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家門口的田野放歌

李林平 李德隆

【摘 要】《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與經驗的反思及其理論和方法》是一部立足全球視野，以“中國經驗”、“中國實踐”為探索路徑，對“音樂人類學”進行中國化重新解讀的重要著作。該書從領域規范、地域文化、學理立場、學術規范、研究模式五個層面進行有機性、結構性的思考，從西方學理反觀中國音樂，提出“音樂人類學與民族音樂學殊途同歸”的核心觀點。該書以音樂為載體研究人類學，總結和反思“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及其經驗，企圖為我國該學科在21世紀的發展提供建設性構想。

【關鍵詞】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中國經驗；書評

【中圖分類號】J6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4）01—168—03

《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與經驗的反思及其理論和方法》（下稱“洛著”）是上海音樂學院教授、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洛秦的重要著作。該書緊扣“音樂人類學”的“我化”觀點（即“近我經驗”“近我反思”）進行相應的反思性探討，側重“音樂人類學”探究中的“城市音樂”領域。從理論出發指導實踐，再從實踐的角度佐證該思想的正確性。同時全書也收錄了作者從1999—2019二十年間所發表的高水平論文，進一步說明該書學術論證的規范性與嚴謹性。至此全方面、多層次地為“音樂人類學”學術研究者提供嶄新的參考思路。

一、“音樂人類學”一詞的緣起與辨析

“洛著”第一章《回溯和分析西方音樂人類學的歷史發展》，梳理了19世紀前“人類學”一詞在外國土壤中的“孕育”與“成長”，分析總結了19世紀后西方觀念中音樂在人類學中的考量，即“音樂人類學”學科認識的演變狀況。在論述過程中嚴格還原西方人類學的核心視角——“他者”文化（即：相異于母體文化的“非我”群體及其音樂事像都可視為“他者”[1]）的內在核心氣質，做到不偏不倚、客觀真實。

作者認為，19世紀前達爾文的“自然法則”，對當時西方音樂的產生和認識具有一定的啟智與奠基作用。歐洲文藝復興的出現擴展了人們的文化視野，開始從音樂聲學、音樂物理學、音樂哲學、音樂治療學等多角度探究音樂本體。人類的進化帶來了文明的進步，促使了思想的革新?！耙魳窔v史的普遍性”認為：“人類所有音樂都是建立在自然法則之上的，強調它們是按照和聲頻率的物理聲學原則所構成的?！币虼?，對音樂本體元素的探索研究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更為廣泛的考量與分析。以民族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認識音樂，音樂將與信念、語言、習俗等密切關聯?！懊褡鍖W”立足于人文社會科學層面，成為了該時期的研究關注點。人們的認知觸角伸向了音樂本體以外的元素，“音樂人類學”的雛形逐步形成。

“洛著”上編第一章第四節也對 20世紀末西方音樂人類學的發展演變進行了相應的闡釋。第三次科技革命給社會帶來了現代化，為音樂的發展增添了一抹“大眾媒介”的色彩。對音樂的研究“不再為學科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各類學派、思潮、方法、理念之間的問題、質疑、爭議和挑戰所束縛，而是通過不斷地自我調整，以更為完善的學理方式來面對人類音樂文化的復雜性、多樣性和變化性”。這一時期對“音樂人類學”學科的探究過程徹底打上了“人類生活”的時代烙印。

于我國而言，20世紀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了西方音樂成果，舊有文化思想受到了絕對性沖擊。蔡元培的音樂美育思想、蕭友梅等人對專業音樂的貢獻、王光祈“世界三大樂系”的劃分、劉半農、趙元任、劉天華等人的“救國濟民”音樂活動等，使“音樂人類學”自覺地形成，為我國國民音樂研究視野融入了民族情感?！奥逯敝兴信e的案例無不是“站在家門口的田野放歌”，從本國歷史的角度佐證音樂藝術，以“中國經驗”的探索為國內音樂人類學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融入了中華民族的血脈，延伸入國際化的理性思維。

