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時代人的發展境遇審思

劉暢 谷生然

摘要：在人類解放學說的整體觀照中，馬克思以其深刻的歷史觀對資本主義社會下異化的人進行了考察，為推進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研究視角與方法。當前，人工智能技術正深刻改變著社會生產的傳統范式，為生產方式變革、“產”“教”融合、舊式分工削弱開辟了道路，重構著人全面發展的現實載體。然而，人工智能在創造有利于人發展的社會條件的同時也加劇了人的物化、奴化、矮化，使人的發展深陷“二律背反”的現代性僵局。從本質上看，人與技術之間的矛盾始終是人與人的矛盾，人們在智能技術中認識到的深層次發展悖論源于“顛倒世界”中資本與技術的全面“聯姻”。通過探析人工智能與人的發展之間的耦合關系，更能清晰審視當代社會人的發展機遇與癥結，為人工智能時代人的全面發展探尋出一條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之路。

關鍵詞：人工智能；人的全面發展；“二律背反”；資本邏輯；異化

中圖分類號：TP18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24）04-0072-07

人的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人類解放學說的根本旨歸，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通過深入分析資本內在的辯證性運動，馬克思為人的全面發展找到了一條揚棄資本邏輯的共產主義道路，并揭示了科技進步對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意義?？v觀社會發展歷史，每次科技革命必將對社會帶來全面沖擊與變革。當今人工智能技術全面重塑著社會勞動范式，展現出變革生產關系、推進人全面發展的強大力量。但智能技術也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形式對人的主體性提出挑戰，并造成勞動的新異化，使人墜入更深層次的現代性物化泥沼中。技術帶來的究竟是機遇還是危機？人們又為何在科技發展中陷入“二律背反”的發展困局？這些都成為人機共存的人工智能時代亟須深入研究的問題。

一、直面“困局”：人工智能時代人的深層次異化危

機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基于異化勞動對人的全面發展問題進行了考察，認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導致人片面發展的根源。在資本主義社會，“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1］156，人越勞動，就越感到自我的“喪失”，社會物質生產越豐富，人的發展就越閉塞。當前，在資本與技術全面“聯姻”的顛倒世界中，智能技術的發展不斷催生勞動的新異化，不僅導致人發展的現代性迷思，也造成了人的深層次異化困局。

（一）人的物化：“工具人”的全面誕生

技術本身看似具有客觀性，但技術的內嵌式規則使其具備了價值偏向，這種價值偏向在人工智能這種能夠“進化”的技術體系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凱文·凱利在《失控》中提出了一個與進化相關的觀點：“只有群系統才可能將局部構件歷經時間演變而獲得的適應性從一個構件傳遞到另一個構件。非群體系統不能實現（類似于生物的）進化?！保?］也就是說，真正通用的人工智能需屬于一個類群。人工智能作為社會歷史發展的結構性產物，其能具備“智能”的原因就在于嵌入了人類社群的社會信息元素，從而使其能像人一樣達到與社會需求的契合，這就使看似中立的技術具備了價值導向。

當前，在資本與技術的“聯姻”下，技術設計與運用很大程度遵循著經濟效益最大化的商業議程。數據科學家奧尼爾在《監視資本主義：智能陷阱》中指出，“人工智能并非真相的代理服務器， 它只關注點擊率”。隨著社會生活愈來愈轉化為一串0與1的代碼，智能技術便如同一個“幽靈”高度介入人們的生活中。然而，當人們將生活的一部分讓渡給技術時也是讓渡自身主體權力的開始，正如霍克海默批判文化工業時所強調的，“技術合理性已經變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會異化于自身的強制本性”［3］122-123。

