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翻譯的政治”視角看中國近代的翻譯活動

劉潼霖

翻譯是一種政治行為，翻譯活動通常都是在一定的客觀政治環境下進行，翻譯主體的行為其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影響必然帶有一定的政治性。西方翻譯學于20世紀后期開始文化轉向，這也拉開了翻譯的政治研究的序幕。自此，學者們開始采取文化模式來探討權力、意識形態等影響翻譯的政治因素。但對于“翻譯的政治”的界定，卻各有不同。首先，學者們可以明確的是，這里的“政治”已經超越了“會議”“政客”之類的傳統概念，進入了現代政治哲學的范疇，是指權力關系，正如?？滤P注的“微妙的、獨特的隱藏于個別之下各種各樣的痕跡”。那么，“翻譯的政治”就涉及跨語言書寫中的權力問題。費小平認為“翻譯的政治”實質在于翻譯過程中的各種權力以及相關的操縱策略?？傮w來說，“翻譯的政治”通常有三種含義：第一，是“翻譯對于譯入語文化以及社會所造成的沖擊，以及因而帶來的改變”；其二，指翻譯活動由于兩種語言及其社會、歷史、文化、翻譯主體等的差異而導致的帶有偏見或偏差的交流，這種偏見和偏差有可能是有意識的，也可能是無意識的；其三，翻譯活動受到現實政治氣候和個人政治取向的制約。本文將采取第三種含義，以嚴復、梁啟超和林紓的翻譯活動為例，探討政治氣候和政治取向對他們翻譯的影響，也為“翻譯的政治”理論提供近現代中國語境下的例證。

“翻譯的政治”

傳統翻譯研究總將翻譯看作語符的轉換，重視原文與譯文之間的文本對比，忽視其中的權力關系和歷史語境。但是翻譯中永遠存在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之間的權力差異，并不是單純的文字與文字之間的轉換。它承載著原作者與譯者的個人思想，也與文化、意識形態、政治的關系是密切相關的。所以，翻譯有很明顯的社會屬性。隨著20世紀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翻譯是一種政治行為”的論斷逐漸為人所知，“翻譯的政治”這一術語也常常被人提到?！胺g的政治”這一命題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德國馬丁·路德翻譯的《圣經》。由于當時的政治背景，《圣經》只能被翻譯為拉丁語，只有路德將其翻譯成德語，他也成為新教改革的革命性人物。20世紀90年代，伽亞特里·斯皮瓦克首次提出“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翻譯的政治），將其置于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和解構主義的三維空間中，對其內涵、外延及產生的語境作了比較系統的闡述，對其中的權力問題作出了深刻討論，主要認為“翻譯在兩種不同文化碰撞與交融過程中呈現或隱現的權力關系”（楊平《翻譯的政治與翻譯觀念的再思考》）。從此，對“翻譯的政治”的研究開始進入成熟階段，學者們紛紛從文化批評、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等視角進行多元化的探討。

國內對中國近代翻譯活動的研究成果頗豐，主要集中于梳理近代著名翻譯家的翻譯思想和翻譯實踐，最為典型的是借助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挑選某一部譯作來闡釋該譯者的翻譯思想或者探究其翻譯策略。本文以“翻譯的政治”為角度，選取中國近代最有代表性的三位譯者——嚴復、梁啟超和林紓，以他們的翻譯作品為例，分析中國近代的政治背景和歷史語境是如何影響他們的翻譯思想和翻譯實踐的。

“翻譯的政治”在中國近代翻譯活動中的體現

一、譯本選材的政治動因

能夠體現“翻譯的政治”的第一個方面，就是譯者的選材。譯者選取哪個作品來翻譯，并不完全出于個人的喜愛，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比如作者的個人背景、所處的歷史環境等。其中，由于特殊的歷史背景，政治動因往往能成為中國近現代譯者選材的一個核心原因。

