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通過語言構筑的姿勢

徐立峰 袁偉

1.緣何寫詩？

徐立峰：一開始，當然是為了表達自我，表達對許多事物的看法。多年之后再回頭看，我得承認，日常讀寫滋養了我，寫詩更是一種自我治療，已然成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緣何寫詩與緣何活著，大約是同一個問題，很難說有確切答案。

袁偉：上小學的時候，特別喜歡聽評書。那還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每天中午放學就向家里飛奔而去，其實那時候家里沒有收音機，是蹲在鄰居家窗戶下聽。評書應該是我最早接觸的文學吧。因為聽評書，初中學文言文時，就很喜歡，以至古詩詞也是喜歡的課，并在那時模仿寫古體詩，整個初中，好像寫了兩本練習簿。讀高中后，受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影響，不再寫古體詩，開始學著寫新詩。高二那年，第一次在姚雪垠老師編輯的一本詩文集里發表三首詩歌。

2.你的詩觀是什么？

徐立峰：借助語言，嘗試去思考、探尋存在的本質。去看看人生的不確定性，去盡力接近世界不可知的一面。在我看來，同所有藝術形式一樣，詩歌是種姿勢，當時間逝去，諸多人與事已消亡，通過語言構筑的這姿勢仍在，留下我活過、思考過的痕跡。這些痕跡不一定有多么閃亮，但一定是真實的，一定是屬于我自己的。

袁偉：寫詩初期，好像知道詩歌為何物。后來，就越來越混沌，越來越說不出詩歌的樣子?，F在，我仍然不知道詩歌是什么，好像也沒必要知道一樣，似乎詩就是詩，如同時間那樣動態的存在，而時間是最深的藝術和思想。因此，詩觀于我也是這樣，現在沒有詩觀。開始時好像有明確的概念，知道為啥寫詩，知道怎么寫詩。但漸漸的就模糊了，懷疑了，否定了。一般而言，詩觀這個東西并不值得信賴，所謂詩觀會隨著對事物、對人生的認知而不斷改變。沒有成熟的世界觀，無從談起詩觀。

3.故鄉和童年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

徐立峰：故鄉和童年意味著我自身的來歷，我文字的根。我想，這對所有寫作者而言大概都是一樣的。故鄉和童年，以及我們閱讀的那些經典作品，以及我們繼承的那些傳統與習俗，都意味著我們寫作的源頭。

袁偉：我六歲多離開故鄉，直到三十年后才回去過，但我一直對故鄉和童年有清晰的記憶。都說故鄉和童年是一個寫作者的精神原鄉，我部分是這樣，更多時候，故鄉和童年其實就是一個遠方，而現在近了，是一種內心的確認。

4.詩歌和時代有著什么樣的內在聯系與對應關系？

徐立峰：詩歌可以記錄時代，以及時代變遷帶來的變化。反過來，可能，每個時代都需要詩歌為之代言。另外，時代變化帶來詩歌語境的變化。這就要求我們思考詩的現代性，以及隨之而來的詩歌創作的更多可能性，在表現力、修辭、敘事或抒情等方面進行探索、更新。不過，秩序的頂峰流動著普遍性。詩中的時間不應局限于身處的時代，每首詩都有自己的時間觀，它既面向過去，也面向未來，不僅僅只針對當下。不管寫作者活在哪個時代，不能丟了詩的批判精神。

袁偉：與時代對應的詩歌無不具有現實性，詩歌觀照生活和事物的發展，其實是觀照人的內心和與之匹配的精神。時代的愛、痛、焦慮、發現、覺醒，是時代給予詩歌的最重要的內容，也是詩歌要竭力呈現的。

5.對于自己的詩歌創作，你的困惑是什么？

徐立峰：有很多困惑。接下來寫什么？怎么寫？怎么找到新的表達方式？怎么避免重復自己？等等。應該是大多數寫作者都會遇到的困惑。越寫，越能體會到其中的難度?？墒窃捳f回來，寫作的樂趣不正體現在這樣的難度上嗎？