在仍由資本主導的技術運用中，人機交互加劇著資本意識的滲透與延續，使人的勞動與發展不斷圍繞利益攫取這唯一目的展開。韓炳哲在《倦怠社會》中指出21世紀的社會是一個功績社會［4］16。如信息全球化下消費社會的成熟，人無意識地購買更多無意義但符合資本期望的東西；又如當今依托算法推薦技術的網絡社交平臺，其信息推送目的是流量的最大化，導致信息的傳受雙方都陷入流量至上的“價值怪圈”。由于智能技術的便捷與“智慧”，人對技術產生了一種信任與依賴，不僅愈發沉溺于數字世界中，也更加依靠技術給定的邏輯進行決策與行動。然而，當人的思想與行為被裹挾在資本所制造的文化工業中時，便形成了勞動者的雙重異化：第一重是勞動過程的異化，勞動者不僅無法完全占有自己的勞動產品，還會感到勞動過程的痛苦與不幸；第二重是勞動目的的異化，功績社會無形中對主體進行建構，使主體主動將自我物化、商品化。在此，勞動越來越喪失了“人”的目的性，精神活動也逐漸成為一種服務于現存事物的工具，成為追逐利益的手段。

當今的智能技術如同“阿修羅之輪”①，在資本的主導下，人機交融的社會體系顯示出一種經濟強制性。如霍克海默所述，“既然意識形態始終反映出了經濟強制性，那么不論在什么地方，對意識形態的自由選擇也就變成了選擇同一種意識形態的自由”［3］171。在對利益的普遍追逐中，人逐漸從“社會人”“自然人”變成了與物等同的“技術人”“工具人”，面臨著更加物化的現代性發展困局。

（二）人的奴化：“自我剝削”的主體選擇

科技的發展使所有人成為數據的生產者與運用者，但技術也創造出一個數字化的全景式監獄。?？禄谶吳叩摹皥A形監獄”概念認為19世紀以來社會已形成一種全景監獄模式的監獄群島，人們在其中遭受到權力的監視與規訓。在這里，?？滤岢龅娜氨O獄由醫院、監獄、學校、工廠等中心化、物理化場所構成。而自信息時代以來，信息傳播方式在技術助力下發生了很大變化。韓炳哲就認為我們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數字化全景監獄中，權力通過信息媒介的環形電路對社會個體實施著無孔不入的監視與規訓。人們雖處于數字全景監獄的全方位監視中，但自身是完全自由的，并且主體并未意識到這種監視與規訓，愿意主動暴露與展現自己，從而達成了社會個體與資本數字監獄的共建與運作。

在數字監獄下，勞動主體顯示出一種在既有秩序中“自我異化”與“自我剝削”的傾向，無形中加劇了人的“奴化”?？萍及l展催生了靈活、自由的新勞動模式，仿佛技術將人從繁瑣勞動中解放了出來。但人們雖處于自由形式的勞動中，卻“投身于一種強制的自由，或者說自由的強制之中，以達到最終目的——效績的最大化”［4］85。在此，資本具有的剝削性由主體的否定轉為了肯定，表現為圍繞利益攫取而展開的自我剝削、自我優化。如社會內卷的一般表現，人們雖未處于滿足生物需求而展開的必要性勞動中，但卻依舊為了“自我提升”而不斷進行著讓自己感到不悅又難以違背的勞動。這種勞動模式實現了“主動服從”與“被動服從”的統一，“看似弱化了勞動對資本的形式隸屬，卻強化了勞動對資本的實際隸屬”［5］。

在這種數字監獄下，人以一種更根植于精神的形式受到資本的奴役。在齊澤克看來，符號性認同是對某個位置的認同，“別人從那個位置觀察我們；我們從那個位置審視自己，以便我們顯得可愛，顯得更值得別人愛”［6］。而決定和支配主體行為與想象性形象的也正是符號性認同。在數字化監獄中，社會形成了一種資本秩序下的符號世界，人們理性地審視自我，以資本邏輯下定義的“成功”來發展自我。如對流量與虛榮的追逐，抑或對財富與名氣的肯定。數字監獄使整個社會持續卷入這一固有的符號秩序中，而主體要想獲得自我與社會的同一性，就不得不將自身置于符號性認同的想象性形象中，也就不得不異化自身。因為“個人只有與普遍性完全達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3］158。這就導致了資本主義成為一個自然的“事實”，人們面對整個社會秩序進行著難以違背的妥協與順從。在此之下，數字化的啟蒙運動也遭受蒙蔽與奴役，那些看似公開的、透明化的信息已經失去了其客觀性與真實性，相異價值的生存空間也受到擠壓，消解著變革生產方式的內在力量。

