探討全球氣候變化的基礎上提出了“解放性災難論”（Emancipatory Catastrophism）的概念。貝克認為，我們對災難的認知驅動了一種全球相連的世界“變形”（metamorphosis），而這種“變形”無疑具有重塑世界風險社會的潛力，由此我們應當更多關注災難論的建設性力量。[7] 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利維（Daniel Levy）批判性地重估了貝克的“解放性災難論”，用“世界主義的災難論”（Cosmopolitan Catastrophism）取而代之。在利維看來，貝克的觀點是對早期現代性理論的線性誤讀，而世界主義的特殊之處恰恰在于它的非線性或關聯性，因此對世界風險社會及災難的理解應當以事件為中心，而不是以解放為目標。[8]

聚焦今天的風險社會，我們不難發現，今日之“風險”的含義早已突破了社會轉型的特定歷史框架，延展為一個與自然環境、生態平衡、經濟危機、技術風險、國家安全、人類生命等多方面、全方位密切關聯的“范式性”概念。如果說在“前疫情時代”，我們關注的文化認同主要體現為兩種模式——發展式的認同與文化鄉愁式的認同，歸屬感和成就感是建設和創造理想型城市的關鍵元素，因而我們對風險的理解更接近貝克意義上的“風險”，不同城市所應對的“風險”是同質的。那么，到了“后疫情時代”，情況則大有不同。正如列維所斷言的：“隨著政治上可行、文化上突出的進步敘事的削弱，災難正在挑戰曾經由民族國家關于未來的敘事所提供的本體論安全感。我們認為，災難主義的盛行催生了第四個世界性的時間時代，與神話、宗教和民族時代并駕齊驅?！盵9] 城市文化共同體首先和基本地體現為一種“危機共同體”，與我們對風險和災難的理解及應對息息相關?！帮L險”變成了一個“內部的他者”，呈現為異質的和他異化的，對城市的自救能力形成了嚴峻的考驗。

“風險”（或災難）為城市文化共同體的建設提供了一種新的實踐資源，而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人員密集、社會財富高度聚集的城市群，也必須將重塑風險社會，“建設全球先進的韌性城市作為系統風險防控的戰略目標”。杜雁認為：“建構高韌性、高彈性、可自我修復的城市管理能力和基礎保障網絡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全覆蓋的基礎設施，二是快捷的數據采集與處理，三是系統的科學研究與規劃，四是多方聯動的機制保障?！盵10] 或許可以認為，未來的城市是否安全宜居、是否令居住者產生強烈的歸屬感、幸福感和認同感，最首要也最重要的問題未必在于這個城市的財富積累是否達到了一定的高度，也不在于它是否為居住者提供豐富多元的文化選擇，而在于這個城市如何預防危機或者在危機時刻如何行動、如何保護城市生活的主體。與之相關的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社會想象不再是我們依據早期現代性理論所提出的“發展想象”，也不完全是對之予以反思的“文化鄉愁”，而變成了對重塑風險社會的“情感建設”。由此，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作為一個“理想共同體”，其未來的焦點問題之一就是修正甚至重建以經驗、情感、信念等為基礎的“感覺空間”。這也必然導致城市研究和大灣區文化研究的范式轉變。而這就是另外一個龐大的理論問題了。

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想象一定是與我們每個生動具體的個體密切相關的，同時又與“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區域文化緊密相連，最終則指向國家認同與文明互鑒。這就要求研究者必須把城市文化研究真正“落地”，充分關注其時代特點（數字媒介）、地域特色（粵港澳大灣區）和精神形態（城市文化），真正回歸城市研究的“初心”和“本心”，以時空為經緯，以人為縱深，把抽象的理論與鮮活的人類生活聯系起來，全方位把握城市文化精神的歷史生成和現實映照。由此，我們才能在世界性的“整體歷史”和“泛文化”中真正觀察到粵港澳大灣區這一“局部的歷史”和“地方的文化”，真正體現其“另一個中國”或“中國中的世界”的獨特性。

本文系暨南大學中華文化港澳臺及海外傳承傳播協同創新中心2023年項目“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文化共同體建設研究”（JNXT2023003）和國家社科基金藝術類重大項目“中國網絡文化的審美研究”（22ZD05）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文學院）

注釋：

[1] [法] 波德萊爾：《1846年的沙龍：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郭宏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頁。

[2] 孫九霞、黃秀波：《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族群“跨地方共同體”構建研究》，《學術研究》，2021年，第8期。

[3] [英] 戴維·弗里斯比：《現代性的碎片：齊美爾、克拉考爾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現代性理論》，盧暉臨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96—97頁。

[4] 同[3]，第104頁。

[5] 參見在線詞源字典，https：//www.etymonline.com/cn/word/emigrant#etymonline_v_38170

[6] [德] 烏爾里?！へ惪耍骸讹L險社會》，何博聞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頁。

[7] Ulrich Beck，“Emancipatory catastrophism：what does it mean to climate change and risk society？”，Current Sociology Vol.63，No.1（2015）：75–88.

[8] Daniel Levy，“Cosmopolitanizing catastrophism：remembering the future”，Theory，Culture & Society Vol.33，No.7-8（2016）：1-9.

[9] 同[8]，第6頁。

[10] 杜雁：《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治理的沿革與發展》，《城市規劃》，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