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快些，趕上車

“走快些，趕上車”！

這是父親的聲音。星移物換，歲月流年，許多往事如夢如煙，隨著時序消逝而淡忘了。然而，在我的感情深處，時刻回蕩著的卻是父親這句平常而樸素的話語。隨著年月的磨礪和錘煉，父親叮囑這句話時的神情，仿佛一把雕刀，塑造著我，仿佛一把沖鋒號角，激勵著我，在征途漫漫的人生旅途上去趕車，一站一站地趕……

我第一次趕車，是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一個秋天。那年我被錄取到陜西省延安師范，這對于農村戶口的人來說，就是鯉魚跳龍門，那時，擁有城市戶口，是所有農村孩子的一個夢想。父親那輩的農民，被困在貧瘠的土地上，廣種薄收，養家糊口都是問題。農民都向往那些一日三餐不愁，按月到期領工資，吃“皇糧國餉”的職業。父親知道他這輩子是沒有辦法了，只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我們子女身上，期待能跳出農門，脫離苦力活，不再重復他們那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長年在黃土地里刨食的苦焦的人生，所以，當父親聽到我考上師范后，顯得格外地激動，干起活來仿佛有使不完的勁，在村里見人就說我家二兒子考上學啦！說話間，臉上流露出無比的成就感。

在父母一貫重視教育下，我們兄弟4人勤奮學習，先是哥哥大學畢業走上工作崗位，這更加帶動了幾個弟弟的學習熱情，隨后幾年，我們3人也都跳出農門，參加了工作。

我是1976年上的宜川中學，那時還分專業班。讀理論班時班主任是強毅老師，讀文科班時班主任是郭劍如老師，歷史老師曹建公、地理老師薛國楨，他們都是五、六十年代畢業的大學生，滿腹經綸，博學多才，教導有方。

1976年是個極不平凡的一年，周總理、朱老總、毛主席三位偉人相繼逝世，“王張江姚四人幫”打倒了，但學校生活沒有多大的改變，學工學農占用時間仍然不少。記得我們班在范灣村的學校磚廠參加勞動，把山上的土挖下來，攪成泥，同學們將泥鏟入磚模中，用刮板刮平，扣成磚坯子，用單車推到場地，一排排斜叉放平，曬干后再壘起來，在燒磚師傅的指導下，裝入磚窯，燒好后，再搬運出來，一個流程就結束了。在英旺后溝農場勞動，學校離農場60多華里，我們都是自帶干糧，打上鋪蓋，獨步前去，做上一個多月的農活，干些收割莊稼，平整土地、拾柴禾、放牛羊等活計。學校還組織到山大溝深的楊家山生產隊、油坊溝村向貧下中農學習鍛煉，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

1977年底，高考制度得以恢復，全國由此重新迎來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春天。學校立馬調整了教學思路，以學習為主。

1978年，我宜川中學高中畢業，因學習偏科厲害，高考名落孫山，回農村學校找了個代課差事，第一學期月工資18元。后高考實行“一條龍”考錄，按分數高低，先錄取大學，后錄取中專。我有幸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好時代，命運也因高考制度改革而改變。當年我數學只考了5分，總分距大學錄取又差了十多分，再次落榜，但中專錄取沒有懸念，走過了獨木橋，跳出了農門，吃上了“皇糧”。

記得我收到學校錄取通知書的那天，父親就為我忙碌起來。第二天，就到大隊、公社開據介紹信，辦理戶口遷移，籌措路費。

一天晚上，父親在借錢回家的路上，腳腕被扭傷，紅腫得厲害。我準備到公社郵電所給學校拍封電報，推遲到校時間，父親知道后堅決不肯。

離走那天，父親忍著疼痛，雞叫就起床，默默地為我點火做飯，收拾行李。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一個人出門，往后要照料好自己，到了學校，要好好念書，團結人，幫助人，做什么事緊湊些，麻利點，家里事不要牽掛……”昏黃的燈下，看見父親清瘦的面頰，聽著父親一言一語，我心里一陣酸楚，忍不住的淚水直往下掉。

