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早期出版事業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的歷史考察

侯俊智 劉志國

[摘 要]中國共產黨早期出版事業自誕生之日起，就一直緊緊圍繞黨的中心工作開展。黨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時期，主要圍繞系統傳播馬克思主義、開展工人運動和宣傳反帝反封建開展出版工作；土地革命時期，主要圍繞服務黨的武裝斗爭、服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權建設開展出版工作；抗日戰爭時期，主要圍繞“抗日”主題和馬克思主義著作系統化、規?；_展出版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主要圍繞以馬克思主義武裝全黨、為奪取全國政權做思想準備開展出版工作。黨的早期出版事業因黨而生，因黨而興，與黨同行，為黨服務，具有鮮明的黨性特征。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刊物；出版事業；革命；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

[中圖分類號]G239.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24）01-0057-07

A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early publishing cau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rving the central work of the Party

HOU Jun-zhi?，LIU Zhi-guo?

（1.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Beijing 100010，China；2.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061，China）

Abstract：The early publishing cau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been carried out closely around the central work of the Party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and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the publishing work mainly focused on the systematic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kers movement and the exposure of imperialism and feudalism.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the publishing work mainly focused on serving the Partys armed struggle and ser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s political power.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systematic and large-scale publication of Marxism works was carried out mainly around the theme of“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the publishing work mainly focused on arming the whole Party with Marxism and making ideological preparations for seizing national power. The Partys early publishing cause was born because of the Party，prospers because of the Party，walks with the Party，serves the Party，and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y.

Key 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periodical；publishing cause；revolution；Marxism；Mao Zedong thought

中國共產黨早期出版事業，是指自黨成立后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這一時期黨領導下的出版工作及其取得的成就，是黨的宣傳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早期出版事業自始至終堅定地服務于黨的中心工作，充分顯示出自身的黨性特征，在現代出版史上獨樹一幟，堪稱典范。

一、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和大革命時期（1921—1927年）黨的出版工作：探尋真理，積蓄力量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國共產黨人積極行動，播撒火種、傳播真理、動員群眾、凝聚力量，為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注入革命的活力。

（一）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傳播主義，普及理論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的首要任務，就是在人民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中宣傳馬克思主義。黨的一大決議第四節“工會研究機構”中指出：“為了更適當地進行工作，這種機構的研究工作應分為以下幾類：工人運動史，組織工廠工人的方法、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各國工人運動的現狀?！盵1]

在上述精神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的出版工作轟轟烈烈開展起來。

1.創辦黨中央領導下的出版社，系統地傳播馬克思主義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各地黨的早期組織主要利用刊物這一宣傳陣地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學說，但由于刊物的篇幅有限，出刊時間有限，存在不系統、不全面、不準確，宣傳碎片化的問題。黨成立后不久，中央局就著手創辦出版機構，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出版馬克思經典著作和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理論圖書。

1921年9月1日，《新青年》雜志第9卷第5號公開發布了《人民出版社通告》，簡述人民出版社的創社宗旨與任務：

本社出版品的性質，在指示新潮底趨向，測定潮勢底遲速，一面為信仰不堅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內外同志圖謀精神上的團結。

通告還列出了共計49種出版目錄，包含15種“馬克思全書”、14種“列寧全書”、11種“康民尼斯特叢書”和9種其他書籍，首次系統策劃宣傳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出版活動，體現了出版者傳播馬列主義的強烈愿望和開闊的理論視野。

1921年11月，陳獨秀再次強調：“中央局宣傳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須出書（關于純粹的共產主義者）二十種以上?！盵2]盡管面臨環境險惡以及經費緊張、人力不足等實際困難，人民出版社仍然克服重重阻力，經過社內人士多方努力，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出版了陳獨秀所提圖書中的12種，黨的理論宣傳向前邁了一大步。這批圖書的出版，掀起了黨成立后第一個宣傳馬列主義著作的高潮，在廣大進步知識分子和工人群眾中產生了深刻影響，也為無產階級的工人運動提供了理論指導。

2.配合工人運動，主動策劃出版宣傳黨的主張和指導工人運動的圖書

開展工人運動，是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在建黨之初的又一項重要任務。為了紀念馬克思誕辰104周年和聲援各地工人群眾的革命斗爭，剛剛成立的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大量紀念品和宣傳品，并于1922年5月編輯出版了《馬克思紀念冊》，號召學習“馬克思做一個苦戰奮斗的戰士”。

