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一種正確且甘心的死亡

張猛

1

人只要還活在這個世上，就不可能不對自己存在的“反面”感興趣。不過大概很少有作家能像列夫·托爾斯泰（1828-1910）那樣熱衷于談論“死亡”，在他13卷的日記里，這些問題被反復提及——人應該怎樣死亡，死后會是怎樣，人又為什么活著。在日記里，他和自己進行對話：“我害怕死亡嗎？不怕。但當它向我靠近，或者一想起它，我就情不自禁感到一種不安……”作家帕維爾·巴辛斯基甚至認為，托爾斯泰在19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思想轉變，在很大程度上也與他對死亡的恐懼有關。在《懺悔錄》中，托爾斯泰記下了自己有一天突然意識到，他在世上的存在完全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將會死去。

在處理薩馬拉的田產、教育兒子、寫書之前，應該明白，我為什么要做這些。目前我還不知道這是為什么，我不能什么都不做。田地管理工作曾經占據了我大量的時間，在我思索如何管理田產時，有一天我突然想到這個問題：好，你將會在薩馬拉省擁有6000俄畝土地、300匹馬，然后呢？我完全陷入了茫然，不知道接下來要想什么。有時候，在我準備思考如何教育孩子的時候，我突然向自己發問：“這是為了什么？”或者是在思考怎樣使農民變得富足時，我突然捫心自問：“我這是在做什么？”又或者是想到我的作品帶給我的那些榮譽時，我問自己：“好吧，你將會比果戈里、普希金、莎士比亞、莫里哀，比世界上任何的作家都有名——這又能怎樣？”

托爾斯泰本人體力充沛，身體健壯?；蛟S正是過于強大的生命力，讓他對所有人都無法戰勝的死亡更加心存芥蒂。他在多篇作品中，試圖為這個思考終生的問題尋求一個積極樂觀的答案。1858年，在短篇小說《三死》中，他通過描述三種死亡，表達了自己的立場：相比于貴婦人和老車夫，樹的死亡方式最為正確，它是為其他人而解脫了自己的生命，死后變成了普通農夫墓前的十字架。也就是說，要克服對不可避免的死亡的恐懼，最好的辦法就是與大自然合而為一。幾年之后，他又通過《戰爭與和平》中的安德烈公爵之口，表達了對死亡的看法：“是的，那就是死亡。我死了——我就醒了過來。是的，死亡就是醒過來！”這些早期的思索都多少帶了些理想和浪漫的氣息；而在創作后期，托爾斯泰對死亡的認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突出地反映在了他在1886年完成的中篇小說《伊萬·伊里奇之死》上。

出身于公務員之家的伊萬·伊里奇天資聰穎，早年就讀法律專業，畢業后成為了一名司法系統的工作人員。像每個普通人一樣，他經歷職場起伏、結婚、生子、中年危機，終于借助一次偶然的機會獲得了升遷。就在他興致勃勃地裝修完新房，準備享受生活時，身體卻出現了問題。伊萬·伊里奇在病床上與令他恐懼萬分的死亡作斗爭，同時也在反思自己的循規蹈矩的一生，體味著家人與同僚的偽善和冷漠。最終，經歷了漫長的思想煎熬的伊萬·伊里奇在生命彌留之際獲得了解脫。如我們這篇文章的標題所示，他終于找到了“一種正確而甘心的死亡”。

這篇《伊萬·伊里奇之死》最初有另一個名字——《一個法官之死》。根據不同的資料考證，托爾斯泰大約從1881年或1882年開始構思這部小說（納博科夫則認為是1884年）。寫作的過程斷斷續續，因為當時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于政論性文章的寫作。直到1885年給好友烏魯索夫的信中，托爾斯泰重提自己的寫作計劃，指出要“描寫一個普通人的普通死亡”。

也許是小說的人物和情節都太過“普通”，這部作品出版之初盡管受到了法國等歐洲國家的關注，但俄國的評論界，對于這樣一個展現普通公務員走向死亡的故事卻反響寥寥。時過境遷，如今這部中篇小說已經成為托爾斯泰“三部巨制”之外最重要的代表作，受到世界各地、不同年代讀者的喜愛。譬如著名僑民作家、《洛麗塔》一書的作者納博科夫在給美國的學生授課時就曾經對這本書大加稱贊，稱“這個故事是托爾斯泰最具有藝術性、最完美、最成熟的成功作品”。在他的文學課講稿中，還提到一個重要觀點：這個故事實際上并不是關于伊萬的死，而恰恰是關于伊萬的生。

