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3種犢牛腹瀉病原體調查匯總分析

徐國棟 曹蕊 駱維 曹建平

摘要：為了解和掌握我國犢牛腹瀉的病因，文章對2017—2022年涉及BVDV、BRV、BCoV 3種病原體引起犢牛腹瀉的國內調查文獻數據進行匯總分析，旨在找出這3種病原體在腹瀉犢牛中的流行規律，用以指導犢牛腹瀉的臨床防治工作。結果表明，（1）犢牛BVDV的病原學陽性率為0～34.58%，平均陽性率為14.61%；血清學陽性率為18.75%～65.00%，平均陽性率為47.28%；分別累計不同類別樣品（糞便或肛拭子、血液）、腹瀉牛與非腹瀉牛樣品的BVDV病原學檢測數據，免疫牛與非免疫牛的BVDV病原學與血清學檢測數據，發現上述各組的檢測數據均存在極顯著差異。（2）犢牛BRV的病原學陽性率為0～56.74%，平均陽性率為10.42%；腹瀉牛與非腹瀉牛樣品的累計檢測數據存在極顯著差異；犢牛BRV的血清學陽性率為0～25.00%，平均陽性率為15.15%（5/33）；各組犢牛的BRV病原學和血清學累計的檢測數據無顯著差異。（3）犢牛BCoV的病原學陽性率為0～33.33%，平均陽性率為12.87%；血清學陽性率為0～25.00%，平均陽性率為9.09%；各組腹瀉牛與非腹瀉牛樣品的BCoV病原學和血清學累計的檢測數據無顯著差異。

關鍵詞：犢牛；病毒性腹瀉病毒；輪狀病毒；冠狀病毒

犢牛腹瀉是導致我國新生犢牛發病、死亡和生長發育遲緩的重要疾病之一，這類疾病會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其中感染性因素最值得關注。為了解和掌握我國犢牛腹瀉的感染因子及其流行規律，筆者匯總分析了涉及牛病毒性腹瀉病毒（Bovine viraldiarrheavirus， BVDV）、牛輪狀病毒（Bovine rotavirus， BRV）、牛冠狀病毒（Bovine coronavirus， BCoV）的國內相關文獻數據，旨在為指導犢牛腹瀉防治的臨床實踐提供參考。

1? 研究方法

查閱2017—2022年期間我國犢牛群中BVDV、BRV、BCoV病毒感染的調查文獻，剔除內容重復、樣品重復檢測、采樣時間模糊或未記載采樣時間、可信度低的文獻，按文獻所記載采樣時間順序依次錄入相關信息，包括采樣時間、地點（省、市、自治區）、是否腹瀉、樣品種類、檢測方法、樣本數（檢數）、陽性樣本數（陽性數）、陽性率、調查人等信息，并對錄入數據進行匯總分析。

2? 匯總分析

2.1? ?犢牛樣品中BVDV檢測數據的匯總分析

2.1.1 犢牛BVDV病原學檢測數據的匯總分析

犢牛BVDV病原學檢測的原始數據匯總（表1），共篩選出13篇犢牛中BVDV感染的病原學調查文獻，載有16條信息，采樣時間為2017—2021年。樣品主要采自腹瀉牛（占全部樣品的95.02%，3 259/3 430），采樣頻次由高到低的省份分別為內蒙古自治區3份、寧夏回族自治區3份、河北省2份、河南省2份、新疆維吾爾自治區2份、甘肅省1份、山東省1份、黑龍江省1份、云南省1份。樣品種類有糞便、肛拭子、血液三類，應用BVDV核酸檢測方法的頻次為81.25%（13/16），應用BVDV病原學抗原檢測方法的頻次為18.75%（3/16）。結果顯示，犢牛樣品中的BVDV病原學陽性率為0～34.58%，平均BVDV陽性率為14.61%（501/3 430），其中源于腹瀉癥狀犢牛的BVDV平均陽性率為15.37%（501/3 259），源于無腹瀉癥狀犢牛的BVDV（均為血液）平均陽性率為0（0/171）。從檢測的時間順序分析，所有犢牛樣品的BVDV病原學陽性率均隨檢測時間的延后呈下降趨勢。

