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資助、產學研耦合協調度與區域創新績效

韓春梅 程躍

摘要：以2010—2020年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為依托，運用復合系統協調度模型測算長江經濟帶各省市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并且采用中介效應模型系統研究政府資助、產學研耦合協調度與區域創新績效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在考察期內，長江經濟帶大部分省市產學研協同創新處于低度或中度耦合協調發展態勢，處于起步階段，但各省市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趨勢；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且在不同創新階段具有差異性，其中政府資助對技術吸收績效影響最大；在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的影響路徑上，產學研耦合協調度起到顯著的中介作用，其中在技術開發和吸收階段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在技術轉化階段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基于研究結論提出針對性建議。

關鍵詞：政府資助；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區域創新績效；長江經濟帶；中介效應模型

中圖分類號：D630；F124.3；F249.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24.02.001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并進一步強調“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從黨的十八大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到黨的二十大提出我國發展的總體目標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無一不在強調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引領作用。抓創新就是抓發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以創新為驅動力。作為推動區域經濟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創新活動能夠順利有效開展需要持續充足的資金支持，其中政府資助是其重要組成部分?！秶抑虚L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 年）》強調要充分發揮政府在投入中的引導作用，通過財政直接投入、稅收優惠等多種財政投入方式，增強政府投入調動全社會科技資源配置的能力，切實保障科技創新活動的順利實施；同時黨的二十大明確提出加大政府科技資金投入以推動科技創新體系不斷完善，政府科技資助已成為區域創新發展的重要助力，對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作用。除此之外，產學研耦合協調發展水平逐漸成為推動區域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途徑，是企業面對資源環境約束、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動蕩環境的必然選擇?！秶抑虚L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 年）》提出建設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并將其作為全面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突破口，這樣不僅有利于有效配置科技資源，還有利于激發產學研科技創新主體的創新活力；黨的二十大也強調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發展，不斷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入實施。

因此，政府資助和產學研耦合協調水平是促進區域創新的重要驅動力，且通過梳理已有文獻［1-10］發現現有研究更多集中于研究兩兩間的關系，而鮮少文獻將政府資助、產學研耦合協調水平與區域創新績效納入同一模型進行分析，進而探討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在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影響路徑中是否起到中介作用，并且這一作用究竟是部分中介還是完全中介？其作用在不同創新階段是否存在異質性？此類問題在現有研究中并沒有現成的答案。

2016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科學技術部、工業和信息化部關于印發《長江經濟帶創新驅動產業轉型升級方案》的通知明確指出：長江經濟帶作為東中西互動合作的協調發展帶，橫跨我國東中西三大區域11個省市，經濟帶動作用強、輻射范圍廣，是我國創新發展極具有活力的地區，在我國發展大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并且還提出引導長江經濟帶各省市堅持創新驅動協同發展，加快提升產業結構和創新能力；在2020年全面推進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勇于創新，堅持把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圍繞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發揮協同聯動的整體優勢，全面塑造創新驅動發展新優勢；同時黨的二十大強調推進長江經濟帶發展有利于促進經濟高質量和區域協調發展；然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科學技術部、工業和信息化部關于印發《長江經濟帶創新驅動產業轉型升級方案》的通知明確提出長江經濟帶在推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依然存在協同創新差、科技創新轉化難以及創新動力不足等問題；另外，通過梳理文獻發現［1-10］，已有研究選取的研究對象存在一定局限性，更多聚焦于微觀層面企業和以省級數據為主的宏觀層面，較少以經濟區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分析，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研究的范圍。所以，深入研究如何有效促進長江經濟帶區域創新績效的提升具有重要現實和實踐意義。

綜上所述，長江經濟帶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區域，因而本文選取長江經濟帶作為分析對象，并采用中介效應模型檢驗政府資助、產學研耦合協調度與區域創新績效三者間的關系，以期更有效地促進區域創新績效提升，進而推進長江經濟帶經濟高質量發展。

