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論貢獻

田鵬穎 劉穎晴

內容提要 習近平文化思想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又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現實要求，創造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和21世紀馬克思主義在文化理論上的最新成就，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物質基礎與精神文化辯證關系的思想，鞏固了文化主體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視域下的意識形態批判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既承繼黨的歷史的文化思想，又立足變化發展的現實，與時俱進地推進黨的文化思想理論化、體系化；習近平文化思想既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實際，繪就了本國文化發展繁榮的藍圖，又站在人類社會文化發展的制高點上，以推動世界文化共同進步為旨歸，超越了西方資本主義狹隘的、利己主義的、霸權主義的文化思想。要深刻把握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論貢獻，用好這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

關鍵詞 習近平文化思想 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世界文化

田鵬穎，東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劉穎晴，東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為沈陽市社會科學重點項目“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SYSK2023-01-001）、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一戰線高端智庫課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研究”（ZK20230210）的階段性成果。

2023年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首次提出了習近平文化思想，在黨的宣傳思想文化事業發展史上、在社會主義文化發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這一思想既有文化理論觀點上的創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既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條件，又為加強世界文化間的交流、促進文化共同繁榮提供新的思想認識、理論準備和方向引領。習近平文化思想在守正基礎上創新、在繼承基礎上發展、在發展過程中躍遷，為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推動中國共產黨文化認識的哲學升華、豐富人類文化交流的思想作出重大理論貢獻。深入理解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多維理論貢獻，深刻體悟其真理偉力、實踐偉力，對于更好將其貫徹落實到新時代文化建設的各方面全過程，譜寫中華文化新華章，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習近平文化思想對馬克思、恩格斯文化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對文化的深刻思考和獨特理解可從其確立的唯物史觀中體察。雖然他們關于“文化”概念的直接使用和對“文化”的直接詮釋并不多見，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邏輯關系的經典描述、對資產階級借助文化而施行意識形態統治的批判，以及對文化主體的確證，都屬于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范疇，具有穿越時空的真理力量。習近平文化思想堅定文化的人民主體性的立場，牢牢把握文化的唯物基礎，反思文化的意識形態屬性，根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立足于新的時空場域和歷史方位，提出了一系列適應時代變化、實踐發展和人民需要的文化理論創新成果，對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具有獨特性貢獻。

1.習近平文化思想汲取唯物論的思想精髓，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物質基礎與精神文化辯證關系的思想

回望人類文化思想史，不同學派關于文化的本質、文化的基礎理解不同，德國古典唯心主義的集大成者黑格爾，將文化視為人的思想的外在表達，他在《歷史哲學》中指出“‘文化是一種形式上的東西”[1]，屬于“思想的形式”，是抽象的精神勞動的產物。馬克思曾深受黑格爾思想的影響，在主觀主義的結構下敘說文化。在《萊茵報》時期，他認為自由報刊“是使物質斗爭升華為精神斗爭，并且把斗爭的粗糙物質形式觀念化的一種獲得體現的文化”[2]。而當馬克思面臨物質利益難題時，他逐漸懷疑、批判唯心主義。思想的歷史變革使馬克思深刻認識到社會精神生產會隨著物質生產的改變而改變，促使其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馬克思積極將文化置于物質生產之中來考察，反對脫離人類物質生產而抽象地談論文化。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明確指出：“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盵3]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進一步深化物質生產實踐是文化產生和發展之基礎的思想，認為文化同社會的其他物質財富一樣，都是基于人的具體物質實踐勞動而產生和發展的，文化的進步總是體現在特定時代人們的勞動生產和生活狀況之中，這進一步鞏固了文化的物質基礎性。恩格斯在晚年也繼續對歷史唯心主義的文化觀進行批判，他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指出：“舊的、還沒有被排擠掉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質利益的階級斗爭，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質利益；生產和一切經濟關系，在它那里只是被當做‘文化史的從屬因素順便提一下?！盵4]恩格斯批判了唯心主義歷史觀忽視物質基礎或者超越物質而談論文化的思想?？偠灾?，馬克思、恩格斯把握人類社會歷史的長鏈條，解構了文化的唯心主義的敘事邏輯，在唯物主義的敘事結構中確證文化的產生、發展的基礎，為人們正確理解物質生產與“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5]之間的關系提供了科學原則。

