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經濟新范式（下）

姜奇平 于小麗

四、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的新質范式

按照管益忻的理解，新質生產力主要包括戰略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專精特新”產品產業業態，傳統產業仍處在中低端科技水平的關鍵技術業態、獨角獸原創部分。發展新質生產力，突破口和主要方向當然是大力發展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同時，在發展過程中，既要避免保護過剩產能的供給側結構劣化傾向，也要防止弱化傳統實體經濟的空心化取向。

產業體系的現代化，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如何生產。范圍經濟成為產業組織的主導邏輯，將成為產業體系現代化的重要標志。

現代化產業體系是中國式現代化經濟的重要內容，其為經濟學提供了什么樣的新范式？從表面上看，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是一個單純的追趕過程，似乎發達國家的產業體系已經現代化了，中國的產業體系也要像西方那樣達到同樣的現代化。其實不盡然。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固然有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現有水平的意思，但放在中國式現代化這個大概念下審題，其中還可以包含一重人們沒有體會到的東西。

（一）以新實體經濟為產業以人為本范式

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第一個可能為中國式現代化嵌入的新范式，是新實體經濟。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產業發展中，需要樹立新實體經濟范式，發展以人為本的新實體經濟。

第一，站在第二次現代化角度重新認識實體經濟。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實體觀。當年重農學派把農業當作實體經濟，把長寬高和重量增加當作產出增加價值的標準，而把制造業當作虛擬的經濟，把加工活動創造的價值視為看不見、摸不著的虛的價值，污蔑工業階級為“不生產階級”。今天，許多人又把制造中的加工當作產出具有價值的唯一標準，認為數據活動創造的價值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把數字化這種更高水平的現代化活動稱為“鼓虛勁”。

將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對立，本身就是一種主客二元現象，典型的是實體經濟與金融發展的二元對峙。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受西方模式影響，也開始出現金融背離實體經濟的現象。需要把以利為本的金融投機，與以人為本的數據利用，從本質上區別開。

以往理解的實體經濟，主要是那些以物質、能源消耗為主的有形實體產業，如傳統農業、制造業。如果只以物質、能源為判斷實體的標準，會不正確地把數據理解為一種脫離實體的虛擬，進而把數字經濟當作與金融同樣的虛擬經濟。

那種認為只有大量消耗物質、能源的產業才是實業、實體經濟的觀念，不適應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需要更新?！皵祿亍痢眴⑹救藗冞€有另一種新實體的存在，這就是在物質、能源和信息三大資源關系上，在信息（數據）上做乘法，在物質、能源上做除法，從中綜合形成的新實體，從中發展出來的是高質量的實體經濟。

高質量的一個重要標志，是真實而非虛假。實際上，信息不同于物質、能源，重點在于生成。這種生成存在于實體與虛擬的吻合過程之中。判斷符號承載的內容正確與否，唯一標準是看其與真實世界是否符合。因此符號與實體不是對立關系，數據恰恰是靠反映實體，實現信息對稱而獲得自身生命力的?；跀祿慕洕荒苁菫閷嶓w經濟服務的經濟。這是新實體經濟的認識基礎。

要正確認識數據的本質。未來不管是哪種具體趨勢，在形式上都向著無形化的方向拓展發展?？萍际菬o形的，數據是無形的，連綠色（減少有形的物質、能源消耗）也是無形的。對未來產業發展來說，凡以符號就能實現原來用實體可以實現的功能、目的，就不必進行物質、能源上的無謂消耗。按照新實體經濟的理念，物質、能源消耗上做除法，信息增值上做乘法，并不是在削弱實體，而是在增強實體。數字技術本質上都是廣義的增強現實（augmented reality，AR）技術，是令主客更加統一的技術，要去掉實體中主客不一致、供求不一致、目的與手段不一致的虛妄的部分，讓實體經濟變得更實實在在。20多年前，廣東一家企業由于缺乏信息，拉著貨一直到東北都沒找到客戶，回來后發現真正客戶就在鄰縣。這個企業走了許多冤枉路，都是實體的，但又是虛而不實的，是低水平、低質量的實體經濟。而中國式現代化要的是高水平高質量的實體經濟，只有新實體經濟才是高質量的實體經濟。

第二，以智能制造為新實體經濟的基礎。

實體經濟與中國式現代化是什么關系？單從范式變與不變這個角度看，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不要求改變范式的，仍然采取與西方一樣的第一次現代化邏輯，從增加產值（增加值）角度發展產業化，但爭取要在同樣邏輯下比西方做得更好；另一類是要求改變范式的，需要采取第二次現代化的范式，用新理念和不同的邏輯來發展。二者結合起來，形成對實體經濟更全面的認識。

