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乃武案的再解讀（一）

茆巍

楊乃武與小白菜案發生于清代同光年間的浙江馀杭縣，前后波折三年多。案件的大致經過是，同治十二年（ 1873），一位叫葛小大的民人突然身亡，起初認定他是中毒，由此懷疑到他的新婚妻子畢秀姑（人送外號“小白菜”）及所謂的“奸夫”楊乃武，后者恰又是一位新科舉人。案子在浙江定讞后，楊家兩度京控，后經過御史幾度上奏，在京浙籍官員聯名呈控，朝廷決定將此案提京審訊，結果完全顛倒，葛小大覆檢結論成了病死。于是，光緒三年（ 1877）春，楊、畢被正式釋放，浙江一干官員受到嚴厲處分。該案以其過程的曲折及集情色、權力等于一身，廣為人們關注，被稱為“清末四大案”之一，案發不久，就得到了當時剛成立不久的《申報》的連續追蹤，此后，又被編為戲劇、評書、影視劇等。關于該案的解讀可謂比較充分了，下面筆者只取眾人忽略或關注不夠的地方作一補充。

一 楊乃武本人的另一身份與涉案原因

楊乃武本人是個新科舉人，或者說是個“讀書人 ”，這是沒有爭議的，也正是這一身份，讓他在后續的京控及提京審理中，占據了一定的優勢。但是，楊乃武的另一身份也是我們應注意的，那就是，他同時是個訟師。這與他被涉及此案當也有一定關聯。

（一）作為訟師的楊乃武

楊乃武是訟師，可從后人的回憶中得出一二。其女楊濬回憶說：

我父為人正直，嫉惡如仇，地方上一些流氓惡少，橫行鄉里，他常常面加呵斥，豪紳地主、官府差役欺壓百姓，他就代寫狀子向衙門訴苦鳴冤，因此有人說他是個“訟師”。他不喜結交官府，常把官紳勾結、欺凌百姓之事，編成歌謠，讓人傳誦，因此為當道所不滿，說他好作謗詩，毀謗官府。（馀杭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馀杭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 52輯，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2頁。文中所引卷宗不標者皆出于此書，不另注）楊濬此處只說其父，“有人說他是個‘訟師 ”，并沒有正面回應是與不是，但是，她接下來所說的“代寫狀子向衙門訴苦鳴冤”，不就是訟師所為之事嗎？

楊的外孫女章友菊關于他的回憶中，特別強調了兩個“助善嫉惡”的故事，一則說的是一位于晚清時曾為某旗營將軍瑞澂的牧馬人的后人，因感念楊乃武救助之義，每年都要來走訪看望。其救助之故事是，該牧馬人所牧之馬不慎被錢塘潮水吞噬，楊乃武為此慨然寫遞呈狀，并附“魯廄焚如，孔子問人不問馬；錢江潮涌，將軍問馬不問人 ”之語，將軍愧而免其失馬之責。二則說的是一位蠶農因偷富豪家桑葉而被打死，楊乃武為此受害者家庭討回公道的事（此案具體過程不詳）。這兩起扶危之事，明顯都是案件的處理。

楊乃武不僅是個訟師，而且應該是個相當高明的訟師，這可以從另兩處資料中得到驗證。先看其女楊濬的回憶：

有人說我父親出獄后做訟師，不是事實，不過有時也替別人寫寫狀子。狀子寫在一塊水牌上，要當事人自己抄。自己不會抄，就請別人抄，抄好即抹去，因為是驚弓之鳥，怕官府來找麻煩。

不做訟師和仍然替別人寫狀子有何區別，實在讓人不明。楊乃武最多是避開了某些更敏感環節而已，但核心的作狀仍是親為。楊家后人看來是因為訟師一詞易負惡名，故堅決予以回避，但對乃父乃祖的寫狀子水平，又實在自得，于是以替別人打抱不平承認之。而楊乃武即便出獄之后，來求寫狀者仍然不絕，只是此時他可能因曾經涉獄成了“驚弓之鳥”，于是采用了這種寫在水牌上讓當事人抄，不留自己筆墨的變通辦法。當事人面臨這么麻煩的“法律服務”，仍然愿意上門求助，只能間接說明他的寫狀子水平確實高。