堅持經濟、文化的辯證統一，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始終堅持“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約，支配著整個社會發展進程”[6]的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基于中國經濟與文化的發展狀況，闡發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辯證關系，并提出新的時空場域下的文化使命，為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義邏輯下的文化思想注入新鮮血液。具體來說，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全局，準確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時與勢，將文化建設置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整體布局之中，將推進文化發展繁榮的實踐植根于堅實的物質基礎之中，推進物質生產與文化建設的深度交互，既矢志不渝地創造更多的物質生產力，積累社會財富，做大發展的“蛋糕”，又推動文化發展、文明進步，鑄就巍峨聳立的中華民族精神大廈。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明確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這一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規定性和實踐要求，提出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1]。此外，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文化對經濟的反作用，積極推進文化生產力的形成，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以文化發展賦能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習近平文化思想推動經濟與文化的互融共促走向縱深，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辯證統一的哲學原理作了當代詮釋，創新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中國話語形態。

2.習近平文化思想鞏固了文化主體性，推進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國化時代化

馬克思在揭示人的本質的過程中，確證了人在文化中的主體性，掀起了文化主體從思辨的產物、孤立的個人到從事實踐的現實的人的哲學革命。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認為人的生產是全面的，人不是只受肉體需要的支配進行生產，即不只生產滿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物質產品，“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2]，進行精神的或意識的生產，而任何物質生產、精神生產都被烙上人化或文化的印記。究其實質，文化就是一種人化、對象化。脫離人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同時，只有通過人化或文化，作為主體的人的本質才能逐步得到確證。在階級社會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要自覺、自信、自為地掌握并運用科學文化理論，為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文化支撐。列寧繼承發展了這一文化思想，并使之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具體、歷史地展開。列寧堅定人本立場，大力發展教育和文藝事業，強調教育和文學要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旨在使被剝削的勞動者能夠真正享受文化、文明和民主的福利[3]，建設比資本主義更進步的精神文明。

習近平總書記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的立場來看待和處理文化問題，在時代和實踐的交互中不斷深化、鞏固人在文化中的主體地位，創造了彰顯人民性的習近平文化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一方面，習近平文化思想進一步強化了人在文化建設、文化享有中的主體性，并提出了極具指導性的文化政策。在文藝領域，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4]，主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教育領域，習近平總書記不斷回答“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這一根本問題，堅持人的主體地位，竭力破除教育功利化頑疾，努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大力發展文化事業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權益，讓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斷邁上新臺階[5]。另一方面，堅定文化自信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主題，習近平文化思想及其實踐極大地增強了人民的文化自信和人民文化實踐的歷史主動性。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歷史眼光把握中華文明，道出了中華文明的特性、底蘊、價值和力量，不斷用馬克思主義真理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優秀因子并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守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使基于深厚文明底蘊的文化自信達到新的高度，創造性地提出“四個自信”，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深層、更持久的力量。在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導下，黨領導人民在文化活動中的自覺性、主動性、創造性與以往任何時期相比都處于更高水平，人民群眾在文化創造、傳播過程中的主體意識也更加強烈，對完成文化使命、實現文化理想充滿信心，以奮發蓬勃的精神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闊實踐。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理論上掀起了“文化主體是人”的哲學變革，那么習近平文化思想則是在具體實踐中確證、強化了“文化以人為主體”的理念，推進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國化時代化。

3.習近平文化思想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視域下的意識形態批判思想

文化不等同于意識形態，但是文化與意識形態都不能脫離經濟基礎和生產關系而存在，都表現了一定的政治性、階級性。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統治本性，指出那“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1]。資產階級要維護本階級的長久利益，追求永恒的統治，并始終為統治合法性做辯護，這是資產階級思想深處的認同。他們借助所謂的“中性的文化”裝扮帶有政治性和階級性的意識形態，或從自身的既得利益出發創造出看似合理的制度、規范，或在社會分工的條件下聯合那些專門從事精神文化生產的理論家、哲學家、思想家生產出所謂的“科學概念”和“思辨的知識體系”，以此將階級利益表達為社會的共同利益。相對于意識形態而言，文化更容易被解釋為中性的、非階級性的，這使得文化更容易被人們普遍接受，資產階級正是利用這一點，以文化為中介建構普遍認同的意識形態，從而強化階級統治，遮蔽階級對立，欺騙社會大眾。馬克思、恩格斯在面對物質利益難題和深入了解人的現實生活之后，深刻地認識到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與文化的糾纏，批判資產階級利用自身的權力，運用文化這一工具宣傳階級的主張。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揭露了統治階級用“自我規定著的概念”[2]來成就個人思想普遍化的秘密，批判了資產階級將文化與意識形態相勾連而施行統治的思想和行為，這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重要觀點。