袁偉：寫詩應該是件單純的活計，就像做人一樣，應該簡單。但是，后來這種單純和簡單就變成了追求。好在人是會反思的，會尋求個體的自我抵達，一些詩人開始從詩歌的熱鬧和紛亂中退出，回到自己的心靈處。我能感覺到越來越多的詩人在這樣的自我尋求中寫作。

6.經驗和想象，哪一個更重要？

徐立峰：都重要。生存的經驗，閱讀的經驗，練習及修改的經驗，痛苦與歡愉的經驗，生老病死的經驗，那些在日子或語言里掙扎的經驗，構成寫作的土壤。而想象，則是寫作的翅膀。兩者缺一不可。經驗和想象，是寫作的重與輕，就像一棟特色建筑厚重的內部與耀眼的外觀。

袁偉：想象重要。詩人永不枯竭的想象力，是詩歌創作的源泉。經驗可以通過積累獲得，無非是時間和寫作（包括閱讀）的量的堆積。而想象甚至可以是一首詩的生命，很多好的想象，來自于天賦。但再好的想象，也需要可靠的經驗來確保更好地完成。

7.詩歌不能承受之輕，還是詩歌不能承受之重？

徐立峰：在米蘭·昆德拉《生命不能承受之輕》里，薩賓娜與特麗莎隱喻了生命的輕與重。重負讓我們不斷地跌回自身，回到大地，充實，真切。與此同時，重負之下的人難免渴望飛翔，渴望新奇與陌生的體驗，渴望某種輕盈感。人類正是在這種緊張關系里成長、戀愛、繁衍，一代過去，一代又來。詩歌一個樣，從來沒有哪首詩能解決詩歌的所有問題。永遠在進行之中，在矛與盾之間，承受輕的同時必然也在承受重。

袁偉：詩歌一旦成為消遣和娛樂，它的輕，是危險的，需時刻警惕。詩，即思。某種意義上，這就有了詩歌的重，詩歌的諷刺、揭示、鞭撻、發現、救贖等功能，讓詩歌變得深刻穩重，令人敬畏。

8.你心中好詩的標準是什么？

徐立峰：語言精準，表達清澈，日常語言的組合帶來神奇的效果，聽覺和視覺上有某種節奏感。它的表現又是形象化的，隱喻式的。閱讀它的時候，不是一晃而過，而是會經常停下來想一想。在整體上，它又有某種含混感。

袁偉：長期以來，詩人們對好詩標準的討論一直沒有停止過，詩壇還有好詩主義的提出。但至今沒有統一的答案（標準）。我也和朋友們聊過此類話題，歸結起來，個人覺得一首好詩應該做到準確、有容量、有深度。

9.從哪里可以找到嶄新的漢語？

徐立峰：也許，哪里都有。生活中，閱讀中，思考中。但不必懷疑，作為語言的最高形式，詩歌在這方面貢獻最多。

袁偉：從生活的細節處尋找，仔細觀察，去發現、總結、歸納。從陌生環境中尋找，保有獨立見解，并不斷反問。從閱讀中尋找，閱讀的內容距離詩歌越遠越好，越陌生的領域越好。

10.詩歌的功效是什么？

徐立峰：審美，凈化，溝通，記錄，喚醒。就我個人而言，它還具有療愈作用。它讓我知曉自身的渺小，懂得敬畏時間。它讓我了解并享受自己的孤獨，在這喧囂世界覓得一方靜謐之地。

袁偉：隨著詩歌的發展，寫作上的拓展和深掘，贊美、發現、揭示、鞭策、救贖的功效越來越顯著。

11.你認為當下哪一類詩歌需要警惕或反對？

徐立峰：在這個詩歌越來越小眾化的年代，所有還在堅持寫詩的人都不易，都值得尊敬。一個時代要允許不同的聲音存在，我認同詩歌寫作的多樣性。

袁偉：“寫詩即做人”這句話，體現了真。真，才是生命力的延續，才更顯示其價值。如今，越來越多的詩人從鬧回到靜，從熱回到冷，從虛回到實，這些都是真，這些真是詩歌的希望和力量，也是詩歌本來的樣子。其實，人們對過度晦澀難懂的詩是拒絕的，而與之相反的一些口語詩寫作中的隨意、輕淺、擺爛，同樣需要警惕和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