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啟蒙畫報》中的“兒童”圖像符號學分析

杜賽男 孫秀蕙

［摘 要］ 早在晚清第一個新式學制——“癸卯學制”實施之前，當時的知識分子就以辦報實踐推行教育新觀念。西方的一些新教育、新話語和思想經由報刊圖文的建構，成為影響近代教育在民間落地與扎根的一環。本研究以中國北方的第一份兒童教育刊物——《啟蒙畫報》（1902-1904）為分析標的，運用巴特的圖像符號學，探究思想轉型時期的教育報刊如何運用圖像與文字建構兒童形象并傳遞教育觀念。研究從兒童學習知識的三方面——學什么、怎么學、如何用予以呈現，并從“明理/禮”“松綁”“活波”的兒童形象建構中，揭示出文本對兒童主體性的重視及對社會現實的改良關懷，其實用、實際、實現的教育主張扎根于兒童日常生活的經驗，體現了比美國教育家杜威更早的實用思想之運用。

［關鍵詞］ 晚清；教育觀念；圖像符號學；兒童形象；《啟蒙畫報》

一、由“書”到“報”的啟蒙媒介轉型

20世紀初，中國教育史上發生的最重大的事件，莫過于科舉制的廢除與近代學制的建立，但因癸卯學制的章程，即清政府實施的第一份幼教法規《欽定蒙學堂章程》（1902）與《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1903）內容多模仿日本于19世紀末公布的《幼稚園保育及設備章程》（1900）而被視為“將就湊合下的開端”，[1]鮮少對其展開討論。但其實晚清面臨的教育“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并不是從官方落實“癸卯學制”開始的，早在甲午戰后，民間文人就已經通過辦報參與時政討論，積極建構新的教育觀念。[2][3]

《啟蒙畫報》（1902年6月23日至1905年初）是中國北方第一份京話白話文搭配圖像，以“開蒙智”為目的的教育讀物，它創刊于清政府出臺“癸卯學制”前后，由彭翼仲（1864—1921）及其堂弟彭子嘉（1864—1921）以個人集資方式在北京創辦。[4]本研究以其為分析目標的首因是它的文本內容緊密地貼合著北京的在地生活與時事，可讓今日讀者從兒童形象的建構中，捕捉到新式教育觀念落地的細節。其次，從文本特性來說，《啟蒙畫報》使用的語言是當時通行全國的官方語言（官話），也是后來白話文運動的文字基礎（京話），圖像則指涉現實意義，這大大降低了民眾閱報的門檻。再次，在刊物與社會的互動方面，創辦人彭翼仲一邊辦報一邊開設蒙養學堂，更因參與啟蒙民眾的社會實踐而譽滿京城。當時北京第一批講報人鳳竹安、卜廣海、王子真等，常將《啟蒙畫報》《京話日報》《敝帚千金》等各種新聞報與白話報匯整起來，去東新街萬來軒或是東南城角的立興茶園、北馬路的天聚茶樓等閱報處或茶樓宣講報紙內容。中國戲曲藝術大家梅蘭芳的《孽海波瀾》（1914年首次編演）故事原型正是彭翼仲，其刊物內容可被理解成當時新派文人想法得以體現的具體場域。[5]最后，從《啟蒙畫報》的發行及影響來看，它的出刊時間雖不足三年，但因其兼具雜志與教科書的特質，其合訂本可在?？罄^續流通，現代文學家郭沫若、教育家梁漱溟、新聞學家薩空了都曾在回憶錄中提及《啟蒙畫報》對他們童年的影響。[6][7][8]

由此，本文視《啟蒙畫報》為一份與清政府推行“癸卯學制”并進的，承載新派文人教育觀念的文本，而“兒童”作為聯結彭翼仲辦報、辦學，將教育觀念轉為具體圖文的關鍵，可作為探究文本里教育觀念的入口，圖像符號學則從建構的視角提供了深入文本分析的工具，使研究者得以從符號運作里揭示意義產制中被刻意凸顯與遮蔽的歷史細節。其研究成果，一方面可從民間辦報的視角，豐富晚清教育轉型的討論；另一方面則從研究方法上轉換了看待歷史的思維，也就是不是追問“意義是什么”，而是聚焦“意義如何被創造出來”的表意過程，這一圖像符號學路徑能夠深化教育史學者的文本分析，并從觀念形塑的過程里，為檢視與反思教育轉型中的問題開拓議題建構的空間。

二、由“書”到“報”的啟蒙媒介轉型

晚清報刊未出現之前，蒙學讀物是啟迪兒童的主要媒介。學者喻岳衡曾統計，及至清朝，中國蒙學讀物已經有1 300余種，其編纂群體上至理學家、心學家，下至講經、講學的名儒或私塾先生，但其題材多涉獵人文領域的知識生產，如，以識字為導向的字書；注重倫理教化的道德類、歷史類蒙書；強調日常行為規范的學規、學則，訓練幼童習字、做對或指導經學入門的工具書等。[9][10]

19世紀末20世紀初，蒙學的教育情境因新式媒介的引入發生了變化。在石印機與鉛字機引入后，晚清紙質媒介的印刷速度、印刷量大幅攀升，加上蒸汽機、郵局等運輸系統的設立，訊息傳遞的速度、影響的范圍遠勝從前。[11]1895年，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與中國甲午戰敗的刺激，使新派文人紛紛辦報救國、論時務，在對日本進行通盤考察的過程中，開明官紳與新派文人意識到：日本取勝的關鍵之一在于新式學堂系統的完整性、實業人才的培養和專門學校的設立，但晚清舊有的學校體制在國子監和府州縣學下，還沒有建立逐級遞進的學堂體制。為彌補基礎教育的缺失，新派文人在自辦報刊中呼吁政府、民間士紳重視幼兒教育。

1897年，梁啟超于《時務報》中陸續發表《論幼學》系列文章，在批判科舉制度過程中，他將幼兒教育與國家命運聯結，并比照日本幼兒教育模式，呼吁政府和民間對幼兒教育加以重視。1898年，上海大同譯書局刊行康有為撰寫的《日本書目志》，書中第十卷“教育門”介紹了日本的教育書目，并引入“幼稚園”“教育學”等日本轉譯西方的詞語，用以傳遞“兒童應送去幼稚園/學堂讀書”“學習西學”等新式教育觀念。[12]

在康、梁的宣傳與倡議下，仿效日本建立近代幼兒教育成為報刊的關注點，《新知報》《湘學新報》陸續發表了《論課蒙宜有次序》《常昭試辦小學堂條例議》《幼學通議論（續）》等環繞如何開設基礎教育的文章；同年十一月，擁有科舉出身，又具備國外留學經歷的汪康年、曾廣銓等人組成蒙學公會，通過創辦《蒙學報》將分科、分齡等近代教育觀念以報刊的形式加以宣揚。[13]清政府新政（1901—1911）實施后，文人士子更是創辦了專門以兒童為閱讀對象的刊物，如北京《啟蒙畫報》、上?！锻邮澜纭返?。

近代史學者馬勇曾將晚清辦報文人分為兩代。第一代是以嚴復、梁啟超、汪康年等為代表的，在列強入侵晚清時期，率先感知時勢危局，主動倡議西學和變法的沿海士大夫文人與維新派人士。[14]他們面向文人士子內部進行啟蒙，運用報刊這一新形成的傳播媒介，將分散在各地、處于各階層的文人集結起來，以凝聚成公眾輿論，促使清政府推行改革政策，“幼兒教育”即是在此脈絡下形成的社會轉型議題。

第二代報人，則是在新式時期才進入報界，并在觀念上受到第一代報人的影響。其中的代表——以《啟蒙畫報》《京話日報》《中華報》三份刊物而為人所知的彭翼仲，在甲午戰后仍是明哲保身、遠離政治改革之人，直至義和團盲目且暴力的愛國行徑引發八國聯軍進京和東西兩宮出逃，才讓他從生死劫難中萌生辦報“辟教育兒童之捷徑”這一從根本上解決國難危機的想法。

