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視角下第三次分配的邏輯觀照與實踐路徑

內容提要 第三次分配實施的本質在于優化社會資源的配置、改善收入分配機制的不合理。深刻認識與理解第三次分配的主體與客體，才能更好地把握第三次分配的主導機制，促進第三次分配作用的發揮。在財富再分配助力共同富裕實現的過程中，不僅要考慮到第三次分配，也要從整體性的視角出發對財富分配的內容與分配效應進行反思。我國追求的共同富裕是精神富裕與物質富裕的統一，這一特點應該體現在財富創造與分配的全過程中。同時，財富的分配效應也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衰減，隨著分配次數的增加，分配效應在逐漸降低。因此，要充分發揮第三次分配在財富再分配過程中的作用。不僅要推動現有公益慈善事業的轉型升級，還要積極創新與拓展第三次分配的實踐路徑與形式。在順應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變革的同時，推動共享經濟的發展，探索企業社會責任的創新形式，共同促進第三次分配發揮更大效應，助力我國早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關鍵詞 共同富裕 第三次分配 分配制度 公益慈善

李梅，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新時代共享發展理念的邏輯機理與動力機制研究”（22CKS034）的階段性成果。

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斗目標。2021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正式出臺，促進了我國對于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進一步探索。自改革開放政策實行以來，我國的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歷史性跨越。然而在蛋糕逐漸做大的同時，我國面臨的貧富差距問題也日益嚴峻，基尼系數長期處于較高水平[1]。因此，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解決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已經成為我國奮力實現共同富裕過程中面臨的關鍵問題。

科學合理的分配制度是促進我國共同富裕目標實現的基礎性制度安排。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初次分配與再分配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國居民的基礎收入與財富格局，第三次分配的重點在于社會資源的優化與配置，改善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緩解貧富差距與社會不平等等社會問題。近年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第三次分配作用，黨的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九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多次提出要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公益慈善事業。這彰顯了我國努力實現共同富裕的決心與信心，與此同時，第三次分配也成為助力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環節。

關于第三次分配何以助力共同富裕，學界已形成一些共識：一是第三次分配在助力共同富裕過程中的定位與角色。第三次分配是對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有益補充[1]，這種補充性的角色會在未來將持續很長時間。二是第三次分配的基本特征。第三次分配建立在行為主體自愿自主的基礎之上，不應受到外力的強迫或者干預[2]。政府在第三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的實踐過程中更多扮演著指導與輔助的角色。三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實踐形式。慈善捐贈、志愿服務等傳統的公益活動形式依舊是第三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實踐的主要載體[3]。除了這些基本共識，學者們對第三次分配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看法不同。其一，對于第三次分配的主體性認識。不論是將第三次分配的主體界定為公益慈善組織[4]，還是將其定義為市場組織或者其他更廣泛的社會主體[5]，都對后續一系列理論與應用研究產生不同影響。其二，關于第三次分配的主導機制。有學者認為第三次分配本質上是由社會機制主導的資源配置活動[6]，也有學者認為道德力量才是第三次分配發展的關鍵因素，是第三次分配的主導性力量[7]。

本研究基于上述討論，嘗試對第三次分配的本質性問題進行理論回應，并進一步厘清第三次分配與共同富裕的相關問題。從理論辨析與實踐路徑兩個方向入手，對于第三次分配如何助力共同富裕的問題展開多維、立體的分析。對這些內容的探索將有助于在理論層面上深化對共同富裕與財富再分配相關研究領域的理解與認識，在實踐層面上激發第三次分配的內生動力，促進社會資源優化配置，推動我國早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一、第三次分配實施的前提

第三次分配實施的主要目的是優化和改善由于收入分配機制不合理而受到影響的個人或群體。而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形成不僅表現在財富的分配層面，也涉及財富的創造層面。因此在探討如何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目標之前，首先要從財富的創造與分配兩個向度來分析我國收入分配不合理問題的成因?，F階段我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由初次分配與再分配兩種調節方式構成。