在假設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分別累計犢牛糞便（或肛拭子）樣品和血液樣品的BVDV病原學檢測數據，并對這2組數據的累計結果進行差異顯著性檢驗（卡方檢驗。糞便樣品總數∶陽性數＝3 105∶483；血液樣品總數＝325∶18），根據Excel函數“＝CHIDIST（23.668，1）”得到P＝1.145E-06，即犢牛不同類別樣品的BVDV病原學檢測結果存在極顯著差異（P＜0.01）。

分別累計腹瀉牛樣品和非腹瀉牛樣品的BVDV病原學檢測數據，并對這2組數據的累計結果進行差異顯著性檢驗（卡方檢驗。腹瀉樣品總數∶陽性數＝3 259∶501；非腹瀉樣品總數∶陽性數＝171∶0），結果發現，根據Excel函數“＝CHIDIST（30.605，1）”得到P＝3.163E-08，即腹瀉牛樣品和非腹瀉牛樣品的BVDV病原學檢測結果存在極顯著差異（P＜0.01）。

2.1.2 犢牛BVDV血清學檢測數據的匯總分析

犢牛BVDV血清學檢測的原始數據匯總（表2），共篩選出4篇犢牛中BVDV感染的血清學調查文獻，載有5條信息，采樣時間為2017—2021年。結果顯示，采集BVDV血清的犢牛均發生了腹瀉，采樣頻次由高到低的省份分別為河北省2份、甘肅省1份、寧夏回族自治區1份、內蒙古自治區1份。結果顯示，犢牛樣品中的BVDV血清學陽性率為18.75%（27/144）～65.00%（13/20），平均BVDV陽性率為47.28%（425/899），其中免疫牛BVDV陽性率為60.36%（201/333），非免疫牛BVDV陽性率為38.65%（211/546）。

在假設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分別累計非免疫牛BVDV血清樣品和免疫牛BVDV血清樣品的檢測數據，并對這2組數據的累計結果進行差異顯著性檢驗（卡方檢驗。非免疫牛血清總數∶陽性數＝546∶211；免疫牛血清總數∶陽性數＝333∶201），根據Excel函數“＝CHIDIST（39.170，1）”得到P＝3.885E-10，即非免疫牛和免疫牛的BVDV血清學檢測結果存在極顯著差異（P＜0.01）。

在假設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分別累計犢牛BVDV病原學檢測數據和犢牛BVDV血清學檢測數據，并對這2組數據的累計結果進行差異顯著性檢驗（卡方檢驗。病原學樣品總數∶陽性數＝3 430∶501；血清學樣品總數∶陽性數＝899∶425），根據Excel函數“＝CHIDIST（452.087，1）”得到P＝2.535E-100，即犢牛BVDV病原學和犢牛BVDV血清學檢測結果存在極顯著差異（P＜0.01）。

2.2? ?犢牛樣品中BRV檢測數據的匯總分析

2.2.1 犢牛BRV病原學檢測數據的匯總分析 犢牛BRV病原學檢測的原始數據匯總（表3），共篩選出15篇犢牛中BRV感染的病原學調查文獻，載有19條信息，采樣時間為2017—2021年。樣品主要采自腹瀉牛（占全部樣品的88.36%，3 105/3 514），采樣頻次由高到低的省份分別為河南省5份、寧夏回族自治區4份、河北省2份、內蒙古自治區2份、甘肅省1份、山東省1份、黑龍江省1份、云南省1份、新疆維吾爾自治區1份。樣品種類有糞便和肛拭子兩類，應用BRV核酸檢測方法的頻次為78.95%（15/19），應用BRV抗原檢測方法的頻次為21.05%（4/19）。結果顯示，犢牛樣品中的BRV病原學陽性率為0～56.74%，平均BRV陽性率為10.42%（366/3 514），其中源于腹瀉癥狀犢牛的BRV平均陽性率為11.43%（335/3 105），源于無腹瀉癥狀犢牛的BRV平均陽性率為7.58%（31/409）。從檢測的時間順序分析，隨著調查時間的延后，犢牛樣品的BRV病原學陽性率沒有明顯上升或下降趨勢。