由此，人工智能時代雖并無“剝削的鞭撻”，但勞動卻愈發成為一種使人感到奴化的活動，人的發展呈現出一種“二律背反”狀態：人們感到生活充滿機遇、無所不能，卻又深深感到自我發展的桎梏與四處碰壁的現實。

（三）人的矮化：“無用階級”的愁思困局

科技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對勞動市場造成影響：一是對勞動市場的補充作用，機器會減少人力勞動量并提高生產率；二是對勞動主體的替代作用，機器直接替代人完成工作。第一種現象在工業革命后便表現出來，第二種則是人工智能技術引發的新現象。人工智能自身的深度運算能夠完成推理、計算、預測、運行等一系列活動，甚至可實現一些領域內的“自我生產”。這就意味著在一些領域內工人將直接被排擠出現有崗位。雖然新興行業不斷涌現出新的勞動力需求，但在周期性失業與技術性失業雙重疊加下，不可避免會造成一個“社會轉型陣痛下的空檔期”。Hémous運用內生增長模型指出，隨著自動化生產的提高，低技能工人工資會因自動化的運用停滯或者下降［7］。在此期間大部分人易被“邊緣化”為勞動力預備軍， 導致大范圍失業的風險危機。

人工智能的發展不僅對人這一勞動主體產生了排擠，還對人的發展價值提出了質疑。鷲田清一指出，在勞動力形成過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人、老人是無用之人，因為兩者呈現出較社會平均勞動水平較大的差距。而人工智能不僅能代替大部分勞動力，還能超越人類勞動極限，造成“上位”于人的憂慮。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便提出了“無用階級論”，他認為未來存在兩類人，“一類是絕大多數無用的普通人，另一類是一小部分經過升級的超人類”［8］，在人工智能的發展與運用下，大多數不具備“利用價值”的人將成為“無用的人”。

從表面上看，人工智能仿佛造成了人“無用”的擔憂，但技術終究是人這一主體發明的，將人的發展危機歸咎于技術實則是掩蓋了資本與勞動的對立。馬克思在談到生產力發展所顯示出的消極影響時指出，“在每一次多少有一點重要性的新罷工之后，總要出現一種新機器。而工人則很少在機器的應用中看到他們的權威的恢復”［1］267-268。在資本主導的科技發展下，工人同樣也難以看到他們真正“權威的恢復”。實質上，許多學者之所以產生人工智能替代人的擔憂，原因之一是他們的分析論證建立在現有的制度模式上，并且用資本主義框架下人的“價值”來界定人的有用與否。在這種定義下，只有能創造經濟價值的人才是“有用”的人，而能創造越大經濟價值的人就被稱為社會的“精英”。這不僅形成了技術發展下的人工智能迷思，也加劇著社會兩極分化與階級固化。

人工智能作為一項人所創造的技術應致力于如何服務人而非取代人，朝向利于人勞動解放的途徑發展而非使人成為與機器等同的一類物加入資本所定義的“價值游戲”競爭中。然而，在資本主義世界中人與物產生了顛倒，“技術凌駕于人”“技術與人等同”等迷思已實現了自然化。在顛倒世界的延續下智能技術的資本化運用只會造成人的矮化，甚至使人淪為“無價值”的人。

二、發現“新局”：人工智能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可能

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是馬克思關于人類解放學說的最終目標和歸宿，有學者認為“自由”與“解放”是同一問題②，而人全面發展的關鍵在于實現對私有制的積極變革。人工智能作為一種不同于傳統生產工具的新興生產力正帶來生產生活范式的顛覆式變革，展現出資本主義在自身發展的辯證運動中“自我毀滅”與“自我揚棄”的端倪。通過探查人工智能的社會性運用可以發現，智能技術不僅重塑著社會產業結構，也使勞動崗位分散化、勞動過程綜合化、勞動場域虛擬化、勞動手段智能化，人的全面發展成為人工智能時代生產所需，呈現出一幅勞動解放與人的全面發展藍圖。

