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灝《學山堂印譜》版本考述

賈勝岳

內容提要：明崇禎年間張灝編輯之《學山堂印譜》，是印學史上第一部集名家自刻印譜。該譜現存版本較多，印譜質量良莠不齊。本文首先對國內外現存《學山堂印譜》版本作概述，由于序跋、冊數、鈐印質量等皆有不同，進而比較不同版本之優劣，選出最佳善本；其次分析《學山堂印譜》序跋和收錄印章，以此窺看印譜在清代的摹刻與再輯譜；最后以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學山堂印譜》為中心，管窺中國印譜在日本江戶時期印壇的傳播情況。

關鍵詞：張灝；學山堂印譜；版本；日本篆刻

《學山堂印譜》開名家自刻印之先河，歷來流傳版本較多，且國內外圖書館均有收錄，通過對該印譜版本的收集、整理與分析，我們發現這些印譜在收印數量、鈐印質量、序跋數量等方面不盡相同，這為研究《學山堂印譜》帶來一定困擾。因此，梳理并考察不同版本之優劣，成為全面、準確研究該印譜的必要條件。

一、國內外藏《學山堂印譜》版本及優劣分析

張灝（生卒年未詳），字夷令，又名休，號白於山人，明末江蘇太倉人。張灝有著顯赫的家族條件，其父張輔之，“明蘇州府太倉人，字爾贊。萬歷十四年進士。歷官兵科給事中。時神宗深居禁內，疏請帝講學、視朝。前后上四十余疏，論及征倭、鎮壓播州楊應龍叛亂等，皆當時大事。天啟時，官至工部尚書，以魏忠賢擅權，乞歸”[1]。堂弟張溥，“初字乾度，后改天如，號西銘，太倉（今屬江蘇蘇州）人，崇禎四年（1631）中進士，授庶吉士，一年后以葬親乞假而歸，后終身未履官。幼年嗜學，每讀書必手抄，必六七遍方止，故名其書齋為‘七錄齋。熹宗天啟四年（1624）曾與顧夢麟、朱隗、周鐘等十一人成立應社。崇禎初，又聯絡大江南北各文社成立復社”[2]。

顯赫的家庭背景為張灝編排印譜提供了大量的財力支撐。他先于萬歷丁巳年（1617）輯成《承清館印譜》，又于崇禎辛未年（1631）輯成《學山堂印譜》六冊，兩年后增補重輯成十冊?！秾W山堂印譜》現存版本較多，國內外圖書館均有收集。目前，國外共有三所圖書館藏《學山堂印譜》不同版本，分別為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八卷本、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東亞圖書館藏一卷本、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八卷本。

（一）國外圖書館藏《學山堂印譜》版本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學山堂印譜》，為明崇禎四年（1631）鈐印本。該譜尺寸縱29厘米，橫16厘米。印譜卷首題：明古吳白於山人張灝夷令氏鑒藏，婿葛鼐竑調參考。印譜頁面以兩行四列界格劃分，采取上印下注版式，雙面鈐印，始于“學山迂士”，止于“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但該版本未附“名家篆刻姓氏”及印譜序跋，且該版本呈現的部分印蛻有殘損現象，數量達22枚。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圖書館僅藏《學山堂印譜》一卷。該譜尺寸縱為24.5厘米，橫13.7厘米，這是筆者找到的新見版本。根據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漢文古籍目錄記載，印譜卷首題：明吳郡白於山人張灝夷令氏鑒藏。印譜首頁鈐印為“山容涼肺腑”“張灝之印”，末頁為“今之相者兮與肥”“莫謂白云無世法日供詩料送山家”。該版本印譜中的卷首原題“卷二”，“二”字經前人墨筆添作“上”字。

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學山堂印譜》八卷本。該譜尺寸縱30.2厘米，橫17.3厘米，全譜共載印章2048枚。卷首題：明古吳白于山人張灝夷令氏鑒藏，婿葛鼐竑調參考。印譜頁面以兩行四列界格劃分，采取上印下注版式，雙面鈐印，始于“學山迂士”，止于“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序跋作者為董其昌、陳繼儒、王在晉、顧錫疇、陳仁錫、許士柔、楊汝成、李明睿、馬世奇、鐘惺伯、舒曰、張壽朋、方應祥、劉士斗、許國榮、吳偉業、陳萬言、徐日久、項鼎鉉、葛鼏、吳震元、張溥、張灝。后附錄“篆刻名家姓氏”及紅色印刷的《學山張灝主人載白》。