楊乃武是個高明訟師的另一例證，則反映在他自己的案件中。他的妻子京控的呈詞中，有八個“不可解”，通過八處明顯的漏洞，來說明浙江當地辦案有誤，楊某有冤。它的真正作者，依胡瑞瀾奏折所述，即是楊乃武本人，“楊乃武因未能翻案……作就呈詞，令妻楊詹氏出名，央姚士法作抱京控”。它實際上是楊乃武本人自作的辯護詞。這份呈詞在整個案情進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一是經《申報》刊載后，形成了有利于楊乃武的輿論環境，其中關于刑訊逼供的說法，更引發了人們對楊乃武的同情。二是它有的觀點確實被他人采信，如浙籍十八位京官給都察院的呈詞中，采用了其中指出的案發時沈喻氏（即葛小大母親）所言前后不一的說法；其自稱不具備買砒霜時間的證言，因與楊昌濬最初題本的矛盾，又成了最后朝廷同意刑部提審的理由之一（參王策來《楊乃武與小白菜案真情披露》，中國檢察出版社， 2002，210—213頁）。

楊乃武是訟師，并不應讓我們奇怪。從事訟師是明清社會中低層文人常依托的生活方式。中國古代訟師的祖師爺最早當可追溯到春秋時鄭國的鄧析，他最后因“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而被子產殺了（《列子 ·力命篇》）。鄧析的故事既說明了這一行業存在的必要，也說明了官府對其的不滿?！霸A師”一詞的最早出現當在南宋（參〔日〕佐立治人《再論舊中國訴訟顧問之“訟師”的合法性》，魏敏譯，周東平、朱騰主編《法律史譯評》第八卷，中西書局， 2021，328頁）。明清時則成了一種較為廣泛的存在，它或許與工商業發達，人口激增之后矛盾、糾紛的增多有關。士子從事訟師的另一便利條件則是，他們的功名，也是他們的護身符，這反過來又成了他們招攬業務的資本。至于江南的“健訟”之風，在明中葉后就已成為一個公眾話題，并引起統治上層的極大關注，海瑞在應天巡撫任上作的《被論自陳不職疏》中也稱： “‘種肥田不如告瘦狀，蘇、松、常鎮有此民謠久矣。 ”（參林乾《訟師對法秩序的沖擊與清朝嚴治訟師立法》，《清史研究》 2005年第3期）訟師并不是一個為統治者所喜的職業，但又是一個當時社會條件下，有其存在合理性的職業。汪輝祖在為官之法的《學治臆說》告誡中，不得不一面強調，對訟師與地棍，“二者不去，善政無以及人 ”，一面又對其中涉訟為業的士子，實行“余與諸生約”的分化瓦解與拉攏策略。從朝廷的立法來看，明清也表現出愈來愈嚴之勢。林乾先生的考證顯示，唐律中為人作辭牒，加增其狀，罪重者減誣告一等，實是視之為從犯，明律“教唆詞訟”條則是與犯人同罪，清乾隆朝的定例則將懲治訟師提升到與盜竊犯同科的高度，如此都表現出了對訟師的極度厭惡。由此，我們也不難理解，在這種主流話語體系下，楊家后人為何一再否認楊乃武是訟師。

（二）楊乃武被涉案的成因

訟師并不僅僅是為當事人寫作詞狀這么簡單，他們可能表現出與官府一定的對抗性。早在南宋的《名公書判清明集》中，就記載他們“把持縣官，劫制胥吏，頤指氣使，莫敢不從”，因此“闔邑之人只要有爭訟，無不并走其門，爭納賄賂，以求其庇己”。甚至訟師“之所右，官吏右之；所左，官吏左之”（《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三二，中華書局， 1987，477— 478頁）。這些話語或有站在官府角度夸張聳聽之嫌，但其“官府麻煩制造者”的形象已經表現出來了，而且因為士子參與其中的緣故，還可能表現出一定的組織性。這個組織，既可能是訟師與衙門官吏之間的聯系與組織，也可能是因士子本身的身份產生的聯系與組織。林乾先生的一則研究也顯示，一位叫葉墉的南匯監生的人際網絡，從本地一直延伸到京城書吏。楊乃武案中，我們不是非常清楚他在辦理涉訟案時的網絡關系，但他與士人們有一定的聯絡，當是無疑的。楊乃武的女兒楊濬回憶說：

我姑媽二次進京前，兩次入獄，探視我父，問京杭有哪些人可以幫忙。我父告訴她，在杭州可先去看汪樹屏，他是我父癸酉同科同榜的舉人，對朋友講義氣，肯說話，他祖父在京做過大學士，京里也有不少世交。他哥哥汪樹棠也是個京官，去看他們時，把京控訴狀帶去，讓他們知道案情的曲折。第二個要去看的是夏同善的堂弟夏縉川，他是個武舉，此人仗義疏財，扶危救困，請他寫封信給在京的堂哥夏同善（翰林院編修），如果他肯出面講話，京控可望邀準。在杭州還有一位朋友吳以同，在慶馀堂當西席，私交頗好，他一定肯幫忙。京控狀可多抄幾份，除分別投送京中有關衙門外，還要分送在京同鄉，使他們知道案情，姑媽一一記在心中。