1.初次分配面臨結構性失衡

初次分配在我國居民財富分配格局中占比最大，是基礎性的分配方式[8]。因此，初次分配也被稱為國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是指在產品和勞務的生產過程中，按照各生產要素主體對產出直接做出貢獻的大小給予貨幣補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民收入經過初次分配后，形成勞動者個人收入、企業收入和國家收入等三種收入。初次分配的結構性失衡是從財富的創造向度上導致我國居民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根本性原因，因而現階段的收入分配改革應以初次分配制度改革為重點[1]。

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在初次分配過程中存在一些結構性失衡問題，這給后續的財富分配機制帶來很大壓力。這種結構性失衡主要體現為居民部門、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的收入分配結構失衡。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資本收入（包括財產收入和經營性留存）分別是居民部門、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的主要收入來源[2]。研究發現我國居民部門的勞動報酬占GDP比重較低，行業壟斷、行業歧視或行業間收入不平等較為突出[3]。此外，國民的工資性收入增速遠低于GDP增速[4]。造成這種失衡現象的一個主流解釋是企業和政府對國民收入構成擠占效應，體現為市場部門資本收入占GDP比重與政府部門生產稅凈額占GDP比重較高[5]。這些現象的產生受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國有企業改制與壟斷等相關經濟政策與經濟行為的影響[6]，也反映了我國當下的市場經濟環境仍不夠健全和不夠完善。

2.再分配加劇利益關系失衡

再分配通常被稱作國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是在國民收入第一次分配的基礎上，通過所得稅、轉移支付等形式對初次分配后的國民收入進行的再分配。它是調節初次收入分配差距的主導手段，也是促進共同富裕目標實現的重要手段。當前，我國的稅收政策、社會保障政策在進行再分配的過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完善不合理的地方[7]，以再分配方式加劇利益關系失衡的現象依然頻繁發生。以社會保障制度為例，學界有關社會保障體系對再分配的調節效果存在不同的聲音與觀點[8]。持正向調節論者認為我國現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及其轉移支付對緩解地區間、城鄉間的貧富差距有一定效用；持逆向調節論者認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調節收入分配的效果不甚理想，甚至對收入分配有逆向調節作用，存在累退效應[9]。這種逆向調節作用主要表現為社會保障制度體系的碎片化、差別化等。因此，再分配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加劇了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

當下我國面臨的經濟發展目標已經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基調轉向“追求共同富?！薄靶逝c公平統一”的政策基調。伴隨著初次分配與第二次分配的實施，我國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收入分配格局已經初步形成，但是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等問題也隨之產生，規范收入分配秩序，規范財富積累機制，完善分配制度也越來越受到社會關注。

二、第三次分配的理論基礎與邏輯觀照

“第三次分配”這一概念在國內最早由厲以寧教授提出，他對中國的收入分配進行了清晰的介紹：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場按照效益進行分配，這意味著生產要素提供者在市場競爭中按照競爭結果進行分配[1]。因此，基于市場進行的初次分配不僅會產生收入差距，而且常常會產生較大的差距。第二次分配正是政府兼顧公平與效率的原則，通過稅收調節、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方式進行的收入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過個人收入轉移和個人自愿繳納、捐獻等非強制方式再一次進行分配。厲以寧認為在中國第三次分配是客觀存在的[2]。他認為這種分配方式既不源于市場也不源于政府，而是來自社會力量的崛起與個體需求的持續發展。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與居民收入的增加，個體逐漸產生更高層次的需求，例如自愿捐贈、志愿服務、參與公益慈善事業與社區互濟互助等。因此，第三次分配存續的事實基礎正是這種發端于公民自愿性質的、基于個體自身需求產生的收入調節活動。也正是這一概念高度的主觀性與模糊性，致使對第三次分配這一概念以及第三次分配與共同富裕之間的關系的認定出現諸多爭論。這些爭論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關于第三次分配主體性的認識。本文就第三次分配的主體與客體、社會屬性與道德屬性這兩個理論問題進行討論。二是從共同富裕的視角出發，對于財富分配的內容與分配的效應進行整體性的反思與審視。這個過程不僅要考慮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與再分配對于共同富裕實現所發揮的主導性作用也不應該被忽視。