盡管第二代報人參與辦報的時間較晚，在知識獲取的形式上，也受限于傳教士書籍、翻譯等二手資料，但他們卻將辦報的視角瞄向了作為社會基礎的民眾。為降低閱讀門檻，同時促進閱讀興趣，“畫報”與“白話文”圖文并茂的形式成為報刊傳遞觀念的“啟蒙”新利器。為培養社會的閱報風氣，也讓不識字的人能接觸到報刊中的信息，彭翼仲在北京積極推動戲曲改良，并將《啟蒙畫報》的內容以茶館演說、講報亭的形式傳遞。換言之，此時參與社會啟蒙的辦報文人，已將教育觀念轉為可以從圖的形象、文的揀選里把握的具體故事。

圖1是研究者以“啟蒙”“蒙學”為關鍵詞，從中國近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中整理出的報刊數據資料，其結果顯示，約莫甲午戰后到新政之前，是報刊討論“啟蒙”的高峰；新政時期則是“蒙學”備受關注。它呼應著上述兩代報人的發展軌跡，并在“啟蒙—蒙學”的焦點轉移里，顯現出晚清辦報文人可能持有的思想轉型歷程，易言之，新政之前，文人內部間的“啟蒙”著重受西風東漸思潮影響下的觀念博弈，新政時期，則在明確廢除科舉制的方向里思忖傳統蒙學與外來幼兒教育如何調和的問題。

中國當代歷史學家張灝以“思想轉型時代”（1895—1925）概念訴說這段歷史，其原因在于，晚清的后30年，訊息傳播模式劇烈地變動，帶動了新式學堂的建置與教育體系的改革。[15]張灝視新政時期（1901—1911） 為近代教育轉型的發軔：其一，新舊教育制度以官方法令形式完成了替換；其二，官方與民間協力推動教育機構的建置，無論幼稚園、蒙養院、新式蒙養學堂、女子學堂等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其三，新式教材、教學法、章程等都在相對寬松的教育環境中以多元的形式呈現。學者王汎森則將這段晚清社會改革的成果，視為辦報文人借用新式媒介重塑人們認知思維的“啟蒙”開端，他在清末民初的思想史研究中提及，我們雖將晚清、辛亥到五四新文化運動視為一個連續遞變的格局，但這個所謂的延續卻并非簡單的連續：[16]

近代人的“后見之明”每每把歷史中一些頓挫、斷裂、猶豫的痕跡抹除，使得思想的發展看起來是一個單純而平整的延續。各種以origin為題的思想史研究，很容易加深這種單純延續的印象。

這段文字意在提醒我們注意那些在觀念建立過程中，雜糅著諸多思想的挪移、斷裂、融合的過程，正是經由詞語、概念間的爭鋒、對立、跳躍，才使當時的社會隱然浮現出一個連續的方向。誠如馬克思·韋伯（Max Weber）所指出的，“直接支配人類行為的雖是物質上與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觀念，但是由觀念所創造出來的世界圖像，常如鐵道上的轉轍器，決定了軌道的方向，在這軌道上，利益的動力才推動著人類的行為”。[17]

基于此，本文將晚清報刊的教育觀念傳遞視為一個意義產制的符號運作過程，也就是，根據文本里不同符號系統間的互動，來探究圖文建構的晚清兒童形象及其蘊藏的教育意涵。

三、圖像符號學的立論基礎與分析框架

20世紀初，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將語言視為一種系統或結構進行研究，并從中揭示出客體不是由某種本質決定的，而是由內部之間的關系確定的，他將這門從語言學發展出的新學科命名為“符號學”（semiology）。[18]20世紀下半葉，符號學的觀念掀起一股學術思潮，成為與現象學、詮釋學、人類學、文化研究等相結合的，理解人類自身的工具。一些學者認為，世界并不是由獨立存在的、可被覺察的客體組成的，因為任何人類感知的方式無不包含一種固有偏見影響我們的認知，所以問題不是本質是什么，而是關系建立的過程，也就是符號由什么構成，受什么規律支配。以此開啟的研究的思維，關注的是文本內部的符號互動，也就是法國文學批評家與符號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稱之的表意過程（signification）。[19]

巴特比照著索緒爾在語言系統中“語言”和“言語”的劃分，提出“符碼”（code）和“訊息”（message）的概念，用以識別潛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規則和不同大眾媒體的表現形式。他提示研究者，要注意同一文本中不同媒材（圖像、文字、CD等）的符號特性，以新聞或廣告為例，其中的文字符號承載的是“意象的構成”（the composition of a image），它是一組意義指涉的復合物（a signifying complex），但圖像卻不與文字具備同質性，圖像是由光影、線條組成的，需結合文字才能錨定意義。為此，巴特以新聞照片和廣告為例，歸納出適用于圖文并置的圖像符號學。[20]

巴特主張先從文本的本質定位來探究圖像的表意系統，比如說廣告的定位是一種有意圖的傳播，只有所指表達清晰才能達到宣傳目標，因此它的符號特性是充足的，運用的圖像是坦白的；而新聞圖像則有遮蔽真實的危險，意在合理化文字，甚或建構一種現代迷思（myth）。

在解析不同媒材在特定文本中的符號特性后，巴特提醒我們解析不同符號系統間的互動過程，也就是語言訊息之于圖像訊息所扮演的兩種功能：一種是文字指涉的意涵也能在圖像中找到，也就是語言訊息預設了圖像的意義的預設功能（anchorage）；另一種情況是文字指涉的意義雖在圖像中找不到，但圖文并置后卻使文本故事趨于完整的情境功能（relay）。這有助于我們區辨哪些表意是圖像給予的，哪些是通過刻意的遣詞用字賦予圖像的延伸訊息。

隨后，進入到文字的語言系統中，需在符號的運作過程中指出明示義（denotation）與延伸義（connotation）兩個層次，明示義可說是顯而易見的字面含義，延伸義則是隱而不彰的附加含義，它是明示義的加速換擋，會蘊含符號如何與在地文化的價值觀進行互動。[21]

整體而言，巴特的圖像符號學是以現代的廣告、新聞照片為藍本提出的，應用至晚清畫報的文本分析時，首先就要注意圖像本質定位的差異，晚清報刊的圖像，意在降低閱讀門檻，具有啟蒙民眾的意圖，故而這類圖像表意過程更注重清晰明確、能夠有效傳遞的訊息，在分析圖像時，可從“兒童”所處的位置、營造的空間效果、與之互動的其他形象等，將圖像的解讀聚焦在制碼的圖像訊息（the coded iconic message）上，并結合語言訊息之于圖像訊息的兩種功能推斷出文本傳遞的明示義與延伸義為何。

為探究西學東漸的新概念、新詞語與兒童形象建構之間的關系，研究者采用圖像符號分析的視角，從文本結構著手，運用語言學知識揭露概念符號背后的延伸義，將之置于晚清社會與文化的語境，深入探究文本如何呈現“兒童”并且論述“兒童”與當時的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

文史學者熊月之在探究晚清社會時曾以“新名詞大爆炸”匯整出從日本涌入晚清社會的新名詞、新概念，此即本文界定“新名詞、新概念”之依據。[22]學者鄭文惠在研究中揭示出晚清的革新就是從“新詞新語”與“舊字舊話”的角力開始的，“字”（word）的厘清屬于“概念”（concept）層面，它僅反映著一種理解世界的思維圖式，呈現的是“經驗事實與價值意義的關聯性”；而“觀念”（idea）則是在“概念”（concept）的累積中發展出個人自我意識與社會價值，[23]這說明了新名詞及其背后所代表的革新觀念都值得放在符號研究的范疇里進行深入討論。

再者，由于本文以圖像符號學為文本分析的指導觀念，探究《啟蒙畫報》中的兒童形象與新詞舊話之間互動的表意過程，這樣的視角對于教育史研究而言是具有創新性的。因為研究者將文本當成研究客體，而不從特定立場出發，為的是探究在近代教育發軔之初，民間辦報文人對于新式教育觀念的理解與理念傳布策略，這不僅能填補官方之外的晚清教育史料，也能從文本細節的探索里，檢視新的兒童教育觀念倡議者在建構之初可能采取了什么樣的論述策略，借此還原并了解晚清有關兒童教育的理念和意涵。

