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邏輯范式、秩序形態與功能強化

王林兵 雷琳

摘要：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作為誕生于中國本土的政黨制度，其運行邏輯依據不同時期的社會歷史條件，自適應地發生了從求用、求真再到求義的歷時性轉換，形成了共在性的民主集中制邏輯原則和同一性的“領導—合作—協商”邏輯構架。在邏輯范式遞嬗中，新型政黨制度建構出一元領導、雙環民主、三式一體的黨導民主秩序，既實現了對西方黨爭民主秩序的超越，也創造出現代政治文明的新模式。新時代，發揮新型政黨制度的獨特優勢，需在邏輯與秩序耦合中加強黨的領導，提升凝聚共識的政治勢能；提高參政能力，增益決策輸出的過程動能；完善政黨協商，優化協調關系的制度機能；強化行權賦能，釋放維護穩定的治理效能。

關鍵詞：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求真求義；黨導民主；政黨協商

中圖分類號：D6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24）04-0019-07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民主政治實踐中的偉大政治創造。自堅持和完善新型政黨制度被納入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方略體系以來，新型政黨制度的頂層設計更加清晰，框架體系日趨完善，政治共識愈發鞏固，效能發揮顯著增強。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邏輯范式、秩序形態和功能強化等問題，不僅能為提升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話語權、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等提供更多學理支撐，也可為深化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理論創新和實踐拓展探尋新的增長點，助推以中國式民主豐富人類政黨政治文明形態。

一、研究回顧與問題提出

政黨制度作為現代民主政治的基礎性構件，總是伴隨著國家權力建構、公民權利實現和社會治理提升，完成從萌發到成熟的制度化進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生發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之后在不同時期的價值使命和政治任務驅動下不斷發展，最終在新時代走向成熟定型，其生成與發展的每一環節，都呈現著鮮明的中國特色。

長期以來，新型政黨制度一直是我國民主政治理論聚焦的重點，相關研究既有深刻的歷史探索，也有獨到的現實灼見，研究主線亦呈現出多樣性。一是縷析新型政黨制度的歷史生成，認為其是基于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歷史實踐［1］，通過理論性、文化性和政治性建構［2］，而筑造起來的一套具有完整“邏輯體系、價值體系、運行機制和績效體系”［3］的科學制度。二是剖示新型政黨制度的框架結構，認為其主體結構主要呈現為“一核多元”或“一體兩翼”的形態，即以黨的領導為中軸支撐、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為聯動兩翼［4］。三是探究新型政黨制度中的政黨格局，認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格局的形成，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互動中政黨關系定型的結果，是當代中國國家建構過程中政黨關系制度化的成果”［5］。四是分析新型政黨制度的敘事話語，指出其話語體系基于維護制度合法性、引領實踐變革和擴大話語權等訴求，經歷了力量配置的政治話語模式、特色優勢的制度話語模式、本質規律的文明話語模式等三次重大模式轉換［6］。五是闡明新型政黨制度的制度優勢，強調其具有合作、協商、綜合和長久性治理優勢［7］，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內在的主體多元化、方式柔性化、機制協調化等建設目標”［8］的實現，提供了制度供給、制度動能和制度效能［9］，并從結構、規則和關系層面實現了對西方政黨制度的超越［10］。

總體而言，現有成果為新型政黨制度本體論研究的持續推進，積淀了深厚的理論基礎和知識資源。但從完善新型政黨制度并提升其話語權的實踐及其理論需求看，還應給予更多關注。在研究視角上，理應立足本體剖析新型政黨制度邏輯范式的轉換承接，彰顯其“根植中國土壤，凝結中國智慧”；在研究內容上，需透過靜態制度框架把握動態政黨關系及其秩序，揭示新型政黨制度何以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新模式；在研究旨趣上，應把制度的價值邏輯和主體行動相結合探究制度功能的強化，避免就制度論制度的“片面深刻”，助推新型政黨制度在國家治理現代化中最大化釋放治理效能。

