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新聞事業參與國家治理的起源、發展歷程及主要領域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當代新聞事業發展與國家治理研究”（22JJD860017）。

作者簡介：倪延年，男，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 要：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參與“國家治理”是重要的研究課題，其起源、發展歷程及主要活動領域亟待探討。當代新聞事業可以參與“國家治理”的所有方面，在實踐中主要表現在政治生態建設、社會氛圍建設、國家形象建設和公民素養建設等。探討當代新聞業界及新聞人依托新聞媒介參與上述諸領域“國家治理”活動的內容、方式和目標等方面的問題，對于深化這一課題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借鑒價值。

關鍵詞：當代新聞史研究；國家治理研究；新聞業與國家治理

中圖分類號：G219.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8418（2024）02-0002-08

當代新聞事業即中國當代新聞事業。中國當代新聞事業是指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正式成立后的中國新聞事業?！皣抑卫怼笨蓮膬蓚€方面進行理解：一是指對國家進行治理。國家是治理的對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行多元共治。二是由國家實行治理。國家成為治理的主體，由國家對社會組成要素進行統治和管理。本文的“國家治理”取“對國家進行治理”的意義，研究新聞事業通過新聞活動參與“國家治理”的有關問題。

一、當代新聞事業參與國家治理的“起源”考辨

當代新聞事業參與國家治理當然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后，因為只有新中國中央政府的成立才標志著“中國當代”的正式開始。但任何事物的產生發展都有其起點和基礎，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產生發展也有其歷史的基礎。而它們產生發展基礎的出現則要早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產生發展的基礎誕生后，也就意味著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參與國家治理的實踐活動也就開始“起源”了。

當代中國新聞事業是在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戰爭環境中創建的紅色新聞事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有學者依據《新青年》在1917年12月第7卷第1號所載《本志宣言》中的“拋棄軍國主義（意即帝國主義）和金力主義（意即資本主義）”“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對于侵略主義、占有主義的軍閥財閥，不得不以敵意相待”，認為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剝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任務?！缎虑嗄辍匪d《本志宣言》表示“拋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對于軍閥財閥“不得不以敵意相待”的思想，明確標志著《新青年》月刊從第7卷第1號起完成了從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同人刊物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資本主義剝削的社會主義刊物的轉變，由此成為中國共產黨報刊起源的標志，同時也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的起源。［1］不久，第一種以“共產黨”為刊名的《共產黨》月刊創刊。共產黨成立后的1923年9月1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種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創刊，同年先后創刊的《新青年》季刊、《前鋒》月刊以及黨內機關刊物《中國共產黨黨報》，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體系的基本形成，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體系初成。而后一路走來，中共中央機關報刊先后經歷了《布爾什維克》《紅色中華》《新中華》《解放日報》等發展階段，直到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決定把華北《人民日報》改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報紙期號續前，新中國成立后仍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其中《紅色中華》報1931年12月11日創刊時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后改為中共中央、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中華總工會和中國共青團聯合機關報。主要刊登中共中央和各級領導機關的文件、法令、政策，積極進行建設和鞏固工農民主政權的宣傳，幫助黨和政府進行戰爭動員，保衛和擴大紅色根據地。顯然這些新聞活動，已經直接且明確地參與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治理”。歷史已經證明，《紅色中華》報在當時的國家治理（紅色根據地經濟文化工作、擴大紅軍工作及工農民主政權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華北《人民日報》改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于1950年發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機關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公告及公告性文件的辦法》規定：凡屬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屬各機關的一切公告及公告性新聞，均應交新華通訊社發布，并由《人民日報》負責刊載；如各種報刊所發表的文字有出入，應以新華通訊社發布、《人民日報》刊載的文字為準。［2］可見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也是直接參與了當時的國家治理工作，并且在國家治理工作體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作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3］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在1949年10月1日突然產生的，而是在“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獨立領導反對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革命斗爭，堅持“工農武裝割據”即建立紅色根據地和工農民主政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1931年11月7日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第一屆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并于12月22日選舉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領導機構及其負責人，毛澤東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主席。共產黨領導的旨在領導工農大眾推翻蔣介石國民黨南京政府的第一個由工農當家作主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及其中央政府由此誕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設想和實踐，可以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的最早嘗試和實踐預演。當時《紅色中華》參與“國家治理”的對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根據地各級政府、抗戰時期在國共合作抗日環境中成立的陜甘寧邊區政府，以及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成立的解放區政府，都是當代新聞事業參與“國家治理”對象的前身。