此外，出版黨的理論刊物《新青年》的新青年社，在廣州除了繼續出版《新青年》雜志外，還出版了一批配合現實斗爭的圖書，如《階級斗爭》《共產主義的 ABC》《京漢路工人流血記》等。

建黨初期出版的這些宣傳物指向性很強，作為黨的思想武器有著很強的戰斗性，有力地配合了黨的理論普及工作，解放思想，提高了群眾的思想覺悟，推動了工人運動的廣泛發展。

3.創辦黨領導下的刊物，為黨的革命斗爭發揮輿論宣傳作用

早在中國共產黨創建之前，共產黨早期組織已將《新青年》用作黨的公開理論刊物，后來又創辦了《共產黨》月刊，用以推動黨的宣傳工作。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中央局的領導下，又創辦了一批新的刊物，刊物的內容從宣傳馬克思主義建黨思想向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具體指導工人運動轉變。1922年1月15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創辦機關刊物《先驅》，其思想理論的宣傳推廣為中國革命和青年團建設指明了方向。1922年9月，黨在黨的二大后創辦政治機關報《向導》周報，此報宣傳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為黨的革命斗爭發揮了輿論宣傳作用。

（二）大革命時期：反帝反封建，領導工人運動

1924—1927年，黨的出版事業快速發展，黨的出版體系基本形成。黨領導下的出版工作為黨厘清革命路線、認清革命形勢、把握敵我斗爭方針等中國革命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供了思想食糧和方向指引，為黨在這一時期的中心工作提供了精神、思想和文化保障。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開創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革命新局面，反帝反封建斗爭進入高潮。

1.配合斗爭形勢需要，創辦半公開性質的上海書店

為配合這一時期斗爭形勢的需要，中共中央決定，此前由人民出版社和新青年社合并的新青年社由廣州遷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在中央負責宣傳工作的瞿秋白的領導下，1923年11月1日，上海書店開業，并在《民國日報》《前鋒》《新青年》《新建設》等報刊上刊登了廣告，闡明了書店的宗旨和任務。

上海書店的性質是半公開的，它擔負著1924—1926年宣傳反帝反封建革命綱領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出版任務，這一時期黨的對外宣傳刊物均來自上海書店。為了減少反動當局的關注，轉移敵人視線，上海書店還銷售民智書局、新文化書社、亞東圖書館、商務印書館等單位的出版物[3]，以隱藏自己宣傳反帝反封建和馬克思主義的出版任務。1925年，上海書店出版了時任黨中央出版部書記張伯簡編譯的《各時代社會經濟結構原素表》掛圖，簡明扼要地說明了從原始共產主義到共產主義各個歷史階段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此掛圖被扣上“宣傳共產鼓吹階級斗爭”的罪名，一度被郵檢查扣。

1925年3月，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去世，為“借追悼會做廣大的宣傳，尤其要緊的是根據中山遺言做反帝及廢約宣傳”，上海書店緊急編輯印行了《中山遺言》[4]。這一時期黨的出版工作也遇到了不少困難，“宣傳因人力不足，《新青年》季刊應出三期，只出二期；鐵委之《工人周刊》亦未能按期出版”[5]，少刊、?？F象時有發生，出版工作極不穩定。

隨著書店經營業務的逐漸拓展，上海書店的政治影響日益擴大，引起直系軍閥孫傳芳的恐懼，1926年2月4日他授意上海警察廳以“印刷過激書報，詞句不正，煽動工團，妨礙治安”為名，查封了上海書店[6]。至此上海書店的宣傳使命告一段落?！吧虾昀^承了黨的第一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光榮傳統，致力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和反帝反封建運動的宣傳，和當時幾個大城市的進步書刊的發行相配合，在廣大群眾中擴大了革命影響?！盵7]

2.成立公開的長江書店，繼承上海書店的出版事業

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克武漢。11月，北伐軍占領九江、南昌，軍閥孫傳芳的主力基本被打垮。據當事人徐白民回憶：“自上店（即上海書店）被封閉后，中央認為非再建立一個公開的發行機構不可。那時長江一帶形勢已逐日好轉，就決定到武漢設立長江書店?！盵8]于是，繼上海書店后，長江書店應運而生。

當時武漢革命形勢向好，革命書刊銷量極佳，購書讀者絡繹不絕。據回憶，當時長江書店的銷售人員正在開箱，旁邊就已經圍滿了準備購書的讀者；新書根本來不及上架，剛從箱子里拿出來，就被搶購一空，從上海和廣州運來的書三天就賣光了[9]。