打從我上小學三年級時，母親就患風濕性心臟病臥床難起，家里又無錢醫治，僅靠村里赤腳醫生王志凱、牛蘭西兩人開些中草藥熬的喝，家里家外的重擔就落在父親一個人肩上。

父親是個莊稼人，他沒有上過學，性格耿直，脾氣倔強，可父親很羨慕讀書識字的人，因而，不管家境多么貧窮，多么困難，父親總是設法供我們兄弟幾個上學。用父親的話來說：“他砸鍋賣鐵也要供娃們上學”。父親到了晚年，常常后悔和自責沒有供過我姐姐上過學，18歲就給出嫁了，使得他老人家在世時，每次到我姐家里住不了多長時間，就提出要到兒子家里去住，老覺得自己沒有供女兒讀過書理短著哩，我們只好快快前往接住。

父親在黃土地里轉了幾十年，也沒有走出去。他做夢都想走出去，到山那邊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可彎彎的小路，患病的妻子，繞膝的兒女，束縛住了他的一生。我的爺爺去逝的早，后來，我奶奶張秀英改嫁到本縣阿石峰村白金福，當時父親3歲，便跟隨我奶奶在白金福爺爺家里生活了多年。

父親9歲的時候，從阿石峰村回到白浪堡村，跟我的三爺李玉堂一起生活，叔侄倆靠種地，給人攬長工維持生計。1942年，三爺被國民黨抓壯丁抓走了，家里就剩十幾歲的父親給人放牛放羊謀生?？箲饎倮?，三爺逃離國軍，千里迢迢，才回到村里跟我的父親團聚，叔侄相以為命，靠攬長工積攢下點錢和糧。這時有人給三爺介紹了個對象，彩禮也給了，糧食用毛驢馱的也送了，可女方家還嫌少，待媒人去女方家里攝合時，村里人說：“這是一戶外地來的，一家子人去窯空幾天了，都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人財兩空，三爺傷透了心，從此他鐵了心，不再提自個成家的事了。

宜川解放后，家里有了土地，叔侄倆辛勤耕作，短短兩年多，家里光景有了很大好轉，三爺張羅給父親成了家，十分欣慰。三爺后半輩子掛在口頭上的話，就是念念不忘共產黨，不忘毛主席的好。

我母親是宜川縣西坪塬村農民曹生華的大女兒，個不高，圓臉盤，大花眼，雖說不識字，但非常能吃苦，敦厚質樸，賢惠善良。至從嫁給父親后，相夫教子，對三爺很孝順，父母省吃儉用，60年代初就用家里全部積蓄，又賣掉些拆遷的房木料和磚瓦的錢，請了當時宜川一位知名的木匠，給我三爺制作了一副高質量，手工刻雕，人見人夸的柏木棺材。父母為了讓兒女們不再永遠守他們守了一輩子的黃土地，吃盡了苦頭。

太陽剛露臉，父親就一遍又一遍地督促我，幾乎是自言自語地說，不要把帶的東西落下了。哪時候農村是兩頓飯，吃過早飯，父親拄著一根木棍，一瘸一拐地把我送到村口的老槐樹下，嘴唇蠕動了幾下，只說了一句語：“走快些，趕上車?！?/p>

我剛走出幾十步遠，父親又喊：

“走快些，趕上車”。

這一次，我沒有回頭，只顧朝前走。走了一陣，聽見身后不遠處咳嗽吐痰的聲音。我扭回頭，原來父親就不曾留步。他和我相距不遠，我站下，他也停下，似乎兒子從他的心肝上面系了一條繩索，走一步，一牽引，牽的他難以自禁，陣陣作痛。我欲返回安慰父親幾句。俄頃，他搖擺著手，從他的動作上，我幾乎知道，他還是那一聲叮囑：“走快些，趕上車?！?/p>

當時，我壓根兒就沒有趕車的緊迫感，濃烈的離別情緒苦苦纏著我，此時，一邊看著腳下路兩旁田地里的莊稼，身不由己的我，停住腳步，目光留在了一穗穗谷上。那谷穗一枚枚，月牙兒似的，在谷草上掛著，垂著，彎著，掙出半個身子，像是好奇的看著外面新鮮奇幻的天地人間。親人的牽掛，家鄉的留戀，走著走著在路旁一棵樹下坐了下來，昔日的往事仿佛一團絲，愈抽愈細，愈抽愈多，它甜蜜而痛苦，錯亂而清晰。