黃奇帆認為與新質生產力相聯系的新制造應具有五個“新”，即新的科學發現、新的制造技術、新的生產工具、新的生產要素、新的產品和用途，可以從范式屬性上分為兩類。

一類是采用與西方現代化同樣的邏輯，但爭取做得更好，典型邏輯如工業4.0。新的制造技術、新的生產工具、新的產品和用途，都是沿著工業化加強版的方向努力趕超。爭取在做同一件事上做得更好，超過老師。例如，德國工業很強，而中國要具備能夠對原有的工藝、技術方案進行替代的制造技術。包括以工具的革新帶來了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如光刻機從28納米變為5納米，甚至更低，在同一賽道上，爭取跑得更快。還包括開發出新的能進入千家萬戶的“四大件”“五大件”，如汽車的智能化升級等。

以此實現加強版的工業化，無疑非常重要，不能放松更不能放棄?；A不穩，地動山搖。如果離開以制造業為代表的產業化、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就會出現動搖。對實體經濟要區分過剩產能與必要產能，不能籠統地把所有實體經濟，尤其是優勢產業，都當成過剩產能。要積極主動地按照上面三種邏輯，把過剩產能轉化為新的競爭優勢。

另一類是有潛力以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邏輯進行超車的智能制造，成為現代化的中國式新選擇。

首先，新的科學發展，有賴于現代化范式的突破。西方式現代化理念下的智能制造，有片面發展自動化的傾向，從而把制造局限在智能層面，達不到以人為本的智慧層面。而新的科學發現，新的生產要素有可能（但不是必然）突破這種局限，以中間產品的自動化、標準化為基礎，實現最終產品的個性化、定制化，因此是非常值得大膽嘗試、探索的。一旦創新成功，會為中國式現代化在產業體系的現代化上大大加分。例如，在新科技范式指導下，在人工智能、量子科學等領域，中國可能有超車的前景，克服西方物質科學范式（否定智能中的主體智慧）與原子論（否定量子的波粒二象性）的局限，取得引領未來的重大突破，從而將智能制造發展為智慧制造。

其次，新的生產要素，可能帶來現代化范式的突破。典型如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通過復用突破了科斯定理，使外部性從不能為市場所利用變為可以被市場化，進而使范圍經濟從不可能變為可能，從輔助力量變為主導力量，從而導致產業體系中高附加值本身的邏輯發生實質變化。如謝伏瞻所說，成為產業組織的“主導邏輯”。中國如果抓住這個機遇，可以在實體經濟上作出新的文章。

第三，從以人為本角度看新實體經濟，將服務化作為新實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提高在產業體系中的比重。

美國出現產業結構空心化趨勢，為此希望將制造業拉回國內，但這仍無法根本解決問題，因為這是由于美國金融脫離實體經濟造成的。金融界利用信息不對稱，實現以利益不對稱為特征的財富掠奪行為，這種行為并不能通過制造業回流解決。究其根本，是以利為本造成的問題，美國的空心化是被華爾街掏空的。

對中國來說，發展實體，出路也不是把世界上本已最齊全的產業體系搞得更齊全，而是把這個體系的現代化水平進一步提高。為此，要把實體經濟中“實”的標準，聚焦到以人為本而不是以利為本上。要把生產目的是否符合以人為本，作為實與不實的標準。要認識到，與社會生產目的不符，是最大的不實。西方式現代化物極必反出現的最大問題在這里。

以人為本重在以下幾點：一是體現以生產滿足需求，反對為生產而生產；二是體現在交換價值是為了使用價值，反對為交換價值而交換價值；三是體現利（交換）是為了人（使用）。一個客觀標志就是供求一致。以利為本走向極端，會從供求不一致上表現出來。

要認識到，供求一致的產業就是實體產業；供求不一致，在物質、能源耗費上再實，也是虛的。例如，產能過剩就是最大的不實，產能浪費也是最大的不實。而信息、數據的作用與生命力，都在于符號吻合于實際。例如，電子商務通過信息對稱，實現供求平衡。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數字化與金融化不同，應屬于實體經濟的一部分。

傳統需求的性質以物質需求為主，傳統產業發展主要滿足生存發展需求。而新質需求，增加了滿足美好生活向往的新需求，包括滿足文化需求、精神需求、個性化自我實現需求等。新質生產力所推動發展的未來產業，往往是物質含量低而意義含量高的產業。

發展新質生產力要避免生產者中心傾向，避免產、學、研、用脫節。要以需求的質作為供給的質的導向?！靶沦|”最重要的質是價值上的質?！靶沦|”意味著價值發生變化，從以物體價值（功能價值）、交換價值（錢的價值）為質的重心，漸漸轉向以意義價值（人的價值）為質的重心。要以人為本發展新質生產力。

