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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勰數論略要

2024-04-25 06:05李瑞卿
文史知識 2024年1期
關鍵詞:物色數理劉勰

李瑞卿

《文心雕龍》討論文道與文術,既有形而上的追問,也有技術上的講求?!皵怠辈浑x道,也關乎尺度、技術。劉勰說 “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原道》,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以下《文心雕龍》的引文,只注篇名),意謂太極與易象是人類文章或文字的本源,人文與象數先天地具有不可分割性。劉勰也認為“玉版金縷”“丹文綠牒”即《河圖》《洛書》以“數”的形式顯現了“神理”與自然之道。劉勰的“數”與人的行動存在密切關聯,所謂 “《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原道》),即是說,無論是文王據圖畫八卦,還是大禹依書制定九疇,都是一個歷史的實踐過程。

數是自然之道的表達,也是技進乎道、在易道變化中的極盡其變的尺度。此種哲學觀念被劉勰引入到文學理論中,從而將文道落實到更為具體的數理考量之中。因而,“數”一方面指在情感、風格、通變、技術方面必然存在的某種理想的規律或規則;另一方面是指在具體創作中感事及物時得以進入藝術境界、順時而變的技術尺度。從情感本體的角度來看,辭章的產生也是情性之必然,《情采》曰:“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 ”所謂“神理之數”,也即是自然之道的意思。劉勰以數理言之,三五其數,定數之中內含了無窮變數。從言情寫物的行文技術來看,劉勰認為“術有恒數”,《總術》曰:“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 ”以弈論文的實質依然是以易論文或以數論文,圍棋之理即是易理與易數。最后,在創作中每個創作者要面對“思無定契,理有恒存”(《總術 ·贊》)的境況,創作行為本身即是易道與大化的一部分,以心應物,變遷不窮,如何進入到理歸乎一的境界是創作者的藝術追求。因是之故,劉勰強調了在遵循“時位”觀念的基礎上的窮極其變,所謂“因時順機”“數逢其極”。

數理進入到文學思維中,進一步豐富了創作主體的思考維度。劉勰將情理志氣與言語辭令當作是文學創作的關鍵和樞機。文學創作中情感的把控與辭藻的斟酌在某種程度上也離不開“數”的準則。劉勰已經認識到主觀情感的天然的偏向性,即《镕裁》篇所謂“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為避免在創作中“委心逐辭”,劉勰主張“術”與“數”的介入,他所標舉的“三準”即是在理性方面的努力。他說:“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于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于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馀于終,則撮辭以舉要?!保ā堕F裁》)劉勰將歷法中平氣推閏的數理引入到了文學理論中,來討論文字草創階段情志、事類、舉要的基本原則及內在關系?!奥亩恕薄芭e正”“歸馀”出自《左傳 ·文公元年》:“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馀于終。 ”“履端”就是推步歷法時要找到歷元。比如,《歷術甲子篇》的元年就無大小馀,這部歷法開始于甲寅歲、甲子月、甲子日夜半子時零點合朔冬至。中國傳統歷法屬于陰陽合歷,歷法的開始象征著日月運行的同時開始。但是太陽與月亮的周期是不同的,前者大約 365日,后者大約是 354日,一年相差 11日,如果要想讓月亮周期(朔望)與歲實協調,就需要閏月。而在歸馀置閏之前,需要平氣。一個回歸年中可分為二十四個節氣,每個節氣相隔是 15日,在陰陽合歷中,以朔望月為基礎,按照大小月來類推,大月約三十天,小月約二十九天,每個月要有兩個節氣,其中一個稱為中氣,兩個中氣的間距大概是 30日。若有的月份沒有中氣,就需要置閏?!芭e正于中”,就是舉中氣以正之。而“歸馀于終”,是指最終累積為閏月,以協調陰陽,在歷法上反映太陽與月亮運行的完美協調?!堕F裁》篇引入歷法中的法則與數理,出色地闡釋了文字草創階段情志、事類、舉要之間復雜而又清晰的交錯關系。無論是情志,還是用事都要落實到舉要層面,無論是遣詞還是事類最終目的還是要表達情志。設情位體為文章的展開設立了乾坤,酌事取類來反映核心的內容,而撮辭舉要就是對情理事理通體衡量后的結果。