1 文獻綜述

由于技術創新過程中往往出現高成本、高風險、外部性和不確定性，僅僅依賴市場的創新效率將偏離最佳效果，因此需要政府進行適當干預。對于技術創新，政府資助是政府支持技術創新的最常用的手段，因此深入探究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的影響路徑顯得尤為重要，從而為提升區域創新績效提供參考性意見。然而，關于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的影響效果及作用機理目前尚未形成統一的結論。大部分學者認為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原因在于政府資助不僅能夠引導企業積極參與創新活動，還能降低企業進行創新活動的風險和成本，進而增強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動機。如樊琦［1］等認為政府研發補貼對國家和區域自主創新產出具有顯著積極作用，并且政府研發補貼的作用效果存在地區差異性；孫德梅等［2］采用我國省級面板數據實證分析政府行為對區域創新績效的影響，認為政府科研投入、創新資本的投入等行為能夠引導企業和社會積極參與創新活動，從而顯著提升區域創新績效；章新蓉等［3］認為滯后一期和當期的政府資助都會對企業創新績效起到正向顯著影響，并且通過R&D投資對企業創新績效產生正向中介作用；姜寧等［4］以我國高技術產業為分析對象，研究表明政府資助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企業加大研究與開發資金投入，但政府資助的帶動作用存在“滯后期”并且滯后一期的政府資助更能顯著提升企業研發與開發資金投入。還有部分學者認為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具有抑制作用，原因在于政府資助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替代或擠出企業研發投入，進而降低企業自主創新效率。如Wallsten［5］通過將中小企業創新研究項目作為研究對象分析政府研發補貼與私人研發項目的關系，提出政府研發補貼會造成企業研發投入資金減少，進而影響企業和區域創新績效提升；Acemoglu等［6］研究發現政府資助在一定程度上會擠出企業創新成果，不利于企業創新績效的提升；楊若愚［7］利用我國省級面板數據驗證政府研發投入對區域創新績效的影響，證實了政府研發投入不僅未能起到提升區域創新績效的作用，反而可能會阻礙其發展。另外，還有少部分學者認為政府資助與區域創新績效兩者之間存在非線性影響。如姜寧等［4］認為政府資助對企業R&D投入的影響存在臨界值，當政府資助低于臨界值時，政府資助對企業R&D投入具有負向影響，從而抑制企業進行創新活動的積極性，但當政府資助高于臨界值時，有利于帶動企業R&D投入，積極參與創新活動，進而提升企業創新績效；李先亭等［8］、康淑娟等［9］和張雯等［10］認為當知識資源處于不同取值范圍時，政府研發資金支持對創新績效存在顯著的門檻效應。

綜上所述，諸多學者針對政府資助會影響區域創新績效已展開豐富的研究并且取得較大進展，但還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首先，很多學者的研究更多聚焦于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的直接影響，對兩者之間的作用機理研究尚有不足；其次，目前關于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影響的研究大都聚焦于企業層面以及以省級數據為主的宏觀層面，但針對重點經濟帶的研究成果較缺乏，而長江經濟帶是帶領我國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將其作為研究對象尤為重要；另外，如今學術界針對區域創新績效的測量并沒有形成統一的標準，如今更多學者普遍采用單一指標法、數據包絡分析等方法進行測量，很少學者從創新價值鏈視角出發，將創新過程劃分為不同階段，并且選取合適指標對不同階段區域創新績效進行測量；最后，在不同區域產學研耦合協調度水平下，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產生異質性影響，但已有研究忽視了這一點，尚未對其進行探討。因此，針對目前研究的不足，本文基于價值鏈視角，選取長江經濟帶作為研究對象，將政府資助對長江經濟帶各省市區域創新績效的影響路徑劃分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進行考察，選取產學研耦合協調度作為中介變量納入模型，進一步梳理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的作用機理，并基于研究結論提出針對性建議。