（一）推動生產力躍升：創造全面發展的物質載體

技術發展使社會生產要素發生了兩大變化，一是社會重要勞動對象由實在的“物”轉向虛擬的數據，以數據生產、管理、服務為主的數字化勞動在社會中占據愈發重要的地位。二是生產工具向智能化、自動化技術發展。這兩大變化不僅推動著社會物質財富躍升，也帶來了生產體系的整體性變革，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了物質基礎。首先，人工智能技術極大豐富了社會物質生活。一方面，智能機器不僅生產高效，也能超越人力勞動極限，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社會各產業領域也在人工智能基礎上進行著新的革命，布萊恩約弗森就認為“人工智能不僅能夠提升我們的生活質量，也能夠拯救我們的生命”［9］。另一方面，數據超越了以物為傳統生產要素的實在性與排他性：其一，數據具有“非稀缺性”特質，超越了數量規定，可同時被多個主體使用并進行源源不斷的生產。其二，數據的“虛擬性”特質超越了時空限制，能隨時隨地重復使用，并可用于不同途徑，賦予新的意義。在海量數據下，人們將獲得前所未有的信息資源，在其中“發現新知識、創造新價值，從而為社會帶來‘大知識‘大科技，‘大利潤和‘大智慧等發展機遇”［10］。

其次，生產工具的智能化自動化將打破工人“生產零件”的身份，賦予勞動者爭取自由時間的權利。有學者認為，工業革命雖使生產力得到極大提升，但勞動者的大部分自由時間“在生產、分配、消費的環節中都被資本全面占有和剝奪了，這造成了人們自由時間的獲得性悖論”［11］。馬克思指出，“因為一切工廠都有極大量的固定資本投在建筑物和機器上，所以，這些機器能夠工作的時數越多，利潤就越大”［12］。資本家為獲得最大的生產利潤盡可能進行著“不變資本的節約”，而延長勞動時間是節約固定資本、增加總利潤的有效方法，這就造成勞動時間的獲得性悖論：無論生產力如何進步，工人卻總被占據同樣甚至更多的工作時間。在人工智能發展下，新工種呈現出體力向腦力勞動傾斜的普遍態勢，與生產利潤相對應的不再是配合機器生產下人的勞動時長，而是人在單位時間內的價值創造量。Nicholas通過對家庭與辦公室工作效率的研究指出，勞動者的自由時間與生產率之間呈現積極正效應，勞動者的自我學習與自主選擇對工作績效的增長具有重要作用［13］。勞動時長不再作為評判績效的硬性標準，這為勞動者主動爭取自由時間提供了客觀條件。

最后，人工智能有望實現物能勞動的替代，推進家庭領域的勞動解放。上野千鶴子認為，“家務勞動者也是雇傭勞動者，并且它與前者類似，都是‘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商品”［14］。人工智能在家庭勞動領域顯示出強大的發展力量，如韓國智能機器人女仆Mahru-Z能幫助主人打掃房子、將衣服傾倒進洗衣機等?？梢哉f，生活領域對物能勞動的替代加快了解放人必要性勞動的速度，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條件。

（二）助力產教融合：開啟社會勞動新的“發展”模式

馬克思指明了教育在人的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作用，“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5］557。人工智能時代，智能技術將有力推動產教融合，開啟社會勞動新的“發展”模式。同時智能技術也為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撐，使產教融合與人的全面發展教育更具現實基礎。

