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家”“國”關系與“信”觀念的演變

章麗瓊

春秋時人對“信”的強調，是新的社會觀念發展的體現。將“信”置于春秋社會變動的大勢的背景中，以“家”“國”關系的政治變遷為視角，將制度史研究與思想史研究相結合，剖析“信”觀念的內涵及其在春秋時期的發展與演變。

春秋時期的“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指向，“國”指周天子分封的諸侯國，“家”是與“國”相對應的卿大夫之室，是諸侯國再分封而形成的地方管理形式。宗法分封制之下，諸侯、卿大夫在其屬地范圍內有獨立的管理權，可以進行再分封（參謝維揚《中國早期國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430頁），以“錫命”“委質”等禮儀作為維系主臣關系的形式。在西周銘文中，可見“錫命”之禮的大概，各層級在分封時采取此種隆重的典禮，表明君主、國君、卿大夫對各自臣子們的權威與恩施（齊思和《中國史探研》，中華書局， 1981，50頁）?！拔|”，劉文淇引服虔注曰：“古者如仕，必先書其名如策，委死之贄如君，然后為臣，示必死節于君也?！保ā睬濉硠⑽匿俊洞呵镒笫蟼髋f注疏證》，《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春秋類》第 12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4頁）楊寬先生認為： “‘委質就是把贄付給主人，不再收還。 ”（楊寬《古史新探》，中華書局， 1965，362頁）是下對上表達忠信的決心的見證。王、諸侯、卿大夫都可以對下屬進行策命，如此上下階層之間承諾約定及天然的血緣姻親關系，保證著宗法制下等級結構的穩定（許倬云《西周史》，生活·新知·讀書三聯書店，1993，169—176頁）?！安呙迸c“委質”維持著上下級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系，是西周以來禮制對各等級行為的規范。

到春秋時期，依靠“策名”“委質”等禮制來維持君臣關系的效果在發生變化。雖然在春秋文獻中常有對臣子受“策命”的記載，如僖公二十三年（前 637），狐突以“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為由推辭國君之命；《國語》記載晉國軍隊圍攻鼓，執鼓子，但鼓子的臣屬夙沙釐，以“委質為臣，無有二心 ”為由，還依舊跟隨鼓子。但是隨著春秋社會的權力的下移，“策命”“委質”逐漸喪失實質意義，卿大夫之“家”對諸侯之“國”權力的覬覦在春秋中后期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將關注的視野下移，發現在卿大夫的私家，家臣與家主的關系也漸趨惡化，家臣對“家”甚至“國”權力的爭奪時有發生。從“家”“國”關系到主臣關系變化，在整個社會自下而上的流動過程中，新的社會觀念也孕育而生。

“信”作為新的道德規范，以寄調整“家”“國”之間矛盾，尤被推崇提倡。漢代董仲舒曾說“春秋尊禮而重信”；清代顧炎武也說：“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 ”都將“信”作為區分春秋與戰國社會性質的標準之一。近來陳來先生提及“信之德乃春秋人所常見”，黃樸民先生也指出“尊禮、重信、輕詐和‘先禮后兵等是春秋時期戰爭的重要特點”?？梢?，春秋“家”“國”矛盾加劇的過程中，呼吁新的觀念與之相適應，“信”正是這一政治變動下的產物。

春秋初期，孔子眼中“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政逮于大夫”等違背禮制的現象，已經頻繁上演，至春秋中后期“陪臣執國命”，臣子弒君篡權之事也常有發生。自下而上的政治變動引發了社會觀念的發展，在“家”“國”之間關系的調整進程中悄然變化，春秋時之人倫觀念也與后世大有不同者（參童書業著，童教英整理《春秋左傳研究（校訂本）》，《童書業著作集》，中華書局， 2008，569頁）。

卿大夫私家內家臣對家主逐漸不守信的變化，是春秋時期倫理觀念變化的縮影。春秋家臣“不敢知國”的觀念依舊存在，但主臣矛盾漸趨加劇，如春秋中后期，魯國的季氏的家臣南蒯就直呼“臣欲張公室”、陽虎欲取代季氏而成為魯國的公臣，作為家臣對權力覬覦的實質是卿大夫權力增強的體現。尤其當陽虎作為叛臣在逃亡晉國后，晉國的趙簡子仍然對陽虎以禮相待，就是春秋后期貴族在觀念上對家臣可以隨時易主的接受。家臣的叛亂與趙簡子等貴族對家臣評價的變化，可見西周以來，在宗法血緣基礎上所建立的以“孝”為核心的君臣關系已難以維持（參徐難于《論春秋時期的信觀念》，《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4期），春秋時期，事君有貳，臣子中途易主的現象時有發生，這就是在禮制被打破，法制尚未建立之時，“信”在傳統秩序漸趨崩塌過程中，成為維系君臣關系的新觀念（參閻步克《春秋戰國時期“信”觀念的演變及其社會原因》，《歷史研究》 1981年第6期）。