四、文本選擇與分析步驟

晚清國人自辦的教育類刊物以《蒙學報》《啟蒙畫報》《童子世界》最具代表與影響。創刊于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的《蒙學報》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最早的兒童期刊，它屬于上海蒙學公會的機關刊物，發起人汪康年、曾廣銓、葉瀚、汪仲霖等主創人員皆是舉人或進士出身，他們不只具備維新愛國思想，更有國外留學經歷，既通曉西方文化（如曾廣銓），又熟諳西方報刊編輯（如汪仲霖），受汪康年創辦《時務報》《時務日報》的經驗影響，《蒙學報》與《時務報》也有一定的親緣關系?！睹蓪W報》與《時務報》的日文翻譯不但都出自古城貞吉，《時務報》的主編梁啟超也為《蒙學報》作序，《蒙學報》則根據梁啟超為兒童規劃的學科體系進行欄位設定，這使《蒙學報》呈現出了準教科書的形制，其內容涉及文學類、算學類、智學類、史事類、輿地類、格致類等，很多類目中都有從日本直接翻譯過來的兒童讀本，像是東文修身書、東文學堂奇話、東文讀本等。在文字運用上，《蒙學報》經歷了從艱深難懂的“文話”到“文話白話”并用，再到以白釋文為主，再到純用白話的幾次嘗試，顯現出晚清文字改良的歷程，不過《蒙學報》的定位不是圖文并置的畫報，其中的插圖多是輔助知識的學習內容，如搭配地圖或花草講解相關知識，其中有關兒童形象的描繪則多扮演插圖的功能。[24]

另一本《童子世界》也是在上海創刊，是晚清第一份兒童日報，也是愛國學社成員們創辦的一份刊物，由蔡元培、章太炎等主持，錢瑞香、何梅士等主編。從出刊到?？瘍H維持兩個月的日報先后經歷了日刊（1903年4月6日至1903年4月27日）到雙日刊（1903年4月28日至1903年5月26日）再到旬刊（1903年5月27日至1903年6月6日）的轉變。雖然編創團隊期望以淺白易懂的方式——當時的官話，也就是京話白話文，盡力使報刊從內容到形式都能為兒童所接受。但強烈的抵制外國侵略、推翻封建帝制的意識形態輸出，使編創團隊忽略了兒童的生活與心理，加上報刊中的理性、革命色彩又較濃，很多文藝作品的呈現方式既不活潑也難閱讀，以致無法激發兒童閱讀興趣，1903年6月6日，伴隨“蘇報案”爆發，《童子世界》也遭受了?？拿\。[25]

在兩份刊物中間涌現的《啟蒙畫報》，可說是北方第一份關注兒童的京話白話文雜志（目前可考的資料有44期）。之所以將《啟蒙畫報》視為雜志乃是由于畫報在創刊之初雖有模仿日本教科書《小國民》的編制方式，但其在發行中卻不斷融入了指導兒童生活、輔助母親進行家庭教育、解讀新式學制章程、反映學堂建置與落實等時勢問題。

從其文本特性而言，《啟蒙畫報》采取“一事一文”的表述形式。圖像上，創辦人彭翼仲于1903年協同畫報的美編、畫師劉炳堂，在文本中實踐“改良年畫”，也就是將圖像與其可以輔助教育的現實意義結合起來，讓圖像更能反映時局與時事，并帶有揭露社會、傳遞新觀念的導向；[26]在文體選擇上，《啟蒙畫報》創辦之初采用的就是京話白話文，杜賽男與孫秀蕙在探究其文本特性時將三份兒童刊物做比較，其中《蒙學報》介紹植物“松”，“植物類字釋名 釋松 曰字義”；《啟蒙畫報》介紹“野百合”，“野百合 生于山原野地”；《童子世界》介紹“學說”，“山河公共器，羨廢子傳賢，陶唐妙理”。從語言風格中不難發現在北京創刊的《啟蒙畫報》，所具有的官話也就是京話白話文之優勢。[27]

另一個讓《啟蒙畫報》從三本刊物中突出的原因是，其文本圍繞教育話題引入了諸多與時勢結合的西學東漸的新詞語，例如“家教文明”“賃孩公司”“花園學堂” “地底鐵路”等，這些帶有日譯西文或是和漢語痕跡的字詞，可說是編創者對新舊教育觀念博弈后的教育觀念的再建構，折射出晚清民間對新式學制的詮釋?；诖?，本文選取《啟蒙畫報》作為圖像符號學之文本分析對象，試圖從圖像與文字的符號互動細節里揭示兒童形象建構背后傳遞的教育觀念及社會意涵。

本文先從圖像入手選取包含兒童圖像之文本，在此基礎上，從文字入手，篩選出含有日譯西文或是和漢語的外來字詞，如“公理”“文明”“野蠻”等，與此同時，考量到有些帶有兒童圖像的文本可能將新觀念置入到舊有的蒙學概念里，本文也將“理”“庠”“序”等指涉舊有觀念的字詞納入文本分析。

新名詞、新概念的涌入為報刊提供了一個新的知識場，讓編創者獲得了一定權力，可從知識的揀選與編排中與讀者共構一個在當時還未有答案的新式教育面貌，知識的形塑本就是一個教育觀念建構的過程。[28]《啟蒙畫報》的發行之初，官方還沒推行新式學制，1901年開始的新政給出取締科舉的傾向，不過1902年試圖推行的“壬寅學制”卻遭到朝廷保守勢力阻撓，直至1903年“癸卯學制”頒布才算真正確立了學校系統、課程設置、學校管理的具體措施。[29]

在觀念尚未定于一尊中發行的《啟蒙畫報》，可說是獲得了以圖像和文字建構新式教育觀念的空間，那么，文本如何分類或揀選知識？有關知識的學習是以何種形式展開的？知識又是如何被認識與使用的？這三方面的問題實則關聯著知識運作的不同層次，也經由文本與幼兒教育觀念串聯起來。

為呈現文本里教育觀念的不同面向，研究者在對文本進行圖像符號學分析后，根據分析結果將文本分為三類呈現：學什么，關注的是兒童被鼓勵學習的知識類型；二是怎么學，這是關于兒童的學習形式，這部分涉及了兒童學習的空間及時間安排；三是如何用，關注的是兒童將掌握的知識應用至何處，也就是文本給出的教育傾向。研究者將這一文本分析過程繪制了下來，如圖2。

五、文本分析與討論

（一）學什么：“明理與禮”的兒童

中國古代的宇宙觀將人類的秩序納入“天命”“天道”或是“天理”之中。在“天”的統攝之下，自我、社會與宇宙共同構建了一個統一的、有意義的德性世界。這種宇宙認知圖式的世界觀充當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價值基礎，也構建起一個與天相通的內在超越的心靈秩序，[30]但“理”作為協助人們認知與掌握事物的規范和準則，在晚清時期遭到歐美自然科學觀的挑戰，下面三則即文本運用“理”的概念在不同場域中形塑的兒童符號之代表（見圖3）。

圖3左一“韓伯愛母”出自《啟蒙畫報》創刊號“倫理實說”一欄。運用巴特的圖像符號學，先關注文本里兒童所處的空間，可發現版框外的文字為框內圖文預設了“愛母”的意涵。版框內的居家陳設和人物的漢服裝扮，將時空鎖定在古代一般家庭，火盆、熨斗、床邊的剪刀布料自左及右、由下而上地使手拿熨斗的兒童成為圖像的視覺核心，也就是制碼的圖像訊息。

