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策略”的文學：伊格爾頓對言語行為理論的新發展

張鳳梅

（安徽工程外國語學院 安徽蕪湖 241000）

伊格爾頓在2012 年出版的《文學事件》（The Event of Literature），一直未引起國內學界廣泛關注。其實在這本書中，伊格爾頓提出了“文學策略論”的重要思想，將文學視為一種想象性解決現實問題的策略，是他對文學本質思考的深化，對于理解文學作品的豐富意義與深刻內涵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應該說，伊格爾頓的“文學策略論”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言語行為理論啟發的結果。他在書中指出：“言語行為理論對我們迄今為止竭力廓清的文學概念有很大啟發，尤其是它關于虛構性的重要洞見?！盵1](132)可見這是他提出新思想的一個重要源頭。

伊格爾頓對言語行為理論的興趣主要來自他對于文學性這一概念的思考?？梢哉f，“什么是文學”這一涉及文學本質的問題一直困擾著他。在20世紀80年代初寫作《文學理論導論》時，他曾明確提出一種反本質主義的觀點，堅稱文學是沒有本質的，所謂“文學”并沒有一個或一組共同的屬性。此后，隨著以語言為核心的“高理論”（high theory）的式微，以及以文化批評為表征的“低理論”的勃興，文學研究似乎淪為其他人文學科的附庸和衍生物，這使得伊格爾頓頗為擔憂。他要讓文學研究回到那個把文學和虛構的本體論和認識論視為頭等大事的“高理論”時代。[2](128-129)因此，他寫作《文學事件》這本書，就要解決“文學何以發生”“文學何以可能”這一根本性問題。不過，伊格爾頓并不把這種努力視為歐陸體系“高理論”的繼續，而是把自己稱為英美體系“文學哲學”傳統的繼承者。他戲謔地稱二者的差異在于，前者任性隨意，“穿襯衫必敞領口”，后者古板而嚴謹，“任何時候都系著領帶”。[1](引言2-3)

伊格爾頓在英美體系的文學哲學傳統中尋找“文學何以發生”這一問題的答案，其突破口就是言語行為理論。在《文學事件》一書的第四、五章他用較大篇幅對言語行為理論進行了闡釋，稱之為文學哲學中“最具前沿性的一支”，對于理解文學概念有深刻的洞見。[1](P147)他認為言語行為其實是“魔咒”這一古老傳統的世俗變體——只要念出詞語，就會令天地變色——這顯示出詞語具有無窮的創造性力量。文學作品也具有這種非凡的力量。這種力量的源泉便來自作品的虛構。虛構是文學作品的重要特征。伊格爾頓認為，作家之所以進行虛構，是因為對人類社會有深刻的洞見，想要與人分享，寫作于是成為他們進行共享的建構性活動。如何進行虛構？就是作家采取一定的策略，把真實世界夸大、重組、變形，例如“將日常生活大膽地剪輯成一部前衛電影”，這種夸大、重組、變形的虛構方式，是作家“策略性計劃的一部分”[1](P165-166)，以達到文學作品制造意義、產生影響、引發行動之目的。

在這里我們看到，伊格爾頓可以說繼承了奧斯汀開創的傳統，對語言的施為性特征進行了深入闡發。作家為何進行創作？創作的激情來自哪里？目的何在？又如何進行創作？這些涉及文學本原的問題都可以在言語行為理論中找到答案。文學具有“魔咒”一樣的力量，能夠“改天換地”，那么，作家就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構建出自己的“魔咒”，從而來按照自己的期許來改造世界。

伊格爾頓以《簡·愛》為例來解釋他的“策略論”。在小說結尾，伊格爾頓注意到夏洛蒂·勃朗特為了使簡·愛與羅切斯特這一對有情人終成眷屬，有意先把二者強行分開，繼而再使得二人通過“心靈感應”這一神話般的方式走到一起。期間，一把大火燒毀了男主人公的全部財產，羅切斯特變得又瘸又瞎，橫亙在他們之間的瘋女人伯莎也在火中喪生，通過這種哥特式的手法，作家把羅切斯特強行降級，以讓簡愛獲得自由平等的愛情。毫無疑問，這是一種文學式的“想象性的解決方案”，是作家“策略性計劃的一部分”，但卻弘揚了一種跨越等級、平等自由的愛情。當現實中這種愛情無法實現時，作家通過虛構，使其在文學作品中想象性地得以實現。勃朗特的這一寫作策略使得“19世紀的婦女讀者在道德范圍內實現欲望的僭越，同時又避開道德風尚的輿論非難和審查?！盵2](P141)

伊格爾頓認為，《簡·愛》為了克服某種道德或社會困境，在傳統的文學敘事遇到問題，沒有現成的現實主義方案可以解決時，便選擇倒退，求助于具有寓言性或神話色彩的技巧來解圍。這種技法在維多利亞小說中很常見。伊格爾頓雖然沒有再詳細舉例，但指出，“諸如時機恰好的遺產、找回多年失聯的親戚、及時雨般的突然死亡、奇跡般的改變心意，在維多利亞小說中隨處可見?！盵1](208)這些寫作技法都是作家策略性計劃的一部分，它們都指向現實主義“解決方案”的局限性。