一方面，人工智能轉換勞動要求，新生勞動領域朝向靈活、多變的信息性勞動發展，生產勞動將進一步成為人的積極存在。具體來講，人工智能對人的勞動方式提出了由操作型向知識型過渡的要求，尤其對勞動主體創造力的需求與日俱增。Frey用概率分析模型歸納出9個不易被自動化的工作特征，“幫助和照顧的能力、談判能力、說服能力、社會洞察力、藝術能力、創造性、手工技藝、靈巧度以及在狹小空間中工作的能力”［16］。這些工作大部分顯示出與腦力勞動的強相關性，這意味著勞動者需要更全面的認知以適應勞動市場的新需求。正如森德勒指出，“當虛擬和現實世界高度融合的時候，知識和生產也是在彼此間相互增長的”［17］。同時，隨著智能制造體系的發展成熟，“設計、開發和制造將從傳統的‘線性推進變為‘一體化并行，制造直接成為創新的一部分”［18］。細化的線性分工生產體系呈現出向一體化、系統性生產體系融合的態勢，勞動主體需具備知曉產品架構、市場需求，能參與產品設計、生產、流通一體化流程的能力。正如馬克思所預見，“現有的機器體系本身已經提供大量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發明就將成為一種職業”［19］。此外，數字產品具有周期短、變化快的特質，勞動者需要進行不斷學習以適應多變的市場需求。人工智能時代，社會勞動與人的發展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融合，勞動也將成為一種促進自我才能、潛能與個性發展的積極存在。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助力教育載體，使人的全面發展教育具備現實基礎。人工智能時代，教學方法、組織形式、課程形態、教育管理都將利用大數據技術進行跨越式創新，使更多人獲得便捷、平等、優質的教育資源。同時，大數據技術能根據用戶的在線信息形成用戶畫像并進行及時的模型更新，為受教育者提供具有針對性的教學反饋。當人工智能靈活運用于教育教學過程，“千人千面”的教育愿景將成為可能，人普遍的個性化發展也將有望實現。

（三）削弱分工固化：積聚本質“復歸”的變革力量

分工的消滅不僅是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應有要素，也是人由原子化走向族群化、由片面發展走向全面發展的應有之義。人工智能時代，生產勞動內的種種“逆分工”現象預示著傳統的固化分工態勢將被打破，這為社會生產關系變革、人由片面走向全面發展積聚力量。

首先，人工智能的發展使勞動崗位由大規模集中走向分散，顯示出社會深度融合的新態勢。勞動場域的虛擬化打破了固化、集中的物能勞動分工模式，越來越多的勞動者轉向數字化平臺，勞動主體在勞動過程中由實在性在場轉化為虛擬性在場，擁有更為靈活、方便的勞動選擇空間。這種建立于數據之上的數字化勞動為世界深度融合與人的普遍交往創造了客觀條件，這也標志著生產勞動邁入了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其次，人工智能時代下社會生產將走向智能生產一體化，呈現出由區分走向融合的“逆分工”現象。在傳統生產模式中，技術的研發創新與產品生產是相對獨立的部分，但在智能時代下數據處理的即時性、市場需求的多變性與智能系統的獨立性，使得生產體系由分工細化走向一體化。屆時勞動者需要具備全面的能力使自身能夠實現對生產系統的整體性把控。正如馬克思在預見技術革命帶來分工變化時指出，“自動工廠中分工的特點，是勞動在這里已完全喪失專業的性質。但是，當一切專門發展一旦停止，個人對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發展的趨勢就開始顯露出來”［1］630。生產系統的“逆分工”現象也為人由片面走向全面發展積聚力量。

最后，雖然人工智能會造成工人技術性失業現象，但也積聚著社會變動的力量，為舊制度的改革與人的發展開辟空間?！跋冗M的生產力同時帶有對舊制度的‘破壞力，這種破壞力倒逼落后的舊制度進行革新以為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提供足夠大的空間?！保?8］技術發展帶來的技術性失業將產生一大批邊緣化勞動力與社會停滯人口，勞動力價格的下降與失業人口的增長將引發消費的萎靡。屆時若無法對制度作出調適使問題得以解決，則會引發激烈的革命。這種失業困局迫使勞動者加入新的社會分工大潮以嘗試不同類型的工作，將在一定意義上激發人的歷史主動性，點燃人民奮起反抗不公與苦難的火苗，積聚著變革生產關系的群眾力量。

三、打破“僵局”：人工智能時代人的全面發展路徑

人工智能雖展現出推動社會變革的強大力量，但技術本身并不能引發制度的自發變革，還需要人這一主體力量加以引領。技術產生的人的發展困境始終源于人與人的矛盾，而人工智能促進人全面發展的過程就是合理運用技術與促進社會個體認知覺醒的過程。由此，要化危為機需以人的邏輯為導向，以道馭技、以技賦能、以動增力，釋放人工智能技術的潛能推進人的全面發展。