那時候沒有手表，依太陽的方位及照射到地下人影或樹的影子大致判斷時間遲早。

太陽當頭的時候，我到達牛家佃公社。這里我熟悉，是我以前讀五年級的地方，離我們村子五、六里遠。我兒時在放學或星期天，到溝岇岔洼上掏甘草根，挖柴胡、遠志等中藥材，回家放在院子里曬干，再相跟上幾個伙伴拿到公社供銷社去賣上塊兒八毛錢，換買些學習用具，或打瓶點燈用的煤油拎回家里。

公社地方不大，一條南北街道，都是碎石子鋪的，汽車、拖拉機開過塵土飛揚，街兩旁大都是磚瓦或土基坯蓋的屋舍，街道行人不多，冷冷清清。我來到昔日熟悉的一家店鋪打問到縣城的班車來過沒有，店鋪女主人熱情地告訴我：“來了，在供銷社院里停著哩”。說話間，班運汽車駛了出來，我急匆匆地上前在車正前方招手就攔。

“你不想活了嗎？你！你個憨娃子”，司機急剎住車，頭伸出車窗口就吼罵。

“我要坐車?！蔽已肭笾?。

車上女售票員打開車門冷冷地說：

“人滿了，沒座位了?！?/p>

“我站著就行?！?我邊說邊往車上擠。

真玄！差一步就趕不上車，把車耽誤了”。因為通往縣城路過的客運班車一天只有一趟，大都是下午一點多路過，有時車在云巖站停的時間短了，過來早點，就停在供銷社后院，司乘人員歇一會，喝水閑諞，人坐滿了就走。

盡管我這一次幸運，坐上了車，可我在下一站又誤了趟車。

上學走的時候，家里窮得連個木箱子行李也沒有，拿的被褥就裝在用過的尿素化肥空袋子里背著，其它雜東西就裝在一個農村織的老白布縫制的袋子里拎著。到了縣城，在南關村姐姐家里住了一晚上，姐夫又出去在隊里向人借了5元錢給了我，安頓到校后買些學習用品。

第二天怕耽誤了車，一大早，當農民的姐夫就推了個架子車送我到北關車站，因為來的早，排隊買了個前排緊靠司機后面的座位號，順利地坐上了開往延安的班車。

車開出縣城不長時間，車上的乘客大都迷迷糊糊地睡著了，而我卻沒有一點睡意，一路心花怒放。

車到富縣茶坊進站停留一個小時，司乘人員下車吃午飯。我下車在車站周圍僅有的幾家食堂踅摸的看了幾圈，一碗燴菜2毛錢，嫌貴沒有要，3毛錢買了2個餅子，舀了一碗白開水，趷蹴著就吃，覺得好開心的。

那時延安車站在東關，下車出了車站，我向行人打問去師范公交車在哪里坐，一位大叔說：“前邊那輛車就是到師范方向的，只能坐在文化溝口站，下車再步行一段路就到了”。

緊趕慢趕，還是沒趕上。誤了這趟車，只好停在站牌下等候下趟車來。也就怪，等車的時候，總是要等的車不來，不等的車總是過來了。

又過來一趟車，聽說是走延安大學方向的，拉話中，有位好心的乘客對我說：“這趟車你也可以坐到楊家嶺站下了車，過了河就是師范”。我一聽，這也行，便上了車。

坐到楊家嶺站下了車，詢問行人如何過到河對面的師范，幾位熱心人告訴我，走左邊王家坪大橋和右邊蘭家坪橋都太遠，你就踩著河里砅石往過走。

俗話說得好：“緊過砅石慢過橋，掉到河里沒人撈”。因為身背著被褥，手提著布袋，想快也快不了，一不小心踩翻了一塊過河的砅石，跌絆了一下，衣服和被褥浸濺濕水了，好在過河的地方水流平緩，河水不深。

過了河一踏進師范大門，顧不上報到，先把被褥攤開，搭在學校院子里草坪圍欄桿上涼曬差不多干了，才去辦理的報名注冊入學等手續。

開學后，我擔任了班長和校學生會的職務，刻苦學習，積極向上，第一學年，還在《延安報》、《青年作家》、《文匯報》等報刊雜志發表了幾篇小文章，受到老師和同學的夸贊。

師范畢業后，我又把鋪蓋打包，返回到老家，一邊等待分配，一邊幫父親干農活。心里想，如果分配在牛家佃學校，離家近，節假日還可以幫家里干些農活。

9月份開學的時候，我到縣教育局查詢自己分配在哪里工作，查來查去，畢業學生分配的名單上沒有我的名字，一下慌了神，心想這是怎么回事，難道是遺漏了嗎？縣教育局有位同志關心地說：“你給地區教育局或延安師范打電話問一下，看分配在哪里了”。