價值上的變化在于，以無形為符號呈現意義的存在，從而使以人為本的一方，獲得具體的發展內容。比科技價值更重要的是，現代產業體系要以意義（美好生活）為主要線索梳理生產，而不能再以傳統價值為主要線索決定未來生產什么。新實體經濟是有意義的實體經濟，是主客統一的經濟，保留實體中對人有意義的部分，去掉其中無意義的物質耗費與能源耗費，達到資源的整體優化，推動實現自然生態與社會生態的統一。

按照這樣的標準，需要克服舊實體經濟中的某些認識局限，提高對服務業、服務化的新實體經濟性質的認識。服務業、服務化在現代產業體系中占比的不斷提高，是經濟發展到發達階段后的一個必然現象。無論是西方式現代化還是中國式現代化，都存在從制造業向服務業漸次發展的規律，這是產業體系現代化的共同規律。

由于中國服務業占比僅為55%，低于世界平均65%的水平，因此，提高服務業在GDP中的占比，還屬于一個“補課”的問題。有人認為，中國服務業占比低，屬于統計問題。因為把一些單位辦社會的因素沒有計算在內，包括一些經濟活動如數據交換在傳統市場之外，存在著把未顯形的經濟顯形化的任務。還有人認為，中國服務業發展受到制度成本（人際關系成本）的制約。無論如何，遵循產業體系現代化的規律都需要縮短與世界的差距。

在現實中，發展服務業，實現傳統產業的服務化、數字化升級，這些都屬于現代化產業體系中應有內容，但這些到底是生產性的，還是非生產性的，發展它們到底是務虛還是務實，會不會脫實向虛，出現產業結構空心化等等，都涉及認識上的問題。這個認識問題不解決，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的現代化就會徒有其表。

要從高質量發展高度認識制造與服務比例關系問題。隨著人均收入不斷提高，要不斷加速科技服務業、信息服務業，文化服務業等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

對于生產性服務業，黃奇帆的如下主張值得贊成，“我們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要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要實現高質量的中國制造，必須把跟制造業強相關的高附加值的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搞上去”。

要把加工形成的增加值，與服務增加的附加值，從經濟概念上區分開。前者由邊際成本定價形成價格，后者由平均成本定價形成價格。

對服務業本身，也有必要探討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路徑。例如，區分金融服務與非金融服務，有重點地發展。在西方式現代化過程中，一個顯著現象是，老牌資本主義帝國如美國、英國，都以金融服務為服務業的重頭。中國是否有必要重復西方這條道路值得思考。

中國金融服務不如美國發達，是劣勢，但也可能轉化為信息服務發展的比較優勢。正如中國信用卡不發達這一劣勢，可以成為發展支付寶等的優勢。以信息服務業為現代服務業的重心，發揮信息在配置資源方面優于金融的作用，可以走出一條新路。

中國式現代化的機會在于，西方式現代化提出符合未來方向的新范式，受到過去成功形成的強大特殊利益的制約。不是西方的個別人提不出引領未來的新范式，走出金融脫離實體經濟的困局，而是華爾街不允許這種觀念變得主流化，因為只有信息不對稱，金融與實體經濟脫節，才能保護好金融利益集團以利為本、以利益不對稱進行利益剝奪這種特殊利益。這給了中國式現代化千載難逢的機遇，以信息對稱為取向的數據化為導向，發展增強現實的新實體經濟，通過以人為本這種根本上的利益對稱，實現利益相關人的共贏，以有道伐無道。

（二）以范圍經濟為產業主導范式

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第二個可能為中國式現代化嵌入的新范式，是范圍經濟。

在產業體系現代化的主導邏輯上，應把范圍經濟作為一種新范式肯定下來。

正如人類社會發展是個自然歷史過程，經濟現代化也是一個科技進步與社會關系相統一的過程。依靠科技創新更多加快的是自然歷史過程中的“自然”過程，改變社會生產方式，加快的才是自然歷史過程中的“歷史”過程。

產業體系涉及的主要是歷史過程，其現代化的核心是使生產方式變得先進，產業做優、做強、做大是尊重客觀規律的自然結果。高質量發展，只有遵循現代化的客觀規律才能實現。對于什么才是客觀規律，從而能夠成為產業體系中現代化的主導邏輯，人們的認識并不完全一致。在西方式現代化的經濟學說中，產業體系的主導邏輯仍然是傳統的規模經濟。雖然發達國家的經濟實踐早已超越了單純的規模經濟，但經濟學標準教材反映的，還是大規模制造這種第一次現代化的經驗性認識。這一理論的代表羅默在2018年剛獲得諾貝爾獎。而美國范圍經濟理論僅局限于西北大學一隅，屬于非主流。這說明人類理論與實踐存在明顯脫節現象。