作為西方舶來詞的Ethnomusi cology曾在本書的中編《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問題、論域及方法》中被談及到。自20世紀80年代該詞經“南京會議”引入國內，這看似最為大眾普遍接受的中文學科譯名——“民族音樂學”，卻引起了學術界不休的討論，“稱民族音樂學，還是音樂人類學”？洛秦在本書的論述中，從學科屬性指向、中國語境分析、音樂學科趨勢及其“本土化”意愿與目標的角度肯定了使用“音樂人類學”稱謂的合理性、現實性及前瞻性，認為此翻譯不但能夠“避免直譯帶來的誤解，還能貼近我國的文化語境，彰顯我國的國際對話地位和作用”。因此基于“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中國音樂的科學化研究，更為深入和全面地認識音樂文化的價值和意義”的共同學科目標，作者認為二者實則是殊途同歸的?！耙魳啡祟悓W”的學科稱謂逐漸被我國音樂學界眾多學者所接受。

二、“洛著”的結構分析

本書分為上、中、下三編，共十六章，并附圍繞作者“音樂人事與文化研究模式”觀點論述的六篇他人文論作為書籍附錄。

上編《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與經驗的反思和發展構想》概述“音樂人類學”一詞的源起與演變。借助藝術學科中的田野工作研究方法，選擇以上海為代表的中國城市探析城市田野工作的方法和意義，從而觀照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與經驗，提出符合國家學科發展的建設構想。而當以上海城市音樂發展為音樂人類學中國化觀點的佐證材料時，體現為具象性的主題觀點論述。有理有據、中外結合，采用事實論證的方式，做到論證角度學科化、合理化，論據科學化、精準化。

中編《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問題、論域及方法》，作者提出“音樂人類學與民族音樂學實則為殊途同歸”的中心論點，進而從古至今，以時間順序為發展脈絡進行論證說明。同時以“田野工作”為探究實踐的主要研究方式，對音樂自身物理性及其輻射的文化生態進行融合分析。

下編《“中國經驗”的音樂人類學研究模式的理論思考與實踐探索》。該編基于“音樂人事與文化”的研究模式，選取古琴譜式、昆劇發展、美國街頭音樂、文人音樂、上海俄僑“音樂飛地”、國立音樂院等作為具象的實踐驗證對象，再次向世界文化亮出“音樂人類學”（即“民族音樂學”）中國化研究視角的底牌。

三、“洛著”的基本觀點

如果將單一的音樂本體視為一個自行封閉的“大地”，那么其上行色匆匆的人之聆聽、感覺與交往，則敞開了音樂關聯“世界”的大門。洛秦先生在書中延續該世界觀，進行了相應的探索與思考，其主要觀點是：音樂人類學的“我化”思考；音樂人類學應區別于歷史音樂學；音樂人類學與民族音樂學殊途同歸；音樂人類學研究視角轉變等。是將音樂作為探究人類生活及所在社會屬性的有效工具。

（一）音樂人類學的“我化”思考

“我化”思想是“洛著”中的基本觀點。洛秦在著作中提到的該創新性本土化音樂研究立場，與西方“音樂人類學”早期的“他者”觀念形成鮮明的對比。體現為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所謂“我化”是指人生活在其中的“自我的文化”，即“近我經驗、近我反思”。站在家門口的田野放歌，洛秦從中國的視角管窺“音樂人類學”的內在含義，強調以“近距離、遠經驗”的視角探析人類歷程中音樂的發展與其對文化的影響，杜絕“永遠的局外人，田野上的外國人”。因而在音樂文化分析與論述中，通過圍繞敘事主題，對音樂所涉及的人事和包含的歷史場域、音樂社會、特定機制在內的文化環境進行研究，以事實反饋我國“音樂人類學”的理論思考。

據2022年的行政統計，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5.2%[2]。超過一半的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城市化現象愈發顯著。洛秦認為：“精英文化必定發生在城市，而城市就是精英文化的土壤”，故選用我國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上海作為本書探索音樂人類學中“城市音樂”的典型對象。以點出發輻射整個學科領域，突破了音樂人類學（即“民族音樂學”）學界對“鄉村音樂”的研究青睞。同時洛秦將“上海飛地音樂”作為印證“音樂人類學”中“音樂人事與文化研究模式”中國化應用實踐的經典案例。不僅考慮到當時當地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環境，還因上海作為20世紀以來我國近現代音樂發展的搖籃，對國內音樂事業發展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具有絕對的代表性。