在假設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分別累計腹瀉牛樣品和非腹瀉牛樣品的BRV病原學檢測數據，并對這2組數據的累計結果進行差異顯著性檢驗（卡方檢驗。腹瀉牛樣品總數∶陽性數＝3 105∶335；非腹瀉牛樣品總數∶陽性數＝409∶31），根據Excel函數“＝CHIDIST（3.990，1）”得到P＝0.046，即腹瀉牛樣品和非腹瀉牛樣品的BRV病原學檢測結果存在顯著差異（P＜0.05）。

2.2.2 犢牛BRV血清學檢測數據的匯總分析

犢牛BRV血清學檢測的原始數據匯總（表4），共篩選出2篇犢牛中BRV感染的血清學調查文獻，載有2條信息，采樣時間為2017—2021年。采樣省份分別為甘肅省1份、內蒙古自治區1份，均采用ELISA法檢測。結果顯示，采集非免疫血清的犢牛均發生了腹瀉，犢牛樣品中的BRV血清學陽性率在0（0/13）～25.00%（5/20）之間，平均BRV陽性率為15.15%（5/33）。

在假設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分別累計犢牛BRV病原學檢測數據和犢牛BRV血清學檢測數據，并對這2組數據的累計結果進行差異性檢驗（卡方檢驗。病原學樣品總數∶陽性數＝3 514∶366；血清學樣品總數∶陽性數＝33∶5），根據Excel函數“＝CHIDIST（0.783，1）”得到P＝0.376，即犢牛BRV病原學和犢牛BRV血清學檢測結果差異不顯著（P＞0.05）。

2.3? ?犢牛樣品中BCoV檢測數據的匯總分析

2.3.1 犢牛BCoV病原學檢測數據的匯總分析

犢牛BCoV病原學檢測的原始數據匯總（表5），共篩選出15篇犢牛中BCoV感染的病原學調查文獻，載有20條信息，采樣時間為2017—2021年。樣品主要采自腹瀉牛（占全部樣品的92.57%，3 403/3 676），采樣頻次由高到低的省份為河南省5份、寧夏回族自治區4份、內蒙古自治區3份、河北省2份、新疆維吾爾自治區2份、甘肅省1份、山東省1份、黑龍江省1份、云南省1份。樣品種類有糞便和肛拭子兩類，試驗對犢牛BCoV進行核酸檢測的頻次為80%（16/20）、對犢牛BCoV進行抗原檢測的頻次為20%（4/20）。分析顯示，犢牛樣品中的BCoV病原學陽性率為0～33.33%，平均BCoV陽性率為12.87%（473/3 676），其中源于腹瀉癥狀犢牛的BCoV病原學平均陽性率為13.37%（455/3 403），源于無腹瀉癥狀犢牛的BCoV平均陽性率為6.59%（18/273）。從檢測的時間順序分析，隨著調查時間的延后，犢牛樣品的BCoV病原學陽性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在假設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分別累計腹瀉牛樣品和非腹瀉牛樣品的BCoV病原學檢測數據，并對這2組數據的累計結果進行差異顯著性檢驗（卡方檢驗。腹瀉牛樣品總數∶陽性數＝3 403∶455，非腹瀉牛樣品總數∶陽性數＝273∶18），根據Excel函數“＝CHIDIST（4.627，1）”得到P＝0.032，即腹瀉牛樣品和非腹瀉牛樣品的BCoV病原學檢測結果存在顯著差異（P＜0.05）。

2.3.2 犢牛BCoV血清學檢測數據的匯總分析

犢牛BCoV血清學檢測的原始數據匯總（表6），共篩選出2篇犢牛中BCoV感染的血清學調查文獻，載有2條信息，采樣時間均為2017—2021年。采樣省份分別為甘肅省1份、內蒙古自治區1份，均采用ELISA法檢測。結果顯示，采集非免疫血清的犢牛均發生了腹瀉，犢牛樣品中的BCoV血清學陽性率為0（0/13）～25.00%（3/20），平均BCoV陽性率為9.09%（5/33）。