而范圍經濟對應的是第二次現代化的經驗性事實，即小批量多品種生產方式。反映這種生產方式的實證現象正由少變多，但只有少數人從理論上認清這是屬于下一代人的理念。代表性的觀點如謝伏瞻所說：“進入互聯網時代，范圍經濟取代規模經濟成為產業組織的主導邏輯?！盵1]

中國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實踐，也正證明這一點。首先在方向上，中國選擇高質量發展，正是由于以往傳統中國制造擅長的大規模制造，存在附加值低的不足，因此雖然主張規模經濟的羅默剛得到諾貝爾獎，但獲得高附加值這個非?，F實的原因需要以范圍經濟取代規模經濟；其次，從實踐來看，以提高附加值為取向的服務業占比提高，制造業服務化、智能制造，特別是互聯網新商業模式，無不證明范圍經濟更代表經濟現代化的未來主導方向。

由于中國文化中的《周易》，對應的是與范圍經濟同樣的范式邏輯，即低成本多樣化，使“變易”變得“簡易”，因此更能為中國人接受為產業體系的主導性邏輯。以范圍經濟這種新范式充實中國式現代化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內涵，可以使中國式現代化具有比西方式現代化更具時代感的內容。

工業資本主義發展中也存在錢德勒所描述的范圍經濟這種“原動力”，但規模經濟為主，范圍經濟在當時的美國、德國、英國只是為輔。而范圍經濟在數字時代的現代化意義在于，在數字技術支持下將生產方式轉變貫注于產業體系的現代化重塑中。把西方式現代化中長期當作次要矛盾的方面，發展為主要矛盾方面，以新動能的邏輯主導產業體系現代化的方向。

（三）以生態為產業組織新范式

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第三個可能為中國式現代化嵌入的新范式，是生態這一新概念。

生態的經驗化語義，是指系統與環境共生的關系狀態。生態化的經濟，是利益共同體的經濟，是合作共贏的經濟，也是把外部性通過市場本身加以內部化的經濟。

在西方式現代化的經濟范式中，只有競爭可稱為范式，合作只被作為通則之外的例外；只有產權明晰具有范式的正面意義，而外部性不具有這種正面性（包括正外部性）。中國式現代化是否可以在經濟范式上，為中國人普遍容易理解而美國人經常難以理解的合作共贏安一個家呢？這個家就是生態。

傳統意義上的市場體系中的“市場”，是指科斯型的市場（單邊市場）?？扑剐褪袌龅闹饕卣?，是以產權明晰的商品為交易對象，將外部性排除出市場，交由其他機制（如公共產品機制）處理。但數據要素市場（雙邊市場）是一個反科斯型市場。梯若爾明確指出：“科斯定理無效是‘雙邊性的必要非充分條件?！盵2]埃文斯也指出：“市場是雙邊的必要條件，是科斯定理并不適用于雙方之間的交易?！盵3]雙邊市場與單邊市場的主要區別在于前者將外部性作為市場交換主要內容，以會員費和使用費作為外部性的市場回報。我們用“生態”這一概念專指可以對外部性進行交易的市場。生態是以產業集群（或大企業-中小企業合作關系）方式呈現在人們面前的，也可以說是一種產業現象，構成了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未來特質。

新質生產力有其特定存在環境，對環境本身包括所謂“市場環境”也將產生深刻的影響。數據這種新型生產要素的新質，對于環境來說，與實體相比，最大不同在于具有強烈外部性。這種外部性由數據交互中產生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應所帶來，即所說數據外部性，通過流量外部性、網絡效應的形式對價值展現出強烈的互補特征，而與實體的互替特征形成對比。

從經濟范式發生學角度來說，西方式現代化在機制設計中，并非沒有人注意到這種現象。雙邊市場理論本身是西方人（法國的梯若爾）提出的。但是靠梯若爾個人或整個新規制學派，也難以把它轉化為共識，從而形成公認的現代化范式。原因還要從西方式現代化本身的歷史經歷中尋找。

這將導致“市場環境”這個概念發生變化，進而使“在市場體系中優化發展環境”這一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任務，衍生出新的含義，變成“在生態化市場體系中優化發展環境”。

進一步要求的改變是，對數據要素市場化來說，一方面要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決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發揮生態在配置資源方面的主導性作用。數據要素市場一方面要承擔數據交易功能，另一方面要承擔數據交互（交換）功能。如江小涓指出的，“‘場內（數據）交易和‘場外（數據）交互并重，除了關注數交所之外，社會層面、企業層面對數據交互這種數據要素發揮作用的形態也要加強關注”。[4]這意味著，有的數據適合在市場中直接交易，有的數據更適合在生態（共同體）機制中交互與共享。這是新質生產力發展中呈現的一個特殊規律。此外還要充分考慮數據交互、開放共享對社會分配產生的影響。