當代新聞事業參與國家治理的實踐，起源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產黨新聞事業及工農政權新聞事業誕生之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共中央（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機關報的新聞活動顯然是當時“國家治理”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且發揮著特殊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前身可溯源至1931年11月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兩個中央政府都是共產黨領導，第一任主席都是共產黨領袖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參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治理”的實踐完全可認定為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參與 “國家治理”的起源和基礎。當代新聞事業參與“國家治理”正是在革命先輩創建紅色新聞事業和紅色工農政權基礎上的發展、延伸和弘揚。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歷史正式進入“中國當代”時期，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新聞事業成為“中國當代新聞事業”。新聞事業參與“治理”的“國家”也就由20世紀30年代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發展到1949年10月宣告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了。

二、當代新聞事業參與“國家治理”的發展歷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標志中國的歷史車輪轟然駛進了“中國當代”這個嶄新的歷史階段。中華民族開始書寫自己的“當代史”。中國新聞事業參與“國家治理”的實踐也隨之進入“中國當代”這個歷史階段?；仡欀袊敶侣勈聵I參與“國家治理”的實踐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如下幾個歷史階段。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建設過渡的歷史階段

這一階段大致從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到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于1954年9月20日通過并公告實施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前的近五年時間。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到第一部我國社會主義憲法制定公布并實施，是一個過渡時期。這幾年間，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勝利進行了土地制度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恢復國民經濟等大規模并具有深遠影響的斗爭，為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準備了必要的條件。［4］

在這一階段中，“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就是組織、動員團結全國各民族、各階層人民群眾，完成土地制度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和恢復國民經濟等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大任務。新聞事業戰線的廣大新聞工作者在黨的領導和召喚下，以極大的政治熱情參與“國家治理”的中國實踐，較好履行了新聞事業作為黨的事業“重要方面軍”的功能。以參加經濟建設方面的“國家治理”為例，全國新聞事業工作者圍繞中心任務，統籌新聞報紙、時事刊物、廣播電臺和新聞通訊社各方力量，及時向社會各界傳達黨和政府對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及恢復國民經濟等方面的方針政策；宣傳報道發展經濟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績和經驗，突出報道國家重點建設成就，展示國家經濟建設日新月異的面貌，充分報道經濟建設中的先進人物，激發人民群眾建設國家的積極性。［5］例如，《人民日報》首先是在1950年6月全文刊登毛澤東向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交的書面報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同時配發了中央財經委員會負責人撰寫的社論，后來又連續發表一批結合實際解決重大問題的評論和新聞。為了更好地配合中央執行恢復發展國民經濟的政策，《人民日報》還先后發表了《財經工作的新時期——追記二月全國財經會議》和《度過困難就是光明》等多篇通訊?！度嗣袢請蟆返倪@些新聞活動，毫無疑問是通過新聞事業的獨特方式對“國家治理”的直接參與，也毫無疑問對國家在“恢復國民經濟”這一“治理”領域有關工作的順利推進并收到預期效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與此同時，這一階段新聞事業的各要素（報紙、雜志、電臺、通訊社）也都以各自專業的方式，積極參與了土地制度改革、抗美援朝、國民經濟恢復及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等方面的“國家治理”，同樣發揮了新聞事業的獨特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曲折發展階段

這一階段大致從1954年9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并公告實施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到1978年12月18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前近25年時間。從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公布施行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的這一階段，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并因各種原因出現各種挫折和失誤，最后又在黨的領導下回歸正常發展軌道的歷史階段。

這一階段中國社會生活的明顯特征是錯綜復雜且多變，政治運動不斷。一方面，在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后，農村進入互助組向合作社發展的階段，農村生產力得到明顯提高；大中城市的生產資料私有制改造由于黨和政府的政策正確，進展非常順利；志愿軍戰士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挫敗敵人的狂妄野心，把戰線鞏固在“三八線”，迫使美韓和中朝簽訂“停戰協議”，為有計劃地開展經濟建設奠定了基礎；農村合作化運動持續推進，蘇聯大規模援助的工業化建設項目效果漸現。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完成，國家實力有了增強，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到初步彰顯。