2

在進一步認識小說的主人公之前，或許有必要提一下這個角色的“真身”。托爾斯泰和他的同時代人都曾提到過，伊萬·伊里奇的原型是圖拉州法院的檢察長伊萬·伊里奇·蔑奇尼科夫。當他拜訪托爾斯泰的莊園亞斯納亞·波利揚納時，作家從他身上感覺到，這是一個有卓越思想的人。他對于死亡的看法，以及對于自己度過的、碌碌無為的生活的反思，都給托爾斯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小說中，伊萬·伊里奇因為胃部不明原因的疼痛死于1882年2月4日，而在現實生活中，1881年的7月2日，伊萬·蔑奇尼科夫死于嚴重的膿瘡感染。

不過，小說里的主人公并不像圖拉的檢察官那樣，是個“有卓越思想的人”，就像上文托爾斯泰提到的那樣，他身份普通，思想也很普通。他不是一個正面人物，但也絕不是反面人物，只是一個和其他人一樣的普通人。他出身于一個普通的官員家庭，父親是一個非必要部門里的非必要官員；他在家里的三兄弟里排行老二，不偏不倚；在長大以后，他幾乎重復了父親的職業生涯和生活方式。從開頭吊唁的片段來看，在同僚眼中，就連作為“死人”，伊萬·伊里奇也是普通的，“死者像所有的死人那樣躺著，看起來十分沉重……”

然而，恰恰是這些“普通”傳達了不一樣的意味，讓人讀起來毛骨悚然——因為它使人推人及己，聯想到自身。就像第二章的開頭所寫的那樣，“伊萬·伊里奇所經歷的生活是最平淡無奇，也是最可怕的?！痹谶@樣的普通里，也包括了普遍的、沒有人能夠避免的死亡。

文中有兩處細節，顯示了一個普通人剛一接觸到死亡時的反應：伊萬·伊里奇在床上胡思亂想時，想起基澤韋特關于死亡的三段法，心存著徒勞的僥幸——“卡伊是人，人都會死，所以卡伊也會死。他覺得這個例子永遠都是對的，但是這只是用在卡伊身上，而不是對他而言。那個例子指的是卡伊這樣的人，一般的人，因此是完全正確的；可是，他不是卡伊，也不是一般的人，他永遠都是不同于其他所有人的、特殊的存在?！倍硪惶庍@樣的細節則出現在開頭，當伊萬·伊里奇的同僚們得知他的死訊時，內心最先涌出的是喜悅：“是的，是他，不是我?！奔幢阃蝗幌肫鹆诉@種事情也可能落在自己頭上，他生前的好友彼得·伊萬諾維奇也趕緊暗示自己，要擺脫這種念頭，以免自己陷入郁郁寡歡的境地。托爾斯泰敏銳地抓住了包括讀者在內的所有人的這一心理，也在暗示一種事實：對于死亡，人似乎永遠都處于一種“準備不足”的狀態。

不僅沒有準備好赴死，人類的一切活動似乎都在朝向一種永垂不朽的狀態推進。譬如小說里，伊萬·伊里奇將自己大量的熱情，投入到房子的“裝修”上面。對于這個新房子，伊萬·伊里奇曾有過各種各樣的構思，想象房間里的壁爐、隔熱板、格子架，以及椅子、墻上掛的盤子、碟子和青銅擺件布置就緒的場景，他興奮得夜不能寐，仿佛自己要在這棟房子里住上一千年、一萬年。俄國作家列斯科夫在評價托爾斯泰的這部小說時指出，“當然，整個伊萬·伊里奇的死亡境況并不是普通的一個死亡場景，它描述了一個官場上的職員之死，這個人在虛偽和操勞中度過了一生，這些操勞使他完全想不到死亡的存在?！蔽镔|上的極大豐富制造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但死亡并不會因此停下腳步。伊萬·伊里奇死后，他的太太在客廳會見前來吊唁的客人時，需要繞過桌子去沙發上坐，因為“客廳里幾乎被家具和小擺件給占滿了”，在行走的過程中，她的“黑披肩上的黑色花邊被桌子上的鏤空雕飾掛住了”，這個細節雖然很不起眼，卻充滿了巨大的諷刺，它揭示了主人公生活的冗雜以及過度的裝飾性。