習近平文化思想汲取古今中西政治問題的教訓，并結合意識形態斗爭的新問題、新形勢、新挑戰，深化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文化與意識形態的思想。習近平總書記敏銳地意識到，當今社會的意識形態斗爭極為隱蔽，網絡已經成為西方搞意識形態斗爭的主戰場，某些西方國家打著“新聞自由”的幌子攻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抹黑、丑化、妖魔化中國可謂無所不用其極”[3]，我們“面對意識形態領域尖銳復雜的斗爭特別是‘顏色革命的現實危險”[4]。同時，我們黨深刻地認識到，意識形態斗爭已經不僅僅表現為一國范圍內階級間的斗爭，還表現為世界范圍內的制度之爭、社會性質之爭，這是一場持久戰。習近平總書記立足我們所處時代的意識形態之勢，明確了意識形態工作的現實地位，指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5]，“是為國家立心、為民族立魂的工作”[6]，并科學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意識形態、怎樣建設意識形態的重大命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確立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黨對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深入開展網上輿論斗爭，堅決有效防范化解意識形態風險，著力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等等。這些重要論述構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意識形態篇，是基于實踐探索的認識升華。習近平文化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批判理論，為新時代做好意識形態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習近平文化思想以馬克思主義為魂脈，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脈，以人民為中心，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方向，以文化具體實踐為根基，以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為使命，系統地回答了在新時代中國要建設什么樣的文化、如何建設文化等重大時代命題，為推進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國化時代化作出重大理論貢獻。

二、習近平文化思想對黨的文化思想的理論貢獻

黨的文化思想的產生與時代的脈搏緊密相連，與黨的時代任務同頻共振，在實踐中不斷得以充實。而科學思想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1]。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謀求民族獨立、人類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實踐中形成了一系列關于文化的基本觀點和看法，在不同歷史時期提出了具體的關于文化的論述，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制度和文化方針，構成了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系列文化觀。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既繼承了以往的思想材料，又立足于變化發展的現實，對黨以往的文化理論做了時代化、系統性的詮釋，并不斷提出新的理論。習近平文化思想是在實踐中不斷展開的、開放式的理論體系，在中國共產黨文化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使得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奮斗，形成了具有突出的革命性、斗爭性的文化觀。這一時期，我們黨注重推進黨內文化教育和群眾文化教育，思考“為什么人”的問題，初步形成了人民文化觀。當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時，黨高舉革命的旗幟，同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和文化侵略做斗爭，提出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2]的觀點。同時，毛澤東還對文化與政治、文化與經濟的辯證關系作出歷史唯物主義的解讀，并提出改變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文化上被統治的舊面貌，建立政治上自由、經濟上繁榮、文明上先進的中國的使命任務[3]。此外，這一時期的建立文化統一戰線、通達古今、傳承傳統文化、傳播馬克思主義等思想主張，共同推動了黨的文化思想的發展和文化建設的展開，為黨更好完成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使命提供了堅強的思想文化支撐。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不斷探索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出了一系列文化建設思想，彰顯了突出的科學性、人民性的特質。其一，明確了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核心力量，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指導黨的思想的理論基礎；其二，深化了文化的人民性的世界觀，確立了文化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其三，提出了黨的第一個基礎性的、長期性的文化建設方針，即“雙百方針”，為學術和藝術的發展提供保障；其四，提出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觀點，為處理古今中西文化關系提供根本指南，為創造新的民族文化、增強民族自信提供文化保障。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文化思想底蘊深厚、與時俱進，為后來文化建設實踐的開展和文化思想的深化奠定了主基調，指明了總方向。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奮力推進現代化的偉大實踐，逐步形成了具有突出的開放性、協同性特質的文化思想。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繼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文化觀的基礎上，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化發展方向，創造性地回答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時代命題，提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要求和“三個面向”“四有新人”的發展目標。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形成了以先進文化為內核的觀點，指出黨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強調先進文化之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意義，并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體實踐的深入結合中，提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的概念和基本要求。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思想和實踐推向新的高度，形成了以和諧文化為主題的新觀點，立足于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將建設和諧文化作為當時我國文化建設的主題，并提出切實把社會主義和諧價值體系融入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的要求。在世界文化交流愈發頻繁的背景下，我們黨注重在全球化這一更為宏闊的坐標系上觀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出“實施文化走出去戰略”[1]，確立了不斷提升文化軟實力，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的目標。