另一方面，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徹底否定斯大林，不久又發生“波匈事件”。蔣介石集團在美國支持下圖謀反攻大陸，國內也出現群眾鬧事等未曾預料的情況。階級斗爭氣息越來越緊張。為避免“波匈事件”在中國上演，中共中央決定于1957年開展全黨整風運動。1957年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出面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座談，征求對黨的工作與整風的意見。由于極少數右派分子將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攻擊為“黨天下”，公然提出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要求“輪流坐莊”等右派言論和主張［6］，全國規模群眾性的疾風暴雨式的反右派斗爭猛烈展開了。反右斗爭擴大化使一大批知識分子遭受了長期冤屈和磨難，給黨和國家造成了難以估計的損失［5］（210-213）。在“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環境下，政治運動或帶有政治色彩的社會運動，如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一打三反”，以及文藝界批判武訓、胡風及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運動等接踵而來，然后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農村稱為“四清運動”），這一趨勢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高潮。又因林、陳和王、張、江、姚反革命集團企圖趁亂奪權加劇了形勢的復雜性和斗爭的艱巨性。這場史無前例的混亂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后才宣告結束。

“反修防修”? 即反對和防止修正主義，是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時期的一項重要任務。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毛澤東同志在1957年4月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于修正主義的批判”［7］。由于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明確的“重要任務”，因而“反對修正主義”迅速成為當時“國家治理”的一項“重要任務”。新聞事業迅速“參與”到這一具有“國家治理”性質的重要工作中來。根據統一部署，《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重磅文章《沿著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和《列寧主義萬歲》，批判蘇聯共產黨在暴力、戰爭、和平共處等方面一系列“現代修正主義”觀點。在中蘇兩黨矛盾激化并逐漸公開后，《人民日報》從1962年底到1963年3月先后發表了7篇批駁蘇聯共產黨攻擊中國共產黨言論的文章。在歐洲一些共產黨跟著蘇共攻擊中共的國際形勢面前，《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自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先后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編輯部”名義，發表稱為“九評”的反對修正主義的文章，頂住了來自蘇聯的巨大壓力，維護了國家主權、民族和黨的尊嚴［5］（220）。在國際上反對以蘇聯為首的修正主義的同時，1962年9月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做出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的基本判斷，決定“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斗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8］。國內反對修正主義主要是通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城市意識形態領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形式進行的。全國新聞媒體和新聞工作者迅速參與到這一具有“國家治理”性質的重要工作中來。除中共中央主辦的《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外，其他中央一級乃至省級報刊都積極參與。自1963年下半年以來，各地的報刊上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篇關于社會主義階級教育的材料。而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修”中，新聞媒體不僅成為陣地，而且成為先鋒。上海的《文匯報》率先發表批評新編昆劇《李慧娘》和廖沫沙《有鬼無害論》的文章，開了在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的惡例。江青在上海秘密組織策劃并由《文匯報》于1965年11月10日發表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則成為引發“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6］（561）

（三）改革開放新時代的開拓創新和探索發展階段

這一階段大致從“作出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9］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22日在北京閉幕，到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2012年11月14日在北京閉幕前近35年時間。

鄧小平在1978年12月為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準備”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講話中，分析造成當時“我們的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中間，解放思想這個問題并沒有解決”的原因之一是：十多年來，林彪、“四人幫”“大搞禁區、禁令制造迷信，把人們的思想封閉在他們假馬克思主義的禁錮圈內，不準越雷池一步”，指出“中央提出把全黨工作的重心轉到實現四個現代化上來的根本指導方針”后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就是“解放思想”。［10］在“四人幫”被粉碎后，新聞界迅速進行“撥亂反正”，開始公開揭發批判“四人幫”利用新聞媒體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和罪行。由于指導思想未能擺脫“左”傾錯誤的影響，在粉碎“四人幫”后的一段時間里，新聞媒體對“四人幫”的揭發批判，以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的肯定為前提，報刊登載的批判文章還在繼續使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話語。［5］（245）如《人民日報》1977年2月7日的社論中還曾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后稱為“兩個凡是”），在當時思想界造成了很大的混亂。鄧小平同志代表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做出的“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問題”的判斷，是對當時國內外形勢和國家發展方向的重要判斷和決策，是關系到國家興衰的重要任務，也是當時“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