進一步地，從語言之于圖像的功能中檢視圖像與文字的聯結形式，首先，圖像之上的文字“晉朝 韓伯……母為他做棉褲……伯燒好了熨斗交與其母”發揮了預設功能，錨定了圖像人物的母子關系；其次，文字也補充了圖像情節，將故事主題帶入韓伯“告母”的話語——“熨斗才從火里出來 柄是燙的”，這一象征格致學知識的短句在“鐵器是傳熱的物”的說明下，成為解讀“愛母—明理”的關鍵。

接續地，從文字的敘事結構上看，文本先將“明理”置入“體諒父母”的社會認知中，繼而在“如何體諒父母”的家庭生活實踐里，將“理”與器物（熨斗）背后的自然科學知識做意義聯結，以給出兒童懂格致（科學）才能“愛母”的延伸義，由此，學習自然科學知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服膺“母慈子孝”的既有倫理規范下被合理化、正當化了，其符號運作規律見圖4。

另一則“念賢明理”（圖3居中）同樣取材自蒙學讀物的歷史名人形象，圖像呈現了一幅成人與多名兒童互動的室內場景：成年男子手執的幡、身穿的長服作為制碼的圖像訊息，預設其職業可能與占卜道士相關。有趣的是，面向成年男子的三名兒童聽其講話，背對成年男子的兒童則獨自坐在長桌前專心讀書。兩類兒童形成的一組對比關系引人好奇：為何獨坐的兒童不參與眾人互動？我們需要文字的輔助才能得知整則文本的意涵。

文字“相面先生”發揮了意義預設功能，點明了成年男子的身份并將圖像所處的空間鎖定在學堂這一教育活動場所，獨自看書的念賢不參與眾人的討論，乃因“男兒生死富貴 都在天也”。這里的符號運作，是將“相信命相（運）”與“認為生死富貴在天”作二元符號的對立，前者可理解為以不確定事物指導人內心與行動的迷信行為，后者則是將生死的不確定放在宇宙運行規律中考察的理性表現。借助“念賢”的兒童形象，文本揭示主旨：不要相信命相，因為事物自有不受人主觀意識操控的規律，如此便不必想，更不用怕了。

整則文本結構開篇即開宗明義地對“天”作出釋義：“古人說天字 都做理字講 天是人人公共的 理亦是人人公共的 所以叫做公理”，在“公共”這一相同詞語意指下，“天”與“公理”組成同質且可置換的意義聯結，于此，念賢的典故作為立論的引證和說明，所明之“理”即“公理”。

可若追溯歷史，“公理”一詞在《北史》時期還沒出現，文本里的“公理”更傾向晚清西學東漸時期引入的外來語，指涉著新的宇宙觀。[31]清朝以前，“天理”是以高于人的超越方式存在的宇宙觀，這個宇宙觀以德性為基底，架起一個與天相通、內在超越的心靈秩序，“天理”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價值基礎，更是文人群體自我規約與意義實現的根本依據，但在晚清國勢羸弱、經濟衰微的現實里，歐美思想的涌入，特別是達爾文演化論在當時的傳播，使儒家道德的德性倫理（“仁”）與規范倫理（“禮”）受到挑戰，知識群體急切地需要一套可以解決現實難題的新觀念，由此，在傳統的“天命”“天理”的宇宙觀之外，也出現了由因果關系支配的，以科學的、進化的理性尺度為標準的“公理”。

“念賢明理”借用《論語·顏淵》里流傳下來的“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儒家思想，以求同存異的方式隱去“天理”（以類似宗教般高于人的超越方式存在）與“公理”（強調個人自我的立場和客觀事物的運作規律）的矛盾和差異，并將過去“天理”指涉的人與天的關系，置換為“公理”指涉的主體與客體的關系，易言之，“命”與“天”的不需探究，不是源于過去“天理”蘊藏的宿命論，而是“公理”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經此符號運作，“面相道士”與“念賢”的行為影射了晚清的一組二元對立概念——“迷信”與“科學”。

“迷信”與“科學”都是在晚清時期接收西方科技及制度的過程中才被報刊反復提及打造出的新概念，特別是義和團運動（1899年11月2日至1901年9月7日）以神靈崇拜為要義，鼓吹刀槍不入、諸神附體、畫符吞咒等迷信思想，引發了晚清辦報文人的深刻反思。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蓋世界之舞臺，夙已旋轉。迷信之時代疾去，科學的智識之時代方來”言論，傳遞以科學取代迷信的主張。[32]文本“念賢明理”或許就是將反對迷信、實踐理性科學具象化為兒童可以理解的小故事，透過否定宿命論，對傳統文化做了去蕪存菁的處理，以傳遞用科學公理抑制迷信思想的社會意涵，其符號運作可參見圖5。

圖3右“愛惜同類”的圖像將兩位兒童置入到被大人關注的中心，兩個小孩將手中之物遞給左側衣衫襤褸之人，其服裝樣貌與右側男子形成鮮明對比，但描繪用意何在，需倚賴文字的說明來填補。

借助文字對圖像發揮的預設功能可知，圖像中穿戴整齊的成年男子“黃彥卿”以觀察者身份經歷了一個事件：原本兩名孩童圍繞一個棗子相互禮讓，看到乞丐后，二人商議將棗子分給乞丐。

在“愛惜同類”的文字敘事中，“遞棗”是孩童行動展現的核心，在將棗從同伴手中轉入乞丐之手的對象轉變中，“同類”的意涵隨之升華，從兒童間的禮讓提升至兒童對弱勢階層的同情與關愛。

結構上，文本開篇即給出“愛惜同類”的論點，并運用“人知”“天生”等存而不論的立場將“愛惜同類”與“公理”的結合放在社會普遍常識和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中。隨后，文本將“公理”釋義為：“公心”是“禮讓”的源頭，“誠愛”是“公心”的要義，也就是將傳統觀念的“宗族—禮讓”之“禮”與傳入晚清的“國家—公民”之“理”做一置換，并從明朝的“黃彥卿”視角，自然化“公心”在中國歷史中的脈絡，其符號運作規律可參見圖6。

圖6的符號系統運作顯示了文本如何透過一則兒童讓棗的古代故事，將“兒童”對“乞丐”施以的恩惠行動，與“同類”概念做意義聯結，以傳遞在社會中運用同理心幫助弱者的明示義，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兒童”符號兼具“童子”與“童心”雙層意涵，文本隨后對乞丐的強調，潛藏著晚清的社會等級制度，結合史料可知，“乞丐”在清代雖說是官方認可的職業，但他們的階層卻屬于賤民行列，處于社會等級的最底端。晚清時期，隨著天災人禍增多，乞丐、流民在數目上的急遽攀升給社會穩定帶來隱憂，設立粥廠、收養貧民教以工藝等官方行為雖有所資助，但只是杯水車薪，無法解決底層人生活無以為繼的困境。[33]文本特別挑出圖像中“乞丐”與“兒童”的互動，意在從“童心”角度，弱化等級社會中尊卑貴賤的階級沖突，號召人們消解社會中既存的階級邊界，提供出一個以內部團結、合力解決社會矛盾與民族危機的策略，這可說是文本的社會延伸義。

整體來看，上述三則關于“學什么”的文本，皆從歷史典故中取材，以舊圖新說的方式傳遞有別于傳統的“理”學知識，圍繞“理”所屬的知識內涵，三個文本里的兒童形象從不同的場域里呈現出“明理與禮”的特性：家庭里的“韓伯”明白格致知識也懂愛母，念賢則明白命理也懂用知識引導生活，讓棗的孩童不僅明“禮”也明“公心”。

在建構“明理/禮”的兒童形象中，“韓伯愛母”傳遞教育觀念的方式傾向于歸納，以愛母的行動——遞熨斗，將學習格致納入傳統“孝”的道德倫理中，并對西學新知做自然化、合理化的論述，這可說是晚清“中體西用”的思想在文本中的應用與說服策略之一。

“念賢明理”則運用演繹方式，也就是在文本開篇即進行意義聯結，并預設立場。念賢的故事只為證成傳統的“天理”與外來的“公理”相通，而在故事的推演里，“天理”與“公理”具體化為“相面先生”和“念賢”兩個符號，并延伸出“迷信”與“科學”的二元對立立場，進而凸顯對科學知識的學習傾向，將“天理”與“公理”等同的做法與晚清的“西學中源”相應，這也是文本的說服策略之一。

