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一體”：智能傳播時代的法治傳播人才培養模式研究

基金項目：甘肅政法大學2023年校級課程思政示范研究項目

作者簡介：梁鑫（1982— ），女，甘肅政法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政治傳播學在讀博士，研究方向為政治傳播。

摘 要：法治傳播是推動法治文化建設和法治信仰塑造、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踐邏輯。新時代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需要培養德法兼修的法治傳播人才。智能傳播時代，新的媒介技術催生了法治傳播的三元主體結構。德法兼修的法治傳播人才需要分層培養，對專業法律人、法治媒體人、全體公民分別采取有針對性的培養方式，進而形成“三元一體”的培養模式。

關鍵詞：德法兼修；法治傳播人才；“三元一體”培養模式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我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習近平法治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

一、法治傳播人才培養的重大意義

新時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需要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新時代法治人才培養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明確的任務和要求。

（一）法治傳播人才是德法兼修法治人才中的一類

長期以來，人們對法治人才的內涵理解存在偏狹，認為法治人才僅指法學專業人才，如在高校中是指法學專業的學生，在實踐中是指與法學專業相關的公、檢、法、司、監察機關的工作人員。而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法治傳播是推動法治文化建設和法治信仰塑造、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踐邏輯。從這個意義上講，法治傳播人才也是法治人才中的一類，同樣要按照德法兼修的要求進行培養。

（二）法治傳播主體的結構性變化

中國的法治經歷了從觀念到專業話語再到治理方式和政治理論的變遷，變遷的過程就是法治傳播主體與公民的互動過程，即法治傳播的實踐過程。如同對法治人才的偏狹理解一樣，長期以來人們對法治傳播人才的認識也存在著不足，認為法治傳播只能由新聞媒體來完成，而法治傳播人才就僅指法治媒體人。對中國的法治傳播實踐歷史進行梳理不難發現，中國法治傳播主體的變化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在長期的中國古代社會，法治傳播主要表現為對統治者法律政令的宣傳，都是以官吏作為傳播主體，布告、露布等是法治傳播工具。近代以來，在中國內憂外患和民族獨立的大背景下，受到西方自由民主思潮和大眾化報刊的影響，以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為代表的進步知識分子開始創辦國人的近代化中文報刊，這些報刊在傳播新事新知、監督政府、引導國民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與此同時，清政府也開始創辦新式官報。這些近代化報刊開始作為法治傳播的輔助工具，然而因其受眾主要局限在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中間，法治傳播主體仍是一元主體。這種狀況到改革開放之初仍未發生根本性轉變，此時仍主要由各級政府組織安排、以政法機構為傳播主體，其核心特征仍是對古代由各級官吏承擔法律傳播職責的傳承。該階段雖也有個別專業法治報，但其傳播力和影響力都非常有限，因此法治傳播主體還是一元主體結構。

第二階段，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到21世紀初，隨著中國普法力度加大，單純依靠政法機構進行法治傳播已然不能滿足社會“法治”的需求。同時，在中國新聞事業飛速發展的背景下，傳媒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新聞媒體中的法治新聞報道從數量到質量都有了質的飛躍，專業的法治新聞媒體和法治新聞節目、欄目也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以《今日說法》《焦點訪談》等為代表的法治節目廣受好評，影響力越來越大，充分體現了其輿論監督和法律宣傳的重要功能。此階段的法治新聞媒體與政法機構共同構成了法治傳播的二元主體結構。

第三階段，互聯網技術和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不僅改變了信息傳播的方式，也改變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信息獲取方式和思維方式。自媒體的出現顛覆了信息生產分發的流程，改變了傳播主體與受眾之間的關系。自媒體的技術賦權讓公眾有了更多的渠道獲取法治信息，也讓公眾有了更為便捷多元的渠道去傳播法治信息，真正實現了“自媒體時代人人都有麥克風”。此時，公眾也躍升為法治傳播的主體之一。當然，法治社會建設的持續推進促使人們的法治意識、參與權和表達權意識逐步加強，這也是公眾積極參與法治傳播的重要原因。至此，法治傳播形成了政法機構、專業新聞媒體、公眾的三元主體結構。

