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

東方

2013年3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紀念館建館啟動儀式時指出：85年前，在中國人民飽受磨難的時候，在中國革命最艱難的關頭，來自中國各地的140多名中共代表，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在俄羅斯人民和國際組織幫助下，冒著生命危險，沖破重重險阻，遠涉萬里來到莫斯科，召開了中共六大。中共六大在黨的建設和發展、在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征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中共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具有重大歷史意義。

經過三年多的建設，2016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常設展覽館建成。習近平總書記就會址常設展覽館建成致賀辭指出，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中國人民十分珍視中共六大這個歷史事件，也十分珍惜中俄兩國人民相互支持的寶貴歷史。修復中共六大會址，建成中共六大會址常設展覽館，就是要銘記歷史，傳承發揚中俄傳統友誼，堅持兩國人民世代友好。

決定在莫斯科召開黨的六大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反動派瘋狂鎮壓工農革命群眾，大批優秀中華兒女倒在了反革命的血雨腥風之中，據1927年11月統計，黨員數量由大革命高潮時期的近6萬人急劇減少到1萬多人，各地革命的工會和農民協會等組織被查禁，共產黨領導下的工會會員由大革命高潮時期的280余萬人減至幾萬人，全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國民黨反動派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殘暴鎮壓，以及中央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讓中國革命陷入低潮。

面對這種險惡的環境，要不要堅持革命？如何堅持革命？這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兩個根本問題。中國共產黨以武裝的革命反抗武裝的反革命，先后領導了多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由于敵我力量懸殊、領導者實行了錯誤的政策或客觀條件不成熟，都失敗了。由于當時的黨還處于幼年階段，政治上還不成熟，在中國社會性質以及革命性質、對象、動力、前途等關系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上，黨內還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和爭論。因此，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已刻不容緩。

1927年8月的八七會議決定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于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之決議》，該決議規定了六大代表的選舉辦法，包括“各省黨部選派代表以五百黨員選出一代表為標準，五百人以下的黨部，亦得選一有表決權的代表；無表決權的代表各省黨部亦得選派，但必得中央的同意”“出席大會代表必須入黨一年以上的方能當選”等，六大進入實際準備階段。

1928年1月，關于在什么時候和什么地方召開六大的問題因環境關系中央還未能做出決定。不久，中共中央得知，第六次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第五次少共國際代表大會等會議將相繼在莫斯科召開，考慮到屆時中國共產黨都將派代表出席這幾個大會，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夠得到共產國際的及時指導，遂決定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

1928年3月，共產國際來電同意中共六大在蘇聯境內召開。1928年4月下旬起，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和100多位參加六大的代表相繼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根據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李維漢、任弼時留守上海，負責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為留守中央秘書長。

萬里赴會歷險記

代表們怎樣安全地到達莫斯科？這在中蘇兩國斷絕外交關系，中國國內白色恐怖嚴重，國民黨到處捕殺共產黨人的情況下，是一個難題。

當時擔任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的羅亦農，在湖南完成巡視工作后回到上海，準備赴莫斯科出席六大，1928年4月15日，他在上海英租界接頭時，被曾在他領導下做過秘書工作的叛徒何家興夫婦出賣被捕，并被轉交到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4月21日，羅亦農在上海西郊英勇就義。

盡管環境險惡，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仍然冒著生命危險，于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先后到達上海。中共中央將代表們編成若干小組，或乘蘇聯商船到海參崴，然后從那里過境，改乘火車赴莫斯科；或乘船去大連，在大連轉乘火車到哈爾濱，再從哈爾濱北上滿洲里，從那里越過國境進入蘇聯，然后再乘火車赴莫斯科。

由于蘇聯商船較少，多數代表都是走轉乘陸路，這條路線危險重重，經常會遇到國民黨軍警特務和日本警察暗探的跟蹤盤查，應對不力即有被捕的危險。

鄧穎超曾專門撰寫《一次遇險與脫險的經過》一文，對此進行了詳細回憶。文中寫道：

船過青島時，有短暫的停留，允許乘客上岸活動。我和恩來同志上岸進入市區吃了午飯，然后又買了青島市的各種報紙帶回船上。這樣一來，可能引起日方偵察員的注意，當輪船剛?？看筮B碼頭，我們正準備上岸時，駐大連日本水上警察廳上來幾個人，對我們進行盤問。首先問恩來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實際我們攜帶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沒有）。又問你們做生意的為什么買那么多報紙，我們說，在船上沒事可以看看。他們又問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問到東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們當即讓恩來同志跟他們去水上警察廳。在那里，他們又詳細詢問恩來同志出生年月日、學歷、職業等，……他們的一系列的盤問，恩來同志泰然沉著的一一作了回答。