人類之所以需要這種“想象性的解決方案”，是因為人類需要為自己的存在尋求意義。伊格爾頓指出，人類的勞動本身是一種意義建構模式，為滿足自身需要把現實合乎邏輯地組織起來，但人類還需要“一種元意義建構模式，一種由人類的勞動和語言開啟的具有猜想性質的反思力。這就涵蓋了從神話、哲學到藝術、宗教、意識形態的全部符號領域?！盵1]（P202）換言之，包括文學在內的各種藝術乃是人類征服世界并賦予其意義的重要手段，也是人類對征服過程的一種反思，這種反思幫助指導與修正人類的發展軌跡，因而對建構我們的存在至關重要。作為一種策略，文學勾勒出人類生活美好的前景。

伊格爾頓的這一思想并非空穴來風，作為一名新馬克思主義文論家，他很早就對文學的意識形態屬性進行探討，提出一切藝術都產生于某種關于世界的意識形態觀念，文學從根本上具有強烈的政治性。經過20世紀80年代各種文化理論的洗禮之后，伊格爾頓更是認識到文學依附于其他文化、失去自我的做法是有很大問題的，他在《理論之后》中尤其對文化理論熱衷于研究性欲、大眾文化的做法進行了深刻批判。他認為文化理論過于執迷于對“性”的分析,“文化理論現今的表現就像一位獨身的中年教師，不經意之間與性邂逅，正在狂熱地彌補已逝的青春韶華”[3](P6)；而大眾文化看似貼近現實生活，又往往缺乏深度，只是做表面文章。因此，文學應該擺脫文化研究的束縛，回到自己的本體論。而言語行為理論所倡導的語言所具有的施為性功能，賦予他新的視角。

伊格爾頓的“文學策略論”在幾個方面對言語行為理論進行了深化。一是凸顯了“作者意圖”，強調作者改變與創造世界的主觀能動性，這是對奧斯汀與塞爾開創的傳統的繼承，反駁了企圖淡化或反對作者意圖論的主張?！白髡咭鈭D”一直以來是西方文論爭論的焦點，不少理論家反對“作者意圖”說，如新批評學派代表人物維姆薩特（W·Wimsatt）提出“意圖謬誤”說(Intentional Fallacy)，否定作者意圖對文本闡釋的影響；英國學者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提出“有意味的形式”說（Significant Form），切斷了作者與文本生產及建構的關系。伊格爾頓的“策略論”表明作者意圖不僅在場，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二是伊格爾頓在言語行為中強調道德實踐性。在《文學事件》一書中，他強調“文學作品代表著一種實踐的或者行動中的知識”[1](63)，而這種知識和古代對于道德的理解是類似的?？梢?，文學作品的本質在于它與道德的密切聯系，“文學作品是道德知識的形式”，具備一種道德性。他甚至提出：“不去談論人類生活中的價值和意義問題，文學還會存在嗎？”[1](70)簡言之，文學的本體論價值，就在于其道德性。這種對文學價值與意義的追問，與中國古代提出的“文以載道”是不謀而合的。

伊格爾頓的“文學策略類”為我們進行文學批評打開了新思路，帶來新啟示。不少文學作品，都帶有作者策略論的明顯痕跡。以非洲文學之父阿契貝的作品而言，他的小說中具有詹姆遜在分析第三世界文學時提出的“民族寓言說”明顯傾向。究其原因，這是阿契貝等第三世界作家的策略性選擇，是作者意圖的體現。因為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都經受過殖民統治的苦難，沒有什么比這種家園被毀、傳統丟失更令他們傷懷的。如同阿契貝所說，回顧過去、重寫非洲的歷史，不再讓非洲的過去呈現為“漫長的黑夜和野蠻”，而是像其他地方一樣，也“充滿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是非洲作家的使命。[4](P223)

實際上，即便是西方世界的作家，這種策略論的意圖亦是非常明顯。美國作家瑪麗蓮·羅賓遜是典型的具有美國特征的作家，在小說中極力渲染宗教之美，努力刻畫積極正面的牧師形象，一反以往文學作品中對神職人員的負面描寫。其實這正是作家意圖的體現。羅賓遜致力于在一個愈來愈世俗化的世界里恢復真正的清教傳統，以文學書寫來教化民眾，“策略”意圖非常明顯，有學者稱她是一個“講故事的加爾文”，不無道理。美國作家厄普代克的最后一部小說《恐怖分子》寫于“911”恐怖襲擊之后，探討了一個穆斯林小伙在高中畢業后放棄上大學的機會，在極端思想影響下走上暴力恐怖道路的故事，體現了厄普代克對美國社會沖突的反思。作家通過對文本的操縱，以實現其“策略”意圖，是文學作品的本質所在。

伊格爾頓“文學作為策略”的思想深化了言語行為理論，有助于讀者深入挖掘作者掩藏在作品中的深刻思想，因為在伊格爾頓看來，文學作品乃是作家的“一種策略性的勞作——一種將作品置入現實的方式”。[1](P171)也就是說，文本不僅是對現實社會的投射，還體現出作者對于現實問題策略性的解決方案。它是“詞語與現實之間的烏托邦式統一”“是一個行動的完成和替代，是一種作用于世界的方式，同時也是對不可能實現的愿景的補償”。[1](P194)在伊格爾頓看來，文學不是作為記錄世界的工具，而是作為創造與改變世界的策略與方法而產生，文學是作家現實關切、社會參與的重要體現。這是繼米勒之后對言語行為理論在文學領域的新突破?？梢哉f，伊格爾頓這一思想使文學研究更進一步，從反映論、表現論、結構論、符號論，發展到“策略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