以上是從“數”之于文學、情感、文術的必然性和創作中的理性控制而言,不過劉勰數論中更多的是在文學創作中強調情感、風格、正變、結體方面的極盡其數的變化與創造。如《神思》之“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明詩》之“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章句》之“情數運周,隨時代用”、《養氣》之“性情之數”、《附會》之“篇統間關,情數稠迭”,等等。他確認了個人性情抑或人類共情、歷史節律有其自身規律與必然性,而且自身規律和必然性與其自身的復雜性與變化有關,于是在其文論中就特別重視數變,如《體性》之“數窮八體”“會通合數”、《通變》之“參伍因革,通變之數”等,即在重視變化的必然性的同時,強調變化的自由與創造。所謂數變是以數來闡釋變化過程,在易學中落實到具體的占筮之數。而在劉勰文論中只能存其精神,將難以言狀的文學思維置于易學的思維模式中。

在結體方面,劉勰強調“綴思之恒數”(《附會》),即是彰明如何統理諸種關系與因素、彌綸為一的結體藝術?!陡綍吩唬骸昂沃^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然后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恒數也。 ”所謂“附會”,就是要求寫作中需總貫文理,首尾呼應,確定取舍,彌合邊際,以達到“雜而不越”的多樣性統一。它是在端正體制的前提下,來交錯辭藻與情理,在陰陽模式中形成有機的結構和風骨兼備、形神合一的文章形式。也即是說,辭藻與情理需要在文章形成的過程中各就其位,變化成形。劉勰所說的“附會之術”,就是“貞百慮于一致”。這一思維方法出自《易 ·系辭下》,即“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統其綱領是眾理歸一的方法,即以精密的分析和歸類為前提,因而尺度的把握、情理的辨析、邏輯的斟酌就是必不可少的。

文學是情變的產物,它與創作個體的情思感觸有關,也與整個人類社會

中的情感潮流有關;它可以反映社會世情,記錄歷史,并形成自身的思想、情感與藝術傳統。因而,文學從誕生之日開始,就需要在新與舊、正與變中沿、革、因、創,順道而行。劉勰《通變》篇即討論到文學的變革與創新問題,其焦點則在雅俗、文質的維度上,即“斟酌乎質文之間”“櫽括乎雅俗之際”(《通變》)。同時,明確了通變的必然性,即“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可久,通則不乏”(《通變·贊》),而“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同上)是通變的基本方法。在此,劉勰指出古與今的交匯、新制與古法的融合需要趨時而作,乘機而為,會通適變,這些都體現了易道智慧。在進一步的理論推演中,劉勰同樣落在“數”的層面,他認為“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通變》),意謂文章生成過程中有常有變,有相對穩定的體制,也有變化多端的形式?!拔睦碇當怠笔怯肋h無窮的,通變之術即是在于窮極“文理之數”。劉勰曰“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通變》),通變中的窮極其數,就是《系辭上》中的“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皡⑽橹儭本椭饕敢讓W中的數理運算,而“錯綜其數”是其重要的方法,即孔穎達正義所謂的“交錯總聚其陰陽之數”。在具體操作上,以“分二揲四”等方式來演示陰陽變化,以及通過觀察爻位和各種變卦方式來全方位地體察宇宙變化。劉勰通過“數”概念來引入易學中的方法論,形象而準確地闡釋了文學通變論。

劉勰以自然之道為本體,此自然之道是個實在,這是劉勰對易道創造建構的結果。自然之數或神理之數是易道的數理表達,但這個數理又不是孤立的形式,而是與人的占卜行為及實踐過程融于一體的。在感物吟志的審美過程中,劉勰所建構的心物關系凸顯了易道特征,比如,“比興”在劉勰這里被闡釋為“擬容取心”(《比興》),“神思”則被闡釋為“志氣統其關鍵”“辭令管其樞機”(《神思》)的類似易變的過程。劉勰的易學闡釋由于對數理觀念的標舉,首先強化了對自然的必然規律的體認;其次,將對外物的體察與描摹滲入了度量意識,強化了對外物形式的關注;再次,將主體的生命意識、性情特質、審美傾向與外物體系性地關聯起來。因為主體意識中的數理體系決定了認識的體系,捍衛了儒家感物觀念與價值觀念。在《物色》篇中集中地反映了上述思想。