…………

恩來同志被審訊完了，他讓警察廳為我們代買兩張下午去長春（然后再轉吉林）的車票，車票拿到手后，按時去火車站，但上車后發現同我們坐對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國話同我們攀談，我們也同他聊天。當時，已識破他是跟蹤我們的。我們在長春站下車時他拿出名片給恩來，日本人有交換名片的風俗（我后來才知道的）。恩來本應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裝小口袋里，實際我們沒有名片，恩來裝著找的樣子：“噢！我的名片沒有裝在口袋里，還在箱子里呢！很對不起?！保ㄗ鲆ト〉氖謩荩Ψ秸f不必，不必了。終于對付過去了。到長春后，似乎沒有什么人跟蹤我們了。住進旅館，恩來同志立即換上長袍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車去吉林，抵達后沒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館，然后寫了一封信，請旅館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一看就認出是恩來的筆跡，不久就來接我們回家了。為什么未直接去哈爾濱而繞道吉林呢？我們怕日本警察廳去查問伯父有王某的外甥沒有，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就會驚憂了伯父?！覀冊诓讣彝Ａ魞商?，我和恩來商定，他先走，到哈爾濱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他三弟陪我趕到哈爾濱會合……

我們從上海出發到達哈爾濱，一路上的險境，由于恩來同志的機智、鎮定、沉著，泰然無事的對付敵人的盤問，終于脫險了?？墒?，我們在哈爾濱接頭的證件已毀掉，無法同有關的人取得聯系。幸運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發，在我們后面還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同志，因此，我每天到火車站等候李立三同志，一連數日都沒有接到，真是有點著急，但還得繼續去車站，最后還是等到了，經過同他的聯系，再同哈爾濱外國朋友聯系上了。這樣，我們才離開哈爾濱去莫斯科參加黨的六次大會。

為了保證代表們安全抵達，共產國際和蘇聯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米特凱維奇參加大會的準備工作，共產國際工作人員洛蜀莫夫具體負責保證代表們的旅途安全。他們和中共臨時中央密切配合，在哈爾濱和滿洲里等地安排地下交通站，接送代表們過境。因南方代表語言容易暴露，中共滿洲省委的代表還承擔了護送南方代表過境的任務。代表們歷時一個多月，歷經千辛萬苦，到6月中旬大都安全抵達莫斯科。

大會召開的過程

中共中央領導人到莫斯科后，即開始緊張的大會籌備工作。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十分重視中共六大的準備工作，給予許多幫助。蘇聯和共產國際主要領導人斯大林、布哈林親自予以指導。1928年6月9日，斯大林會見瞿秋白、蘇兆征、李立三、向忠發、周恩來等部分代表，解釋了對中國革命性質和革命形勢的看法。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來、鄧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項英、張國燾、向忠發、王若飛、關向應、夏曦、黃平等21人參加的“政治談話會”，就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當前革命形勢，以及黨在今后的路線、方針、政策等問題，交換了意見。他們的談話，對澄清中共黨內在革命性質和革命形勢問題上的模糊認識，對中共六大的召開，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6月17日，周恩來主持各省代表團書記聯席會議。會議初步通過大會主席團、秘書處、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名單。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秘密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決權的正式代表為84人。共產國際代表、少共國際代表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以及意大利、蘇聯等國家的共產黨代表出席了大會開幕式。

6月19日，共產國際書記布哈林向大會作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政治報告。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21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代表關向應向大會作政治副報告。從這一天起，代表們用了一周時間對瞿秋白和布哈林的報告進行分組討論。6月30日至7月6日，周恩來、李立三、向忠發作了組織、軍事、農民問題、職工運動等內容的報告。

大會還組織了政治委員會、組織委員會、職工運動委員會、農民土地問題委員會、蘇維埃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宣傳委員會、青年委員會、婦女運動委員會、財政審查委員會等，討論修改提交大會討論通過的決議。

經過討論，大會通過了《政治議決案》《土地問題議決案》《農民運動決議案》《軍事工作決議案（草案）》等，還通過了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章程》。

大會分析大革命失敗后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明確指出中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現在階段的性質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批評了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界限的所謂“不斷革命”論的觀點。大會通過的決議案指出，“驅逐帝國主義者，完成中國的真正統一”“徹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階級私有土地的制度，實行土地革命”“力爭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的政權”是當前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