（一）以道馭技：強化社會主義的價值引領，匡正以人為目的的科技發展

探究人工智能時代人的發展困局與紓解對策不能將矛頭指向技術，而應深入問題本質匡正技術背后的價值負載邏輯。要在人工智時代推進人的全面發展，需強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科技發展與運用上的引導作用，使科技發展成果不僅為人所用，還能作為解放勞動的強大力量為無產階級所用。

其一，強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技術決策設計中的滲透力。凡勃侖將資產階級社會分為兩大階級：一是物質生產者階級，他們基于職務本能將物質生產視為經濟活動目的，如技術人員、科學家、工程師、工人等；二是企業家階級，他們基于利益本能將金錢、權力的獲取視為生產活動的目的。隨著數字資本的崛起，技術的決策與發展正愈發被企業家階級文化浸染并朝向利益化方向靠攏。在技術研發、設計與決策的過程中“起決定性因素的往往不是‘工業上的合宜和適用，而是‘企業上的得失和企業方面的壓力”［20］。如最初的網絡游戲是為了社交與休閑娛樂，但隨著商業資本的介入，游戲行業開始轉向以盈利為目的，一些為牟利而有意設計的血腥、刺激、色情等不良游戲層出不窮。良好的技術運用應該達到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平衡。因此，要利用智能技術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應深入科技研發源頭，加強人而非利益的價值引領。一是要增強企業文化的社會人文關懷，將發展關注點從以利益為主的短期績效轉向人文價值與經濟效益平衡的長期績效。二是要加強對技術人員的價值引領，引導技術研發由創造價值所驅動，進一步從源頭糾治資本嵌入智能技術造成的問題。

其二，提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智能技術運用中的引領力。在使技術“掙脫”資本束縛，普惠于民方面，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嵌入技術運用過程有著不可比擬的作用。一是要加強對商業平臺尤其是網絡平臺的價值引領，將以人為本的價值貫徹到商業活動中，摒棄唯點擊、唯流量、唯利益的目的取向。二是要在數字場域逐步建立價值評價機制，在網絡平臺的流量變現中設立緩沖帶，由第三方評價機構作出合格批準，用利益約束利益，壓實商業平臺主體責任。

（二）以技賦能：增進科技的良性應用，發揮智能技術的社會效能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推進人的全面發展是人工智能時代的重要課題。立足社會實際與現階段發展需求，應從加強人的學識認知、拓展人的交往實踐、促進人的勞動解放三方面推進人工智能技術在社會實踐中的良性運用，充分發揮人工智能促進人全面發展的社會效能。

其一，增進人工智能在教育領域的運用，弘揚全面學習、全民學習、終身學習風氣。一是加快人工智能技術與教育的融合，促進教育形式的整體革新。在數據的整合、計算、分發下智能算法可根據不同主體的目標訴求、習性與期望打造個性化教育內容與模式，促進多樣化評價機制的建立，引導主體的個性化發展。XR（擴展現實）技術能以虛擬現實技術呈現教學內容，開啟教育的交互式革命，這也將進一步改變同質化教育模式，助推人的全面發展的實現。二是加速智能化教育在邊遠地區的普及，縮小區域之間的教育資源差距。三是充分利用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形成線上線下深度融合的閉環式體系化教學模式，進一步促進產教融合。

其二，拓寬智能技術下的信息場域，打開技術的“數字牢籠”，拓展人們的社會交往與認知范圍。當前，科技的發展使信息呈現爆炸式增長，但依托智能算法實現的信息分配卻易造成“信息繭房”的個性化陷阱，使人陷入自我偏好的信息世界中。要改變現有技術的固有頑疾，拓寬算法技術下信息的場域，可通過優化算法技術中的決策設計、重塑用戶畫像的構建要素等方式避免“信息繭房”的形成，拓展人們的社會交往與認知范圍。