綜合來看國外三個印譜版本，無論是從印譜收入印章的完整性、鈐印質量、序跋數量還是從印譜的可獲得性來看，相比較之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學山堂印譜》著錄印章都最全面，印章鈐印清晰且無殘損現象，封面的包裝亦較為美觀。

（二）國內圖書館藏《學山堂印譜》版本

西泠印社藏《學山堂印譜》八卷本。該譜版框縱29.7厘米，橫16.5厘米。印譜卷首題：學山堂印譜卷之一 ，明古吳白於山人張灝夷令氏鑒藏，婿葛鼒竑調參考。印譜頁面以兩行四列界格劃分，采取上印下注版式，雙面鈐印，始于“學山迂士”，止于“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序跋作者為董其昌、陳繼儒、王在晉、顧錫疇、李明睿、陳仁錫、許士柔、楊汝成、馬世奇、鐘惺伯、舒曰、張壽朋、許國榮、吳偉業、陳萬言、徐日久、項鼎鉉、方應祥、葛鼏、吳震元、周鈿子、張灝、歸昌世、李繼貞、馬世奇。

臺灣圖書館藏《學山堂印譜》四卷本，只存有卷一、卷三、卷四、卷八。該譜版框縱25.6厘米，橫14.4厘米。印譜卷首題：學山堂印譜卷之一 ，明古吳白於山人張灝夷令氏鑒藏，婿葛鼒竑調參考。序跋作者為董其昌、陳繼儒、王在晉、韓日瓚、顧錫疇、陳仁錫、許士柔、楊汝成、李明睿、馬世奇、鐘惺伯、舒曰、張壽朋、方應祥、劉士斗、許國榮、吳偉業、陳萬言、徐日久、項鼎鉉、葛鼏、吳震元、張溥。

上海圖書館藏《學山堂印譜》四卷本，分別為二、三、四、五卷。該譜版框縱21厘米、橫13厘米。印譜卷二首頁題：學山堂印譜卷二，明古吳白於山人張灝夷令氏鑒藏，婿葛鼒竑調參考。印譜共計四篇序跋，分別為董其昌印譜序、陸獻明印譜題跋、李吳滋學山堂印譜序、張灝自序。此版本特殊之處在于墨書小楷釋文。

浙江圖書館藏《學山堂印譜》八卷本。序跋作者分別為董其昌、孫慎行、韓日纘、陳繼儒、王在晉、錢謙益、顧錫疇、兆旸寅、許士柔、楊汝成、李明睿、徐汧、馬世奇、鐘惺伯、舒曰、張壽朋、方應祥、劉士斗、許國榮、吳偉業、陳萬言、徐日久、項鼎鉉、葛鼏、吳震元、周鈿子、張灝，其中孫慎行、韓日纘、錢謙益、徐汧僅此版可見。

蘇州圖書館藏《學山堂印譜》四卷本，分別為首卷、卷一、卷二、卷三。印譜版框尺寸縱29厘米、橫16.5厘米。印譜封面題：學山堂印譜十卷，明崇禎婁東張氏夷令輯本，瓦翁同道珍藏潞淵題眉，辛酉重九。卷首題：學山堂印譜卷一，明吳郡白於山人張灝夷令氏鑒藏。序跋作者為董其昌、陳繼儒、王在晉、顧錫疇、陳仁錫、李明睿、楊如成、許士柔、鐘惺伯、馬世奇、陸獻明、許國榮、吳偉業、舒曰、張壽朋、陳萬言、徐日久、方應祥、項鼎鉉、葛鼏、吳震元、周鈿子、李繼貞。