在中國的法治傳播主體中，有一類特殊的群體需要著重說明一下，那就是法律人，他們分散在三元主體中。法律人可以是立法者、司法者、執法者，也可以是法治新聞中的法學專家、專業律師。同時，在自媒體時代，法律人也可以以“網絡大V”的形式出現，傳播法治信息和法治理念。無論法治傳播主體結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法律人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類。尤其在當前復雜的媒介環境下，新的傳播技術和傳播形態也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容易出現虛假信息泛濫的情況。輿論反轉常常發生，不利于公眾理性認知和法治信仰的塑造。實踐中，法律人通常發揮著重要作用，他們能以自己獨有的“知識權力”和“技術權力”對信息的真偽、價值等內容和形式進行分析和判斷，為公眾提供信息的深層次把關，并引導公眾將法律信息內核以“自我發掘”的途徑揭示出來，從而達到對社會生活中法律信息的深層次把握和掌控。

二、全面依法治國背景下法治傳播人才的培養模式

當前法治傳播主體呈現多元化的結構類型，因此對法治傳播人才的培養也應有針對性，形成分別針對專業法律人、法治媒體人以及全體公民的“三元一體”法治傳播人才培養模式。

（一）針對專業法律人的培養

專業法律人的培養要靠法學專業教育，目前主要途徑仍是以高等教育中的法學專業教育為主。這里講的法學教育不是指法學通識教育而是指法學專業教育，其培養目的是使法學專業學生畢業后能夠從事與法學專業相關的實踐工作或學術研究工作。同時，法學專業教育是專門的職業教育，強調對學生的法律職業技能培訓和法律職業精神的培養，注重法律理論與實踐教學相結合。此外，法學專業教育是精英化教育，而不是大眾化、普及化的普通高等教育。法學專業教育的培養目標是要培養出德法兼修、德才兼備的高素質法治人才?；诖?，學者黃進提出了德法兼修、教學相長、教研互動、通專并舉、虛實結合、內外協同的“六結合”路徑。

在專業教育、職業教育以及精英化教育的基礎上，在我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新文科建設的大背景以及法學新領域不斷涌現的情況下，新時代法學專業教育的重要使命升級為培養復合型卓越法治人才。這里的所謂復合型是指學科知識的復合、專業知識與能力的復合、思維的復合和研究視野的復合。學科知識的復合是指法學學科與其他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的復合，專業知識與能力的復合是指法學專業理論知識與實踐能力的復合，思維的復合是指理性思維、邏輯思維、法治思維的復合，研究視野的復合是指具有國際國內雙重視野。目前，國內高校對于復合型法治人才培養的主要模式有輔修雙學位、第二學位、法律碩士（非法學）、涉外法律人才等，但仍存在諸多問題，如學科專業壁壘未打破、融合程度不深、學科簡單交叉、聚合效果不明顯等。復合型法治人才培養應打通專業壁壘，使法治人才在知識結構上實現法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的融合，同時要強調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結合，因此在培養模式、課程體系、實踐要求、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都需要不斷探索。中國政法大學提出的“四跨”人才培養模式，即“跨學科專業、跨理論實踐、跨學院學校、跨國家地區”的新型培養模式，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

（二）針對法治媒體人的培養

法治媒體人是指學習新聞傳播學相關專業、在專業新聞傳媒機構從事法治新聞傳播相關工作的人。在當前新聞實踐中，仍存在著媒體人法律知識缺乏、法治觀念落后、法治精神欠缺、法治素養較低等問題。一是在新聞報道中出現法律常識錯誤；二是法律術語使用不規范；三是新聞報道造成的侵犯公眾隱私權、名譽權、肖像權等問題；四是新聞媒體不恰當地介入司法程序，從而造成“媒介審判”，干擾司法公正、影響社會公平正義等問題。以上問題一方面降低了新聞傳媒的公信力，另一方面信息污染也影響了公眾正確價值觀的塑造和法治意識的培養。出現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新聞傳播學高等教育偏重專業理論教育和技能培訓，而忽視了新聞法規與新聞職業倫理的培養以及新聞傳播學科專業外的人文素養和法治素養培養。

