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下夢，水中月

簡美茹

沈從文是現代文學大家，是個會“講故事的人”。寫作早期，“沈從文選擇的是鄉土回憶的速寫體、橫截面式的切入形式以及都市自敘傳式的反諷格調為其主導小說模式”（吳曉東《從“故事”到“小說”—沈從文的敘事歷程》）?！稛簟返臄⑹挛捏w的形成，標志著沈從文個人風格文體的初步形成?！稛簟分斜憩F出了后期文學作品常見的講故事形式—故事里的人講故事，這種獨有的嵌套敘事也讓這篇小說蒙上了一層虛幻的色彩。文本中的三次突轉，富有沈從文極深的個人風格。

一、文本敘事結構分析

法國結構主義者羅蘭·巴特借用語言學的描述層次（把句子分成語音、音位、語法、語境等多層次進行描寫）分層的方法，把敘事作品分成三層：敘述層、行為層，以及功能層。敘述層研究敘述人、作者、讀者的相互關系；行為層研究人物的分類，依據人物的行動范圍來對人物進行分類；功能層研究基本的敘述單位及相互關系。下面試圖借助這一理論對《燈》進行文本剖析。

（一）文本功能層分析

在小說中，人物一共有三個：“我”或X（故事敘述者），老兵（故事主人公），青衣服底女人（聽者）。人物的行為構成了下面的事件：

青衣服底女人來到X住處，看到了一盞舊式煤油燈

X（“我”）想起了和這盞燈相關的老兵，和青衣服底女人講起

X回憶了和老兵相處的點點滴滴

老兵關心“我”的親事，撮合“我”和藍色衣服女人

老兵督促“我”晚上早睡

老兵負責煮飯做菜，把賬目算得清楚

青衣服底女人換上藍色衣服

X和青衣服底女人決定去南京旅行探聽老司務長的下落

在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篇的敘事單位，但還需要引入一個概念—序列。一個序列是一連串合乎邏輯的，由連帶關系結合起來的基本功能。整個敘事作品的結構就是一張由從小到大的若干序列形成的網。那么形成《燈》敘事結構的兩大框架是：

“我”和聽者（青衣服底女人）的序列

“我”和老兵的序列

兩個序列雖互相交叉卻有著清晰的分野，互相補充，并不割裂。除了物象的“燈”，“我”是這兩個故事的橋梁。作者巧妙地通過人稱和視角的轉換來建構了故事人講故事的嵌套敘事結構?！拔摇焙吐犝叩男蛄惺俏恼轮黧w的引入，開頭帶有引導者（說書人）的角色，結尾兩次突轉設計則建構了文章主旨和意境所在?？此莆恼碌闹黧w在“我”和老兵的序列之中，更深層次的思考是由頭尾的序列形成。而作為文章的主要內容，“我”和老兵的序列占據了文章絕大部分內容，寄托了作者本人對于湘西精神的理解、憧憬?？梢哉f，兩個序列互為表里，互相對應，互相勾連。

（二）文本行為層分析

根據羅蘭·巴特的理論，對《燈》中的人物進行分類，進行文本行為層的分析。老兵是在“年紀很青的時節，就隨同我的父親到過中國的西北東北，出過蒙古，上過四川”，是忠誠的化身，有著“一顆單純優良的心”，既是一個具有“古典風度的軍人”，也是一個希望輔助“我”實現中興軍人世家的義仆?！耙粋€古典的人，十八世紀的老管家?！彼纳屏?、單純、正直，以及處處為人著想（燈就是他為買來的）的生活信仰和理想境界，是湘西精神的代表。而“我”和青衣服底女人則是另一類人：對這種湘西精神向往的人。老兵和“我”的故事，是“我”帶著一些曖昧的心態講給青衣服底女人聽的，在側面隱晦地帶有“我”對于老兵身上寄托的湘西精神的追求與向往。而女人特意換上藍色衣服（老兵在故事中有意撮合“我”和藍色衣服女人）和“我”約定去南京探聽他的下落，則帶有很明顯的追求與向往之意。