二、求用向求義遞嬗：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邏輯范式

任何一種制度都兼具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政黨制度的工具理性反映其求用性運行邏輯，通過嵌入統治階級的權力體系，約束和規制政黨行為以保證政黨秩序有序運轉。政黨制度的價值理性彰顯其求義性運行邏輯，通過輸出體現社會大眾現實訴求和理想愿景的方針政策，促進人民福祉的實現?；谶@種雙重理性，我國新型政黨制度運行的主導邏輯在時代條件與歷史任務的變遷中，自適應地發生了從求用為主到求義為主的歷時性轉換，既致力于以黨際民主推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實現，也致力于為人類民主事業發展探索新路徑。

（一）求用—求真—求義：新型政黨制度歷時性邏輯轉換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統一戰線是黨際合作的核心載體。統一戰線既非規范化的民主制度，也非新型政黨制度的早期雛形，而是以對內團結與對外斗爭為核心任務的政治聯盟，具有鮮明的求用色彩。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人民政協既代行著國家權力機關的職能，也發揮著政黨制度的功能。這直接促使統一戰線的求用邏輯延伸至新型政黨制度的建構與運行中?？陀^而言，求用邏輯雖能對新中國成立后的政治安排作出理性詮釋，但其側重于聚焦政黨制度的工具理性因而對政黨政治運行規律的反映十分有限。

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轉型要求充分發揮各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功能。面對這一新現實，求真務實地處理好黨際關系，不僅關涉國家大局的穩定，也關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前途。在此背景下，中國共產黨積極探尋和把握社會主義政黨政治發展規律，拓展了多黨合作方針，即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明確了我國政黨制度的內涵，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糾正了對民主黨派的認知偏差，明確其參政黨的角色地位；理順了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與政權的關系，即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在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參政議政；等等。這有力地刻畫出中國政黨政治全新的民主面貌，也反映出我國政黨制度運行的主導邏輯發生了從求用向求真的轉換。所謂求真，意指探究和順應政黨政治發展規律，務實把握政黨關系的民主本質，與時俱進地推動政黨制度的創新發展。

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對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和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提出了更高要求。黨中央適時提出新型政黨制度概念，并確認各民主黨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這一新的政治表達，使各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功能、社會主義屬性與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使命的有機統一達到了新高度，使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真實廣泛的民主形態和以人民為中心的本真義里互為印證、相得益彰。與此同時，基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我國在政黨外交中積極向世界分享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歷史經驗，為促進世界民主政治的發展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在這一系列追求民主本義、國家大義和國際道義的實踐探索中，新型政黨制度發展的主導邏輯逐步由求真轉換為求義。從求用到求真再到求義的邏輯轉換，充分彰顯出新型政黨制度絕非西方政黨制度的翻版與再造，而是立足中國現實與歷史實踐的偉大政治創造。

（二）民主與集中統一：新型政黨制度共在性邏輯原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認為，差異與同一是事物發展過程中必然呈現出的對立統一的存在樣態。任何制度從無到有、從雛形到定型的生成發展歷程，內在地是其自身產生歷時性差異和保持共時性同一的辯證過程。這種歷時性差異往往表現為制度的外部形態、運行機制和效率效能不斷趨向完善，而共時性同一則集中體現在制度內蘊的價值底色、主體結構和核心原則始終保持一致和穩定。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歷時性發展中，民主集中制一直是其內蘊的共在性原則。

新中國成立前，盡管求用邏輯主導著統一戰線中的多黨合作，但中國共產黨并未因掌握著革命領導權而自居于其他黨派之上。正如毛澤東指出，雖然中國民主革命是以中國共產黨為首的幾個政黨聯合進行的，但“我們只有同他們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11］395，“那種獨斷專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態度，是不對的”［11］526。循此理念，中國共產黨不僅在局部執政時期積極貫徹民主集中制，在對未來國家形式進行設想時也強調新民主主義國家所需要的“即是民主集中制”。所謂民主集中制，意指“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新中國成立后，民主集中制被載入憲法并廣泛運用于國家政治生活中，各民主黨派也開始把民主集中制作為組織活動的政治遵循。自此，民主集中制成為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新政權體系中展開協商合作的核心原則。