“愛惜同類”的符號運作則是通過意義的置換，將古代從“同宗同源”的宗族核心中發展出的“禮讓”概念，移植到西方國家的“公心”表述，這其中所建構的兩位兒童明禮/理的形象，為擴大“公理”的意涵，與“公心”建立武斷聯結，起到了移花接木的作用，不過開篇前的“自然公理”與文末的“公理”并不在同一層次，前者更接近傳統的“天理”，后者則趨近于西方的國家制度，文本在此也運用了“西學中源”策略，模糊了中西觀念的內在沖突，釋出的是可以接收西學的空間。

從其新詞舊語的運用來看，傳統道德倫理中的“孝”“禮讓”在引入西學新知的過程中有著去蕪存菁的處理，相比蒙學里二十四孝故事對孝德不切實際的歌頌，“韓伯愛母”潛藏的“孝”之改良，是具有理性實踐的學以致用，在此傳統的禮與外來的理反而能相得益彰。以此，研究者將文本給兒童擇定的知識內容歸納為：以傳統蒙學里的禮儀道德、人生哲學、處世之道為航向，以西學公理為舵，揀選出實用的知識。

（二）怎么學：“松綁”的兒童

在兒童怎么學的方面，《啟蒙畫報》面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引導兒童從傳統蒙學的私塾轉入官方主導的新式學堂，本文圍繞畫報所處的社會情境，從教育建置、教學模式及同儕互動的三個視角予以呈現（見圖7）。

圖7左“祖瑩勤學”是以古代“庠序”論述新式學堂的一則文本，它位于《啟蒙畫報》合訂本第一冊的“倫理實說”一欄。圖像以透視法呈現了一位挑燈夜讀的兒童，值得留意的是他所處的學習環境并不舒適，剝落的墻壁、厚重的書籍和微弱的燈光都指涉著“陋室”。結合上方的文字“北魏時 有個八歲童兒 叫祖瑩”可鎖定圖中兒童的身份，“拿衣服遮窗 低聲誦讀”則預設了祖瑩用功苦學的自學情境。

結合整個文本結構來看，圖中祖瑩形象并不是號召兒童以祖瑩為學習榜樣，而是透過古代兒童自學的缺點，倡導教育方法的革新。具體來說，文本的第一句就開宗明義地給出了一個古今對照的敘事空間，以說明新式學堂的作用和價值?！扳孕颉弊鳛楣糯俜浇袒癖姷幕A建置，類比政府即將推行的新式學堂，透過“庠序法”廢除后，個人求學艱難，國家人才也變少的雙重不利處境，文本體現了由政府主導發展基礎教育的重要性。

順著這樣的敘事脈絡，“祖瑩”作為“庠序”廢除后的苦讀兒童，與今日學堂的兒童形成了對比關系?！白娆摗钡目炭嘤霉υ诜栆庵傅霓D化下，成為教育沒有統一規劃的不利結果；與之相對的新式學堂中的兒童，不僅不需吃苦，有統一的書目與時間規劃，學習進程也有合理編排。

循此，人才的培養也可依據學習成果而有“上等”“下等”的分流和規劃：下等的“自養其身”，學習工藝等實用技能；上等的學專門知識為國出力。經由人才的分流分級，兒童入學堂與個人、國家的未來相接洽，學習的目標也轉入為社會、國家效力。

為進一步鼓勵當下兒童進入新式學堂就讀，文本在結尾以欲抑先揚的手法，先肯定祖瑩的資質與品性，再指出苦讀自學缺乏效率的弊病，從而呼吁人們能夠響應國家的號召，從大局觀與兒童自身的學習效率出發，將孩子送入新式學堂就讀。

具體到如何學習的模式，文本有一反一立的兩種表述，“反對”的是“體罰”，“支持”的是“游戲”。圖中“半日學堂”的圖像呈現出私塾與新式蒙養學堂的教學模式差異。

從兩幅圖像的對比來看，第二版的圖像以教書先生體罰兒童呈現著傳統私塾的教育場景；第四版的圖像則以一群兒童從學堂內井然有序地放學呈現了輕松活潑的教育氛圍，圖中門楣的文字“半日學堂”預設了兒童所處的空間，也呼應著版框外的主題。

版框內的文字預設圖像的教學模式，并以“整日”“半日”兩個符號為關鍵敘述了兩種對立的幼兒教育觀念：以私塾為代表的體罰教育和以天津半日學堂為代表的輕松活潑教育。具體來說，“體罰”牽引出私塾發展至晚清的三個弊端：其一，不對等的師生關系使私塾教育氛圍肅穆以致無法培育人才；其二，拔苗助長式的教學法壓制兒童天性，忽略了兒童生理、身體發展的特性；其三，長期責罰損害兒童的自尊心，以致兒童志氣消磨。

針對體罰給兒童身心帶來的侵害，文本提出批評，對于兩年來畫報宣導教育改良但收效甚微的現況，在“風氣不開 舊習難革”的社會情境下，仿照東西洋教育觀念開設的天津“半日學堂”，成為提供改良教學的有益參照，被引入到文字中。

值得注意的一個新詞是文本用來形容私塾教書先生的“野蠻”?！耙靶U”字彙在古時是分開運用的，并沒有褒貶之分，它指代的是地理位置的概念，但在歐美傳教士與日本教育家、政治家福澤諭吉的使用后，兩個字漸漸合并起來，用于指涉與“文明”相對的人類歷史的不進步及落后的現況，或是用于強調“專恃力而循理”的暴力趨向，晚清時期，特別是義和團運動后，“野蠻”成為中國社會精英反思的對象，康有為、譚嗣同、嚴復等在報刊文章中皆將這種反思作為建立新的國民精神以挽救民族危機的基礎，梁啟超則用“野蠻”批判義和團暴力救國的行徑。[34]

“半日學堂”將原本有學識的可劃歸到“文明”進步一列的蒙館先生，用“野蠻”二字形容，意在批判教育中的“體罰”對兒童身心帶來的暴力傷害，也在“體罰”與“野蠻”的意義聯結中，將教育方法的改良劃入國民改造的論域，以讓教育者教育觀念的重塑能受到社會輿論的關注。

與之并進地，文本也提出“游戲”主張。不過，“游戲”在晚清之前已有一段污名化的歷史：唐朝文學家韓愈在《進學解》中寫道“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原本是勸誡后輩要精進努力，態度不可輕浮隨便，如此才能成就學業，但在科舉制長期的影響下，兒童喜愛的游戲不僅不被視為正途，在此觀念影響下，“兒童”被期待能夠靜默好學且早慧，以此服膺成人社會的價值體系。及至清朝，社會仍認為學習與游戲不能并存、游戲有害于學習，即便是晚清提倡教育改革，兒童游戲在私塾里仍屬禁止的項目。[35]

圖7右“薛世雄”是《啟蒙畫報》發行早期就提及的兒童游戲。圖像里處在視覺中心的兒童站在臺階上，身著漢服、右手執旗高舉，指揮臺下的兒童。結合文字“兒童游戲 最能看后來志向”，其將“游戲”賦予功用價值，并導入與社會實踐相關的從業志趣中，以此傳遞游戲有助于引導兒童發展的明示義。

結合歷史資料可知，薛世雄本是隋煬帝時期的名將，因駐守西域伊吾（西域的入口）、修建伊吾城，并屢次抵擋敵兵來犯、維護邊疆之安寧而深受隋煬帝喜歡。[36]文本“我們在今日 也不能算太平無事”將薛世雄所處的亂世情境與晚清的動蕩時局做呼應，以此從幼時“薛世雄”帶領同儕練兵，傳遞著兒童可以自我學習并從游戲中習得保家衛國本領的延伸義，也基于此，“兒童游戲”具有了合理發展的社會意涵。