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守正創新，在總結概括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把握國內外文化領域發生的新變化，及時回答關于文化的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提出了一系列適應時代之變、順應時代之需的新觀點新論斷新范疇。第一次明確把堅持文化自信作為文化發展乃至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精神支撐；第一次系統闡明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第一次提出“兩個結合”的基本方法，并創造性地提出“第二個結合”的新命題，實現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第一次確立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第一次提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時代任務；第一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議的世界主張；等等。這些新觀點、新論斷是理論創新的最突出表現，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共產黨文化思想的話語體系和理論寶庫。

習近平文化思想是文化的價值、立場、目標、功能、方法的有機統一體，將文化問題的各個方面聯系了起來，是對以往的文化認識和思想的系統整合和升華。習近平總書記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歷史方位把握文化價值，作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的價值判斷，用新的視角和理念來理解文化的價值和地位；聯系國內與國際，在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背景中把握不同國家、不同民族間文化的差異性，并提出堅持“維護世界文明多樣性”“尊重各國各民族文明”“正確進行文明學習借鑒”等原則，統籌推進不同文化交織互鑒、共同發展，彰顯了胸懷天下的文化觀；貫通歷史與現實，概括總結中國共產黨以往對待中華文化的經驗和方法，強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實意義，推動了“雙創”和“兩個結合”，強調了意識形態工作的戰略地位，提出“三個事關”來表明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極端重要性；結合理論與實際，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指導地位，一以貫之地以黨的全面領導為根本保證，以人民至上為根本立場，推進社會發展進步，基于文化建設的現實成就和價值追求，提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開展貫通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加強文化人才隊伍建設、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等具體實踐，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系統工程。

概言之，習近平文化思想是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思想體系，既有對中國共產黨以往文化理論的堅持與繼承，又有關于文化的價值、使命、實踐方法的創新與發展，彰顯了我們黨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習近平文化思想是一個不斷展開的、開放式的思想體系，也必將隨著實踐的發展、認識水平的提升而繼續深化、拓展，指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將社會主義文化事業不斷向前推進。

三、習近平文化思想對反思與超越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思想的理論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立足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深入理解世界文化的發展趨勢和現實本質，科學認識文化在各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意義，正確掌握人類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積極回答世界文化發展的時代命題，形成了關于世界文化發展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沖破了西方資本主義文化觀的藩籬，為推進人類社會文化發展作出了有益的理論貢獻。

1.敘說文化的世界性與民族性的辯證統一關系，沖破具有霸權主義色彩的西方文化觀藩籬

縱觀人類文明史，多樣的文化在傳播中互滲，在交流中融合，在沖突下發生脫胎換骨的轉型。在全球化序幕尚未被揭開的時代，幾大文明體系處于相對封閉隔絕的狀態，形成了相對獨立的文化體系。而地理大發現使世界文明發生巨大變化，一種以統一性的文化統攝地方文化或民族文化的意識與模式出現了。這一極具自我中心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文化觀伴隨著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浪潮，不斷深化、內化并趨于體系化。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上升期，受資本逐利本性的驅動，資產階級奔走于世界，不斷擴大市場、傾銷商品、掠奪資源。同時，為了獲得對外殖民的合法性，他們摧毀其他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割斷其他民族與祖先的文化聯結，瓦解被殖民國家的文化根基，使得所謂的“落后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依附于西方現代國家。