在長江書店出版的眾多圖書中，有一本非常著名的小冊子，這就是署名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革命》一書。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澤東在武昌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當年長江書店以《湖南農民革命》為書名，出版發行此書單行本。此外，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也由長江出版社出版。這兩本書的出版標志著黨在開展工人運動的同時，開始重視農民運動，黨的出版工作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聯系更加緊密。

伴隨北伐軍逼近上海，黨恢復了在上海的公開出版機構，成立《向導》《新青年》《中國青年》三個刊物的總發行所，在北伐軍占領上海后，又成立上海長江書店。1927年3月31日，《民國日報》刊登“上海長江書店正式開幕廉價啟事”，宣稱黨的出版工作配合斗爭形勢的宗旨：

本店愿意于這革命高潮中，供給民眾以研究高深革命理論的材料。

隨后，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迫害共產黨人，形勢急劇惡化，上海長江書店被封閉。1927年7月汪精衛在武漢也公開反共，發生“七·一五”反革命政變，7月20日漢口長江書店也因大革命失敗而遭封閉。黨的出版事業進入一段非常困難的時期。

二、土地革命時期（1927—1937年）黨的出版工作：播撒火種，鼓舞斗志

土地革命時期，黨的出版事業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27年8月—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從上海遷入瑞金中央蘇區，黨在上海等國民黨統治區的出版活動轉入地下，出版工作主要以傳播馬克思主義、堅定共產主義信仰為主。第二階段：1929年3月—1934年10月，黨在中央蘇區公開的出版活動的工作重點是服務紅色政權建設，配合武裝反“圍剿”斗爭。

（一）堅持地下出版活動：堅定信仰，堅持斗爭

大革命失敗后，黨的組織遭到極大的破壞，面臨白色恐怖的嚴峻現實。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了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隨著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的陸續失敗，黨的各級組織被迫轉入地下，繼續英勇斗爭。

1928年前后，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在上海成立了“無產階級書店”這一黨的地下出版機構。在白色恐怖的嚴峻環境下，書店出版發行了《列寧論組織工作》《黨內斗爭》等24種共產國際、馬克思主義書籍。1929年“無產階級書店”遭封閉后，黨中央又成立了另一個地下出版機構“華興書局”，繼續出版馬克思主義的有關書籍以及黨的重要文件。保存至今的《上海華興書局圖書目錄1929—1931》顯示：1930年“華興書局”已經出版的馬列著作有《國家與革命》《“左派”幼稚病》等21種；在“新書預報”一欄中，1931年出版的馬列著作有《列寧傳》《論托洛茨基》等27種。

但出于現實環境的壓迫，北方各省很難看到黨中央在上海秘密出版的革命書刊。黨組織在保定以人民出版社名義重印和新編圖書有56種，分“左翼文化叢書”“人民文化叢書”等。據丁珉考證，保存下來的有《土地農民問題指南》（包括中共六大決議案、五次勞動大會決議案等）、《蘇維埃憲法淺說》《武裝暴動》（封面印“藝術論”）等[10]19-20。

1932年7月國民黨反動當局鎮壓保定學潮，北方人民出版社停業。雖然北方人民出版社持續時間很短暫，但它對于馬克思主義在北方的傳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這個出版社后于廣州人民出版社十年，其傳統的精神與實質，是連續的、一貫的”[10]18。

大革命失敗后，反動的書刊充斥國民黨統治區的書報市場。在黑暗之中深感迷茫和勇于探索的進步青年和革命群眾，渴望閱讀到能夠提供理論指引的革命進步圖書。黨的出版工作者繼承早期人民出版社的光榮傳統，仍然堅守理論陣地，克服重重困難，編輯、出版和發行各類思想宣傳進步書刊，深入傳播了馬克思主義并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為在黑暗中尋求真理的人民大眾指明了斗爭和前進的方向，也給生活在白色恐怖的國統區的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

（二）播撒革命火種：服務政權，服務軍事

1929年3月，黨利用中共地下黨員毛鐘鳴開設的“毛銘新印刷所”印刷大批紅軍文件、宣言等。1931年，蘇維埃政府在“毛銘新印刷所”基礎上，創辦了閩西列寧書局。閩西列寧書局的誕生，標志著中央革命根據地新聞出版事業的興起。1931年11月，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瑞金設立中央出版局，負責中央蘇區新聞出版的發行，中央出版局出版的圖書，大多印有“中央出版局出版，中央印刷局印刷”等字樣。