進入新時期，各民主黨派的組織建設和政治建設在中國共產黨支持下迅速推進，新型政黨制度也逐步進入制度化建設階段。在求真邏輯的驅動下，新型政黨制度建設的三個里程碑性文件，即“中發〔1986〕19號文件”“中發〔1989〕14號文件”“中發〔2005〕5號文件”，先后將新型政黨制度納入基本政治制度體系，定位為中國特色政黨制度，使之進入制度文明建設軌道，并在堅持和貫徹民主集中制基礎上，使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法理、內容、形式、機制和程序等都得到了極大豐富和拓展。進入新時代，民主集中制進一步被明確為“中國國家組織形式和活動方式的基本原則”［12］。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求義邏輯的引領下，基于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和為人類民主事業發展探索新路徑等使命，在民主集中的基礎上求同存異，不斷提升能力、增強合作、強化協商，使新型政黨制度的優勢和效能得到了充分發揮。

（三）領導—合作—協商：新型政黨制度同一性邏輯架構

民主集中制作為貫穿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發展全過程的共在性原則，決定了新型政黨制度差異性的邏輯樣態中存在著一個同一性的邏輯架構，即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和多元化協商復合而成的“領導—合作—協商”架構?！凹小敝赶蛑袊伯a黨的全面領導，“民主”指向多黨合作與多元協商。在這一復合性架構中，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始終是統領全局、協調各方的主導性要素。無論在局部執政時期，還是全國執政以后，中國共產黨都支持民主黨派進入各級國家機構中，這也強化了中國共產黨對各民主黨派的雙重性領導，即在宏觀領域是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在具體領域是民主集中制基礎上的黨政統籌性領導，在政治過程中充分發揮各民主黨派為國集智、為民謀利的參政商事作用。

“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保?3］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同時，實行多黨合作是國家民主性建構和民主化治理的本質要求。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民主黨派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新中國的國家治理中，民主黨派是社會主義事業的親歷者、實踐者、維護者、捍衛者，同時高水平國家治理效能的生成也有賴于各民主黨派的廣泛參與，這都決定了多黨合作必然是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內容。新型政黨制度中的多黨合作，與西方黨爭中的臨時性多黨聯合有著本質區別。在合作方針上，不是黨同異伐，而是求同存異；在合作性質上，不是分權競合，而是以一黨執政、多黨參政為模式的增量合作；在合作目的上，不是政黨分肥，而是共建民主。

多黨合作往往基于一定的政治共識，而政治共識的形成有賴于溝通協商?！罢螀f商的好處在于既能實現最大多數人民的民主權利，又能尊重占少數地位的人民的民主權利，在經過充分協商之后，使各方面的政見在基本上達成適當集中和統一?！保?4］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就極其注重通過多商量、多座談、多開會的方式推動黨際協商議事。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先后領導創立了七種“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15］協商民主形式，其中與各民主黨派直接相關的主要是政黨協商、政府協商和政協協商。它們既各有側重又互為關聯，形成了一個形式復合、結構立體的多元協商關系格局。在這一多元協商格局中，協商展開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過程中，不僅有利于增進政治共識、促進多黨合作，還有利于在錯誤識別、政策糾偏中增強決策的科學性和施策的有效性。