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2.1 政府資助與區域創新績效

在市場機制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不健全的環境下，由于研發成果的產權未能得到充分的保護，使得研發成果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這容易導致企業等創新主體出現R&D投入不足，研發積極性降低以及研發投入結構失衡等問題，進而造成全社會區域創新效率低下。此時，市場機制無法發揮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因此需要政府通過資金資助、稅收優惠以及創新政策等手段積極干預經濟，從而保證市場秩序正常運行。一般情況下，科技創新活動需要經歷技術開發-技術吸收-成果轉化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可能面臨資金不足、研發動力不足以及其他不確定性因素等困境。所以，需要政府通過資助為創新主體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原因在于：政府資助不僅能夠補充和激勵私人加大研發投資，還能鼓舞企業、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等主體積極投身于創新活動，更能激勵各創新主體加大研發投入，最終促進區域創新績效的提升；另外，政府資助能夠降低各創新主體的創新成本，進而激發創新主體積極參與創新的熱情，形成良好創新氛圍。因此，基于以上的闡述，提出如下假設：

H 1：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在不同創新階段其作用效果存在異質性。

2.2 政府資助與產學研耦合協調度

產學研耦合協調度指企業、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三者之間協調發展情況，耦合協調度高表明企業、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三個子系統間互相協作頻繁，區域創新鏈條上創新資源互補性明顯，協作效應顯著。然而，產學研創新系統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開放性和動態性系統，如果僅僅依靠產學研各子系統自身資源以及優勢，難以使各子系統共同參與創新活動。所以，政府可以通過直接提供補貼、稅收優惠等政策增加產學研協同創新合作的資金規模并且吸引帶動創新主體以及外部資金投入，激發各創新主體創新以及協同合作的欲望，引導和規范創新合作與要素流動，協同各創新子系統之間利益分配，以保障產學研創新系統平穩運行。然而，通過梳理現有文獻發現針對政府資助與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兩者之間影響的正負性以及影響程度的研究較少，大部分學者更多聚焦于研究政府資助與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兩者間的關聯度，如盛彥文等［11］和段宇潔［12］利用灰色關聯分析方法深入分析影響我國區域產學研創新系統耦合協調度因素，發現政府資金投入越大，產學研耦合協調度越高，兩者之間存在較強關聯度；莫姝等［13］認為政府加大資金力度能夠顯著促進產學研耦合協調度發展。鑒于其他學者的研究，本文認為政府資助不僅可以直接增加創新主體的研發經費，還可以吸引其他外部主體進行投資，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產學研協同創新資金規模，進而激發創新主體積極尋找合作的動機，最終達到產學研耦合協調發展的目的。因此，基于以上的闡述，提出如下假設：

H2：政府資助能夠正向顯著提升產學研耦合協調度。

2.3 產學研耦合協調度的中介作用

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從根本上是信息、知識以及技術等創新資源的交換和互補，主要體現為企業、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協同創新［14］。隨著信息技術更新換代的速度不斷加劇，企業需要持續技術創新以保證其在行業中處于優勢地位，但僅僅依賴企業自身難以快速產生創新成果以適應其長期發展的需要，即使科研成果創造出來也難以保證其處于競爭優勢。因此，企業會尋求大學和研究機構等外部創新主體的合作，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擁有豐富的知識、技術等創新資源，是關鍵科研成果的重要輸出方，在技術創新過程中發揮顯著作用［15］。因此，當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時，往往會選擇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作為合作對象共同參與研發活動，各創新主體在研發過程中不僅可以通過互相學習交流產生新的想法以促進其創新能力提升，還能使自身創新潛能得到有效發揮，最終使區域創新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提升。但是，產學研創新主體在創新過程中難以避免研發資金不足、協同動機不足以及利益分配失衡等問題，這將導致部分產學研合作關系破裂或是研發活動被終止，進而影響區域整體創新績效。盛彥文等［11］認為政府通過資金資助手段可以增加產學研協同創新資金規模以及吸引其他外部主體的研發投入，從而為產學研協同創新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同時莫姝等［13］認為政府資助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政府高度關注區域創新體系構建，不僅使各項創新基礎設施得到有效提升，還能使知識產權保護和利益分配等制度得到完善，從而為區域產學研協同創新提供堅實物質和制度保障，最終促進區域創新績效顯著提升；王曉紅等［14］實證分析企業研發投入、產學研協同發展與區域創新產出的關系，發現產學研協同發展在企業研發投入與區域創新產出間存在傳導效應。因此，基于以上的闡述，提出如下假設：