由于特殊的歷史條件和革命任務，中央蘇區出版物既具有黨的出版物的普遍特點，又具有自身的特色，即“蘇區出版物具有明確的目的性和鮮明的政治立場，大力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出版物的內容往往結合當時宣傳中心任務，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11]。

1.大量出版紅色報刊，加強黨的建設

中央蘇區出版工作高度重視革命報刊印刷便捷、傳播迅速的特點。早在閩西列寧書局時期，就出版過革命報紙刊物《紅旗報》《紅色福建》《紅色閩贛》等。

據目前掌握的史料，中央革命根據地在存在的3年（1931年11月—1934年10月）時間里，創辦報刊達160余種。這些紅色報刊用通俗易懂的文字，生動活潑的形式，為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黨的各項綱領、路線方針政策，為發展和加強根據地黨的建設，為組織和指導千百萬工農群眾，發展壯大紅軍，粉碎國民黨反革命軍事“圍剿”，保衛中央革命根據地，作出了重要貢獻。

2.開展政策宣傳，服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權建設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后，先后頒布了一大批政令，均由中央出版局刊印發布，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婚姻條例》《蘇維埃教育法制》等。中央蘇區還出版有政策宣傳的小冊子，如《勞動問題講授提綱》《土地問題講授提綱》等。黨在中央蘇區非常重視教育工作，先后編印的教材有《紅色小學校兒童讀本》《國語課本》《學生識字課本》《算術常識》等。由于革命斗爭的需要以及黨對文藝工作的重視，中央蘇區的文藝作品出版也應運而生，如《列寧傳略》《馬克思的事跡》《世界革命領袖列寧像》等。

中央蘇區出版物文筆簡單直白，語言生動活潑，群眾喜聞樂見，作品宣傳效果好。黨的出版活動涉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權的方方面面。

3.普及現代軍事知識，服務反“圍剿”斗爭

為了加強紅軍軍事素質和開展軍事斗爭，中央蘇區出版了大量的軍事類圖書，這在黨之前的出版工作中是少有的，目前掌握的中央蘇區出版物目錄中，軍事系統出版的出版物占比32.68%[12]，充分顯示出黨的出版事業服務于黨所制定的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路線方針。

中央蘇區出版的軍事類圖書內容豐富，主要包括軍事訓練教材和思想政治工作兩大類。軍事教材類圖書有《三十條作戰注意》《步兵是主要兵種》《戰爭毒氣防御手冊》等；思想政治方面有《政治工作講授提綱》《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中國的軍隊》等。

4.積極翻譯馬列主義著作，普及馬列主義理論

在1930—1931年的中央蘇區初創時期，中央蘇區的出版以普及馬列主義理論的圖書為主，如《馬克思主義淺說》《列寧主義概論》《共產黨和共產黨員》等。

據目前可查到的資料顯示，中央蘇區出版的馬列著作有14種。最早的是1932年2月出版的《共產黨宣言》，另有列寧的《三個國際》《國家與革命》《關于我們的組織》《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第一國際到第三國際》《社會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列寧主義概論》和《為列寧主義化而斗爭》。此外還有《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土地問題決議案》《中國蘇維埃的政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等通俗理論讀物。中央蘇區大量翻譯馬列主義著作，讓馬列主義理論在中國得到進一步普及，為黨的斗爭提供理論指導和思想武器。

5.出版領導人著作，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

中央蘇區的出版工作開始更多地出版黨的領導人的著作，為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主要有毛澤東著作的單行本《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同志給林彪的信》、張聞天撰寫的《中國經濟性質問題的研究》等，還出版過兩本由毛澤東和張聞天合著的通俗讀物《區蘇維埃怎么工作》《鄉蘇維埃怎么工作》。

草創中的中央蘇區的出版事業并未統一規范，而是由各主管部門自己署名印行。中央出版局除了進行出版管理外，還編輯出版圖書，各紅軍部隊的政治部，地方黨委如江西省委、閩西特委，也翻印、編印圖書和小冊子。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整個中央蘇區對于出版宣傳工作普遍高度重視。中央蘇區的出版設施簡陋，在敵人的圍追堵截等艱難條件下仍然出版了很多圖書，為黨和蘇維埃政府各項建設以及宣傳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后，中國工農紅軍開始長征。艱苦的長征途中，一些中央蘇區創辦的報紙繼續出版，如《紅星》報、《戰士》報、《健康報》等。還有一類是長征中創刊的《前進報》《不勝不休》等報紙，這類報紙大多以油印的方式印刷在土紙、廢報紙、樹葉上，但在鼓舞士氣、傳達中央指示、豐富紅軍精神生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長征期間，圖書出版基本停頓。