三、黨導與民主同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秩序形態

任何制度都表征著一種既在性或生成中的秩序，政黨制度亦是如此。政黨秩序的生成與變遷源于社會內部不同政治力量的結構化整合。中國政黨關系的結構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民主黨派以求用求真求義為邏輯，以民主集中制為原則，以“領導—合作—協商”為架構持續推進并完成的，雙方在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標上同心同向、行動上同心同行，共同形構出一種全新的黨導民主秩序。所謂黨導民主，是指代表公意的執政黨通過各種民主制度機制，引領各民主黨派所代表的眾意向公意融合，使人民當家作主真實體現于政黨政治全過程、各環節的一種民主政治實踐。黨導民主秩序的核心常量是執政黨的一元領導，運行常態是黨內民主與黨際民主聯動循環，整合常式是三位一體的引導式、融合式與協商式。

（一）一元領導：黨導民主秩序的核心常量

一元領導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認為，無論是在階級聯合的革命運動中，還是在多黨合作的政治實踐中，堅持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革命和政權的領導都是一個不容妥協的原則性問題。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保?6］中國共產黨的唯一性領導、單一性執政、主導性決策的政治地位，是黨導民主秩序得以形成和運行的根本保證。黨導民主是以公意為基礎，以實現公共利益福祉為目標的民主政治，這就決定了黨導民主中的“黨”，只能是沒有任何特殊私利的中國共產黨。而各民主黨派作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擁護社會主義愛國者的政治聯盟，他們所代表的主要是來自各個界別的眾意?！肮庵豢紤]共同的利益，而眾意考慮的則是個人的利益?！保?7］一旦代表公意的政黨缺位或領導力弱化，代表眾意的政黨極有可能因私利爭奪而陷入相互傾軋的黨爭民主窠臼。黨爭民主的實質是“黨反民主”，因為“黨爭就是一些公民，不論是全體公民中的多數或少數，團結在一起，被某種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驅使，反對其他公民的權利，或者反對社會的永久和集體利益”［18］。

政治權力本質上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它“在對社會獨立起來并且從公仆變為主人以后，可以朝兩個方向起作用”［19］，即要么走向壟斷、背棄人民，要么保持開放、服務人民。如果說西方黨爭民主的目標，在于排他性地壟斷公共權力，那么中國黨導民主的旨歸，則在于服務人民并顯示權力由人民掌握。在我國黨導民主秩序中，雖然民主政權由中國共產黨執掌，但不論是執政黨本身，還是民主政權都保持著開放性。就執政黨的開放性而言，社會大眾和民主人士只要積極追求政治進步，都可以通過合法程序加入中國共產黨；就政權開放性而言，各個民主黨派雖然不是執政黨，但他們都認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以參政黨的身份通過各項民主制度參政商事。這種開放性，不僅使各民主黨派所代表的眾意能夠被吸納入公意，也使我國新型政黨制度能夠避免舊式政黨制度中因眾意對抗而誘致的惡性黨爭。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的一元領導作為我國黨導民主政黨秩序的核心常量，不僅是我國政黨政治保持民主性的根本保障，也是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區別于西方政黨制度的根本標志。

（二）雙環民主：黨導民主秩序的運行常態

雙環民主即循環聯動的黨內民主與黨際民主。民主“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20］。循此邏輯，黨內民主意指在黨的政治生活中，全體黨員一律平等地以民主集中制為原則遵循，以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為主要形式，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決定和管理黨內事務的一種黨內政治運行模式。黨際民主則是黨內民主在黨際互動中的延伸，也是黨內民主通往人民民主的中介與紐帶，其以黨際平等、黨際合作、黨際監督和黨際協商為主要實現形式?！懊裰鞑粌H是中國共產黨的生命，也是黨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保?1］在治國理政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不僅把民主內化為自身日常工作方式和政治生活習慣，還自覺地運用民主方式處理與各民主黨派之間的黨際關系。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引領和示范，各民主黨派在參政過程中，也自覺以民主的方式處理彼此間關系。由此，中國黨導民主秩序下的政黨互動始終呈現出通力合作、團結和諧的常態化局面。