首先，作為“信、達、雅”的提出者，嚴復翻譯了許多有著巨大影響力的著作，比如《天演論》《原富》《社會通銓》等。他在選擇翻譯的作品時就有自己的政治動因，他的翻譯有著鮮明的政治目的——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宣揚反對君主專制的鮮明的民主思想，學習國家富強之道。嚴復的“擇書而譯”，對翻譯對象的選擇，從一開始就為其翻譯活動打下了深刻的社會政治烙印?！短煅菡摗吩怯飳W家赫胥黎的《進化與倫理》，他選擇翻譯該書，是想通過宣傳其中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來激勵國人奮發圖強，共同拯救中國；《原富》原是英國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作的《國富論》，它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的發軔之作，嚴復選擇翻譯《國富論》也是因為“其中所指斥當軸之迷謬，多吾國言財政者之所同然，所謂從其后而鞭之”，想通過“富其君而又富其民”來發展資本主義，醫治貧窮落后的中國；同樣，他翻譯英國學者甄克思的《政治史》并將其改名為《社會通銓》，也是圍繞“建國”這一主題出發，引發中國各個學者的思考。

梁啟超的翻譯選材也同樣受到了政治環境與個人政治立場的影響。最為明顯的就是他翻譯的日本作家柴四郎的政治幻想小說《佳人奇遇》。他選擇翻譯這部作品的原因，除了認可日本文化和該小說是由漢文體寫成的外，最重要的就是為了表達自己“開啟民智、改革救國的‘救世精神”。與他所作的《譯印政治小說序》和《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結合來看，梁啟超希望以小說為媒介，傳遞“改良群治”和“新民”的思想，因為小說是“以稗官之體，寫愛國之思”的。

林紓，作為翻譯鬼才和文言文的捍衛者，譯作等身，翻譯過《哈姆雷特》《茶花女》《湯姆叔叔的小屋》等，為我國的翻譯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曾被康有為稱贊為“一猜并世數嚴林”。無一例外的是，林紓翻譯西方名著的原因之一也是想要救國救民。他為許多譯作作序，是認為譯作有益于世道人心，想倡導人們學習西洋，正如他在《不如歸序》中所寫“紓年已老，報國無日，故日為叫旦之雞，冀吾同胞警醒。恒于小說序中，慮其胸臆”。

總體來看，三位晚清譯者在選擇翻譯的作品時都考慮到了當時中國的歷史背景和個人政治立場，希望以譯作為媒介來表達自己的愛國主義精神，借此引進外國的先進思想，達到救國啟民的目的。

二、翻譯策略的政治性

除了選材的政治動因外，中國近代譯者在翻譯著作時所運用的翻譯策略也體現出了“翻譯的政治”。他們通過選詞和具體的翻譯策略來實現對原文的操控，以此抒發自己的政治愿望。

首先，在嚴復的翻譯作品中，常常出現“民族”“國家”“國民”等政治敏感度很高的詞匯。根據王憲明教授的統計，在《社會通詮中》，“國”字共出現七百五十余次，“國家”先后出現一百五十余次；而原作中與“國”和“國家”意思相近的詞共出現近四百次，頻率遠遠低于譯作。這說明嚴復在翻譯的時候，有意斟酌詞匯，就是希望借助翻譯使“國家”概念深入國民心中，同時探討中國現實的建國問題。所以，從選詞就可以看出譯作背后所蘊含的譯者個人的政治立場。

其次，中國近代譯者們也通過一些具體的翻譯策略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比如，嚴復在翻譯《天演論》時，添加了近三十條按語且不加以說明，并根據所需對原文進行增譯、減譯、選譯和改譯。這種翻譯策略似乎與他自己提出的“信、達、雅”翻譯思想相悖，因此也招致了許多評論家的質疑和批評。但筆者認為，這需要結合“翻譯的政治”來看待。不難發現，嚴復的譯作并不是在翻譯赫胥黎等人的文本，而是在向國人輸出自己的思想主張。與純粹的翻譯不同，這是一種借鑒、汲取，也是一種改造、重寫，所謂的“歪曲”只是為了“獲得一種新的洞察力而付出無害的代價”。社會文化等因素同樣也影響了梁啟超的翻譯策略。1895年后，梁啟超看中了翻譯這一工具，強調翻譯之急，認為“譯憲法書，以明立國之本；譯章程書，以興中國商學，挽回利權”，表明翻譯出版是救國啟蒙之關鍵。既然他將翻譯視為立憲政治的工具，便決定了這一時期他的翻譯偏向保守，不會太離經叛道。因為立憲政治兼有保守性與革命性，他總是小心翼翼地提出了翻譯書籍對現實政治的意義。他主張的“譯意不譯詞”也秉承了這一原則。他認為要將“新意境”和“新語句”以“古人之風格入之”，將西方的新詞匯、新主張和新思想藏在中國傳統文學形式的外殼下，用舊瓶裝新酒。最后，就林紓的譯作來說，翻譯中的歸化策略要遠超于異化策略，這也體現了當時的時代對譯本的操縱。當時，多數人認為西方科技優于中國，卻否認文化上遠遠落后，所以對外來文化持否定態度，但這催生了“中體西用”。受當時時代的影響，林紓從初涉翻譯，就把翻譯與現實社會聯系在了一起。