楊濬的本意是交代京控的辛酸與平反的不易。但在楊乃武向其姐告知的這三條線索中，恰透露出了楊乃武的人際網絡，其中有的當然可能是新科舉人得中后才認識，但其中所提到的夏縉川、吳以同，明顯是此前認識的，楊乃武為自己的冤情動用這種關系，我們也不能排除他在平時的“打抱不平”中，一點不動用這種關系。

而從楊家后人的描述來看，楊與官府，特別是與馀杭知縣劉錫彤的關系并不太好。其女楊濬和其外孫女章友菊的敘述有所不一，但都寫出了與劉的一些矛盾與糾紛。其女說的是楊不滿縣衙浮收中的“踢斗淋尖”之弊，和劉錫彤曾于公堂為此吵鬧，并憤而寫下了“大清雙王法，浙省兩撫臺”，貼到縣衙照壁墻上。其外孫女則說的是曾因劉任卡官向過路商人征收稅金時，楊不滿其征收過重，而向藩臺控告。此外，當地所輯的文史資料中，還說有看過案件檔案的人回憶，楊曾說過劉錫彤初到馀杭就任時，曾因官船行錯路線，在文昌閣與其險些誤會撞舟之事。這些說法并不完全一致，但不管如何，大抵上指向了一點：楊與劉有過矛盾。其中關于楊因控告不公與劉發生糾紛的說法，雖然源自其后人用來指責劉公報私仇，但如果我們聯系楊同時是個訟師的話，他的長期“執業”生涯中，一定與官府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好打抱不平的性格，一定又導致了某些糾葛與矛盾、恩怨。

分析到此，我們大抵就可以梳理出此案案發的一些由頭了，那就是案發與楊的宿怨有一定關系。如果說這個說法仍然有點推測性質的話，那么案件中劉錫彤的一些表現又當能提供若干佐證了。從史料來看，劉并不是初任知縣者，他至少在馀杭縣已經是二度為官了，這個二度的經歷，至少說明了他不該是一個審案的生手，也為他和楊之間的宿怨得以爆發、回擊提供了時間窗口。而正因他不是一位生手，他在案件中的一些具體表現，又不能不讓我們覺得頗不尋常。

不尋常之一的表現是，楊于案發時并非只是一位普通讀書人，而是一位新科舉人。舉人的身份，代表著楊已經具備為官的資格了，他和劉錫彤本質上是一個階層的人了，“有清一沿明制，二百馀年，雖有以他途進者，終不得與科第出身者相比”（《清史稿·選舉志一》）。晚清的陳其元，生于號稱“海內第一望族”的海寧陳家，通過捐資得入仕途，得到左宗棠等的賞識，最后官居正四品道員，但仍然念念不忘科舉功名之事，還曾試圖參加同治三年（ 1864）的鄉試，此時他已經年過五旬了（參張子豪《〈庸閑齋筆記〉研究》，遼寧師范大學碩士論文， 2022， 12—16頁）。而楊乃武是當年馀杭縣唯一的鄉試得中者，這不僅是他個人，也是馀杭縣極大的榮耀了?？婆e的取得，意味著楊從此將被人正式稱為“老爺”，意味著他從此由所謂“四民之首”的秀才正式進入到與州縣官平起平坐的地位。如果說生員向州縣官提出關于當地百姓的福利建議是被禁止的話，舉人身份的“紳”為州縣官出謀劃策則是得到鼓勵的，他從此可以自由地接近官員了。他從此還進入了一個由座師、同年組成的更廣闊的社會階層網絡。至于經濟地位，也因為他的這個身份，自然會有人來帶地投充，他的經濟狀況會大大得到改善（參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鋒譯，法律出版社， 2003，284—294頁）。

在看到中舉后這個階層的躍升之后，楊乃武于案件中的相關待遇則頗讓人困惑。楊乃武于當年八月赴省鄉試，九月赴省參加中式后的各種宴會、儀式，十月初二返回馀杭，十月初十即案發，他剛剛體會到“春風得意馬蹄疾”的喜悅和在省城鹿鳴宴中與巡撫、考官言歡的暢快，卻突然于歸家之時，罹此一難，其內心之驕傲與憤怒可以想見，其對劉之不合作也是必然，而劉在此案的最初程序中也表現出如下不可解的地方：