“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一個規定，即人民的自我規定?！保?2］在黨導民主秩序中，黨內民主抑或黨際民主都必須始終指向人民民主?！吧鐣髁x民主包括黨內民主、黨際民主和人民民主三個部分，這三個部分的構建順序是社會主義民主得以順利實現和完善的漸進步驟。這個順序也突出了我們民主模式的重心和落腳點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核心和歸宿?！保?3］由于我國的“政黨—群眾”政治結構與西方式“政黨—選民”政治結構不同，決定了在我國“執政黨—人民群眾”“參政黨—界別群眾”疊合的政治結構中，黨導民主的每一個環節都充分體現了人民性。事實上，在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通力合作、求真求義的歷史進程中，實現人民自由、保障人民權利、擴大人民參與、推進人民共享，始終是他們孜孜以求的奮斗目標。這也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一例外地都自覺把實現和鞏固人民當家作主作為發展黨內民主和黨際民主的顯性歸宿。一言以蔽之，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實現和鞏固人民當家作主的同一過程，在新型政黨制度中始終呈現出促進黨內民主和發展黨際民主兩個面向，而這兩個面向的聯動循環呈現的正是黨導民主秩序的運行常態。

（三）三式一體：黨導民主秩序的整合常式

秩序本質上是一種調節整合機制。在現代政黨制度中，每一個政黨都有自己特定的政治目標和意識形態，對于國家生活和社會議題也有不同的政治主張，并通過確立政治綱領展示各自愿景。一旦政黨秩序缺位或失靈，所有政黨都更傾向于自行其事，不僅會導致黨際關系走向沖突緊張，還會加劇群體極化和社會分裂。因此，發揮政黨秩序對政黨行為及利益的規范整合作用，對維護民主政治穩定至關重要?！爸袊母鞣N黨派是有差別的，并不是在一個水平上?！保?4］但即便如此，中國也形成了高水平的“雙環民主”，這恰恰得益于黨導民主的引導式、融合式、協商式一體化整合模式的充分運作。

引導式整合即中國共產黨憑借自身的先進性對各民主黨派進行價值引領和行動引導。在價值引領方面，中國共產黨以堅定的反帝愛國的民族大義、爭取人民民主的國家正義、推進人類民主事業的國際道義，引領各民主黨派逐步擯棄資本主義價值觀，接受社會主義世界觀洗禮，并最終成為擁抱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參政黨。在行動引導方面，中國共產黨 “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11］742。正是得益于這種引導式整合，各民主黨派自覺與中國共產黨保持同向而行，避免了黨際分立與對抗。融合式整合即中國共產黨在對各民主黨派進行政治領導時，支持他們保持政治特色并在獨立自主展開工作中積極將自身所代表的界別利益融匯于人民共同利益之中，通過平衡公意與眾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融合式整合直面現代社會利益的多元性，并致力于使多元利益融合為人民共同利益和國家整體利益。在黨導民主秩序中，融合式整合主張和而不同、聚同化異，使各政黨步調一致、同向發力。協商式整合，即中國共產黨基于執政黨和參政黨不對稱的政治權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共同思想政治基礎上，以廣泛的協商民主促使不對稱性權力與平等性法理地位、單一性執政與多元性參政、主導性決策與廣泛性協商保持高度動態平衡。在黨導民主秩序中，協商式整合主張一黨領導而不專政、多黨參政但不分權、民主監督但不制衡。黨導民主秩序三式一體的整合常式，不僅使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始終能夠確保利益代表廣泛性、奮斗目標一致性、決策施策科學性、國家治理有效性，還使其超越了西方競爭式、排他式、否決式黨爭民主制度，成為人類政治文明的一種全新模式。