對于物質性的批判，與托爾斯泰對肉體生命持有的否定態度有關。在他看來，有理性的人在肉體存在的狀態中，是沒辦法認識到真實生命的。就像伊萬·伊里奇在病床上同自己的“軀殼”進行的艱難斗爭，同肉體生命的訣別，是人一生中最為復雜的階段。這不由得使人想起托爾斯泰本人的一則趣事。很早的時候，托爾斯泰的牙就掉光了，因此晚年的時候，他基本是喝粥，吃軟面包，但他并不為此而氣惱，他說，沒有了牙，肉體就變得少了。一個人精神越多，肉體就越少。

3

俄羅斯的東正教向來對于“死亡”十分重視，一個很鮮明的例證是：歐美一向重視圣誕節，而在俄羅斯最重要的宗教節日是復活節。這部中篇小說，也是托爾斯泰宗教思索的成果。在創作《伊萬·伊里奇之死》的這一階段，他還寫作了《我的信仰》《天國在你心中》等一系列的宗教哲學文章。在學者В.А.圖尼曼諾夫看來，《伊萬·伊里奇之死》是托爾斯泰思想探索的文學化體現。這部小說“就算不是將80年代的宗教哲學文章逐字轉化為文藝創作，那也是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托爾斯泰的新觀點、新的宗教世界觀?！蓖ㄟ^伊萬·伊里奇與死亡的抗爭過程，托爾斯泰意圖向他的讀者們進行這樣的死亡教育：真正的人類生活在于使肉體生命服從于精神生命。當一個人意識到他的精神生命比他的肉體生命給他帶來更多好處時，這樣的生活就開始了。

為了更具體地傳達自己的宗教觀念，托爾斯泰塑造了蓋拉西姆這樣一個精神存在遠大于肉體存在的圣徒形象。從外表來看，這個農民給人的最大印象是“干凈整潔”“精力充沛”。他穿著俄式服裝，經常會發出爽朗的笑聲，露出潔白的牙齒。蓋拉西姆負責伊萬·伊里奇的日常起居，伺候他的大小便，有時候在他疼痛難忍時，將他的腿抬高，以便讓他舒服點。與小說中其他形象不同，蓋拉西姆最大的特點是真誠、不虛偽，而在伊萬·伊里奇死前所有的回憶中，能夠讓他略感安慰的也都是一些他生命中真誠、不做作的時刻。

在與伊萬·伊里奇共同面對死亡時，蓋拉西姆有時會忘記兩人之間的階層分別，將稱呼中的“您”換成了“你”。他老老實實地說出自己對死亡的看法：“我們大家都是要死的，為什么活著時不付出點勞動呢？”小說中所有人都對死亡避之不及，只有蓋拉西姆不害怕死亡：“這是上帝的旨意，我們大家誰都要去那個地方?！比绻f伊萬·伊里奇的“赴死旅程”是小說的一條明線的話，圍繞蓋拉西姆的行為則形成了一條隱秘的暗線。在小說的敘事中，他起到了指引者的作用，引領伊萬·伊里奇放下自己懼怕的東西，心甘情愿迎接死亡。

除了對圣徒形象的塑造，也有一些俄羅斯學者指出了小說中的“審判”情節與宗教的關系。讀過《安娜·卡列尼娜》的讀者應該還記得，這部小說的扉頁有來自《圣經》的一句話：“伸冤在我，我必報應?！痹谕袪査固┛磥?，安娜為了情人拋棄了家庭和幼子，這固然值得譴責；然而，無論是上流的貴族階層，還是作為讀者的大眾，都不能對她作出審判，只有上帝可以行使“伸冤”和“報應”的權力。同樣，在這部作品中，托爾斯泰之所以選擇一個“法官”（檢察官）作為主人公并非毫無用意。作為檢察官，伊萬也曾懷著引以為傲的明察秋毫和清正廉潔，完成了上級分配的關于分裂派教徒問題的各項任務。然而吊詭的是，他擁有“提審任何人、把所有人關進大牢”的特權，卻在一場無妄的病痛之后面臨死亡的審判。