H3：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在政府資助與區域創新績效間起到中介作用，且在不同創新階段其中介作用效果存在異質性。

3 研究設計

3.1 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選取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作為分析樣本，數據來源于《科技統計年鑒（2010—2020）》《中國統計年鑒（2010—2020）》以及各省市的統計年鑒，借此構建2010—2020年長江經濟帶11個省市的面板數據，進而分析政府資助、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對區域創新績效的影響。

3.2 變量選取

3.2.1 被解釋變量

區域創新績效（RIP）。主要反映區域內各類經濟主體進行創新活動所產生的結果或效率。目前研究界用于衡量創新績效指標主要有三類：第一類是通過單一創新產出指標進行測量（如專利申請或授權數、新產品銷售收入、技術市場成交額等）；第二類是通過多個創新產出指標進行綜合反映；第三類是采用參數方法或非參數方法測算創新產出與創新投入之間對比的效率指標，側重于反映單位投入資源的利用效率和效果。參考顏曉暢［16］和康淑娟等［9］的研究并且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從創新價值鏈出發，將技術創新活動分為技術開發、技術吸收以及技術轉化三個階段，分別選取國內外收錄論文數量（Paper）、專利授權數量（Patent）和規模以上企業新產品銷售收入（New）近似表征不同階段的創新產出，為了方便計算，將其進行對數處理。

3.2.2 解釋變量

政府資助（GF）。政府資助作為支持區域創新活動最直接的方式，既能激發各創新主體加大研發投入力度，還能吸引其他私人投資創新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各創新主體進行創新的資金規模。因此，在參考劉一新等［17］和陳子韜等［18］的研究基礎上，選取各地區研發內部支出中的政府資金近似表征政府資助這一變量，為了方便計算，將其進行對數處理。

3.2.3 中介變量

產學研耦合協調度（CD）。目前研究界關于產學研耦合協調度測算方法各不相同，但產學研耦合測度模型是較為普遍的方法。因此，在借鑒肖振紅等［19］、朱巍等［20］和莫姝等［13］學者研究基礎上構建產學研耦合協調發展指標評價體系，針對企業、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機構子系統，分別從創新主體規模、創新投入、創新產出和創新活動4個維度確定指標且所有指標均為正指標。此外，為了避免人為主觀因素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本文利用更加客觀的熵值法對所選取的指標進行權重計算，并采用耦合協調測度模型測量2010—2020年長江經濟帶各省市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具體指標及權重如表1 所示。由表可知，長江經濟帶企業子系統中權重較大的有企業研發機構數量、有效發明專利數量、R&D項目數、R&D項目人員數量以及R&D經費內部支出等，表明企業是產學研合作的主體，其設備和資金投入對產學研耦合協調水平影響很大，而R&D經費支出中政府資金權重較小，主要是因為相比于政府資金，企業自身科研投入在產學研耦合協調度中貢獻力度更大，但政府資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要素。技術創新是一個高風險、高投入的活動，如果僅僅依靠產學研創新主體的力量是很難展開持續的創新活動，因此需要政府進行一定的引導和協調，而政府資金資助是一種比較常用的手段。政府科研資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政府高度重視技術創新，能夠激發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欲望，進而帶動企業創新主體加大科研資金投入。

3.2.4 控制變量

其他變量可能會對區域創新績效產生影響，造成模型估計值不準確，因此需要將必要的控制變量納入回歸模型，包括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教育水平以及對外開放程度。首先，經濟發展水平（GDP），采用各地區人均GDP近似表征，并且對其進行對數處理；其次，產業結構（IS），利用第二產業增加值與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值近似表征；另外，教育水平（EL），選用地方財政教育支出占地方財政支出比重近似表征；最后，對外開放程度（OP），采用各地區進出口總額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近似表征，其中進出口總額根據當年的美元與人民幣平均匯率折合為人民幣。