綜上所述，從“祖瑩勤學”里主張兒童不苦讀，“半日學堂”里呼吁兒童不受罰，“薛世雄”里建構兒童游戲的樣貌，可發現文本傳遞著在學習方式上對兒童的時間與空間予以松綁的想法。不同于傳統蒙學強調對兒童的秩序規范與馴化，文本在建構“松綁”兒童的形象時，使兒童的身體從書房里、從罰跪的姿勢中解放出來，獲得了在游戲中學習的空間。簡而言之，其學習模式不再是以知識灌輸為主導，而是從兒童經驗的主體視角，將知識的學習與寓教于樂、循序漸進結合，以此擁有更切合實際、與生活相應的學習方案。

（三）如何用：“活潑”的兒童

知識的導向通常是成人在教導兒童之初就設立的方向，它因著時代變遷、社會需求，總是發生著變化，“教”與“育”原本是分開的字詞，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中分別將其指向教學方法與目標：“教”為“上所施下所效也”，是以身示范與引導的學習模式；“育”為“養子使作善也”，是將啟蒙導向道德教化。[37]這份對“教”與“育”的理解傳遞著啟蒙兒童不僅需關注知識、學問，也應重視潛移默化的生活教養的觀念。晚清時期，由西文日譯又傳至晚清的“教育”（education）一詞進入到辦報人的視野，也由此在新式教育觀念的驅動下，于文本里注入了“學以為何”的思考。

圖8左重塑了元朝理學家、教育家“許衡”的兒童形象，將其預設為幼時有“大志”，后來成為“一代名臣”之人。不過如何成為名臣，我們從圖像中無法獲得更多信息，需透過文字對“許衡”童年事跡予以解密。

資料來源：第一冊“倫理實說”二十二，1902：24；第十冊“格致學”二十一，1903：123；第四冊“倫理 蒙正小史”，第102號，1902：55；第十二冊“海國軼事”十六，1903：542。

文本將“許衡”成名的關鍵放在幼時與老師的一段對話上：在許衡追問“讀書究竟是為了何事”時，幼師給出的學為科舉并沒有得到幼年“許衡”的支持，他以“學為圣賢”將教育動機和宗旨從外因轉入內因，并與個體的生命旨趣相關聯。此文本建立了一個具思辨能力的幼兒形象，并傳遞出兒童自主學習的教育明示義。

之后的文字，從“許衡”的學習經驗中歸納了內因之外的外在環境之支持：一是幼師對幼年許衡的教學方式，是循循善誘而非死記硬背的方式，并釋放出學生可探索、可思辨的教學空間；二是跟隨不同老師求教許衡才學問大成。文本將此與晚清新式學堂的教育模式做武斷聯結，將跟隨不同老師學習等同于“分班、分科”，通過將新式學堂的教育模式具體化，傳遞著為成就自身學問，進入新式學堂接受新式教育的延伸義，許衡的兒童形象在此成了接受新式教育的代表。

圖8中間的“張傘跳樓”描繪了兒童張傘跳樓的驚奇一幕。版框內的“兒童”處在一個以磚瓦樓、木窗及周圍的樹木組成的帶有中式風格的居住環境，視覺中心的孩子正一個人撐傘向下跳，畫面定格在他雙手執傘尚未落地的緊張瞬間，而其身后，由磚木搭建而成的建筑物之上，有一開窗向下探看的成人，兩人的關系及跳樓的因由，需透過文本的說明才能進一步判定。

文字對圖像發揮了預設功能，不僅說明了圖像中人物的師生關系，也補充了學生是為驗證格致知識不惜犯險以身試驗的跳樓動機。文本的文字以“總—分”的敘事結構展開，并在描述學生謀劃張傘跳樓的準備里，建構出學生愛思辨、具實踐力的形象，同時傳遞了只要精通格致知識，就能突破常規做人所不能之事的明示義。

不過，這一讓老師都擔憂的風險性嘗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靠長期“目驗”與“身試”的經驗累積，換言之，在實際生活中張傘跳樓充滿了危險性，也很難取得成功，因其不僅與風的阻力有關，也涉及傘面、自重、降速等其他因素，但文本“張傘跳樓”卻以簡化科學事實的做法，以故事化的敘事手法，達成戲劇性意涵，用以歌頌格致學的神奇效果，并鼓勵學生學習科學，而“目驗”與“身試”正隱涉著對知識抱持的懷疑精神，暗含將理論運用于實踐以求真辨偽的延伸義，這與科舉制時期注重對知識的記誦以培養忠順良民已大為不同。

圖8右側圖像“日童知恥”描繪的是一個日本兒童與成人的互動，日童身穿和服、腳踩木屐，對身旁著一身軍服的成年男子給出的物品擺出拒絕的手勢。運用巴特的圖像符號學分析法，結合文字對圖像扮演的預設與訊息功能可知，日童拒絕成年男子的原因乃是軍人的身份是與日本敵對的俄國人，這一行為導引出“各國聞之 傳為美談”的評價。

但為何日俄會成為敵國？文本開篇即結合戰爭背景，簡要概述出甲午戰后日本、俄國與中國圍繞遼東半島和旅順所產生的矛盾——“中國受了騙 日本反引為大恥 全國上下 人人仇俄”，提示出了黃種人與白種人的兩個敵對陣營，并在“大恥”的語境下，將日本國家的政治利益與日本人的利益武斷聯結，進一步地，日童面對俄人給出的“果”，選擇抵制自身的口腹之欲，這既凸顯了日童愛國意志之堅定，也呼應版框外的主題“知恥”的意涵，一個克服私欲以實際行動愛國的兒童形象躍然紙上。

此處文本敘事的微妙之處在于，兒童如何了解到日俄局勢進而有拒絕仇人之果的行動？“從學校歸”是辨識兒童“學生”身份的關鍵訊息，也潛藏著兒童相關知識來源可能與學堂的教育有關，這使愛國兒童形象之后，隱含著一個學生關注時局和學堂將時局作為知識進行愛國教育的可能，此為延伸義之一。

與此同時，文字的末尾以編撰者的評語“吾國少年 當學日童不受果”，鼓勵晚清兒童以日童為榜樣效仿他的愛國行為，“莫學誤國老輩 輕旅順而重遼東 旅順去則遼東亦去 豈待今日不退兵 始可懼乎”則以一褒（日童）一貶（朝中誤國老臣）方式，表明面對敵國不應采取妥協退讓的立場，鼓勵兒童關注時事，培育其愛國思想，此為延伸義之二。

結合當時的社會情境可知，晚清政府在甲午戰敗后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以此日本取得了朝鮮與遼東半島等地的合法權，但此一條款破壞了俄國企圖透過東北獨攬亞洲及太平洋霸權的計劃，因此，俄國于1895年爭取到德法的支持，促成三國干涉日本還遼事件，就此，日俄之間就東北的利益埋下了矛盾與沖突的種子。

俄國在甲午戰后便以“還遼有功”為借口，不斷在東北攫取政治、軍事、經濟利益。1897年12月，俄國乘德國強占中國膠州灣之際，出兵強占了旅順口和大連，繼而又于隔年與清政府簽訂《旅大租地條約》，使旅順口成為俄國海軍太平洋艦隊的基地，1903年5月，俄軍進一步對朝鮮龍巖浦侵入，此行動使日俄關系迅速惡化，并加劇了日俄戰爭的爆發。[38]

文本“日童知恥”在《啟蒙畫報》刊出時，已是日俄矛盾激化的時期，當時俄國打著“白色人種對黃色人種”的戰爭旗號，日本則宣稱東亞和平，為了合理化戰爭的正當性，雙方皆利用報紙等宣傳手段為戰爭制造輿論。畫報以宣揚日童愛國的正面意義站在親日反俄的立場，傳達向日本學習，共同抵御俄國侵略的政治傾向。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恥”在中國春秋時期，是儒家所提倡的思想，如《論語·為政》：“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薄睹献印けM心上》：“恥之于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將“恥”放置在道德倫理層次，并與個體的修身相連接，換言之，“恥”是以他者眼光評判己身的他律與自律，日本文化里，“恥”可說是武士道精神及義理的核心，它依靠外部的強制力而執行，注重個人聲譽，甚至大于生命本身價值的文化意涵，美國文化人類學者露絲·潘乃迪（Ruth Benedict）將其歸納為注重他律的恥感文化，與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對照。[39]而在本則文本里，“恥”這一字在日俄政治矛盾的激化下產生，且在故事里與“不食俄人之果”進行了武斷聯結，以此擴大了“恥”的他律范疇，使國家利益也被納入個人需維護的名譽里。