三、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年）黨的出版工作：宣傳抗戰，堅持革命

中國工農紅軍經過艱苦的長征，勝利到達陜北，開始有了相對穩定的根據地。延安既是黨中央領導全國抗戰的政治中心，也成為黨在這一時期的出版中心。中共中央到達延安后，立即成立了由張聞天、秦邦憲、周恩來、陸定一、王稼祥、李維漢、凱豐等同志組成的中央黨報委員會。中央黨報委員會于1937年4月24日創辦《解放》周刊，成立解放社，開始主持編印出版圖書。與此同時，黨中央領導的發行機構—新華書店誕生。1938年1月，中央決定，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主持編印的刊物和圖書一律使用解放社名義出版，由新華書店總經銷。

以延安的解放社和新華書店為代表的各抗日根據地的出版活動，服從和服務于黨所領導的全面抗戰這一重要歷史任務，體現在出版物帶有鮮明的黨性特征，出版黨的領導人和政策的相關著作成為重中之重。

（一）高度重視“抗日”主題出版圖書

1938年6月，解放社陸續出版了由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開始編印的“抗日戰爭叢書”，計有毛澤東《抗日游擊戰爭中的一般問題》《論持久戰》、郭化若《抗日游擊戰爭的戰術問題》、羅瑞卿《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朱德《論抗日戰爭》5種（另有“6種”一說）。

此后，抗日戰爭研究會編譯處編寫、八路軍軍政雜志社出版了一套“抗日戰爭參考叢書”，收錄圖書三四十種，計有《伏龍芝選集》《軍事化學》《兵團戰術概則》等譯著。

1940年，時事問題研究會編輯了一套“抗戰的中國叢刊”5種，由抗戰書店和解放社出版，計有《“九一八”以來國內政治形式的演變》《抗戰中的中國經濟》《抗戰中的中國政治》《抗戰中的中國軍事》《抗戰中的中國教育與文化》[13]。

此外，還有不少零散出版的軍事類圖書，對我黨我軍開展抗日軍事斗爭帶來了極大幫助。

（二）黨的領導人著作，特別是毛澤東著作出版形成規模

1937年10月，延安曾以“陜西人民出版社”的名義出版過由袁西樵主編的《毛澤東論中日戰爭》一書。1938年7月，延安首次出版了由抗日戰爭研究會編輯的毛澤東《論持久戰》一書。此后，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期間撰寫的《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重要著作陸續出版單行本。

1944年初，為了系統宣傳毛澤東思想，配合整風運動，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這是我國革命出版史上的第一部《毛澤東選集》，而且出版于1945年黨的七大之前，意義重大。在當時的艱苦條件下，這部書達到了較高的印刷水平，為以后各個版本的《毛澤東選集》的出版作出了有益探索。

此外，抗戰時期出版的我黨主要領導人的著作還有朱德的《論抗日游擊戰爭》、周恩來的《抗戰政治工作綱要》、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張聞天的《十年來的中國共產黨》、葉劍英的《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等[14]。黨的領導人著作的出版為指導中國抗戰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出版系統化、規?；?/p>

延安時期，黨的馬克思主義出版經驗更加成熟，出版規模更加宏大，出版成果更加豐厚。1938年5月5日是馬克思誕辰120周年紀念日，黨在這一天成立了馬列學院，有一部分同志專門從事于馬克思和列寧相關著作的翻譯工作，這也是我們黨歷史上第一個翻譯馬列著作的機構。1941年5月，為紀念馬克思誕辰，解放社選編并出版了《論馬恩列斯》等書。延安時期黨的出版事業在馬克思主義宣傳方面的突出貢獻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叢書”和“兩大選集”（《列寧選集》和《斯大林選集》）。

（四）延安整風運動整頓出版文風

1942年5月—1945年4月的延安整風運動，是一次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運動，是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這場運動對于黨的出版工作亦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變革。

1942年2月8日，毛澤東的著名演講《發對黨八股》，就是在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聯合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發表的。毛澤東在演講中號召寫文章、出書要反對黨八股，這次會議以后，出版物中的文風問題引起出版工作者的高度重視。