1.第三次分配的主體與客體

第三次分配本質上是一個資源再配置、再組合與不斷優化的過程，但這個過程并不是簡單的財富轉移與資源流動，而是涉及資源的優化配置與高效利用，以實現社會資源的有效整合與社會福利的最大化。由此，延伸出來了一個關于第三次分配的根本性問題：資源從哪里來？流向哪里去？這就涉及第三次分配的主體與客體這個更深層次的問題。

第三次分配的主體應當是參與資源再分配的各方行為主體，包括政府、市場與社會各部門。學界與實務界常常將第三次分配等同于公益慈善。相當一部分研究將公益慈善視作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實踐形式[3]。本文認為，公益慈善這一實踐方式并不能涵蓋“社會”部門下所有類型的資源分配活動。第三次分配與公益慈善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當前學界對于財富的三次分配方式基本上達成共識，它們隸屬于三種不同的資源分配主體，即市場、政府與社會。第三次分配當歸屬于社會部門，厲以寧文章中對于第三次分配的闡釋——“非交易的關系和活動”[4]能夠很好地展現其社會部門的性質。所以，這種非交易的關系和活動方式不僅包括公益慈善，而且還應當囊括基于社會關系的資源分配、沖突所導致的分配以及共享經濟等多種方式[5]。由此可見，第三次分配的主體與定位是頗為廣泛的。對于第三次分配這一概念的主體性認識要超越傳統的慈善組織與志愿組織，它不應受限于某一組織類型。相反，第三次分配的研究框架與實踐機制應當建立在多部門協同合作的基礎上。如果我們對于第三次分配主體性等相關問題的研究視域局限于公益慈善問題的話，就難免落入對于傳統公益慈善事業實踐路徑的依賴，從而忽視第三次分配在調整資源的重組分配、促進社會公平與正義以及改善市場經濟效率方面的巨大潛力與無限可能。

第三次分配的客體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窮人”。誠如前文論及的，我國的收入分配結構在初次分配與再分配過程中存在結構性失衡、利益關系失衡等問題，而收入分配結構失衡可能會對社會各個階層成員造成影響，而不僅僅對社會底層群體帶來影響。部分群體受到結構性或者系統性的不平等收入分配問題的影響，未能得到應有的回報。因此，第三次分配不是一個扶貧問題，其主要目的在于優化和改善那些由于收入分配機制不合理而受到影響的個人或群體。第三次分配的實施也不單純是解決貧困問題，而是為了促進一個更加公平、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體系的建立，通過調整和補償機制來解決初次分配與再分配過程中的結構性失衡、利益關系失衡等問題，保障全體社會成員能在“蛋糕不斷做大”的過程中獲得合理報酬。因此，全面深刻地認識與理解第三次分配的主體與客體，對于第三次分配的實踐路徑及其后續研究有著關鍵意義。這也有助于充分發揮第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改革中的作用，構建一個更加友好、包容與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社會體系。

2.第三次分配的社會屬性與道德屬性

社會屬性與道德屬性這兩個核心概念在有關第三次分配的主導機制的研究中高頻出現，然而有關二者的定位卻很少得到闡釋與區分。有研究認為，社會屬性應當成為第三次分配的關鍵抓手。盡管第三次分配崇尚道德屬性的作用，期望以道德約束促進社會資源的自愿流動與轉讓，但第三次分配的本質是社會資源的流動與整合[1]，道德機制的參與只是一種廣泛的催化劑。不僅在第三次分配，在初次分配與再分配過程中，道德的力量也深嵌其中。20世紀70年代歐美經濟學界興起的道德經濟學就是道德力量影響下產生的一種政治經濟形態，其誕生的基礎是各國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不斷加劇的貧富差距與社會不穩定使低收入群體開始產生不滿與抗議[2]。因此，道德經濟學的主要任務是對現有不合理的市場規則與經濟政策進行修正，以達到保護弱勢群體、緩解社會矛盾、完善經濟調控以及保障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目標。這對我國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由此可見，道德屬性的作用不僅存在于第三次分配的實踐過程中，也是引導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重要力量。道德的力量不應被視為一種額外的、“劫富濟貧”式的補充，而應當體現在經濟調控過程中的方方面面。因此，道德屬性應當成為第三次分配的主導性力量。