一是其對楊乃武是當夜傳喚。葛小大十月初十身死，劉次日驗尸，并帶回小白菜，在得到其招供系楊乃武授砒后，未做進一步外圍調查，即于當晚命令衙役敲開了楊乃武的門，將之帶走，且是三更之后，絲毫沒有考慮到一位新進舉人的大喜感受 —他至少可以在次日再作此“抓捕”。

二是他將楊帶走后，第二日即上報革除其功名，并于當日用了刑。這根本不符合相關程序，舉人的功名革除批準權在皇帝，而州縣官只有詳報的權力，正式上報是由督撫以題本的方式上呈，他相當于在督撫還未正式向朝廷上報之前，就開始了對楊乃武的刑訊，這種急不可耐，反倒昭示著他急切地想得到些什么，并有一股“生米做成熟飯”的沖動。

三是作為一名老資格的知縣，他應該很快反應過來，買砒在該案中證據鏈的重要性，特別這個證據是知府要求查實的。他隨后叫來了藥店主人錢寶生（真名錢坦），并對其進行了簡單訊問，錢的回答已經足以讓他產生必要的“合理懷疑”了，但他卻以哄騙出具甘結的方式，化解了這一重大的證據問題。這倒像是明顯將錯就錯。

四是他將楊乃武案件上報、解審的程序明顯快于正常進度。清代命案處理需要上報中央決定，在州縣初審后，再府，再按察司，再督撫，最后由督撫以題本的形式上報三法司。這一套流程當中，律例規定州縣有三個月的審理時間，正常的官僚思維當然是充分地占用這個時間，何況清代的處分規定是，在向上級詳報之后，州縣再發現的任何錯誤，哪怕自我檢舉，都可能帶來處分，換言之，三個月是自己思考、掂量的安全時間。但是該案中，劉錫彤在十一日驗尸、審訊后，當月二十日即上報知府。而且在此期間，楊乃武案已經由一名增生、一名監生及一名親屬聯名具稟證明楊乃武不具備交付砒霜的時間。他卻采取了明顯忽略的態度。

總之，劉錫彤于此案中的最初表現，顯得太急了！

他為什么這么急？特別是考慮到楊是一名新進入同儕的高級地方精英，對比《儒林外史》中的范進中舉后的張鄉紳，在其中舉后立馬跑來套近乎，“世先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親近”，“你我年誼世好，就如至親骨肉一般”，劉的表現是另一反差。作為父母官，他當然不至于像張鄉紳這么屈尊，但些許的面子與辦案中必要的謹慎還是要的。但他都沒有！何況，本地的士子出此風月大案，也說明作為父母官的平時教化不力啊。

我們對此能給予的合理解釋，只能是兩人的確事先有矛盾，楊家后人關于兩人存有芥蒂的說法，并非只是事后受害者家屬的泄憤，而應是的確存在的。劉曾于馀杭兩度為官，楊曾從事的訟師職業及喜歡打抱不平的性格，當早已給劉制造了諸多不快。未曾想的再度為官，小白菜于刑訊之下攀誣于楊的不得已的供詞，讓劉大喜過望，勝利的喜悅，報復的沖動，讓他壓制了任何理性的思考。至于楊的新科之喜，倒成了劉迎頭一擊的更大動力。

劉的舉動，也間接說明了另一點，關于楊、畢的桃色傳言當已波蕩良久，如此他才在第一時間有這種內心確信。至于當時小白菜租住楊乃武新屋，與其共處一屋檐下之時，二人有無奸情，已無從考，也無法考，但至少從小白菜搬出去后，反復審訊中并無坐實二人有相會之事，考慮到同在一個縣城，鄰里互相守望，很可能此后已無進展與后續故事發生了。否則，以小縣城的寂寞，前現代社會娛樂節目的缺乏，早已是添油加醋地傳播更廣了。當然，同居一屋檐的桃色傳聞的發生，也不排除摻雜有楊乃武的性格因素，他可能在訟師“執業”時，不僅與劉，而且與衙門的吏胥都結下了梁子，這至少增大了這些人傳播的興趣與動力。

顧炎武曾如此描述明朝的生員，瞿同祖認為這同樣適用于清朝：

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擾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于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史為緣，甚有身自為胥史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則群起而哄者，生員也；……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亭林文集》卷一， 19頁 a— b，轉引自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 301頁）作生員時的楊乃武未必倚勢武斷，但“出入公門以擾官府之政”、“官府一拂其意”則“起而哄”當是有的。劉錫彤原來可能想治之而不可治，但葛小大的死，當場檢驗的誤，縣城無聊的謠，小白菜受刑不過的供，終于讓再度殺回馀杭為官的他，感到不必再收斂，得到了“欲鋤之”而“可鋤”的機會?。ㄎ赐甏m）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