有鑒于此，應當把數據的市場環境拓展到生態化市場環境，可以把生態化市場環境區分為市場（單邊）與生態（雙邊）兩部分。適合在市場中交易的數據是指可以有形化的、排除外部性之后的數據，即有形的無形資產；適合在生態（如平臺—應用）中交易的數據，是徹底無形化的、帶有外部性的數據，即無形的無形資產。由于可以有形化的數據只占數據的一小部分，因此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在此主要應理解為基礎性作用，而主導性的作用則要由生態來承擔，分別以等價交換（按所有權收費）與有償共享（按使用權收費）兩種市場化、商業化方式運作。

從實踐來看，中國產業體系中集群式發展是一個重要特色，既符合西方式現代化的產業規律，更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中，展示出中國人歷史上一直重視生態共同體、網絡關系所形成的比較優勢，有別于西部牛仔那種單打獨斗的做法。

為這類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良好環境，最主要的制度改進是推進兩權分離、三權分置，目的是把不可從所有權上辨析出來的財產權利（數據外部性），與可以從所有權上辨析出來的財產權利（可有形化入表的資產），分別納入兩類不同市場機制，重點解放這種生產力中可以外部性復用的部分，避免因為不具備后者的所有權條件（通過買賣轉移所有權）而無法流通使用，從而造成資源浪費。

五、中國式現代化經濟的新制度范式

（一）通用目的技術決定資產通用性的制度邏輯

通用性資產，是中國式現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現代化的第一個制度方面的經濟范式。

當我們把作為通用目的技術的數據置于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時，可以把舊質與新質在技術基礎上的區別，從偏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理解為專用目的技術與通用目的技術的區別。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邏輯，在制度經濟學中就表現為技術與資本關系的邏輯。威廉姆森《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體現的工業化的邏輯在于：技術專用性決定資產專用性，或者專用目的技術決定專用目的資產。而對數字化來說，這一邏輯勢必變為：技術通用性決定資產通用性，或者通用目的技術決定通用目的資產（國家發展改革委稱為“通用性資產”[5]）。

威廉姆森對通用目的技術（GPT）的解釋，是指能夠被多樣化地應用（variety of applications）或通用于多樣化的用途上的技術。這與我們對數字化技術的理解是相通的，都是對于各種各樣多樣化效率目的的實現具有通用性的基礎技術。

威廉姆森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討論資產性質時與專用相對的通用，指資產可以從一種用途轉用于另一用途，從一個主體轉用于另一主體，但不能同時使用，因此可能具有使用上的排他性與競爭性。而國家發展改革委提出的通用性資產的通用，多出了一層“復用”的意思。數據要素是典型的通用性資產。在國家數據局推出的“數據要素×”行動計劃中，復用即指在任一時間用于不同地點（場景），用于不同主體。與舊質生產力不同，可以做要素上的乘法。

如果新質生產力確定以信息生產力為核心與先導，以數據為新型生產要素，這對宏觀經濟理論和政策將產生重要影響。例如，生產力上的復用，將產生生產關系上共享發展這一不同于美國的制度取向，從中釋放的多樣化紅利，將有利于縮小數字鴻溝，緩解社會利益矛盾。為此，需要大力推進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包括三權分置）的改革，進一步解放新質生產力，要在制度環境建設上，打破那些阻礙資源、要素通用和復用的制度障礙。在“十五五”期間，有必要推動形成實體（不含農業、土地）兩權合一與數據兩權分離的產權“雙軌制”，形成中國式現代化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未來型產權路徑。

（二）以天下為公為新產權范式

社會主義，是中國式現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現代化的第二個制度方面的經濟范式。在產權方面與西方式現代化的實際區別，在于所有權與使用權兩權分離，而不是現代產權制度中的兩權合一。從兩權合一中，只能產生西方資本主義與西方社會主義的姓社姓資之分。

兩權合一與兩權分離，都是指收益權的合一與分離。兩權合一中，所有權與使用權對應同一個收益權，剩余全部歸所有權人，不存在勞動用益權。兩權分離中，所有權與使用權對應各自的收益權（主要指剩余分配權），在權利束中多出一個使用權的收益權，即非所有權人獲得收益（不僅是成本，而且含剩余）的權利，即勞動用益權。

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范式，有別于西方中心論及西方社會主義的同名范式。中國式現代化包含的社會主義范式，具有超越國家形態與意識形態的“天下為公”一般內涵。需要與西方式現代化中的社會主義概念，進行范式級區分，以明確中國式現代化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道統”[6]。在發展中國式現代化中，對社會主義概念中隱含的西方因素加以辨識，不是為了排斥，而是要在繼承的同時加以中國式的發展。