試問，伊萬以及他所代表的司法機關是否有權力審判他人呢？托爾斯泰用諷刺的口吻，描述了這個圈子里的偽善和齷齪。他們在法庭上裝腔作勢，只是為了走程序；對于同僚的死亡，最令他們感興趣的是誰將占據這個空缺的位置；在葬禮上，他們同樣帶著自己的偽善，只盼望早點履行完必要的儀式，可以回去打文特牌。在1899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復活》中，托爾斯泰再次用大段篇幅，描寫了馬斯洛娃受審判的場景。值得注意的是，作家表達對司法體系的批判，卻是同他的宗教觀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在基督教中，耶穌從生到死都面臨著大希律王的審判，因此，《福音書》里耶穌曾多次提到法官，并將其作為惡的對象來描述。他認為自己將會被審判，他的門徒也會被審判，而這是一種罪惡：一個人不能去審判他人，因為他本身就是有錯的?！澳銈儾灰摂嗳?，就不被論斷；你們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們要饒恕人，就必蒙饒恕?！保ā堵芳痈Ｒ簟返诹?，37）托爾斯泰在同一個時期提出的“勿以暴力抗惡”，也同樣是基于對所謂公平的否定。不過，他不否認人所做的一切都將受到裁決，但這絕不來自于另一個人。伊萬·伊里奇想到死亡，發出了這樣的內心獨白：“看啊，現在開庭了！可是我沒有犯罪??！為什么要審判我？”這一次審判他的不是他的同僚，而是無所不知的宗教大法官。

4

在探討了小說里的人物形象和思想內容以后，我們需要重新回到文章的標題。如前文所述，托爾斯泰是在用小說的形式，為自己對死亡的困惑尋找答案。那么，究竟怎樣的死亡是正確且令人甘心的呢？

在伊萬·伊里奇初次意識到自己將會死亡的時候，他充滿了恐懼。因為他“害怕失去自己的個性，害怕失去自己的那個‘我?！保ò托了够┧底耘瓮膊∧軌蚝闷饋?，為此他認真服藥，并積極尋求不同醫生的幫助。他的所有抗爭都在指向一點：他不甘愿就這樣死去。在臨死前的三天里，他不停地喊叫。這既是身體的疼痛所致，也由于他內心對死亡的恐懼，以及明白掙扎無濟于事的絕望。直到最后一個小時，當他意識到身邊的親人因為他的痛苦也備受折磨，他開始產生可憐他們的心理時，痛苦突然消失了。死亡不再可怕，相反，“死亡再也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光明?！罢婵鞓钒?！”這是他在意識清醒時的最后體驗。

從痛苦到快樂，這只可能發生在伊萬·伊里奇的精神層面。也就是說，他明白了這肉身并不值得眷戀，相反，他應當為了精神而棄絕肉體，棄絕這個“我”，于是，他的痛苦消失了，他的靈魂發生了自由的轉換，步入了天國。

這也是納博科夫之所以認為這部小說講的不是“死”，而是“生”的原因。托爾斯泰認為，生命是無限的，在死之后，等待我們的是另一種全新的生活。塵世的生活像一座監獄，會有各種苦難迎面而來，而在這之后的生活則是永恒的，盡管沒人能夠知曉，能夠確切描述其中的細節，但它應該比塵世的生活更加美好。小說的結構安排大概也出于同樣的考慮：將伊萬·伊里奇死亡的事實放在開頭，卻在作品的最后描寫了“死亡再也沒有了”的狀態。一言以蔽之，死亡就是靈魂存在狀態的轉換。這不禁又令人想到前些年一部日本電影《入殮師》的臺詞：“死亡，其實就是一扇門。它并不意味著一個生命的結束，而是穿過它，進入另一個階段的門，一扇門?！?/p>

當然，托爾斯泰在面對這個問題時，思考的要比這些臺詞深入得多，其中的宗教含義也要豐富得多。不過，即便沒有足夠的東正教素養，也不妨礙今天的讀者將這部小說視作一種對死亡的積極探索。在托爾斯泰之后，另一位哲人海德格爾也在《存在與時間》中，對死亡作出過一番思考。他區分了“死”與“亡”的兩種狀態，并提出“向死而生”的概念：只要一個人還沒有亡故，他就是在向著死的方向活著。也許可以這樣說，海德格爾對死亡的論述為托爾斯泰的“死亡觀”提供了前提：人只有在有生之年保持著“向死而生”的態度，在他最后的時刻，才更容易尋求到一種正確且安心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