20世紀中葉之后，世界上多數國家、地區實現了政治解放和民族獨立，某些國家想通過熱戰、侵略等方式操控其他國家的意圖已較難得逞，于是他們變換了手段，通過控制他國的文化思想、意識形態來顛覆別國的政權。同時，西方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水平、科技水平普遍高于剛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戰陰霾且政治、經濟、文化尚未穩定的國家，西方國家優越者的形象不斷被強化，進一步增強了一些非西方國家的依附性、妥協性、被動性，導致其屈從于西方的意識形態，弱化自我的文化主體性。概言之，“先進的”西方文化與“落后的”非西方文化的對壘關系裹挾著人們的思想觀念，造成了世界文化不平等甚至相互對立的局面。

西方文化霸權思想在世界現代化的具體實踐中愈演愈烈。隨著發展中國家邁向現代化的步伐愈走愈快，西方發達國家加緊推行文化霸權戰略，竭力推行西方現代化的價值觀，鼓吹西方現代文明是絕對優越的文明，并根據自身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創造所謂“普世”的概念和理論，以自身的價值尺度判斷、衡量世界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水平，用“現代化=西方化”的公式禁錮著人們的思想，統攝著人們的行為，操控著世界現代化的走向。在當今社會，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仍延續著“舊思維”，基于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強盜式的霸權主義，借助互聯網、數字技術等手段，以更為隱蔽、更易被接受的方式加快對外滲透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主導的文化思想、價值觀念，擠壓他國文化的生存空間，削弱他國主流文化、傳統文化的影響力、表達力、引領力和公信力，動搖、瓦解別國的上層建筑。

習近平文化思想既蘊含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相統一的總的看法，又包含推進多元文化共存、人類文明共同進步的方法論主張，是先進的世界觀與科學的方法論的統一，超越了具有狹隘性、自我中心的西方資本主義文化觀。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把握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歷史變遷和世界文化相互交織的歷史圖景，多次以“一枝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作喻，生動形象地反映了我們黨對世界文化關系的總的看法，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和而不同”等古語哲思表明了中華民族對文明平等、包容互鑒的長久追求，以“讓世界文明百花園姹紫嫣紅、生機盎然”[1]等呼吁表明了我們黨對文化交流互鑒、共同進步的美好愿望。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多樣性、世界文明共同進步等的重要論述，共同塑造了習近平文化思想突出的世界性，為引導人們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當代中國與世界的文化發展走勢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為超越西方資本主義狹隘的世界觀作出理論貢獻。

習近平文化思想不僅在世界觀上實現了超越，還提供了推進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相統一的方法論。一方面，要求保持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主動性，牢牢把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根脈，增強文化認同、堅定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自覺，進而實現文化自強，“努力創造光耀時代、光耀世界的中華文化”[1]。另一方面，將不同民族文化的求同存異、互動交往等問題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域中予以考察。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握不同文化相互激蕩、時有沖突的現實，堅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2]，并面向世界發出了極具建設性、操作性的全球文明倡議，為回答世界需要什么樣的文化、怎樣建設人類現代文明等重大命題提供了中國答案、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概言之，習近平文化思想既展現了保持中華文化先進性、主體性的勇氣，又彰顯了敢于吸收外來文化優秀成果的魄力，既展現了平等對待一切文化的大國胸襟，又為推進世界文化共同發展貢獻了智慧，為超越具有霸權主義色彩的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思想、推進世界文化共同發展繁榮作出了世界觀和方法論貢獻。