3.共同富裕：精神富裕與物質富裕的統一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伴隨著共同富裕的持續推進，財富分配逐漸衍生出更為豐富的意涵。對于財富這一概念的解讀已不僅僅停留于經濟學意義上的收入、財產等物質性內容，精神財富等非物質性的內容正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目前，第三次分配是我國追求實現精神富裕的主要載體，其原因主要在于往往發端于“道德的力量”。有學者將道德視為一種產品或生產力，它能產生效用，這種效用是通過道德主體的行為對其自身產生的心靈與精神滿足等來實現的[3]。還有研究認為，有關精神財富的內容已超越經濟學研究范疇，它與個體的精神追求和人民美好生活緊密相關[4]，是個體依據自身的發展需求而產生的更高層次需求。所以，無論是從經濟學、倫理學抑或其他學科視角來理解，個體對精神財富的追求已成為普遍共識。

我國的共同富裕應當是精神富裕與物質富裕的統一，精神層面的富裕與物質層面的富裕應當受到同樣的重視[1]。盡管目前在有關共同富裕的研究中，大部分精神富裕研究聚焦于第三次分配領域，但正如上文所論述的那樣，對于精神富裕的追求與實踐不僅僅體現在第三次分配中，也不應為第三次分配所獨有，事實上，它也被應用于初次分配與再分配過程中。精神富?；蛘哒f對于道德的追求，是財富的創造與分配過程中無法避免的因素。無論是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提出的道德人假設，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義利觀，其探討的根源都圍繞著人性展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人本邏輯”將不斷超越“資本邏輯”[2]，因此，共同富裕不僅是一個物質資料的生產與分配問題，也是一個精神富足與道德建設問題。對于精神富裕的追求應當廣泛貫穿于財富的創造與分配的全過程中。

4.共同富裕：基于財富分配效應的審視

我國當前已經初步形成以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為主要模式的財富分配格局。本研究認為財富分配方式帶來的分配效應存在邊際衰減效應（如圖1所示）。即在財富分配過程中，隨著分配次數的增加，分配方式發揮的分配效應在不斷衰減。其中，由市場部門主導的初次分配對于收入分配差距起著主導性作用，這主要是由我國經濟增長的非均衡特征所決定的[3]。這一特征的積極之處在于能夠發揮個體的勞動積極性，消極之處在于會造成收入極化。因此，由公共部門主導的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調節了初次分配帶來的國民收入分配失衡狀況，這一分配方式涵蓋政府轉移支付、稅收、社會保障等，養老金和退休金收入、政府的各種補助收入等[4]。但這種調節作用更多體現為一種“放大鏡”功效，如果初次分配結構陷入失衡狀態，試圖通過再分配方式加以扭轉是很困難的。如前文所述，再分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初次分配中出現的結構失衡與收入不平等，其帶來的改善效應亦十分有限。

第三次分配建立在前兩次分配的基礎之上，試圖對收入分配不均進行調節，現有的主要渠道是慈善捐贈。在財富再分配的效應分解中，由慈善捐贈所帶來的財富再分配效應大約為0.5%[5]，分配效應非常有限。所以，第三次分配在我國收入再分配調節體系中發揮的是補充性作用[6]，其產生的分配效應非常溫和。當前主流研究將第三次分配視為獨立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種新的分配形態。寄希望于社會機制能夠獨立于市場與政府，通過大力發展公益慈善事業以縮小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緩解收入分配失衡局面，是不太現實的。分配次數的增加并不意味著分配效應的顯著提升。所以，要審慎對待有關第三次分配的分配效應等相關問題。對于有關共同富裕與財富分配問題的相關研究，相較于分配次數（N）而言，分配效應（F）更應當成為研究重點。

三、第三次分配助推共同富裕的實踐路徑

共同富裕是現階段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主要戰略目標，要努力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與發展的成果，努力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因此，共同富裕不僅要考慮經濟的增長，還要兼顧財富的分配。當前我國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處在波浪式發展、曲折式前進的進程中，數字社會的轉型與風險社會的形成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很大挑戰。因此，要在保障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前提下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進程。第三次分配恰好處于這樣一個重要的窗口期和機遇期。要充分認識與把握第三次分配這一理論與實踐工具，挖掘第三次分配對于改善與優化財富分配機制的潛能與動力，借助第三次分配提升市場經濟的效率，促進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進而推動社會福利最大化發展。這不僅是全面實現共同富裕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路徑，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體現。