（三）文本敘述層分析

敘述層主要探討敘述者與敘述對象之間的種種關系。從文本敘述層面來說，主要探討視角人稱的轉換所建構的嵌套敘事結構，以及兩個敘事序列中的三個突轉。

1.視角，人稱的轉換與嵌套敘事

小說中“我”和老兵的故事是第一人稱有限視角敘述，而“我”和青衣服底女人的故事則是全知視角第三人稱。全文通過人稱和視角的轉換把兩個敘事序列分隔開，一方面使讀者和故事隔兩層，增加了老兵這個故事的傳奇意味和虛幻性；另一方面，全知視角下呈現出帶領讀者去閱讀文本的一個作用，起著向導（說書人）的功能。

而在文章主體部分，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稱的回顧性敘述。申丹在《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一書中寫道：“在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中，通常有兩種眼光在交替作用：一為敘述者‘我追憶往事的眼光，另一為被追憶的‘我正在經歷事件時的眼光?！币虼?，在行文中，“我”大段的心理剖析和對老兵心理的猜測與評價，其實是作者通過“我”這樣一個城市人的眼睛去打量、去展現老兵作為一個鄉村或者說湘西人的化身，其背后所展現的是都市與鄉村的矛盾，也是沈從文文學的重要主題。

作者和“我”之間互為鏡像的創作主客體關系?！拔以谶@樣一個人面前，感到憂郁也十分感到羞慚。因為那仿佛由于自己腦中成立的海市，而又在這海市景致中對于海市中人物的我的生活加以純然天真的信仰，我不好意思把這老兵的夢戳破，也好像缺少那戳破這個夢的權力了?！薄拔摇弊鳛橐粋€都市人，對傳統的具有一切湘西鄉村美好品質的老兵，“我”很清楚是一個夢，這也為后文老兵離世做了鋪墊，他的離世是必然的。但正如文中所說的一樣“我缺少戳破夢的權力”。盡管如此，燈會留下，這份來自湘西鄉村的，來自人性深處的真善美會在電燈斷斷續續的夜晚，給“我”提供光亮與方便?！拔摇睂媳儤闱楦械拿苄睦碚缟驈奈膶ο嫖魃畹姆此?。他所追求的湘西生活，與現實格格不入，他費盡心思想把它留下，正如文中那盞煤油燈一樣，被一直放在案桌上。和他以往的作品不大相同的是，《燈》并沒有很明顯地對都市進行諷刺和批判，主體部分中“我”的心理剖析和對老兵的評價帶有明顯地面對城鄉差異的自我矛盾，形成了一種虛妄的破碎的云里霧里的美感，集中體現了沈從文的“鄉下人文體”。

2.“突轉”模式

小說一共有三處突轉，一處自然突轉，出現在老兵的故事中；兩處刻意突轉，出現在結尾。所謂自然突轉，是指無論寫鄉下人還是寫城里人，沈從文善于從日常生活細微處提煉出偶然事件，連接日后的人生變故，從而形成一種日常性突轉敘事，揭示普通人生不可預料的“?！迸c“變”。和作者以往作品不太一樣的是，《燈》中老兵的死亡是時代的必然，因為老兵所象征的是湘西一切美好的傳統的品質?！拔摇焙妥髡叨贾?，在近代化的都市，老兵是手里握不住的流沙和水，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它從手掌心滑落。這樣的突轉帶來的是故事的戛然而止，“中斷”的藝術效果，形成了小說的空白美和陌生感。