其三，加強人工智能在生活領域的運用研發，增加勞動解放進程中的彈性，為人們提供更多的發展空間。如在養老領域，人工智能可以融合語音識別、機器學習、情感應對、視覺語音識別、特征識別等，對老年人的情緒、語音、動作、身體健康情況等數據進行采集并作出合理反饋。要加大人工智能在生活領域的研發運用，讓更多科技成果走進人們的生活，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物能勞動的解放奠定扎實基礎。

（三）以動增力：提升人民的歷史主動性，強化人的主體地位

人工智能作為一種工具并不能引發制度的自發變革，而需要人這一主體發揮其主動性。人如何看待、處理自身與技術的關系，人工智能時代人又如何審視社會、發展自我，決定著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因此，在技術加速發展的時代更需提升人民的歷史主動性，打破資本“監獄”的固有藩籬，用人的主動性力量推進人的全面發展進程。

其一，提升人們的科技素養，使其了解智能技術的運作邏輯與價值負載邏輯?？萍妓仞B并非人能夠讀寫代碼、懂得如何操作技術，而是能意識到科技給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從而能主動了解技術背后的運作邏輯。如在使用ChatGPT時應知曉其回復是基于龐大的數據庫篩選而出的，信息不僅不完整，還可能存在偏差與扭曲。正如馬克思所說，“工人要學會把機器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區別開來，從而學會把自己的攻擊從物質生產資料本身轉向物質生產資料的社會使用形式，是需要時間和經驗的”［15］493。提升人們的科技素養，需加強科技運作原理的教育宣傳，將智能平臺進行合理的技術透明化，加強用戶與平臺之間的聯系，從而強化人的主體地位。

其二，鼓勵人們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激活自我發展的內生動力。要推進人的全面發展不僅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更應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群眾中傳播開、傳播好。思想與理論在人民群眾中的傳播并非教條或形式主義的宣傳性灌輸，而應注重理論所具有的內在力量，使人們具備辯證性思維、歷史性思維、批判性思維，正確認識到人與技術之間的矛盾源于人與人的矛盾，從而正確處理自我與技術之間的關系，更好地運用技術實現自我的全面發展。

結語

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新興技術在變革社會生產關系、推進人全面發展等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但在資本主導下技術也使人陷入更深層次的現代性物化泥沼中。人們應清楚認識到，人工智能始終只是一種工具，人與技術之間的矛盾本質上是人與人的矛盾，而社會歷史變革與發展的歷程始終需要人這一主體去推動。要利用技術的強大力量推進人的全面發展，需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根本立場，使技術能夠真正普惠于民，促進社會個體認知覺醒，激發人的歷史主動性，進而實現由“片面”發展向“全面”發展、由本質“異化”向完整“復歸”的人邁進。

注釋：

①在古代印度傳說中，阿修羅手持的阿修羅之輪可以向兩個方向轉動。當輪子順時針轉動時，他會用自己的神力造福人間；當輪子逆時針轉動時，則會帶來災難。當前，科技恰如阿修羅之輪一般，技術的發展豐富了社會物質財富、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具有明顯正效應。但在其“反向轉動”下，也會帶來現代性危機。以金錢為核心和紐帶的制度體系使文化價值嚴重斷裂，造成人的“脫域”，僵直化、物質化、效益化、同質化成為這個時代的特征。

②有學者指出，中國文化與思維同西方有著巨大差異，在西方語境中“自由”與“解放”含義相同。如拉丁語 Liberalis 的英語為liberal ，衍生詞有 liberate、 liberation、liberty等，可譯為“自由”，也可以譯為“解放”。另一個現代英語詞 free 及其衍生詞 freedom，同 liberal 在含義上是相通的，只是語源來自于古希臘語的 pyays。在中國“自由”與“解放”存在微妙又深刻的差異，但在西方人看來，解放和自由的使用并無差異。參見楊適.人的解放：重讀馬克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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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唯物史觀視域下中國式現代化的生成邏輯”（SC23E009）。作者簡介：劉暢（1998—），女，四川自貢人，西華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哲學、網絡思政；谷生然（1972—），男，重慶人，西華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社會信仰理論、政治哲學。

【責任編輯：張曉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