在第三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發展的實踐過程中，要深刻理解與認識第三次分配主體的復雜性與多元化。第三次分配既不能被視作一個公益慈善問題，也不應被理解為簡單粗暴的財富掠奪與轉移流動。它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革息息相關。因此，對于第三次分配實踐路徑的探索要從以下兩個思路來進行。一方面，推動現有的公益慈善事業轉型升級。促進傳統慈善行業加速融入數字社會的發展進程，提升公益慈善事業在第三次分配過程中的實踐效應與社會影響。另一方面，積極向外拓展與創新第三次分配的實踐路徑與分配形式。鼓勵并支持企業、政府、個人等積極參與第三次分配，充分調動與協調社會資源，進而最大化地挖掘第三次分配的潛能與活力。

1.推動公益慈善事業的轉型升級

建設數字慈善新業態，豐富慈善實踐機制。從目前的經驗來看，傳統公益慈善事業給第三次分配帶來的改善效應十分有限?，F有研究表明，在財富分配效應的分解中，再分配具有80%以上的分配效應；第三次分配的貢獻率不足20%，分配效應較低，而其中由社會捐贈帶來的效應大約為0.5%，分配效應非常有限[1]。因此，如何在當前快速變革的數字社會環境中引導公益慈善行業積極轉型，豐富慈善實踐的形式與機制，發展與建設數字慈善行業的新業態已經成為第三次分配過程中面臨的一個現實挑戰。要鼓勵慈善組織自身積極適應社會發展的潮流，學習運用新方法、新工具，不斷提高慈善組織在互聯網社會中的競爭力；政府等相關政策機構要加強對數字慈善相關實踐的干預與引導，為慈善組織的數字轉型提供友好的政策支持與服務保障，助力慈善組織的數字化轉型；互聯網企業等相關市場組織要積極承擔社會責任，順應社會發展的需求，協助傳統慈善組織搭建相關慈善信息與數據平臺、網絡慈善監管平臺等，從技術支持的角度助力慈善行業的數字化轉型與升級。

培育多樣態慈善文化，健全慈善參與機制。慈善文化能夠潛移默化地影響民眾的價值觀、行為習慣和社會規范，進而引導和規范慈善行為。這不僅是我國推動第三次分配實踐的重點內容，也是促進全社會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手段。傳統慈善事業大多有官方背書與支持，政府通過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來推動慈善事業的發展；現代慈善事業的發展則更加靈活與獨立，自我造血的功能也逐漸強化。因此，要避免傳統慈善對于“官辦”的過度依賴，鼓勵多元主體開展慈善實踐，推動慈善事業獨立、科學地發展。公益慈善實踐的發起主體不應拘泥于政府與群團組織單位，由民營企業、社會企業、非營利組織等多元主體帶動的社會涓滴效應亦不容小覷。要加強對多樣態慈善文化的傳播與推廣，促進豐富多元的慈善文化與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實踐緊密結合。鼓勵全社會積極參與多樣態的公益實踐，建立健全公益慈善組織的參與機制，進而增強公益慈善行業在第三次分配過程中發揮的社會效用。

2.拓展與創新第三次分配的實踐路徑

發展共享經濟，助力協作共贏。共享經濟與第三次分配具有相近的發展理念。第三次分配的主要目的在于改善不合理收入分配結構，對社會資源進行優化配置與高效利用。共享經濟的誕生和發展正是基于資源的閑置與過剩[1]。作為一種新的商業形態，共享經濟的發展能夠在兼顧供需雙方需求的基礎上，實現供需雙方的協作與共贏，其實踐模式一般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產品服務系統的共享、再分配市場中對閑置資源的再利用、協同式的生活方式等[2]。共享經濟的本質特征是對閑置資源的共享與再利用，這與第三次分配的發展理念不謀而合。因此，共享經濟的出現與發展能夠切實有效地推動第三次分配的落地與實踐，調節與緩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在推動共享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中，國家與政府可以借助共享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市場經濟中的閑置產能與過剩資源，實現閑置資源的再配置，提高閑置資源的利用率，從而達到共享發展的目的。在微觀實踐層面，消費者在參與共享經濟的同時也成為生產者，生產與消費的界限在共享經濟中變得模糊[3]。因此，每個人都既能夠在平臺中發起需求，也能夠在平臺中產生供應。這種新的生產關系為社會資源的利用與分配模式帶來顛覆性的改革，也為第三次分配的實踐提供了良好的市場基礎。因而，第三次分配也應積極適應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變革，借助于共享經濟的發展平臺，不斷創新與拓展第三次分配推動共同富裕的有效實踐路徑。