1. 社會主義本身是一個中國范式

中國式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人們一般理解的社會主義是一個西方概念。但是從實質內涵來說，社會主義是一個本質上屬于東方的理念。李學俊提出：“中國原本是社會主義的故鄉?！盵7]這是有充分根據的。天下為公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的道統，“要樹立‘道統之傳自于孔子這個基本常識”[8]。

脫胎自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本身包含了西方式現代化中的共性元素。其“西方”標志，在于以理性化的法權（所有權）為中心區分所有制的性質，由此形成公有、私有的劃分。人們難以覺察的是，公有、私有這種劃分本身，就具有西方式現代化的色彩。馬克思晚年最先注意到東方社會主義不同于西方這一重大問題，為此放下了以西方式現代化為背景的《資本論》研究，轉向研究東方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探索不同于西方的新范式。

在西方式現代化中，法權這個范式的前置邏輯，是西方啟蒙運動的理性理念（即主客二元理念）。東方（古代中國、古代俄羅斯、古代印度）社會未經現代性（工業化）洗禮之前，并不存在具有主客二分內涵的理性，自然也不存在基于西方理性才能成立的所有權法權范式。

在西方式現代化主導時期，人們受西方中心論影響，習慣套用西方標準對東方社會進行所有制性質界定，把東方的所有制誤認為是公有制，把社會主義簡單理解為公有制，卻忽略了所有制的前置邏輯中，存在主客二元與主客一元這一性質上的東西方區別。

誠如田辰山分析的那樣：“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之間存在一種天然聯系。它是有一以貫之、大道至簡貫穿聯系的，是一個‘一多二元與‘一多不分體系文化區分的問題”。[9]“不如說‘社會主義原本是在‘一多不分文化體系結構意義上與中國傳統是相近的?！盵10]這里的“一多二元”就是規范學術概念中的主客二元（等同于笛卡爾心物二元），“一多不分”則是主客一元（中國古代稱為天人合一）。主客關系是本體論角度對實質的概括，如非決定論與決定論之分；一多關系是方法論角度對形式的概括，如唯名論與唯實論之分。

李學俊總結中國古代的社會主義，發現其具有“在繁榮‘市場經濟的同時阻止資本主義”這一非常符合中國式現代化要求的寶貴品質。對其中原因，田辰山分析認為：“作者（按指李學?。┨岢觥诜睒s‘市場經濟的同時阻止資本主義的問題不是很難明白，如果春秋時期管仲‘社會主義的‘古代中國特色，內容是真正的中國本身傳統獨具的‘一多不分文化體系‘特色，是去‘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化，那么當代流行說法的‘中國特色，則是一種脫離中國‘一多不分文化體系結構，走向‘市場經濟的‘一多二元文化體系結構的‘西化含義；這個‘中國特色恰恰是‘去中國特色化。所以，在中國兩千多年歷史跨度發生的這兩個‘特色，不是同一個‘特色，一個是區別于標準社會主義的特色，染成資本主義的特色；另一個雖也是區別于現代社會主義的特色，卻是原汁原味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體系的特色‘一多不分，這是我們在作者的管仲‘道政社會主義或者‘古代社會主義敘述中看到的?！盵11]這里道出了建立中國式現代化有別于西方產權范式的理論所面臨的理論困境。我們現在所說現代產權制度，實際上恰恰是“去中國特色化”的，離中國式現代化提出自己的成熟主張有一定距離。

中國社會主義與西方社會主義的區別在于公有與公用的不同。西方社會主義以公有為前提，但公有不等于公用，而以國營、私營，其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有為主，兼容混合所有；中國社會主義不以公有為前提，但以公用為前提。二者存在一個交集，即對于公共產品的壟斷使用，屬于壟斷使用（含自然壟斷）。

中國古代的公有實為共有。相對的是公有，即公有（排除私有）或私有（排除公有），也相對于專用。而共用，包含了平等的私營。

2. 存在不同現代化范式下的社會主義

事實上，所有制存在現代性之前的范式（如農業經濟的范式）與現代性之后的范式（如數字經濟的范式）兩種不同于西方的范式，都與天人合一（即主客一元）這個前置邏輯有關。

最先注意這個問題的是馬克思，促使他放下《資本論》寫作的，就是專門研究亞細亞生產方式及東方古代社會的所有制的工作。馬克思晚年把目光從西方轉向東方，并提出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其問題意識，在于把目光投向了廣義的“社會主義的故鄉”，研究不同于西方的原生的社會主義是什么，這種社會主義在何種意義上可能代表東西方共同的普遍未來，“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馬克思采用康德的術語，把使用權稱為“感性的占有”。馬克思指出：“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也就是說，為了人并且通過人對人的本質和人的生命、對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不應當僅僅被理解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應當僅僅被理解為占有、擁有。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瘪R克思把“感性的占有”提高到“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揚棄”的高度認識，并且特別指出不要把它理解為所有、擁有，與共享經濟對共享——通用條件下“使用而非擁有”——的認識高度吻合，也與中國古代天下為公的原義高度吻合[12]。這有助于我們理解所有權、使用權兩權分離的思想來源。