國家圖書館藏《學山堂印譜》八卷本。該譜版框縱20.3厘米，寬13厘米。卷首題：明古吳白於山人張灝夷令氏鑒藏，婿葛鼒竑調參考。印譜頁面以兩行四列界格劃分，采取上印下注版式，雙面鈐印。序跋作者為董其昌、孫慎行、韓日纘、陳繼儒、王在晉、錢謙益、顧錫疇、許士柔、楊汝成、徐汧、馬世奇、鐘惺伯、舒曰、張壽朋、方應祥、許國榮、陳萬言、項鼎鉉、葛鼏、吳震元、張灝。但該版本缺點之處為未附“篆刻名家姓氏”。

洪洞董氏舊藏《學山堂印譜》六卷本。譜中于每方印章下標注材質。卷首題：明吳郡白於山人張灝夷令氏鑒。序跋作者為王在晉、許國榮、舒曰、李繼貞、王志堅、李吳滋、張壽朋、徐日久、吳、錢龍錫、王在公、陳萬言、黃元會、武文達、吳震元、陳世埈、項鼎鉉、張大復、張嘉、袁德溫、薄澹儒、張灝。

由上可知，《學山堂印譜》諸多版本優劣各異，在卷數收入的完整性、鈐印質量與數量、序跋數量等方面不盡相同。因此，綜合反復比較來看，國外圖書館中，以哈佛大學所藏版本最善；國內版本中，無論是在印譜刊行的整體版面，還是印章與序跋數量的完整性上，都以浙江圖書館、西泠印社藏《學山堂印譜》最善。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印譜版本序跋數量雖然較少卻于印章下方標注印材，抑或是此版本中的序跋為其他版本所未有。因此，在研究《學山堂印譜》時，應當不同印譜之間結合來看，取長補短、互作補充。

二、《學山堂印譜》鈐印在清代的翻刻與再輯譜

《學山堂印譜》在清代享有極高的藝術評價，文人以“連城之璧”來形容：

前明嗜印，推婁東張子夷令。集三橋、雪漁、文休、爾宣、杲叔、梧林諸君子所鐫，編為《學山堂印譜》十冊，鑒賞家胥珍重之。蓋三百年一人而已。近時有欲購者，幾等連城之璧。[3]

或以“重資”求購：

時損重資從江左購致張氏兩譜。[4]

由此可見《學山堂印譜》在清代具有標桿的威望和地位。隨著明亡，家道中落，張灝“學山堂”藏印也逐漸星散，清初有好印者集其舊印，又請時人補摹作刻，或亦輯原譜舊印成譜，仍沿“學山堂”之名，促使《學山堂印譜》在清代廣泛傳播。其傳播過程具體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

第一，“學山堂”中藏印屢經后人學習與翻刻。汪啟淑曾得“學山堂”舊印數十方，輯入《讱庵集古印存》中。該印存集先秦至明代各類古璽、官印、私印、元押等雜印千余方，每頁二至五印不等，印無釋文，但注明印章材質。此譜雖名集古印存，然所見以明代及清初人刻印為多，后汪氏又摹刻“學山堂”藏閑章254方，合原印輯成《臨學山堂印譜》六冊。

第二，輯“學山堂”舊印成新譜。清顧湘購藏“學山堂”中遺印，潘遵祁在《小石山房印苑》中形容他“學山園舊物數百方，亦為君有，稱大觀焉”。顧湘先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集成《學山堂印存》四卷，藏“學山堂”印章93方。后一年又集成《小石山房印苑》，藏“學山堂”印章164方。

三、《學山堂印譜》傳入對日本江戶時期印壇的影響

韓天雍在《日本篆刻藝術》中言及：“日本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對外來先進文化的吸收史?！盵5]日本篆刻的發展依附于中國篆刻，日本早期篆刻發展較為緩慢，直到印學東傳，印譜大量傳入日本，給日本印壇注入了新的活力。結合日本大庭修撰寫的《江戶時代的唐船持渡書的研究》《江戶時期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中田勇次郎編著的《日本的篆刻》等相關文章，以及文章中當時江戶時代船舶載文字、印譜等相關資料，匯總當時“江戶時代中國印譜傳入日本時間表”（見表1），以此來探究日本篆刻在江戶時期對中國印譜的汲取。