為臣之“信”，為君命不二。春秋初年，針對周鄭“交質”“交惡”之事，《左傳》作者就斥責鄭莊公無信。春秋中后期，對“信”的提倡逐漸加強。如宣公二年（前 607），在卿大夫趙盾與晉靈公權力爭奪中， ..麑在“賊民之主，不忠”與“棄君之命，不信”的困境下觸槐而死；成公九年（前 582），范文子佩服楚囚“南冠而系”，因其“不忘舊，信也”請求晉君免其死罪，將他放歸楚國，“使合晉、楚之成”；昭公元年（前 541），楚國因魯國違背盟約要殺使者叔孫豹，叔孫豹寧死也不愿意行賄求生，得到晉國趙孟的稱贊而避免了殺身之禍，等等。守信之臣往往可以絕處逢生，皆因有“信”。類似事例各國都有，不勝枚舉，強調為臣以“信”，守信之臣能得到君主褒揚和禮遇，恰是應對傳統君臣關系危機的方式，傳統“孝”觀念對其約束也已漸消弱，“信”開始作為新舊秩序調整過程中君臣關系的調節因素。

邦國之間的交往，是“家”“國”關系的延伸，“信”在春秋時期是諸國交往的原則，盟誓是“信”的獨特方式。據統計《左傳》中，諸侯國間朝覲盟會四百五十次?；腹辏ㄇ?700），因宋無信違背與魯的盟誓，與鄭結盟，魯伐宋，《左傳》引“君子曰：‘茍信不繼，盟無益也 ”?！靶拧笔恰懊耸摹钡暮诵?，必須守信，否則就得不到神靈的庇佑，國將不保。且“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將“信”抬高到能否在爭霸中保持優勢的手段。但也出現如鄭國子展所說的“吾盟固云‘唯強是從 ”之現象，盟誓之信漸屈從于大國的權威。至春秋晚期，盟誓實乃虛空，不被信任。如哀公十四年（前 481）小邾國射寧愿與子路個人相約，而不愿意與魯國結盟?？梢姛o信之“盟誓”已經漸成趨勢，“用質”成為另一種外交的方式，以人身為質，保證兩國之信，實乃外交之信喪失的表現，至戰國時期，“用質”成為諸國常見的外交形式。正如閻步克先生在研究列國邦交時提出：在缺乏最高仲裁的相對均勢下，而形成的列國之間的“信義外交”，并不說明它被真正的執行，信義的背后是實力與利益在支配（參《春秋戰國時期“信”觀念的演變及其社會原因》）。

上述盟誓中，常出現如：“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要盟無質，神弗臨也”等誓言。在盟約后追加“自我詛咒”的內容，以此來強調遵守誓言的決心。如此，春秋之“信”來自神靈對盟誓雙方的監督，這是對神靈敬畏與對盟誓本身無法信任的體現，但伴隨著諸國對盟誓的蔑視，尤其在諸國違背盟誓而又可以獲得更多利益時，“神”的絕對權威被打破，“用質”的方式表明，以人的自由與生命為抵押的方式勝過對“神”的許諾。春秋時期要求信于神的同時，更強調人的重要性。季梁肯定地說“夫民，神之主也”，曹劌也言及“小信未孚，神弗福也”。與人之“情”才是大“信”?？梢姶藭r與人之“信”已然重于神意。

伴隨家國關系緊張程度的加劇，道德規范之“信”在社會交往中已難以維系，至春秋晚期，“信”更體現在個人內在修養方面的內涵，且與社會其他德性關系密切，如“仁”“義”“名”“禮 ”等，“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等等。襄公二十七年（前 546）楚令尹子木說道：“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等等，社會變動刺激“信”逐步內化，這是人性覺醒的體現，“夏商西周時期，從總體上看，基本保持著 ‘人的觀念隱于“族”的傳統”（參晁福林《認識“人”的歷史—先秦時期 “人”觀念的萌生及其發展》，《學術月刊》 2008年第5期）。

“信”作為調節君臣關系、維持國與國之間秩序的穩定，在“家”“國”關系加劇的過程中，其作為政治道德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伴隨著權力斗爭的加劇，“信”逐步也喪失其政治道德的功能，逐步內化個人的道德修養。從春秋時期開始，宗法制度趨于解體，社會結構松動，存在于宗族之外的人日益增多，春秋時期“信”與其他德性，在家國關系變動的局勢下，漸構建成調節社會秩序的觀念網絡。

家國矛盾，致使傳統血緣基礎上的君臣關系、國與國之間的關系需要新的調節機制，故春秋時期強調君臣間、國與國之間需信守承諾也維持秩序的穩定?！靶拧敝饾u發展成為調節貴族之間關系的道德手段。陳來先生認為 “‘信在春秋時代，更多的是作為國家間行為的準則”（參陳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 —春秋時代的宗教、倫理與社會思想》，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77頁）。春秋時期社會的變動也激發了人們對于 “人”的本質問題的思考，有“信”者為君子，使“信”成為人的內在修養的追求，這在戰國時期諸子的思想中表現得更加豐富。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信”在春秋時期被架之高位，恰是殷商西周以來的信任機制出現危機，“家”“國”天然的血緣基礎上信任關系的缺失的體現。當新的社會體制還沒有建立時，“信”作為調節社會秩序的政治道德，然在“家”代“國”出現后，“信”由道德倫理逐漸向功利性轉變，披上虛偽的色彩，甚至在戰國局勢下，“信”為貴族虛偽之掩飾也顯得多馀，社會競相逐利，“信”作為一種崇高的價值追求，在諸子的思想中逐漸得到內化，成為 “人”之修養的組成。尤其是儒家，自孔子到孟、荀，繼而形成影響深遠的誠信思想體系。

（作者單位：深圳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