大會指出，當前中國的政治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即低潮時期，革命的發展具有不平衡性。這個時期，一般說來是沒有廣泛的群眾的革命高潮，反革命勢力超過工農。由于帝國主義勢力不會輕易放棄在中國的特權，中國國內的社會矛盾在向前發展，統治階級內部的沖突也在日益發展，新的廣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準備起義，而不是立即舉行全國性的起義。

為了完成黨在各方面的工作任務，大會強調必須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積極恢復和發展各級組織，發揚黨內民主，實行集體領導，肅清各種錯誤傾向，努力加強自身的戰斗力及黨的無產階級化。

大會指出，黨在職工運動中的主要任務，是爭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為此，必須堅決反對強迫工人罷工和盲目實行武裝暴動，必須用最大努力恢復革命工會，用一切力量團結統一無產階級群眾，盡可能地領導群眾日常的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發展工農群眾組織。大會總結黨領導的軍事運動和紅軍建設的經驗，提出了加強軍事斗爭的任務。大會指出，必須努力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發展紅軍，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農村豪紳地主階級是革命的主要敵人，無產階級在鄉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貧農，中農是鞏固的同盟者。

大會糾正了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關于在土地革命中應“沒收一切土地”的錯誤主張，指出應無代價地立即沒收豪紳地主階級的土地財產，沒收的土地歸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處理，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使用；并且要保護工商業，反對均分小資產階級財產的傾向。對于富農，則要根據其對革命的不同態度予以區別對待。在富農繼續同軍閥地主豪紳斗爭時，要爭取他們。黨在目前階段中的任務，是使這種富農中立，以減少敵人的力量。

大會總結過去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提出反對“左”、右兩種錯誤傾向。大會決議案在指出大革命失敗的客觀原因的同時，進一步批評黨的領導機關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認為這種錯誤是造成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其要害是放棄革命領導權。決議案在基本肯定大革命失敗后黨所進行的斗爭的同時，批評了“左”傾盲動錯誤，并著重指出，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是當前使黨脫離群眾的最主要的危險傾向。

大會根據主席團和各省代表團的提名，選出中央委員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中共六屆一中全會選舉蘇兆征、項英、周恩來、向忠發（后叛變）、瞿秋白、蔡和森、張國燾（后叛變）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李立三等7人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選舉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李立三等3人為常委會候補委員。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向忠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長。

在中共六大召開期間，共產國際鑒于以往派駐中國的代表屢犯錯誤和中國白色恐怖嚴重的情況，決定改變派代表到中國指導革命的辦法，采取在莫斯科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協助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新措施。六大結束后，瞿秋白、張國燾、鄧中夏、王若飛等人即作為中共常駐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農民國際的代表，留駐莫斯科，瞿秋白為負責人。

大會的歷史意義

黨的六大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和歷史條件下召開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六大認真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正如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1928年6、7月間召開的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它正確地肯定了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指出了引起現代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因此確定了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并發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綱領。它正確地指出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指出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指出了黨在當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群眾。它進行了兩條戰線的斗爭，批判了右的陳獨秀主義和“左”的盲動主義，特別指出了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脫離群眾的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

六大通過的各項決議，基本上統一了全黨思想，對克服黨內存在的“左”傾情緒，實現工作的轉變，起了積極的作用。毛澤東后來曾評價說：“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是基本上正確的，因為它確定了現時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確定了當時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批判了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發布了十大綱領等，這些都是正確的?！彼€指出，六大肯定了紅軍和農村根據地的斗爭，使得“中國革命運動，從此就有了正確的理論基礎”。

由于時代所限，六大也存在不足，主要是：對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缺乏正確認識，否認存在中間營壘，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最危險的敵人；把黨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估計不足；在組織上片面強調黨員成分無產階級化和“指導機關之工人化”。此外，周恩來曾指出，六大是在共產國際影響下召開的，不能不受共產國際領導人的一些錯誤論斷的影響，等等。盡管六大存在著上述缺點，但六大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

六大以后的兩年，全黨貫徹執行六大路線，恢復和重建黨的組織，努力擴大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領導開展群眾斗爭，大革命失敗后似乎已陷入絕境的中國共產黨，經過艱苦的斗爭，又重新壯大起來，中國革命出現恢復和發展的局面。

作為中共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黨的六大將永載光輝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