四、價值與行動耦合：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功能強化

政黨制度作為一種規范性“價值—行為”體系，其效能源于制度價值與政黨行動的耦合。因此，要強化政黨制度的功能，必須使制度的價值邏輯和政黨的行動過程始終保持高度耦合。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中，求真求義彰顯的是制度邏輯的價值內核，黨導民主呈現的是政黨行動的模式狀態，二者在新型政黨制度“凝聚共識、優化決策、協調關系、維護穩定”［25］等獨特優勢的發揮中實現統一?；诖?，強化新型政黨制度功能的著力點，在于以求真求義為價值導向，充分發揮政黨的主體性作用，不斷提升政黨制度凝聚共識的政治勢能、增益決策輸出的過程動能、優化協調關系的制度機能、釋放維護穩定的治理效能。

（一）加強黨的領導，提升凝聚共識的政治勢能

凝聚共識是新型政黨制度的基本功能。共識的凝聚是自下而上意見表達與自上而下政策輸出相結合的過程，既要求參政黨提升自身代表界別的政治能力，也要求執政黨增強自身領導執政的政治勢能。政治勢能意指執政黨自上而下推動價值利益整合和政策執行所必備的政治能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勢能，“可以劃分為價值性政治勢能、制度化政治勢能、體制性政治勢能和一元化政治勢能四種類型”［26］。由于中國共產黨是新型政黨制度的核心主體，也是求真求義價值邏輯與黨導民主行動實現耦合所依賴的關鍵力量，因此，要強化新型政黨制度的功能，根本上要增強中國共產黨的一元化政治勢能，即“通過黨的全面領導實現黨委領導一切，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以協調黨政軍民各方面的步調，實現黨的領導全覆蓋”［27］。這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其他政治勢能得以釋放并發揮作用的前置性條件。

在具體實踐中，首先要鞏固黨的執政權威，通過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中，為凝聚黨際共識提供強有力的權威引導。其次，要以初心使命引領自我革命，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使以人民為中心始終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立場和凝聚黨際共識的價值原則。再次，要強化組織建設，建立健全黨在政權各層級、社會各領域、經濟各行業中的組織架構，保證黨的領導上下貫通一致、左右聯動集成，為凝聚黨際共識提供穩定的主體推力。最后，要堅持走群眾路線，實現黨的方針政策與全體人民、各界別群眾的追求的有機統一，為凝聚黨際共識夯實社會根基。

（二）提高參政能力，增益決策輸出的過程動能

優化決策是新型政黨制度的核心功能。政治決策是政黨針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進行政策制定與方案選擇的過程。在黨爭民主秩序中，政治決策權要么集中于代議機構，要么集中于行政首腦，決策過程總是伴隨著激烈的派系斗爭。而在黨導民主秩序中，政治決策由執政黨和參政黨通過制度化的協商機制和規范化的政策輸出程序來完成。在決策過程中，通過輸入差異性的決策信息提高決策過程和結果的質量，并為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提供源源不斷的動能。

對各民主黨派而言，要增益決策輸出的過程動能，必須加強自身能力建設。首先要提升政治把握能力、參政議政能力、組織領導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解決自身問題能力，這是民主黨派充分有效發揮協助決策作用的基本前提。其次，要提升聯系界別群眾的能力，通過真實準確地反饋界別群眾的聲音，借助程序化協商機制向執政黨的規劃性決策提供必要的參考信息和政策方案，使常規性的基層探索與戰略性頂層設計有效對接，增強決策過程和結果的科學性、有效性。再次，要提高精準糾偏糾錯能力，特別是要建立起完善的錯誤“識別——研究——反饋——矯正”鏈式糾錯糾偏機制，降低決策成本、提高決策效能。最后，要提高建設特色參政黨的能力，克服政黨趨同帶來的參政能力弱化問題。各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既要保持自身與執政黨之間“和而不同”的獨特性，善于從不同角度建言獻策，也要保持參政黨彼此之間“各有千秋”的差異性，基于不同界別領域的探索經驗，提出各具特色的資政決策信息。這既能充分夯實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的合法性基礎，也可增強協商決策的活力與效能。