3.3 模型構建

為了驗證政府資助對產學研耦合協調度的影響，以及對區域創新績效的直接作用和產學研耦合協調度的中介作用，借鑒溫忠麟等［22］的中介模型，構建模型如下：

4 實證研究

4.1 區域產學研耦合協調度

長江經濟帶各省市產學研耦合協調度測算結果如表2所示，簡要分析如下：首先，在考察期內，江蘇省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平均值在長江經濟帶各省市中位列第一，約為0.558 9；而貴州省平均值最低，約為0.183 9。其次，在考察期內，唯有江蘇省處于高度耦合協調發展態勢，原因在于江蘇省擁有數量龐大的產業集群和較高水平的高等院校，為該地區產學研合作發展提供良好基礎。另外，長江經濟帶大部分省市產學研耦合協調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其中江蘇省、上海市和浙江省近年來開始由中度耦合協調發展轉變為高度耦合協調發展，浙江、四川、湖北等省份漸漸由低度耦合協調發展過渡為中度耦合協調發展，而重慶、江西、云南等省份產學研耦合協調度逐年上升但仍處于低度耦合協調發展態勢，因此政府應加大支持力度支持該類省市產學研協同創新深度融合發展。除此之外，長江經濟帶各省市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呈逐年上漲趨勢，但各省市上漲幅度各有不同，其中增長速度最快是江蘇省，增幅為0.295 6。最后，長江經濟帶各省市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呈穩步上升發展狀態，但產學研協調度和增長速度呈現下游地區>中游地區>上游地區的趨勢，各省市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差距逐年拉大。

4.2 描述性統計分析

為了更加了解所選變量的基本情況，對所有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由表可知，國內外檢索工具收錄論文數、專利授權數以及規模以上企業新產品銷售收入的最大值與最小值均相差4.7以上，表明長江經濟帶各省市在創新各個階段具有顯著的差異；另外，政府資助的均值為13.48，說明各省市政府極其重視科技創新發展；此外，產學研耦合協調度的均值為0.337，而最大值與最小值相差0.54，表明長江經濟帶大部分省市產學研耦合協調發展存在普遍較低的現象，只有個別省份存在較高產學研耦合協調度的情況，因此，需要針對不同省市的實際情況，采取針對性措施以實現產學研協同創新深入融合發展，提升各地區產學研耦合協調度。

4.3 相關性分析

本文采用STATASE 16 對兩兩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和方向進行初步判斷，為下文假設檢驗提供參考和依據，結果如表4 所示。根據表4 可知，政府資助、產學研耦合協調度與不同階段的創新績效均具有正向顯著相關關系，核心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關聯性與本文預測相符合。另外，本文還對各變量進行共線性診斷，結果表明最大VIF 值小于10，說明變量與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問題，可以進行回歸分析。

4.4 回歸結果分析

4.4.1 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的總效應

首先檢驗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的影響，結果如表5所示。根據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可知，不管是在技術開發階段，還是在技術吸收階段，或是在成果轉化階段，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并且在0.01水平上顯著，說明政府資助能夠有效提升長江經濟帶各省市區域創新績效，滿足國家通過政府資助促進區域創新績效的初衷；此外，通過比較政府資助對不同階段創新績效影響系數可知，政府資助在不同創新階段作用效果具有差異性，呈技術吸收績效（0.624）>技術開發績效（0.528）>成果轉化績效（0.240）的發展趨勢。綜上，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在不同創新階段其作用效果存在異質性，驗證了假設H1。