我當場用教育局辦公室的電話撥通了延安師范辦公室的電話，自報姓名，詢問分配情況，得到回答是：留校工作。當聽到這個消息后，我激動不已，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9月中旬，我又打起鋪蓋卷，這次買了個木箱子，按時坐在開往延安的客運汽車上，輕車熟路地來到了延安師范報到上班，開始了趕社會人生的車，一年后到北京師范大學帶薪脫產學習4年的“車”沒趕上，1984年調到延安地委落實政策辦室開始了從政工作。

步入社會的幾十年中，趕車仿佛成了我的職業，趕汽車、趕火車、趕輪船、趕飛機……?一趟挨一趟，一程接一程，有時，我做夢，也在趕車，特別是趕時代的車，趕人生的車。

記得1986年提拔科級干部的時候，中專文憑還行，到1990年，上級組織考察提拔我擔任副縣級干部時落選了，因為有個條件要求大專以上文憑，同時考察的另一名科長畢業于陜西師范大學中文系，順利提抜為副縣長。進入九十年代中專文憑就落伍了，仿佛變成了“突突突”的手扶拖拉機，在鄉間公路跑還行，在高速公路上，進口就被卡住了。當時流行一句“文憑是金牌，年齡是個寶”的說法。學歷成了想進步的大門檻，沒有大學文憑，就算你有能力，那很多機會跟你連個手也不會握的，你只能站在原地不動，招一招再見的手，頭彎得跟豆芽一樣。

時代逼著我不敢停下來，得繼續追趕提升文憑這趟車。先報考自考大專，又報考西安交通大學成人本科教育班，再報考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函授班，經過7年的奮斗，終于從中專學歷這趟車，追趕上了大專、本科、研究生這一趟趟的車上，專業也從師范教育向行政管理、經濟管理，法律專業拓展了。

在這幾十年中，我往往有一種趕不上車或被趕下車的惶恐感。這時候，我就對自己說，你業已為人之父，女兒、女婿985大學博士畢業，在國家部委工作，我和妻子退休后戶口按照北京獨生子女落戶政策規定，隨女兒遷入北京市海淀區居住，含飴弄孫。自己從政以來，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做事。25歲擔任正科級干部，35歲擔任副縣級干部，50多歲擔任正縣級干部。工作之余發表過中篇、短篇小說、報告文學、散文，及論文，調研報告等500多篇，其中60多篇在全國、省?、市獲獎。20多歲擔任科級干部，30多歲擔任縣團級領導干部，國家部委、省、市的先進工作者等獎項都得過，人民大會堂還領過獎，楊成武將軍的題詞還在筆記本上，地、市優秀共產黨員和優秀公務員也當過多次，一個無任何背景的農民的兒子，干到正縣級職務退休，是該歇口氣了……可這時，父親的叮囑就會在耳邊響起，給我勇氣，給我力量，給我生機。我不能氣餒，我有趕不上車的教訓，我要弘揚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不停步地趕車，為晚輩們樹好標，帶好頭，盤點人生奮進的經驗教訓，指點他們走快些，不僅要趕上車，坐上車，還要在時代的每一個大的或急的轉彎處，保持清醒頭腦，低調務實不張揚，清正廉潔，與時俱進，不被時代的列車甩出窗外。

幾十年的奔波，我不停地趕生活中的車，趕人生路上的車，因為，世界時時都在變化，萬事萬物在明天都是新的，今天的優勢也許就會被明天的趨勢代替。歷史沒有假設，也沒有如果，只有順應時事，努力奮斗，將夢想變為現實，才是王道。人只有在歲月的流逝中修養自我，升華自我，才能活出精彩。路要靠自己走，車要靠自己趕，自己坐，自信、自強、自立永遠是立身之本。

踔厲奮發、篤行不怠。我們要給已作故父母一個響亮的承諾：

“我們一定能趕上車”！

作者簡介：

李倫，陜西省宜川縣人，退休干部。作品散見于報刊雜志和網絡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