在整風運動中，毛澤東非常重視黨的出版工作的宣傳作用，親自主持大型文獻集的編輯工作，使黨的出版事業空前繁榮。整風運動開始后，他編輯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思想方法論》一書，后在王首道、胡喬木的協助下，著手編輯《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1942年春天，整風運動全面展開，《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成為黨內整風的重要讀物。毛澤東在陶鑄和胡喬木的協助下，編輯《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緊接著，毛澤東又主持編輯了《兩條路線》一書，于1943年10月在延安出版，成為黨內干部學習的主要材料。

《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和《兩條路線》這三部歷史文獻集均署名“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因此被稱為“黨書”。這三部“黨書”的出版，對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確立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促使延安整風運動順利開展，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2年9月起，解放社又陸續出版了22種“整風文獻”，整風文獻系列圖書的出版，體現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已經完全掌握了黨內的話語權，為黨內思想的統一以及黨的七大的勝利召開奠定了基礎。延安整風運動開啟了黨的出版事業新局面，在黨的出版史上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五）出現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文藝作品

隨著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延安的文化發展為之面貌一新，尤其是毛澤東所倡導的“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具有“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文藝作品開始涌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小二黑結婚》、艾青的《吳滿有》、孫犁的《荷花淀》《蘆花蕩》，還有大量童話、鼓詞、故事、話劇、歌曲集等紛紛出版，延安的文藝出版活動興盛一時。

（六）高度重視黨的出版事業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開展

“七七事變”后，國共兩黨開始第二次合作，全民族的抗戰局面得以確立。1937年12月，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談判，成立中共中央長江局，建立中國出版社。中國出版社大量翻印解放社的圖書，還出版新書有《吳玉章抗戰言論選集》，伯虎、流沙合譯的《列寧選集》，趙飛克等譯的《蘇聯概況》等。

1938年9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成立中原局和南方局。10月武漢淪陷后，中國《新華日報》從漢口遷至重慶，成立新華日報館。新華日報館在南方局的指導下編譯馬列著作和黨的主要領導人的著作，翻印了大量上海書店、長江書店、解放社的圖書及國內外的一些進步報刊[15]32。同時，還將延安出版的《新中華報》《共產黨人》《解放》等報刊的社論和重要文章印成單頁或小冊子，通過秘密的發行網點及其他各種方式進行散發[15]80。

這一時期的中國出版社和新華日報館與延安的解放社南北呼應，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一個重要的標志是，在許多情況下，一個譯者的同一個版本的出版物幾乎同時出版，既極有力地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也很好地保護了宣傳者自己。

四、全國解放戰爭時期（1945—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黨的出版工作：動員民眾，奪取政權

1945年8月—1949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歷了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歷程。黨的出版事業服務于這一偉大歷史進程，黨領導下的統一的出版體系在全國各個解放區逐步建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版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馬列思想著作大量出版，促進馬克思主義宣傳與思想武裝全黨相結合

解放戰爭時期，各解放區的出版機構出版了大量有關馬列思想的著作。1949年2月，毛澤東主持選編了一套“干部必讀”12種，包括《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對培養干部執政能力，提高干部理論水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毛澤東著作大量出版，為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黨全軍起到重要作用

隨著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確立，毛澤東著作的出版在解放戰爭期間達到一個高峰。據研究者統計，《論聯合政府》就有50多個版本出版，《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有30多個版本出版。這些出版物對于廣大解放軍指戰員和干部群眾系統學習毛澤東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毛澤東選集》有1945年蘇中出版社、1948年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香港新民主出版社3個主要的版本出版。

（三）出版反映解放區人民翻身解放的文藝作品

在解放戰爭時期，黨的文藝工作在延安文藝精神的指引下，取得突出成就，一大批反映解放區人民翻身解放的文藝作品出版，如《白毛女》《暴風驟雨》《翻身樂》《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等。其中，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和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紅色文學”創作樹立了典范。

五、結語

通過對黨的早期出版事業的歷史考察，總結黨的早期出版事業在服務于黨的中心工作過程中，具有如下特點：

其一，黨的早期出版事業自始至終堅定地服務于黨的中心工作，體現了黨的早期出版事業的黨性特征。

其二，黨的早期出版事業，非常重視總結黨的斗爭經驗，充分顯示出黨的出版事業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緊密聯系的特性。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著作的出版過程，就是這一特性的突出表現。黨的早期出版事業為不斷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其三，黨的早期出版事業，充分發揮理論宣傳和政策傳達的作用，為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16]。

其四，黨的早期出版事業，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在任何艱難時期都積極傳播健康、活潑、大眾的文化，顯示出黨的出版工作者積極進取的文化情懷。黨的早期出版事業為黨的文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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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王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