4.4.2 產學研耦合協調度中介作用

為了檢驗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在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影響路徑中的中介作用，通過因果逐步回歸方法對其進行檢驗分析。一是對模型4進行回歸分析，檢驗政府資助對產學研耦合協調度的關系，結果表明兩者的系數為0.082 5，并且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政府資助能夠有效促進產學研耦合協調度的提升，證明了政府資助在激勵產學研開展協同創新的有效性，證實了假設H2。二是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基礎之上加入中介變量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分別得到模型5、模型6和模型7，以檢驗產學研耦合協調度是否在政府資助與區域創新績效中存在中介作用。研究結果表明：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在政府資助與區域創新績效中發揮著明顯中介作用。首先，通過模型5可知，在技術開發階段，產學研協調度回歸系數為0.669，但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因此需要通過Bootstrap 檢驗法進一步檢驗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在政府資助與技術轉化績效中是否發揮中介作用，檢驗結果顯示產學研耦合協調度（BOOTLLCI=0.108 8，BOOTULCI=0.320 0）在95% 置信區間的上限和下限之間不包含0，說明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在政府資助對技術開發績效影響中起到中介作用，而政府資助回歸系數為0.569并且在1%水平上顯著并且相比模型1中回歸系數減弱0.055，說明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在技術開發階段發揮部分中介作用；其次，由模型6可知，在技術吸收階段，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回歸系數（2.246）在10%水平上顯著為正，政府資助回歸系數（0.343）在5%水平上顯著為正，同時與模型2中政府資助回歸系數（0.528）相比減弱0.185，表明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在政府資助與技術吸收績效間發揮部分中介作用；另外，根據模型7所示，在技術轉化階段，產學研協調度回歸系數為3.336并且在5%水平上顯著，而政府資助回歸系數并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在技術轉化階段發揮完全中介作用。綜上，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在政府資助與區域創新績效中起到中介作用，且在不同創新階段其中介作用效果存在異質性，驗證了假設H3。

4.5 穩健性檢驗

雖然已將影響區域創新績效的控制變量納入模型進行回歸分析，但仍存在由缺失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并且政府資助、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和區域創新績效之間可能存在雙向因果關系，不僅政府資助和產學研耦合協調度變化會對區域創新績效造成影響，區域創新績效的變化也會反作用于政府資助力度和產學研耦合協調發展水平。因此，為了確保研究結果的準確性，本文鑒于其他學者研究采取以下三種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首先，調整樣本年份，刪除2015年和2017年的樣本數據，然后運用相同的實證方法重新進行檢驗；其次，對被解釋變量進行極值處理，剔除最小值和最大值，然后運用相同實證方法進行重新檢驗；最后，替換模型，考慮到政府資助對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和區域創新績效的影響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因而將滯后一期的政府資助作為工具變量納入動態GMM 模型中進行回歸分析。通過不同方法對研究結論進行穩健性檢驗，其結果均表明：政府資助對于不同創新階段的產出都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其作用效果具有明顯的差異，其中政府資助在技術開發階段的作用效果最大，其所得結論與基準回歸結果具有一致性；其次，政府資助對產學研耦合協調發展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說明政府資助能夠為產學研協同創新合作提供必要資金支持，還能夠激發創新動機，引導產學研創新主體積極參與創新活動，其穩健性回歸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大體上一致；最后，根據溫忠麟等［22］對中介效應判斷方法驗證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在政府資助與區域創新績效中起到明顯的中介作用且在不同創新階段具有差異性，其中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在技術開發和吸收階段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在技術轉化階段起到完全中介作用，更加證實了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在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影響中的間接作用。綜上所述，采用不同檢驗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證實了基準回歸結果與穩健性檢驗結果大體上保持一致，表明研究結論具有可靠性和科學性，能夠為提升長江經濟帶各省市區域創新績效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受版面所限，過程數據不再展示，留存備索。