統合三則“如何用”的文本里所建構的兒童形象，其都顯現著兒童的“活潑”特質，可以說，文本提供的兒童形象不是對知識死記硬背，而是有著思辨、內化、檢驗/實踐的學習歷程，并將學習導向了自身價值實現的道路的兒童。不論是修成圣賢，還是在生活實踐中發展理論，抑或是以公民身份參與社會行動，兒童在新式教育中獲得了選擇的空間：善思辨的許衡駁斥了幼師的看法，幼師不怒反喜，對其循循善誘；學堂里具行動力的學生張傘跳樓沒有被老師責罵，反而因具有以身試驗的精神而受到稱贊；日童關注時局變化，適時地拒絕了俄國軍人之果，獲得社會輿論支持。因而，如何用的知識導向在此是雙向的，一方面是教育者釋放出了選擇的權力與空間，另一方面是兒童能夠在思辨、實踐中發展其主體性。

六、小結

120多年前，新式學制的出臺似乎標志著科舉制度的大勢已去，但其實，舊有的教育觀念仍在民間擁有穩固的根基，這從容閎作為第一位在美國著名大學獲得學士學位的中國人，在回國之后，卻因沒有科舉的資歷而好幾年不得志可見一斑。[40]由于晚清新政時期進行全面教育改革的條件還不成熟，新式教育觀念、教育制度要在社會中落實就需在縱向的時空——傳統與現在，以及橫向的時空——本土與外來中找尋話語的空間，并不斷降低閱報門檻，使一般民眾都有機會接收到新式教育觀念。在這一現實情境下，溫和的改良報人，相較固守傳統的頑固派或是激進的革命派，因更能調和與包容，而易達成“上通下達”的社會使命。

《啟蒙畫報》的出現與清政府后來推動的教育改革是相輔相成的。為了有效推廣兒童教育新觀念，《啟蒙畫報》專注于啟蒙，避談政治，寄希望于透過豐富初級教育的內容，來改良社會。從這個角度來看，《啟蒙畫報》利用了當時新興的大眾傳媒為渠道，在雜志內容上，將教育理念白話化和圖像化，正如當今發達的傳播科技，使網絡上復雜的資訊或理念都能視覺化，從而實現有效的傳達。而從其成果來看，畫報在創辦之初就已依照內容特性進行分科，如文本版框外的欄位名“倫理實說”“蒙正小史”“格致學”“游戲格致”等，將傳統蒙學與源自歐美或日本轉譯的自然科學整合了起來，其也在“時聞”“海國軼事”的欄位中擴大知識的格局，表達關注時事的一面。

與此同時，《啟蒙畫報》在當時是以新的媒介（報刊）、新的文字載體（京話白話文）和新的圖像（指涉社會現實）、新的概念（新詞舊語）傳遞新觀念的。從其觀念建構的面向——學什么、怎么學、如何用，檢視文本建構的 “明理/禮”“松綁”“活潑”的兒童形象過程里，不難發現其文本傳遞的實用、實際、實現的教育意涵。

從知識的設定，也就是學什么的知識來看，文本對“理”的詮釋不在哲學的抽象層面，而是轉入與人互動的關系，換言之，“理”在其中以實用的知識作用在兒童日常生活中，指導著兒童如何在既有的道德倫理規范下，透過格致知識的學習，達到讀書不迷信，并能產生自身與他人一起獲益的社會功效。以此，“實用”的觀念與其說是在調和東西方觀念，不如說是一種去蕪存菁的融會，在“實用”的標準下，兒童的“明理/禮”，是一種從自身生活經驗出發，萬物為我所用的學習者姿態，像是“格致”所指涉的西學新知，就給出了傳統知識系統里如何能“窮知事理”的道路，這其實是畫報一貫持有的融會立場。

比照清政府1903年頒布、1904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中，蒙養學堂的課目表：[41]

修身第一、讀經第二、作文第三、習字第四、史學第五、輿地第六、算學第七、體操第八。

上述的資料顯示出，清政府在建立新式學制時，還沒有改變舊有的蒙學知識系統，“修身”“讀經”“習字”“作文”“史學”仍占據啟蒙兒童的核心，而引入的新知“輿地”“算數”“體操”僅被視作次級學問。相比之下，《啟蒙畫報》以實用性為考量揀選與編排知識，可說更貼近社會發展的實際需求。同時，《啟蒙畫報》對西學新知的處理，只是將其作為知識的一類，并沒有像后來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時期那般激進，將“科學”做意識形態化的處理，使其成為朝向全盤西化的一種科學主義（scientism）。[42]

其次，從兒童學習知識的方式，亦即怎么學來看，“松綁”的方式釋放出兒童學習的多元途徑：新式學堂、蒙養學堂、半日學堂等不講求苦讀而重視學習成效，反對體罰、倡議游戲等主張，傳遞的是尊重幼兒生理發展的實際，也尊重不同社會階層兒童之實際，這可說是教育生活化的表達。以“祖瑩勤學”和“半日學堂”來說，文本依據兒童學習能力等級或所處的社會階層之實際，來思考兒童學習知識的方式：貧家子弟建議就讀“半日學堂”，不但學費低廉更可兼顧養家的生活實際，而其所學知識也更實用，有助于學生提升生存能力；“祖瑩勤學”則面向兩個實際，一是兒童學習知識的能力之實際，一是兒童所處的家庭條件之實際。針對不同狀況，文本分化出專門的高等教育方向與工藝的職業教育方向，這其實延續著教育的實用性，并將教育帶入世俗化、生活化的實際，從而使不同階層的兒童都能接受教育，甚至為知識的普及奠定了觀念發展的土壤。

最后，從如何用的知識導向來說，文本在建構“活潑”的兒童形象時，已預設了一個新式教育情境的樣貌，如前所述，知識的導向是具有教育者與學習者的雙重導向的，不過它們共同指涉著一條從兒童主體性發展出的學以為己的道路，在這條道路的導引下，兒童不是孤立的存在，他們所處的境遇是與周遭的人、事、物不斷相逢、經由經驗的堆砌而萃取出的生命實踐。在這過程里，個人與集體沒有二元對立的利益沖突，是可以在主體間融會的。像文本“日童知恥”傳遞的便是個人選擇與國家利益相一致的教育目的，盡管現在來看，這或許是文本趨于理想化的表達，不過放置在傳統儒家的觀念里，“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修身思想本就在個體的發展里包含著對養育自身的宗族、社會、國家與自然的反哺意涵。[43]

在文本的說服策略上，本文從“學什么”中歸納出“中體西用”和“西學中源”的應用與轉化。概述而言，《啟蒙畫報》里的“中體西用”并沒有“體”“用”的界線，也沒有以“內”“外”劃分知識的功能，只要是具有實用性，都可納入兒童學習的范疇，換言之，“中體西用”的說服策略，并不將中、西知識的屬性作為核心，二是在“學—用”中釋放出教育轉型可實踐的空間，以讓“西學新知”能正當、合理地作為教育幼兒的知識。

另一“西學中源”的說服策略源于明清之際出現、晚清流行起來的“西學中源說”，其核心觀點是：西方的科學技術源于中國，因而學習西學并不是肯定西方文化與思想，而是恢復本民族自己的舊物。晚清時期，這一思想反映了文人面對西學求教卻不滿歐美侵侮的矛盾心理。[44]不過，這一學說發展到新政時期，辦報文人已對“西學中源”有了相對客觀的認識，他們認識到西學、儒學分屬不同的文化情境，可面對保守的官紳與未開蒙的民眾，“西學中源”仍可作為說服人們學習西學的有效策略：一方面他可調和儒學與西學的矛盾，減少引進西學的阻力，另一方面又不致損傷民族自信心。