2.敘說文化主體的廣泛性，超越具有精英主義色彩的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思想

習近平文化思想蘊含文化建設人民至上、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等主張，超越了物質利益至上、精英主義的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思想。在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中，無產階級處于“勞動異化”的狀態，無產者不占有財富，不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在資本主義初期，工人們過著赤貧的生活，“以致工人非現實化到餓死的地步”[3]，無暇顧及精神文化層面的需求，“一切理性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教育卻被嚴重地忽視了”[4]。而反觀資產者，他們既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又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5]。在啟蒙思想的影響下，隨著工業、科技的發展，資產者的財富積累起來了，文化水平提高了，一切自然科學、文學、藝術等文化樣態都被打上資本主義的烙印，并被裹挾進資本主義生產框架之中，使得文化日益被物質的枷鎖束縛，淪為資本的工具。概言之，一方是勞動者物質和文化的貧乏，另一方是非勞動者財富和文化的積累，文化的天平向“資產者”一方傾斜。不可否認，工人爭取權利的運動和資本主義自身的危機迫使一些西方國家調整生產關系，施行福利政策，增加大眾受教育、參與文化活動的機會，不斷擴大教育范圍。例如，英國曾開展大學推廣運動，主張自由教育是面向所有人的。然而，精英主義的文化觀在歷史的嬗變中仍不可撼動，并以各種形式存在著。極端精英主義者固守精英文化立場，不斷宣揚文化是少數人享有的特權，認為文化走向大眾，就會跌價，極力抬高少數人、特權階級在文化領域中的地位，將大眾極力排擠在外。溫和精英主義者不否認文化走向大眾的必然性，但是他們操控著文化的生產、傳播、再生產的木偶線，不斷鞏固自身在文化領域的壟斷和獨裁地位。而這一切活動在當今社會被轉移到互聯網之中，大眾獲得文化產品的速度和數量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民享、民有、為民的文化訴求看似得到了滿足，但實際上，精英主義的文化觀仍統攝著文化的生產與分配，文化統治仍在隱秘的空間存在著，而互聯網技術的加持，甚至使得人們“頭腦”的每一方領域都被少數人以更為隱蔽、更為便捷的方式操控。

習近平文化思想以廣大人民群眾為主體，以“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盵6]為價值追求，堅持全體人民共同創造文化、享有文化的主張，超越了主體間不平等的西方文化觀。新時代以來，我們黨在回答文化建設為了誰的重大命題的基礎上，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建設教育強國、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持續激發“以文化人”的制度功用，擴大文化產品的量的供給，推進文化產品質的提升，推動文化制度的頂層設計與具體安排的統一，使得文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概言之，從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權益到滿足人民多樣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理論和實踐，超越了“文化是少數人的特權”的思想觀念。同時，我們黨在回答文化發展依靠誰的重大命題中，將廣大人民群眾視為精神文化建設的“劇作者”“劇中人”“劇評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1]。在推進文化建設的歷史偉業中，中國共產黨始終依靠人民，引導人民群眾做傳承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造就新的文化生命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參與者，充分發揮億萬人民的創造偉力，共同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梢?，習近平文化思想超越了“文化創造是少數人的事”的片面狹隘的思想，進一步強調了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把握了文化方向的人民性，為鑄牢共建共享人類文明的意識作出重大理論貢獻。

四、結語

習近平文化思想貫通傳統、承載現實、面向未來，是內涵豐富、邏輯嚴密、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也是世界文化思想發展的新高峰。習近平文化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形成與鋪展標志著我們黨對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新高度，標志著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在當代中國被賦予時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在長期探索中形成的系列文化觀得到進一步體系化、時代化，意味著新時代的理論觀點和實踐創新有了深厚的文化思想底蘊。習近平文化思想生長于當代中國的時空場域，卻不僅是民族性、現實性的理論建樹，而且具有世界性、未來性的理論價值。貫通思想全局的人民性立場、包容性情懷，從根本上決定了習近平文化思想超越了西方式的文化觀。這一思想在回答和解決文化領域的中國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時，也為回答世界性的文化之問、引領世界文化繁榮發展提供理論指南。習近平文化思想是一個不斷展開、開放式的思想體系，必將隨著實踐的展開而不斷釋放真理價值。面向未來，必須從理論與歷史、理論與現實、理論與未來的結合點上把握這一思想的理論光芒，在習近平文化思想同文化維度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新時代黨的文化使命、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類文明新形態等諸多關系中理解這一思想的理論智慧，在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上不斷彰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真理偉力和實踐偉力，更好推動這一科學理論落地生花，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條件。

〔責任編輯：洪峰〕

[1]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頁。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頁。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頁。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頁。

[6]《習近平著作選讀》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63頁。

[1]《習近平著作選讀》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9頁。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頁。

[3]《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4頁。

[4][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16頁，第315頁。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551頁，第554頁。

[3][4][5][6]《習近平著作選讀》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54頁，第311頁，第147頁，第36頁。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頁。

[2][3]《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709頁，第663頁。

[1]《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1年10月26日。

[1]《習近平出席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并發表主旨講話》，《人民日報》2023年3月16日。

[1][6]《習近平著作選讀》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27頁，第16頁。

[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頁。

[3][4][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頁，第425頁，第550頁。

[1]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3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