5 結論及建議

本文構建了系統的理論框架，在研究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影響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該影響路徑上產學研耦合協調度所發揮的中介作用，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陂L江經濟帶11個省市2010—2020年的面板數據，利用面板數據回歸模型，對理論假設進行驗證。研究結果表明：首先，在考察期內，長江經濟帶大部分省市產學研協同創新處于低度或中度耦合協調發展態勢，處于初步發展階段，但各省市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大體上呈逐步上升發展趨勢；其次，在考察期內，長江經濟帶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具有顯著積極影響且在不同創新階段具有差異性，其中政府資助對技術吸收績效影響最大，對技術轉化績效影響最??；最后，在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的影響路徑上，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在其中發揮著顯著中介作用，其中產學研耦合協調度在技術開發階段和技術吸收階段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在技術轉化階段發揮完全中介作用。進一步說明增加政府資助不僅有助于直接有效提升長江經濟帶各省市區域創新績效，還能有利于增加研發資金規模進而激發產學研協同創新動機，通過促進產學研耦合協調度發展，進而有效地提升區域創新績效。

根據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幾點建議：首先，基于政府資助對產學研耦合協調度的促進作用，政府應適當完善對產學研協同創新的資助力度。政府資助對產學研協同創新具有顯著的積極影響，既能減輕企業、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機構進行研發創新的壓力和負擔，激發產學研協同創新動機，還能在一定程度上完善產學研協同創新體系，進而更好推動產學研深度合作，長江經濟帶各省市政府應該適當加大政府資助力度，為創新主體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

其次，基于產學研耦合協調度的中介作用，政府應完善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促進創新資源要素向企業集聚，支持企業牽頭承擔國家和重大的科技攻關任務；同時鼓勵企業與科研機構、高等院校開展產學研用合作，采取聯合建立研究開發平臺、科技中介服務機構、技術創新聯盟等方式，共同開展創新研發活動；另外，鼓勵和支持企業與科研機構、高等學校開展多層次、多形式的產學研合作，構建長效合作機制。

另外，基于政府資助對區域創新績效的促進效應，政府應制定政府資助投入高質量增長實施方案，建立健全多元化政府資助投入體系，推動省級政府資助投入持續穩定增長，引導地方政府加大政府資助力度，切實加強對基礎性和應用性研究的支持力度；同時還應建立和完善財政性科學技術資金的績效評價制度，提高財政性科學技術資金的使用效益，從而有利于避免企業項目重復投資、虛假績效和學術泡沫等現象；此外，政府還應該根據創新活動所處階段不同制定差異化舉措，在技術開發階段和技術吸收階段往往需要較多資金投入，如果僅僅依靠創新主體的研發投入難以支撐開展創新活動，因此加大政府資助力度能夠起到顯著激勵作用。因為政府資助不僅能緩解創新主體資金短缺問題，還能夠為創新主體提供良好創新條件，而在技術轉化階段，政府資助刺激作用有所減弱，因為除了研發資金這一因素，還有其他因素制約技術轉化績效，如完善的市場機制、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等，政府通過制定利益分配等政策以保障技術能夠轉化為經濟效益。

最后，加強制度頂層設計，完善創新制度政策，營造良好的創新氛圍，從而為不同階段創新活動的順利運行提供堅實法律保障，具體建議如下：一是在技術開發和吸收階段，需要建立和完善創新人才引進、培養和激勵制度，創新人才在此階段發揮至關重要作用，既能夠創造新知識和技術，還能將其吸收和轉化。只有不斷完善創新人才相關制度，才能最大可能拓寬創新人才引進渠道，增強科研人員的技術素質和調動科研人員的創新積極性以提升技術開發和吸收能力，進而提升區域技術開發和吸收績效；二是在技術開發和吸收階段，需要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創新成果需要耗費巨大的成本。如果未進行知識產權保護將會被低成本模仿，將對創新主體的創新動機及積極性造成較大打擊，因而需要完善相應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以提高技術開發和吸收績效；三是在技術轉化階段，需要建立透明高效的信息對接制度，科技成果轉化階段需要多方的共同參與。只有建立透明高效的信息對接制度才能確保各創新主體及時了解最新信息以及保障創新成果順利轉化為經濟效益，也可以通過信息平臺發布創新成果轉化最新消息，進而提升技術轉化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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