由表格可知，《承清館印譜》是目前所確知最早流往日本的中國印譜，而《學山堂印譜》的傳入時間為寶歷十三年（1763）。此階段日本從中國引進的印學書籍與集古印譜已蔚為大觀。

到明治十三年（1880），楊守敬親自前往日本，帶去自己書法作品的同時，還帶去了載于《飛鴻堂印譜》中所藏古印。這加深了日本印人對印章實物的直觀感受，編撰而成了《松石山房印譜》，激起了日本印人前往中國追求篆刻本源的欲望。圓山大迂、中村蘭臺、桑名鐵城等日本印人又相繼前往中國，學習吳讓之、徐三庚、趙之謙、吳昌碩等印人篆法，將其印風帶往日本，廣為傳播。這樣一來，眾多中國印譜通過日本人留學、貿易往來等途徑被帶回日本，經過日本印人的接受與轉化，變成了其獨特的篆刻文化。具有“印圣”之稱的高芙蓉（1722—1784），“通過中國的舶載印譜知道古銅官私印，并注意其藝術性，通過日本古代古印的字體，擴大復古之風”[6]。印學東傳既促進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對外傳播，也促進了日本篆刻藝術的發展，掀起了日本人學習中國古印的熱潮。對于此，陳振濂在其《日本書法史》中寫道：

篆書工具書和中國學者的文字學著作魚貫而出。到山本格安著《六書開示》《說文進余》《駁篆髓》之后，日本出現了第一代專事文字學的學者。與此相對應的是出現了大量的篆刻專門書籍。元祿十年（1697）京都刊行了明代徐官的《古今印史》，首開篆刻書籍出版之先河。其后，吾丘衍《學古編》刊出，伴隨而來的是日本印人的許多印學著作，如木母馨的《鐵筆執誼》等還直接用和文撰寫，其對日本印壇的普及型貢獻不言而喻。[7]

日本看到了中國篆刻獨特的藝術魅力，陳麥青談到《學山堂印譜》在日本書店以高價格暢銷，“以東京最有歷史、最有聲名、最有規模的中國古籍專營店之一的山本書店為例，原鈐印譜之中，明萬歷間甘旸的《甘氏集古印正》、崇禎間張灝的《學山堂印譜》、清代徐堅的《西京職官印錄》、陳鍊的《超然樓印賞》、吳式芬的《古銅印譜稿》（《雙虞壺齋印存》）稿本等，標價都在二百五十萬日元左右”[8]，足以看到日本對《學山堂印譜》乃至中國印譜的重視程度。篆刻藝術東渡日本，令日本印壇感受到了明清時期的篆刻藝術魅力，打開了日本篆刻大門，促進了日本篆刻的發展。

余論

明萬歷以來，張灝遍求當時印人為其篆刻印文內容多為經史詩文的印章作品，先輯成《承清館印譜》。隨著搜集的印章愈來愈多，且家中筑成“學山園”，張灝遂合前譜增為《學山堂印譜》六冊，后新刻印作又大量增多，于是再編成十冊本。印譜影響力之大，在四百年的流傳過程中，出現了多個不同的版本，給印學研究者帶來一定困擾。因此，梳理并比較不同版本之間的優劣顯得尤為重要。

由于本身包含的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印譜自明崇禎問世以來，在清代得到印人大量臨摹，或輯原譜舊印成新譜。后隨著印學東傳，《學山堂印譜》和明代大量印譜又以船舶貿易的方式流傳到日本，并在日本的書店中以高價暢銷。中國印譜傳入日本，既對中國篆刻在日本的傳播起到積極推動作用，也更好地促進當下中日篆刻研究交流。

參考文獻

[1]張?之. 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294.

[2]吳楚材，吳調侯. 古文觀止：下[M]. 張天來，王華寶，主編.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1164.

[3]郁重今. 歷代印譜序跋匯編[M].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342.

[4]黃惇. 中國印論類編[M]. 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10：670.

[5]韓天雍. 日本篆刻藝術[M].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19：19.

[6]小倉慈司. 日本古印譜的研究（序說）：關于藤貞干以前[J]. 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1999（79）：582.

[7]陳振濂. 日本書法史[M]. 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353.

[8]陳麥青. 隨興居談藝[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229.

策劃、組稿、責編：金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