創新企業社會責任，探索可持續發展模式。企業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載體，承擔財富創造與分配的重要職責。企業積極踐行社會責任不僅有助于我國第三次分配的實踐，也對改善財富的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格局具有重要戰略意義與實踐價值。一般的企業社會責任往往體現為直接的利益讓渡與轉移，如金錢捐贈、實物捐贈、志愿服務等。這種直接的財富轉移與流動通常無法可持續發展。因此，要嘗試探索與創新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機制，鼓勵企業發揮業務優勢，將社會福祉、社會責任與企業可持續發展緊密結合。對于企業而言，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有助于維護良好的企業形象，獲得豐厚的社會資本，增加消費者信任。因此，在努力實現共同富裕的進程中，讓企業社會責任與社會需求相適應，能夠在保證企業贏利的同時，也能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與調節，進而提升整體社會福祉。這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之道，也是第三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實現的重要力量。

四、結語

促進收入分配趨于合理、緩解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是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任務。第三次分配正是黨和國家在邁向共同富裕的實踐過程中進行的積極有益探索，其本質在于優化與改善我國收入分配機制不合理的問題。要全面認識與深刻理解第三次分配的主體與客體，更好地把握第三次分配的主導機制，重視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在財富再分配助力共同富裕實現的過程中，不僅要考慮到第三次分配，也要從整體性視角出發對財富分配的內容與分配效應進行反思。我國追求的共同富裕是精神富裕與物質富裕的統一，這一特點應該體現在財富創造與分配的全過程中。同時，財富的分配效應也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衰減，隨著分配次數的增加，分配效應在逐漸降低。因此，要充分發揮第三次分配在財富再分配過程中的作用。

在第三次分配推動共同富裕發展的實踐過程中，不僅要推動現有的公益慈善事業轉型升級，打造數字慈善發展的新模式，培育多元化的慈善文化，還要積極向外拓展與創新第三次分配的實踐路徑與分配形式。順應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變革，發展共享經濟，創新企業社會責任形式，探索第三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發展的多元路徑。

〔責任編輯：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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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培鋒：《歐美窮人道德經濟學研究評析》，《國外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

[3]郭劍雄：《道德：經濟學邊界擴展的新領域》，《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李建德、羅來武：《道德行為的經濟分析——新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道德理論》，《經濟研究》2004年第3期；王文貴：《道德行為的經濟分析》，《浙江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

[4]王名、藍煜昕、高皓等：《第三次分配：更高維度的財富及其分配機制》，《中國行政管理》2021年第12期。

[1]王愛桂：《從精神貧困走向精神富?！?，《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8年第5期。

[2]王永貴：《深刻把握中國式現代化新飛躍的四維向度》，《南京社會科學》2023年第1期。

[3]周明海、肖文、姚先國：《中國經濟非均衡增長和國民收入分配失衡》，《中國工業經濟》2010年第6期。

[4][5]汪進賢、汪晨：《中國的二次分配與三次分配對收入極化的影響》，《產業經濟評論》2022年第2期。

[6]厲以寧：《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修訂版）》，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44頁；韓文龍、唐湘：《三次分配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與實踐進路》，《經濟縱橫》2022年第4期。

[1]汪進賢、汪晨：《中國的二次分配與三次分配對收入極化的影響》，《產業經濟評論》2022年第2期。

[1]鄭志來：《共享經濟的成因、內涵與商業模式研究》，《現代經濟探討》2016年第3期。

[2][3]董成惠：《共享經濟：理論與現實》，《廣東財經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