“‘飛地意指在某國家中生活著的另一國家移民群體的聚居地，體現為一種‘離散文化現象?！?0年代初，俄國在上海地區租界中開展的經濟文化活動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這一個城市的發展和生活，時過境遷成為了該民族遺留下來的傳統譜系、族群歸屬和文化認同的重要紐帶。因而從1915年上海最早出現的俄羅斯音樂活動，直至新中國成立后首批俄僑回國，“上海音樂飛地”中出現了諸多的俄國音樂教學、演藝等活動，表現為：“1920年后的余年間，俄僑‘音樂飛地就總共上演了俄國歌劇17種，外國歌劇15種，輕歌劇56種以上。特別是1934年秋至1940年春的6個演出季，共演出237場，劇目有71種”故而該時期受旅滬俄僑“文化和經濟自救”的影響，“上海音樂飛地”的出現不僅是西方政治、歷史因素的體現，更是中國新文化發展中的“文化空間”，凸顯出文化傳播與融合的“外向性”和內心精神寄托與心靈慰藉的“內向性”，即體現為跨時間、跨民族的線性流動式研究與定時段面狀生態研究的交織。故而站在家門口的田野放歌，以本國地域中出現的音樂現象為依據，反思人類學下的文化生態，能夠更加貼切地關注“中國近現代音樂‘萌芽的‘庇護地”，為“音樂人類學”的發展找到中國實踐憑據，奠定國內該學科學術概念認知與理解的基礎。

（二）音樂人類學應區別于歷史音樂學

音樂人類學是立足于音樂人事、文化背景下的過程探究，屬“橫向、共時性”研究，而歷史音樂學則強調過程變化中的內容，更側重于研究的縱身感。借助梅里亞姆三元理論中對于“音樂是文化”的觀點解析，音樂人類學包含對歷史中的音樂人和歷史中的音樂事背景化、情節化和過程化的探索。進而音樂人類學應區別于歷史音樂學，二者屬于彼此獨立且互文的關系。同時作者也在本編最后創造性地提出了“‘新史學視野下的音樂人類學與歷史研究”的全新認知觀點。

音樂人類學應作用于歷史研究的理論思考進行實踐嘗試?；谧髡呗迩赜?0世紀在美國肯特大學的學習與研究經歷，本著的中編第六章第二節里借助對昆劇的發展興衰梳理，詳盡闡釋了藝術與其生存環境的關系。研究成果主要呈現為《昆劇，中國古典戲劇及其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中的復興》。作者借用文學批評中“環境分析論”的思想方法，從文化評述、音樂人事實例兩個角度論證分析昆劇在歷史的社會文化舞臺上和昆劇在近現代的政治經濟舞臺上的發展歷程。一波三折的發展道路卻始終受制于各個時期政治、經濟等環境因素。

昆劇，自14世紀中葉誕生以來，經明代戲曲理論家魏良輔的改革，迎來發展史上的第一個春天。直至20世紀50年代，“百花齊放”的政策使得文藝界迎來了光明，具有“風云劇目”稱號的《十五貫》的出現被稱之為“一出戲救活了一個劇中”。而好景不長，昆劇受到了精神重創。改革開放的東風吹醒了沉睡一時的昆劇，“春風吹又生”的昆劇獲得了廣泛傳播與發展，提升了國內外的影響力。正如美國學者麥克拉斯所說，在中國，表演藝術與造就它的社會因素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在歷史文化環境下探析的音樂人類學更似一種觀念，為該領域的研究者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思維空間。

四、結語

老子曰：有道無術，術尚可求也。有術無道，止于術。該書是基于“音樂與文化存在必然關系”下的音樂人類學“我化”觀的論著，其構思與行文蘊含著濃郁的中國傳統道家“道與術”的哲學觀。無論是文中提到的“近我經驗”“近我反思”，還是“歷史田野”探索方法等，打破了本學科中常采用的“定點式”對比分析與“區域式”線性研究路徑，以“面狀”的空間概念勾勒起了與音樂相關的完整文化因素之間的鏈接。為當今我國“音樂人類學”學科發展提供了更為寶貴、豐富的本土化方法論參考。

參考文獻：

[1]洛秦.“近我經驗”與“近我反思”——音樂人類學的城市田野工作的方法和意義[J].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2011（1）.

[2]張可云.深入理解新型城鎮化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聯系[N].人民日報，2023—03—20.

作者簡介：李林平，女，四川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音樂教育學、民族音樂學；李德隆，男，碩士研究生導師，教授，研究方向為作曲、民族音樂學、音樂教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