“解放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鄧小平提出的“準確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11］和“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及“理論要通過實踐檢驗”［12］。有著切身感受的新聞界迅速加入到推動“解放思想”的行列，并以鮮明的政治態度和立場參與這一特定的“國家治理”工作?！度嗣袢請蟆吩?977年3月26日刊載了一組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的理論文章，其中《標準只有一個》一文提出“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社會實踐”。因為是一組文章中的一篇短文，所以沒有引起社會各界尤其是學術界的足夠關注。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60期刊載長篇理論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一篇經《光明日報》與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負責人反復修改，歷時7個月，十易其稿，最后經胡耀邦審閱定稿［13］的重要文章。次日（5月11日），該篇文章以“特約評論員文章”的方式在《光明日報》發表，由于《光明日報》的社會影響，很快引起社會的關注?！豆饷魅請蟆钒l表該文的第二天（5月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全國各地報紙也紛紛轉載。緊接著，《人民日報》于6月16日發表邢賁思的文章《關于真理的標準問題》，《解放軍報》于6月24日發表題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原則》的“特約評論員文章”，《人民日報》又于9月25日發表《一切主觀世界的東西都要受實踐的檢驗》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全國范圍內很快興起一場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普及，為后來不斷擴大深化的改革開放奠定了有利的輿論氛圍。這是新聞事業參與“國家治理”的成功實踐，成為當代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深化發展階段

這一階段主要是指“實現了中央領導集體的新老交替”“圍繞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任務，一系列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相繼展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大幕徐徐拉開”［14］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后的發展時期。中共十八大產生的中共中央領導班子全部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出生的黨員組成，是一批“共和國培養”的共和國領導人。

國家和民族的強盛必然也必須以文化興盛為支撐。沒有傳統文明的繼承和發展，沒有民族文化的弘揚和繁榮，就不可能有當代文明和文化的繁榮和興盛。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并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重大戰略任務，并提出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倡導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為具體載體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共十八大提出在社會層面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在國家層面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公民層面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政治生態和社會氛圍，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習近平2014年5月4日在和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時指出，人類發展的歷史表明，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是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體現著一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我國是一個有著十三億多人口、五十六個民族的大國，確立反映全國各族人民共同認同的價值觀“最大公約數”，使全體人民同心同德、團結奮進，關乎國家前途命運，關乎人民幸福安康。［15］由此可見，新聞業界及新聞工作者倡導和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營造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社會氛圍，是當代新聞事業參與當代“國家治理”的重要責任和途徑。

2012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全國新聞業界不同類型新聞媒體和全體新聞工作者，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發揮傳播社會主流價值的主渠道作用。堅持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牢牢把握正確輿論導向，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到日常形勢宣傳、成就宣傳、主題宣傳、典型宣傳、熱點引導和輿論監督中［16］，迅速持續參與以“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目標的“國家治理”活動?！度嗣袢請蟆贰豆饷魅請蟆贰吨袊逃龍蟆返戎醒爰壭侣剤蠹堁杆侔才旁谥匾婷婵d闡述和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章、新聞消息和專題評論，全國?。ㄗ灾螀^、直轄市）級的新聞報刊，也密切結合本地區的實際，采取多種形式積極宣傳和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央人民廣播電視總臺下屬的中央電視臺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及各省的廣播電臺和電視臺，按照統一部署安排重點時段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傳和傳播，采用新聞報道、新聞評論、訪談節目、專題節目等傳播方式多方位、多層次、多時段、全空間地宣傳和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獨立建設運行的商業網站如新浪、網易、搜狐等新聞網站及傳統媒體建設的新聞網站如人民網、新華網、中國網絡電視臺、鳳凰網等也都采用多種節目形式宣傳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即使是都市類晚報及行業性媒體，也都積極履行傳播社會主義價值觀的責任，積極發揮自身貼近生活、貼近受眾的傳播優勢，出版適應分眾化傳播的專版、增刊，聯系群眾身邊的先進人物和先進事跡，運用大眾喜聞樂見的語言和形式，在生動活潑的日常新聞傳播活動中引導受眾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經過各方的共同努力尤其是新聞業界和新聞工作者的積極參與，“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一“關乎國家前途命運，關乎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國家治理”工作收到了明顯的成效，全國上下更加團結一致，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不斷增強，社會風氣持續向好，公民素質不斷提升，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氛圍保障。