如果說開篇短短幾行寥寥幾筆把讀者帶進“我”和老兵敘事序列和敘事空間中，那么結尾部分兩次刻意的突轉，則給作品帶來了夢一般的虛幻性和獨特的美感。

故事講完，X（“我”）出現了一個口誤，推翻了前面整個故事的真實性，這盞燈不過是樓下娘姨的備用貨（“那是因為前晚上燈泡壞了不好做事，借他們樓下娘姨的。我再去拿來就是了?！保┑谧詈蠼Y尾一段，X和青衣服底女人決定下周去南京探聽老兵的下落。作者在文本最后像是為了掩蓋前文對文章主體的消解和虛擬，欲蓋彌彰地增加那么一句結尾。但事實并非如此。作者是有意通過二次的突轉，營造出夢一般的虛幻性，在藝術效果上實現了驚奇感、模糊感和夢幻感。這種嵌套結構不是可有可無的，其本身就是小說意旨的一個部分。作者借助敘述者之口主動消解了主敘述層敘述的真實性，將小說引入真假難辨的無窮遠處?！稛簟方Y尾部分的二次突轉，把文章主體老兵故事送離讀者，向“傳奇”方向演變。而無論是讀者還是文中的X和青衣服底女人，都會愿意相信故事的真實，背后的原因在于情感的真實—作者情感體驗的真實。老兵故事的背后是沈從文在中國傳統文化被日漸消解，都市近代化不斷加速的環境下，對傳統的人格理想與生活信仰的一種潛在的渴望。在文學理論中，“這種真實的情感源自我們對審美理想的追求，源自我們對超越世俗生活的追求”（楊寧《看不見的文學》）。因此，真實感來自生活，來自情感，因此明明X露出了馬腳，作者還要在結尾“畫蛇添足”一句：“他們于是約定下個禮拜到蘇州去，到南京去，男的還答應了女人，這種旅行為的是探聽那個老司務長的下落?！?/p>

二、文本深層意蘊

《燈》在文本中，是連接兩個敘事序列的重要媒介，而其本身在文本中同樣是重要的引子。在普遍使用電燈的都市，作為一盞老式的煤油燈，被買來在電力不足或停電的時候使用，“有了因為清油燈的消滅，使我們常常見到的鄉紳一般的感慨了”。它透出的微薄明亮的光是純潔的、懷舊的，帶有古典意味的，勾起的是都市中的人對鄉村的不切實際的夢幻。這樣的夢幻感一直籠罩著小說，帶給人夢幻的若有若無的美感。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燈有著閑適憂愁的象征意義，如“星河耿耿漏綿綿，月暗燈微欲曙天”（白居易《睡覺》）?！霸掳禑粑ⅰ边@個意象既預示著詩人的年老體衰又暗示了詩人淡泊的心態。面對種種不如意，詩人雖做到“世間無境可勾牽”，但依然帶有“病力先衰不待年”（白居易《睡覺》）的淡淡愁緒。也許沈從文選用燈作為小說的意象，也有著這樣的閑適和暗含的淡淡憂愁所在。

《燈》一文從意象選用到敘事結構以及內容和主旨，都和“虛幻與夢”息息相關。上文分析過，結尾的兩個突轉使得這個嵌套故事籠罩著一層朦朧的夢一般的虛幻性。

因此，也許可以認為，沈從文在《燈》中勾畫了兩個夢。一個是老兵在城里做的夢，另一個是城里人關于湘西的夢，更廣泛地說，是關于鄉村的夢。文章主體部分講述了一個老兵，一個跟隨“我”父親走南闖北的中年人，來到“我”身邊，對“我”關懷備至，希望“我”振興家業的故事。之所以說是一個老兵做的夢，是因為他的理想不可實現，他的處事原則和生活信仰在都市格格不入，他不可能實現他的理想，甚至不可能在都市生活下去，因此“可是這人一去就不回來了”。當剝下老兵的外在形象，質樸和善良便纖毫畢現地凸現出來，人性的美麗在搖曳明滅的煤油燈下熠熠生輝。作者深知人性的美麗在現實環境下已漸漸遠去，因此他用破碎的虛幻的夢去展現這種美好。所以第二個夢，是城里人的夢，是一個城里人關于對鄉下原始理想的夢，帶有沈從文的反思與呼喚。因此，“我不愿意把他的故事結束到那戰事里去。他并不死，如許多人一樣，還是活著……這人應當永遠這樣活到世界上……我總以為他仍然還是在這個世界上”。聽者換上了藍色衣服（老兵曾撮合藍色衣服女子和“我”）要和“我”去南京打聽他的下落。盡管聽者換上藍色衣服和“我”一起，老兵惦念的婚事看似實現，但依然是虛幻的一場夢，就像老兵這個故事本身。

沈從文在《燈》中運用嵌套敘事建構了兩個虛幻的夢，其中借“我”的形象所展現出作者對湘西生活的復雜情感和態度，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其文化認同身份的沖突。但在這種湘西文化與近代化的劇烈沖突產生的孤獨之中，沈從文對生命的獨立，以及自由的審美追求，奠定了其在中國20世紀文學史上的獨特品格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