（三）完善政黨協商，優化協調關系的制度機能

協調關系是新型政黨制度的特色功能。在新型政黨制度中，協調關系主要指協調黨際關系。由于各政黨代表不同界別的利益，又不同程度地嵌于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構，協調黨際關系也是協調黨政社關系的過程?！爱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憲法層次上很完善，在集體行動層次上較健全，在具體操作層次上待加強?！保?8］“具體操作層次”指的正是制度的運行機制。運行機制是靜態制度框架和動態主體行為聯接的紐帶，也是隱性價值邏輯走向顯性行動實踐的橋梁。新型政黨制度內蘊著多樣化的運行機制，其中協商機制是求真求義價值邏輯與黨導民主政治行動耦合的關鍵介質。要優化新型政黨制度協調關系的機能，則需要完善政黨協商的機制體系。

政黨協商的機制體系主要由三部分構成，即政黨協商的準備機制、實施機制和成果轉化機制。首先，要健全政黨協商的準備機制，包括細化代表或委員聯絡群眾機制，完善政策循證機制，拓寬民主溝通機制，強化政黨情況通報機制等，使政黨協商始終有客觀、真實和廣泛的調查研究依據，確保協商、解決真問題。其次，要健全政黨協商實施機制，包括明晰政黨協商的主題議題選定機制，完善政黨協商的程序和形式，豐富政黨協商的討論機制，規范政黨協商的爭議處理機制，建立政黨協商的評價機制等，確保協商內容有廣度、過程有深度、對策有準度。最后，要健全政黨協商成果轉化機制，如建立協商成果報告審核機制，完善協商結果采納反饋機制，健全協商成果責任落實機制等，確保政黨協商的成果有效落地，使黨的決策和工作更加順乎民意、合乎實際?？傊?，通過政黨協商機制體系的完善，既能保證人民訴求被準確納入決策程序，也能在協商成果轉化中促進黨政社的和諧穩定。

（四）強化行權賦能，釋放維護穩定的治理效能

維護穩定是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功能?，F代性政治危機普遍緣于無序化黨爭和暴力化政治參與。政黨制度維護穩定的功能，集中體現在通過制度執行與賦能，實現政黨互動和人民政治參與從自發走向自覺、從隨意性走向有序化，確保政黨政治運作保持在體制安全的邊界內。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一方面連接著黨派成員、社會大眾，另一方面連接著人民政協及國家政權機關，這就要求他們在維護政權穩定的同時，也要著力建構多層次、立體化的賦能機制，保障人民有相應能力和完備手段參與政治和社會治理。就維護政權穩定而言，一方面要強化執政黨和參政黨的制度意識，要對制度持有敬畏之心，自覺維護制度權威，依照制度規范調整和約束自身行動；另一方面要提高履職盡責水平，不僅執政黨要不斷提高科學執政、依法執政的本領和水平，參政黨也需不斷提升參政議政、協商決策的能力。此外，還要強化制度內民主監督，使黨導民主秩序保持穩定。就維護社會穩定而言，首先，要通過人大協商精細化法理性賦能。向人民群眾賦能，最根本的方式就是制定完備的法律法規體系，既要用法律的準繩去衡量、規范、引導社會生活，也要用法律的權威保障人民能夠充分行使管理國家各項事務的權利。其次，通過組織吸納增強組織性賦能。要重視黨建引領的作用，利用基層黨組織扎根社會深處的優勢，在特定治理情境中引導、激勵和動員基層群眾以正確方式參與政治和社會治理。最后，要完善技術性賦能。尤其是要加強信息化數字化建設，整合基層黨組織、政府各部門的信息平臺，普及各種便于基層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技術手段，使人民群眾有暢通的途徑和渠道進行政治參與和社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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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 2023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吉爾吉斯斯坦政治轉型新變化研究”（23CGJ038）；2022年度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視角下的新型政黨制度研究”（2022SJYB2223）階段性成果。作者簡介：王林兵（1989—），男，湖北棗陽人，江蘇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雷琳（1964—），女，重慶人，中國國家博物館培訓部教授，新疆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責任編輯：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