三、當代新聞事業參與“國家治理”的主要領域

當代新聞業經過了數十年的發展，已經成為由傳統紙質媒體（新聞報刊）、傳統非紙質媒體（廣播電臺、電視臺及新聞電影）和依托互聯網建設運行的商業新聞網站、傳統媒體新聞網站以及微博、抖音及手機媒體等網絡化多媒體組成的綜合性媒介體系。新聞人依托當代新聞業體系可把獲得的新聞消息和新聞言論及時傳播給特定的受眾群體和社會生活的多個領域，營造或形成特定的社會輿論熱點，產生即時性新聞傳播效果。

（一）政治生態建設領域

政治生態是特指政治主體在一定的政治環境下的生存方式，以及在此政治環境下養成的政治習性，同時也指政治主體在一定政治環境下生存和發展的狀態。它是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生活等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是黨風、政風、社會風氣的綜合反映，直接影響社會成員群體的價值取向和社會管理者的從政行為。當代新聞業界及新聞工作者依托新聞媒體，多途徑、多形式、多手段地向社會受眾傳播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信息，宣傳傳播黨和政府及社會團體貫徹落實這些方針政策后取得的社會積極效果，發表符合人民利益的具有建設引導性的新聞評論，對于維護合法的政治制度，弘揚積極的政治文化，建設正常的政治生活氛圍具有直接而明顯的輿論營造和引導功能，成為完成“國家治理”中“政治生態建設”這一重要工作任務不可忽缺的有生力量。

（二）社會氛圍建設領域

社會氛圍是圍繞社會生活領域各類活動主體的且客觀存在和不斷發展變化的綜合氣氛和環境。政治生態更多是指政治主體在政治環境下的生存方式、發展狀態。社會氛圍則主要是指社會生活領域除政治主體以外的民間層次社會生活主體在政治環境之外的日常社會生活環境中的生存方式和發展狀態，更多地反映了民俗、民氣、民意、民愿和民風等基本社會要素，是政通人和、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人民富庶、文化繁榮、科技進步的基礎。當代新聞業界及新聞工作者通過傳播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信息，宣傳社會生活中的先進典型，介紹社會治理的成功經驗，批評錯誤、鞭撻丑惡，傳正道新聞、揚社會正氣，營造和人人向善向好、個個奮發努力、相互友善互助、建設美好未來的社會氛圍，成為“國家治理”中“社會氛圍建設”領域的一個重要促進因素和力量。

（三）國家形象建設領域

國家形象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一般情況下是指反映在新聞媒介和人們心理中的對于一個國家及其民眾的歷史、現實、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價值觀的綜合印象，是國家的外部公眾和內部公眾對國家本身、國家行為、國家的各項活動及其成果所給予的總的評價和認定。當代新聞事業參與新中國“國家治理”中的“國家形象建設”，包括面對國內受眾的“國家形象建設”和面對國外受眾的“國家形象建設”兩個方面。

在面對國內受眾的“祖國國家形象建設”方面，新聞業界的新聞媒體及新聞工作者通過多種新聞手段和載體，向受眾傳播并從積極建設視角闡釋和解讀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以提高他們對黨和政府的認可、擁護和支持配合度；傳播國家經濟建設、科學研究、文化事業、醫療衛生、民生改善、海外撤僑等方面的成績和進步，并與黨和國家的領導、支持、推動和保護建立聯系，使受眾從中感受到國家的發展和強大，以增強其愛國情懷；宣傳黨和國家在全球性災難或特定國家地區因戰亂對人民群眾生命安全造成威脅時，堅持“以人為本”“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動用一切資源保護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新聞事實，使受眾從具體事例中感受到國家的可靠性和可依賴性，增強國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通過上述有效的新聞傳播活動，向受眾展示了“可信、可靠、可愛”的國家形象，增加了全國上下的凝聚力。在面對國外受眾的“中國國家形象建設”方面，新聞業界的新聞媒體及新聞工作者，通過多種新聞手段和載體，向國外受眾傳播中國國家政府和人民對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感情；傳播具有民族特點、特色、特征、特長的中華優秀文化，以增強國外受眾對中國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了解；傳播中國政府和人民對其他國家經濟文化建設和人民日常生活設施的熱情幫助和真誠支持，用實實在在的事例讓國外受眾感受到中國政府和人民的真誠友誼；傳播中國政府和人民在其他國家和人民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人民在遇到臺風、地震及傳染病流行等自然災害時予以的兄弟般的鼓勵支持和幫助。