發展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全面準確把握馬克思、恩格斯社會主義的豐富內涵?！豆伯a黨宣言》正文中的社會主義概念，主要處在西方現代性范式范圍內，以所有權含義為主。但在馬克思晚期“人類學筆記”、《歷史學筆記》后，在《共產黨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開始加入前現代范式的內涵——“公共占有”即公用，并提出了“所有制滅亡”（即所有制的西方模式滅亡，而不僅僅是消滅私有制）的觀點?！豆伯a黨宣言》說的消滅私有制，在出版40年后改為“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

這表明，馬克思晚期思想中的社會主義，已經同中國古代社會主義在天下為公所用上產生了重要交集，內涵越來越近。這為中國式現代化中社會主義范式的拓展，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啟示?！豆伯a黨宣言》的1882年俄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并不是要否定社會主義的西方式理解（強調所有權），而是要在西方式理解之上加入東方式的理解（強調使用權），以體現社會主義在不同現代化背景下的階段性內涵的區分。

具有“中國式”特征的社會主義，并不以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作為與資本主義的區別標準，甚至也不完全以公有制為標準，因為還有公用的標準，如國家資本主義可能就是公有但不是公用的，而是專用的、非共用的。又如，公有不等于公用，“馬克思通過感性的占有這一命題，非常有預見地提出了‘現實的占有這一問題，即名義上擁有，而現實中無法使用”。[13]現行政策中強調“平等使用”，正體現了中國古代社會主義天下為公的“道統”本義[14]。如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庇秩纭吨泄仓醒?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15]中也提出，“使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通過對中國古代社會主義的研究，結合現有政策，我們提出社會主義的中國范式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立于西方的中國內涵，就是通過平等使用，保障使用權的收益分配實現平等。這是法權之前的權利標準，決定天下為公所用是否能做到，而由是否公用決定收益上的一次分配是否實際平等。

（三）以多樣性紅利為新分配范式

多樣性紅利，是中國式現代化不同于西方式現代化的第三個制度方面的經濟范式。

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的一個重要不同在于，可以使其他主體要素如資本、勞動的作用倍乘。乘在資本上，可以讓資本價值倍乘；乘在勞動上，可以讓勞動價值倍乘。歷史上，增進資本的制度設計比較常見，工業化歷史上每一次生產力的發展，總是首先讓資本獲益，然而這次也一樣嗎？新質生產力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歷史機遇，把倍增活勞動作為提高自身效率的主要機會。

以數據要素倍乘勞動要素作用，可以將普通的勞動轉化為人力資本，從而在獲得勞動報酬（成本）的同時，獲得要素收入作為剩余回報。中國在這方面可以進行有別于美國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選擇。這里說明一下，有人一看人力資本中有資本這個字眼，就直接把其當作資本加以否定。人力資本與資本具有本質上的不同，一是其只存在于活勞動中，不能以死勞動的形式存在，這一點與專利、知識產權不同；二是其不會剝奪他人的剩余，人力資本以勞動形式進行投入，只是使勞動者得到剩余，而不是用來雇傭他人勞動的生產資料。

俄烏戰場上戰斗力正發生革命性變化。戰斗力的場景化，使戰略性地發揮單兵作用，成為一種顯著的趨勢，一線士兵的作用在顯著提高。決策權正交到一線士兵手中——“讓聽得見炮火的人來指揮戰斗”。從戰斗力推及生產力，結論很可能是同樣的。這預示著，人工智能將來不僅武裝資本，而且武裝勞動。同理，活勞動在“聽得見炮火”的地方，開始發揮原來資本的作用。制度設計也會隨之從激勵重心、從資本轉向勞動，從而發生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的“多樣性紅利”[16]現象，剩余更多分配給勞動而非資本。

斯科特·佩奇的理論，將不同技術效率按偏向主體的不同分為兩大類，用“能力與多樣性”概括。能力對應的是專業化。與同質化、專業化相聯系的主體，是有“能力”的人，即精英。而多樣性自然對應多樣化。與多樣化相聯系的主體，是草根、群眾、勞動者。斯科特·佩奇提出“多樣性優于同質性定理”，即“如果兩個問題解決者集合都只包含了個體能力相等的問題解決者，并且第一個集合中的問題解決者是同質性的，第二個集合中的問題解決者是多樣性的，那么平均而言，它們的局部最優解將會有所不同，而且由多樣性問題解決者組成的集合將優于由同質性問題解決者組成的集合”。[17]斯科特·佩奇這個結論更加適合信息技術，因為多樣性優于同質性（包括自動化、專業化）的前提條件，是工業化已完成，經濟的主要問題從解決大規模制造（簡單性任務）轉向解決多樣化服務（復雜性任務）。與多樣性效率最匹配的是“復雜性任務”[18]。對勞動密集的服務化來說，多樣性中孕育勞動者的紅利。