《啟蒙畫報》在傳遞西學時借鑒了西學中源的思想，將西學置入中國古已有之的學問里，但經由文本符號運作所呈現出的“西學中源”，并不是遮蔽恥于向西方學習的文化心理，而是在默認晚清與歐美的文化落差中，召喚出改革教育的決心。

本文關注晚清報刊如何傳遞教育觀念，其目的一方面是豐富教育史中有關癸卯學制的歷史細節；另一方面，運用圖像符號學的研究方法，將兒童形象與教育觀念視為一個有待建構的符號運作過程，以檢視與省思教育所及或未及之處，得益于此，我們可從研究中窺見晚清文人對兒童主體性的重視及對社會現實的深切關懷。

《啟蒙畫報》?？蟮氖嗄?，美國教育學家杜威（John Dewey，1859—1852）訪華，他的名言“教育即生活”（process of living）連同實用主義教育哲學影響了中國幾代教育人的理論與實踐。就如同他1897年在《我的信念》（My Pedagogic Creed）中寫下的：[45]

真正的教育是透過孩子所處之社會情境的要求，激發孩子的權能，在這當中，孩子能找到他自己。

彭翼仲在創辦《啟蒙畫報》時，實用主義教育哲學還未傳來，他從局勢危殆的社會現實出發，提出的對于兒童主體性的認識，卻受限于“萬國競爭”“強國強種”的表達，不可避免地讓兒童成長的時間與空間被壓縮了，但在從兒童所處的社會情境出發，激發兒童的自主學習上，《啟蒙畫報》不僅早就給出了在地的教育觀念，呼應了實用的教育主張，也踩在比五四白話文更早的時間脈絡上，以新文體的形式傳遞著新觀念。

今年是甲辰年，距離百年前的“癸卯學制”頒布已過兩個甲子，在教育體制不斷更新迭代間，啟蒙仍有未竟之事。我們也可以說，人是隨環境不斷變化著的，關注人的教育，就不能受限于制度的框架而保守不前，而是要不斷檢視、反思、調試與建構教育觀念，這種啟蒙與其說是未來完成式，不如說是持續進行式。進一步地，若將教育觀念視為一種對人的理解之實踐，那么，我們對其理解的深度與廣度事實上影響了未來人們可能創造的社會樣貌。歷史從未從人的身上過去，它始終與現在的我們一起，共同締造著未來。

參考文獻：

[1]翁麗芳.幼兒教育史[M].臺北：心理出版社，1998：138.

[2]楊潔瓊.日本教習對中國幼教事業初期發展的影響[J].學前教育研究，2011（02）：52-55.

[3]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分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M].新北：稻香出版社，2013：21.

[4]姜緯堂，彭望寧，彭望克.維新志士、愛國報人彭翼仲[M].大連：大連出版社，1996：3-5.

[5]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73-74.

[6]梁漱溟.我的自學小史[C]//梁漱溟全集：第2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670-671.

[7]薩空了.香港淪陷日記[M].北京：三聯書店，1985：94.

[8]郭沫若.我的童年[C]//郭沫若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43.

[9]徐梓.蒙學讀物的歷史透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237-240.

[10]呂智紅，唐淑.神童教育的歷史回顧與反思[J].學前教育研究，2001（05）：11-13.

[11]戈公振.中國報學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73.

[12]張曉麗.康有為《日本書目志》的目錄學成就[J].學術界，2009（03）：237-241.

[13]梅家玲.晚清童蒙教育中的文化傳譯、知識結構與表述方式——以《蒙學報》與《啟蒙畫報》為中心[G]//徐蘭君，安德魯·瓊斯.兒童的發現—現代中國文學及文化中的兒童問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14]馬勇.激蕩：晚清二十年[M].臺北：新星出版社，2021：172-183.

[15]張灝.時代的探索[M].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37-60.

[16]王汎森.啟蒙是連續的嗎？[M].香港：香港城市大學，2020：209.

[17]韋伯.中國的宗教[M].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447.

[18]索緒爾.[M].張景智，譯.臺北市：桂冠，1992：3.

[19]BARTHES R. Mythologies（Annette Lavers， Trans.）[M].UK： Vintage Classics，1957/2009：23.

[20]孫秀蕙，陳儀芬.結構符號學與傳播文本：理論與研究實例[M].新北：正中書局，2011：31.

[21][28]BARTHES R. Image Music Text（Stephen Heath， Trans.）[M].UK： Fontana，1977/1997：25-27.

[22]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544-548.

[23]鄭文惠.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觀念形塑—觀念史/概念史視域與方法[J].東亞觀念史集刊，2013（04）：223-302.

[24]張梅.晚清五四時期兒童讀物上的圖像敘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97，103，137.

[25]胡從經.晚清兒童文學鉤沉[M].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1982：113-121.

[26]梁綢.傳統年畫概況及清末民初改良年畫的出現[J].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02）：6-9.

[27]杜賽男，孫秀蕙.晚清《啟蒙畫報》中的女學：一個圖像符號學的觀點[J].思與言，2023，61（2）：213-272.

[29]黃士嘉.晚清教育政策演變史（1862-1911）[M].臺北：心理出版社，2006：372-378.

[30]段煉.世俗時代的意義探詢——五四啟蒙思想中的新道德觀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41.

[31]段煉.世俗時代的價值轉型——以晚清中國道德變革為中心的考察[J].東吳歷史學報，2012（27）：43-98.

[32]PRESTON D. The Boxer Rebellion： the dramatic story of chinas war on foreigners that shook the world in the summer of 1900[M]. New York： Walker and Company，2000：17-21.

[33]王宏偉.晚清北京社會救濟制度研究[D].北京：首都師范大學，2007：2.

[34]沈國威.“野蠻”考源[J].東亞觀念史集刊，2012（03）：383-403.

[35]蔣夢麟.西潮·新潮[M].湖南：岳麓書社，2000：31.

[36]馮立君.李淵與隋唐之際遼東關聯史事考論[J].陝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49（4）：86-94.

[37]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1291.

[38]谷勝軍.日俄戰爭與《滿洲日日新聞》的創刊[J].日本問題研究，2013，27（3）：53-58.

[39]BENEDICT R.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M]. UK： Marine Press，2006：11.

[40]容閎.容閎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M].臺北：團結出版社，2005：175-184.

[41]張百熙.張百熙集[M].湖南：岳麓書社，2008：134.

[42]沈國威.近代關鍵詞考源：傳統、近代、現代[J].東亞觀念史集刊，2013（06）：417-437.

[43]周銘訓譯.幼稚園保育法[M].上海：新學會社，1904：3-5.

[44]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60.

[45]盧美貴.幼教理論及其實踐對話[M].臺北：華騰文化，2008：6.

Childrens Images in the Illustrated Childrens Educator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 Perspective on Pictorial Semiotics

DU Sainan， SUN Xiuhui

（1College of Education，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11605 China； 2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11605 China）

Abstract： Before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Gui？鄄Mao Educational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terati involved in publishing newspapers shared new ideas about educational reform through the print media.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first childrens magazine in northern China， Illustrated Childrens Educator（1902—1904）， as the object of analysis and applies the pictorial semiotics proposed by Roland Barthes to explore how this magazine constructed childrens images and conveyed educational idea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childrens learning knowledge： what to learn， how to learn， and how to use， and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image of “being sensible and courteous”， “loosening up”， and “being lively”， it reveals the texts emphasis on childrens subjectivity and improved care for social realities， and that the educational propositions of pragmatism， practicability， and fulfillment are rooted in the childrens daily life experiences， which reflects the use of practical ideas earlier than that of the American educator， John Dewey.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educational ideas； pictorial semiotics； children image； Illustrated Childrens Educator

（責任編輯：劉向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