當代新聞業界及新聞工作者依托新聞媒介通過各種各類傳播新聞活動，幫助塑造和形成良好“國家形象”，在增強國外受眾對“社會主義中國”的認可和友善度和增強國內受眾對“人民共和國”形象的接受和配合度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成為這一領域“國家治理”的重要力量。

（四）公民素養建設領域

公民素養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是作為健康合法當代公民應該具備的各種基本素養的總和。一般包括知識文化素養、尊法守紀素養、社會公德素養以及生活技能素養等方面?！凹沂亲钚?，國是千萬家”，公民是現代國家的基本組成單元。中國夢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國家、民族和個人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個人的具體利益緊緊聯系在一起，體現了中華民族固有的“家國天下”的情懷［15］（28）。公民素養決定國家的整體文化水平、道德水平、經濟建設水平、科技創新水平以及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成效，因而是“國家治理”中的一個重要方面。

當代新聞業界及新聞工作者依托各種各類新聞媒介，通過各種技術手段和傳播方式，全方位地參與“公民素養建設”這項“國家治理”的重要工作。通過新聞活動向公眾傳播普及科學文化知識，提高受眾群體的整體科學素養，打破文盲愚昧對受眾思想、思維的羈絆和束縛，使之成為一個知書明理的公民；通過傳播經濟建設、文化教育、科學研究、國防安全、國際交流等方面的最新成就和先進模范人物的先進事跡，激發受眾群體立足本職、刻苦鉆研、奮發有為、竭誠奉獻的時代精神，在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中爭當先鋒；通過新聞活動向受眾傳播普及法律法規知識，提高受眾群體的整體遵紀守法素養，積極推進“法治社會”建設，在建成“以法治國”社會中做出貢獻；通過新聞活動向受眾宣傳介紹社會公德的先進模范和典型人物，用遵紀守法、恪守社會公德的榜樣引領受眾的思維和言行，營造從好崇善的社會風氣；通過新聞活動向受眾傳播科學技術知識，提高受眾從事社會經濟文化科學活動的能力和水平，提高受眾的生產效率和效益。

當代新聞業界及新聞工作者依托新聞媒介開展的新聞傳播活動，可以從多個方面、不同層次對“公民素養建設”發揮積極的促進、引導功能。隨著公民群體整體素養不斷提高和升華，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必將取得更大成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能更快地實現。

總之，當代新聞事業參與“國家治理”是社會主義中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后才引起關注和重視的課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15］（116）。當代新聞事業參與“國家治理”，必須始終著眼于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

參考文獻：

［1］倪延年.新青年雜志三次轉變與共產黨新聞事業起源標志［J］.現代傳媒（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1（8）：29-35.

［2］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機關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公告及公告性文件的辦法［A］.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中卷［C］.北京：新華出版社，1982：9-10.

［3］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同日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告公布施行）［A］.王培英.中國憲法文獻通編：修訂版［C］.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4.

［4］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同日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告公布施行），［A］.王培英.中國憲法文獻通編：修訂版［C］.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197.

［5］《中國新聞傳播史》編寫組.中國新聞傳播史：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185-186.

［6］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490.

［7］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1-282.

［8］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公報［A］.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C］.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553-554.

［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200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5.

［10］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A］.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0-153.

［11］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2.

［12］鄧小平.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A］.鄧小平.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6-128.

［13］方漢奇.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中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1932.

［14］《中國共產黨簡史》編寫組.中國共產黨簡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381.

［15］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M］.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92-93.

［16］新華社.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312/t20131224_161114.html.

［責任編輯：謝薇娜］

The Origin，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Major Areas of Contemporary Journalisms Participation in National Governance

NI Yan-nian

The particip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journalism in nation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issue. Its origin，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main activity areas need to be explored. Contemporary journalism can participate in all aspect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hich in practice mainly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ecology， social atmosphere， national image and citizens literacy. Exploring the content， methods and goals of contemporary journalism， the journalists participation in the above field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by means of the news media， has certain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deepening the research on this to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