當擅長提高多樣化效率的信息技術與勞動結合的時候，降低多樣化成本的結果將帶來勞動特有的多樣化產出的增加，由此產生“多樣性紅利”。按佩奇的說法，大眾具有“多樣性”這一優于精英的優勢。支持有效需求的高收入，取決于多樣性紅利機會的廣泛出現。兼職類工作就是典型的多樣性紅利機會。在智能經濟條件下，這種機會一定會發展為以多樣性、高收入為標志的增值應用（APP）業態的廣泛出現。在蘋果商店中，APP開發者分成比例高達70%～85%，遠遠超過資方的15%～30%，這已成為美國西海岸硅谷地區的當前行情。中國一旦出現這種趨勢，意味著逆轉兩極分化的多樣性紅利，就會從經濟中自然而然出現。多樣性紅利的原理在于，通過改變不可數字孿生、復用的勞動與可以數字孿生、復用資本的相對于使用的稀缺關系，從而改變剩余的流向，因而不依賴福利政策實現共同富裕。這是新質生產力的自身規律，而非刻意干預的結果。政府只要順勢而為，就可以用少得多的財政資源，實現同樣水平的共享發展、共同富裕的目標。

要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政策的著力點，一是把提高勞動者素質、提高勞動者要素收入擺在第一位，按照人力資本來塑造新一代勞動者，以合伙制、合作制釋放多樣性紅利，培育適應新質生產力的新型勞動力者。例如，農民工進城只是打工，但學會電腦，就可以在農村電子商務、城市快遞服務中，成為掌握訂單的決策者，而取得打工水平之上的收入，并全面發展能力。二是需要全面激活科技創新與市場創新，讓新質生產力在產業發展中全面發揮作用。要把高度依賴研究投入的創新與高度依賴營商環境的創新結合起來，創造適合異質生產力發展的社會生態環境，把政府與市場的作用有效結合起來。三是大力投入數據基礎設施體系建設，包括構建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需要建設大型科學裝置和公共科研平臺，建設算力等數字基礎設施，并推動傳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加強適應人的更高發展需要的公共服務設施建設，以及生態基礎設施、應用基礎設施、商業基礎設施的多層次的基礎設施建設。四是深化以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為核心的產權機制改革，探索建立生產資料管理新制度，培育生產要素供給新方式。五是促進適應數據要素市場化的國內外開放體系建設，促進資本、數據等關鍵生產要素更充分地流動，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小結：中國式現代化經濟的可選范式“工具箱”

本文的經濟與經濟學的范式體系中，選擇了頂層范式、技術與經濟范式、宏觀經濟范式、產業組織范式、經濟制度范式五個領域15組可選范式，作為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經濟學的工具箱。具體包括：

頂層范式

——經濟歷史：生產方式范式

——經濟哲學：以人為本范式

——經濟學假定：質的范式

技術與經濟范式

——科技范式：新信息科技范式

——技術經濟范式：多樣化效率范式

——生產力范式：新質生產力范式

宏觀經濟范式

——增長：生產要素供給新方式范式

——貨幣：數據范式

——就業：零工經濟范式

產業組織范式

——產業體系：新實體經濟范式

——產業邏輯：范圍經濟范式

——產業組織：生態范式

經濟制度范式

——社會選擇：通用性范式

——社會主義：天下為公范式

——社會分配：多樣性紅利范式

這些范式具有不同于西方現代化范式的內涵，同時體現未來數字經濟的發展規律。這里只是提供一個備選集合，到底哪些適合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經濟學的基礎性概念，需要在學術競爭中進一步辨明，更需要在實踐中檢驗其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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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于小麗.共享數字化生產資料的理論研究[D].北京：中國社科院大學，20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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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EB/OL].（2023-07-14）[2024-03-20].https：//www.gov.cn/zhengce/202307/content_6893055.htm.

[16]斯科特·佩奇.多樣性紅利：工作與生活中極具價值的認知工具[M].賈擁民，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

[17]斯科特·佩奇.多樣性紅利：工作與生活中極具價值的認知工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167.

[18]斯科特·佩奇.多樣性紅利[M].唐偉，任之光，呂兵，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20：作者序.

作者簡介：姜奇平，研究員，研究方向：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互聯網產業經濟；于小麗，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數字經濟分配制度、國民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