綜上所述，無論是嚴復的選詞、梁啟超的“譯意不譯詞”還是林紓的歸化策略，都是受到了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他們利用自己的話語權力，在翻譯時改寫幾部譯著，歪曲一些原意，就可達到所追求的啟蒙的目的，如此便沒有理由對這種“不忠”口誅筆伐了。

三、譯作的政治影響

“翻譯的政治”除了體現在譯本的選材和翻譯策略外，還體現在譯作所帶來的政治影響。任何一部譯作都有其政治屬性，無論是佛經翻譯、詩歌翻譯還是文學翻譯，不僅為我國翻譯事業作出了杰出貢獻，提供了寶貴經驗和理論指導，而且也為當時的時代帶來了一定的政治影響。

中國近代的著名譯作都對啟迪民智、改革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比如，胡適、李大釗等人曾經明確表示自己少年時代讀過嚴譯的著作并受到影響，或者在自己所寫的文章中引用嚴復的譯作為立論根據?！短煅菡摗芬唤涀g出和發表，風靡一時，“連吳汝綸那樣的封建士大夫，讀了以后也欣賞其文辭之美和議論之精”（陳?？怠吨袊g學理論史稿》），蔡元培也評價他“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的，要推侯官嚴幾道為第一”。嚴復的翻譯帶領了當時一批中國學者學習先進思想，改革中國道路。主攻小說翻譯的梁啟超也為中國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他通過《佳人奇遇》將“政治小說”這一概念引入中國，同時也引入了科學民主的思想。政治小說“以稗官之異才，寫政界之大勢，美人芳草，別有會心；鐵血舌壇，幾多健者。一讀擊節，每移我情；千金國門，誰無同好”（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通過小說里開展爭取獨立的政治斗爭、打敗封建專制等情節，梁啟超的譯作驚醒了曾經愚昧懦弱的國人，促進了中國的政治變革和社會進步。林紓的翻譯一直貫穿著自己的愛國思想，所以他的譯作也為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政治影響。林譯小說最顯著的影響莫過于傳播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新思潮，將《迦茵小傳》《黑奴吁天錄》《巴黎茶花女遺事》等作品的情節聯系到中國的現實情況，就連他翻譯的《伊索寓言》中也含有許多充滿愛國主義之詞。同時，林譯小說也改變了中國人對外國文學的輕視。

自“翻譯的政治”這一概念引入中國后，它就成了翻譯研究的熱點，學者們不再簡單地通過比較原文和譯文的異同而評價翻譯的優劣，而是結合其所處的背景等因素，系統全面地進行分析，因為學者們無法忽視譯者所處的政治背景、他們所持的政治立場和譯作所帶來的政治影響。在中國近代時期，錯綜復雜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嚴復、梁啟超和林紓三位學者的翻譯充分體現了“翻譯的政治”。

首先，從譯本選材的角度，筆者發現他們的選擇并非是不加選擇或根據個人喜好，而是經過慎重考慮，選擇了能夠在思想上影響國人的作品，不難發現，嚴復的《天演論》、梁啟超的政治小說和林譯小說都帶有改變國人思維模式的目的；其次，通過分析文本，筆者認為他們采用的翻譯策略也受到了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無論是“信”與“達”之間的悖論，還是梁啟超的“譯意不譯詞”，抑或是林紓的改譯等方式，都反映出他們的政治目標，以國人可接受的方式引入西方思潮；譯作一經出版，都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為國人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以思想促進本國社會政治改革。這些譯作充分展示了“翻譯的政治”這一命題，也提供了有價值的研究范本。

（作者單位：鄭州升達經貿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