在假設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分別累計犢牛BCoV病原學檢測數據和犢牛BCoV血清學檢測數據，并對這2組數據的累計結果進行差異顯著性檢驗（卡方檢驗。病原學樣品總數∶陽性數＝3 676∶473，血清學樣品總數∶陽性數＝33∶3），根據Excel函數“＝CHIDIST（0.417，1）”得到P＝0.519，即犢牛BCoV病原學和犢牛BCoV血清學檢測結果差異不顯著（P＞0.05）。

3? 結論與討論

通過對犢牛BVDV、BRV、BCoV調查文獻所載數據的匯總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BVDV、BRV、BCoV 3種病原體的調查樣品多采自腹瀉犢牛的糞便（病原學調查）或血清（血清學調查），存在調查樣品數量少、調查范圍?。ㄉ婕暗氖∈屑暗貐^少）、時間節點跳躍、時間—感染率關聯規律不明顯等情況，還存在病毒與細菌、病毒與病毒、病毒與寄生蟲等多種病原體混合感染的情況[1，3-4，6-7，10，12-13，15]，但在一定程度上仍能反映出養殖密集區存在犢牛腹瀉相關病原體感染的情況。（2）本文匯總分析得出，犢牛BVDV的病原學檢測平均陽性率為14.61%（501/3 430），血清學檢測平均陽性率為47.28%（425/899）；犢牛BRV的病原學檢測平均陽性率為10.42%（366/3 514），血清學檢測平均陽性率為15.15%（5/33）；犢牛BCoV的病原學檢測平均陽性率為12.87%（473/3 676），血清學檢測平均陽性率為9.09%（5/33）。就不同調查者檢測不同犢牛群的結果而言，病原學檢測或血清學檢測結果可能存在較大差異，推測這可能與犢牛是否先期免疫相關病種疫苗、先期無癥狀感染（或自行耐過）以及自身對病原體清除能力強弱、病原學檢測采樣時間與機體排毒時間是否一致、病原學檢測的采樣組織帶毒量能否達到試劑檢測水平下限、病原學檢測的采樣組織是否含有可供檢測的病毒或其組分、不同檢測試劑靈敏度是否存在差異等因素有關，需結合某個犢牛群體疾病防治史進行詳細調查，尤其應從免疫學角度對檢測結果進行合理闡釋，才能真正把握犢牛腹瀉病防治的關鍵環節。因此，本文得出的各項檢測指標平均陽性率結論只能反映出全國范圍內尤其是檢測頻次較高省份內的3種犢牛腹瀉相關病毒的感染狀況。（3）在假設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筆者對相關數據進行累加統計，發現犢牛BVDV、BRV、BCoV病原學檢測的統計結果與樣品種類或臨床癥狀具有一定的相關性，主要是血液樣品與其他樣品、腹瀉與非腹瀉癥狀犢牛樣品之間存在差異，暗示在診斷分析中應注意區分樣品種類，是否存在腹瀉癥狀對診斷結果的影響等。（4）在對犢牛腹瀉血清學檢測結果的分析中，要注意“免疫?！迸c“非免疫?！辈町悓υ\斷結果判定的影響，如免疫牛與非免疫牛的BVDV血清學檢測結果存在統計學差異。（5）在同時應用病原學和血清學檢測進行犢牛腹瀉診斷分析的過程中，應注意并科學合理地解釋2種檢測方法的陽性率存在不一致的可能性，如怎樣理解和解釋BVDV血清學檢測陽性率高于病原學檢測陽性率，這可能與使用BVDV疫苗、BVDV先期感染犢牛而犢牛已經耐過、病原學檢測的樣品中BVDV含毒量低于檢測試劑敏感度下限、檢測試劑間的靈敏度差異等因素有關。此外，本文錄入的BRV和BCoV血清學檢測樣品的數量偏少，可能會對檢測結果產生影響。因此，筆者建議檢測者或診斷者在養殖實踐工作中，要結合其他診斷指標，全面分析犢牛群的健康狀態，科學指導犢牛腹瀉疾病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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