劉勰所理解的自然界是自然之道的表現,陰陽有其盛衰,四時有其秩序,而且內蘊著感動人心的“物色”?!段锷吩唬骸按呵锎?,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 ”在劉勰的理論視野中,感物的發生不僅取決于人的主體性,而是客觀地存在著因陰陽與四時變化而起的自然律動與自然形色之美,即所謂珪璋之美。芳華之清氣是本來存在的,它并不因為人的意識存在它們才被感知。

既然物色是一種客觀存在,在人心感物的審美過程中,所見之物色固然與人心有關,但是主體需要尊重那種客觀存在的自然之美?!皻q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物色》),在心物的互動關系中,劉勰充分考慮到了物色的自在性?!皩憵鈭D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同上),在此并不否認審美主體的介入,但它對外物的形式本身給予竭力呈現,而主體對物的態度中又不乏對物理的繹取。其文曰:“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 為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ㄈ铡畤G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并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 ”(同上)這些描摹之詞是具有指實性的,利用語言,或擬容擬聲,或擬狀擬韻,竭盡其能地欲將情貌與物理高度概括出來。這種寫實性的獲得從方法論上來說頗為曲折。劉勰考慮到“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疏”(同上)的復雜情況,即因思維和表達的不確定性而造成的寫物困境,期望于“因方以借巧”。也即因襲前人成規,借鑒其技巧,并在此基礎上“即勢以會奇,善于適要”(同上)。這就是說,劉勰在興會感物時,不僅感觸鮮活的自然物,也需要會通經典中業已存在的自然;不僅動用個人的觀照技術,也需要古人的審美方法。惟有精微地審擇,才能抵達更加真實的藝術境界。因此,劉勰謹慎地動用數理意識和方法?!皶妗辈皇谦@得“新奇”之意,“會奇”當指“歸奇”,即是占筮中的綜匯陰陽之數,在天文學上則是平氣置閏。因為創作主體需要冷靜的忖度折中,所以有 “入興貴閑”之論,其文曰:“是以四序紛回,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 ”(同上)需要特別留心者在于, “入興貴閑”不能孤立地理解為“寄心閑遠”(黃侃《文心雕龍札記 ·附錄駱鴻凱撰〈物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226頁),而是指在與物興會中,不僅專執于情思,而且還要幽數潛會,面對繁雜物色“析辭尚簡”,辨析入微。這一過程,也就是《神思》篇中的“至精而后闡其妙,至變而后通其數”,也即《周易》中“極數知來”之“數”。其本質是依憑計數,在回環不息的周密思索和精致體驗中開啟層出不窮的智慧境界;于寂滅無心中,生成新的主體,對無窮的不可辨識之多進行全面透徹的領會與命名。

劉勰數理觀念不僅滲入到與物婉轉的情貌圖寫中,而且參與到人與物的共在關系中,其中人在價值判斷、生命感發時,總是與吉兇悔吝、善惡是非聯系在一起,而這一過程中是離不開數理尺度的。劉勰感物論的情感因素中內置了自然之數這一理想尺度,其審美自由的獲得也是在具體的生命體驗與思索的過程中抵達此種天人合一境界的。從闡釋角度而言,劉勰言情感物過程中的視界融合是開放而有歷史與文化縱深的,其最終結果是落實在對辭令的精心控制之上。如《比興》曰:“詩人比興,觸物圓覽。 ”這種“圓覽”就是圣人式的觀照或闡釋?!墩魇ァ吩唬骸胺蜩b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手甭允庑?,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適會,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矣。 ”劉勰認為文章在某種程度上是圣人與宇宙世界彼此交流闡釋的產物,或者明理,或者博文,或者一字褒貶,婉而成章,但都是憑借思維和語言在“抑引隨時,變通適會”中完成的。在此闡釋中,因為有數理意識的進入和在行為中的及物意識,在人與世界形成的理想的共在形態中,主體不是形而上的主體,而是在共在中個性化地存在,它與客體形成“情往似贈,興來如答”(《物色》)的審美關系,“物色盡而情有馀”(同上),物我相接而又物我各得自由。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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