法治媒體人除了要學習新聞傳播學專業知識和技能，還要加強學習法學專業知識、塑造法治精神、培養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維。近年，在全面依法治國和新文科建設背景下，一些高校結合地域和學校特色，在復合型法治傳媒人才的培養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比如，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的“四跨”人才培養模式、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內外兼修”的立體化教學實踐體系、華東政法大學傳播學院聚焦“新聞傳播學+法學”特色的多元化培養模式、西南政法大學全球新聞與傳播學院的產學研一體的“藍鯨計劃”、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案例+辯論+經驗”培養模式等。充分借鑒以上高校在法治傳媒人才培養模式上的探索和實踐，法治媒體人的培養要持續在明確培養目標、優化課程體系、創新教學模式、加強師資建設等方面下大力氣，進一步解放思想、開闊視野，打通專業、學科壁壘，清除影響人才質量提升的種種障礙。

（三）針對全體公民法治理念提升及法治素養的培養

互聯網時代的技術賦能顛覆了傳統的大眾傳播模式，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以及抖音、快手等自媒體平臺的迅速普及使公眾成為重要的法治傳播主體，法治傳播形成了三元主體結構。然而，隨著傳播實踐中越來越多問題的出現，傳統政治學的經典議題——公眾究竟是“理性公民”還是“烏合之眾”的爭論在新的媒介技術環境下再度引發關注。20世紀20年代，李普曼和杜威發起的一場關于公眾、媒介及民主的激烈辯論影響深遠。對于因政治、經濟、社會、技術等因素而出現問題的新聞業，李普曼和杜威給出了兩種不同的解決路徑。李普曼寄希望于專業獨立的精英調查機構，而杜威則將目光投向未來傳播技術的進步。學界一度將李普曼定義為“精英主義”的代言人，認為杜威的“參與式民主”更符合社會發展趨勢。然而時至今日，在技術飛速發展的新媒介環境下，仍然存在著技術和理性的張力?？傮w而言，互聯網時代是公眾政治參與意愿旺盛、政治表達與政治參與渠道多元的時代，但也是理性日益匱乏的時代，碎片化、淺思維化、情緒化、圈層化、極端化是其鮮明特征，互聯網“人肉搜索”“網暴”行為時常發生。因此，提升全體公民的法治理念和法治素養迫在眉睫。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提高全民族法治素養。只有持續提升公民法治素養，使公民尊崇法律、信仰法律，實現良法善治的目的，法治才能成為現實，人的全面發展才能實現。提升公民法治素養，首先要緊抓高等教育這一關。高校德法兼修法治人才的培養不應只針對法學專業，而是要涵蓋所有專業。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高校應開展普遍的法學通識教育，開設法學通論等課程，不僅要傳授法律知識，更重要的是要培育法治理念，讓法治成為高校學生的內在素養和自覺行動。其次要進一步提升普法工作成效。2021年開始的“八五”普法中規劃了分層分類有序開展、有效推進普法活動，大力提升公民法治素養，促進全民普法工作守正創新、提質增效、全面發展。再次要充分發揮法治新聞媒體法治信息傳播、輿論引導監督、法治文化傳承的重要作用，運用好網絡技術、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的媒介技術，針對不同的傳播對象開展分類化、差異化、精準化法治傳播，同時通過生動的法治實踐案例講好“中國法治故事”，讓法治成為一種全民信仰。最后要加強青少年法治教育。提升公民法治素養從未成年人抓起，要全面落實《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推動習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學校教育，培養青少年的規則意識和法治習慣。要不斷豐富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方式方法，除開設道德與法治等相關課程外，還應結合青少年的學習特點，采用案例教學、課外實踐活動、主題班會、先進法律工作者進校園等教育方式。

以上三種法治傳播人才的培養路徑不是完全割裂開的，而是分階段、分層次、分對象的培養模式，其最終目標是提升全民法治素養，塑造全民法治信仰，從而推進全面依法治國。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強調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N].人民日報，2020-01-18.

[2]張晶晶.傳播主體與中國法治傳播實踐的變遷[J].政法論叢，2021（6）.

[3]庹繼光，李纓.法律傳播導論[M].成都：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

[4]黃進.新時代高素質法治人才培養的路徑[J].中國大學教學，2019（6）.

[5]孟磊.我國復合型卓越法治人才培養探究[J].中國高教研究，2021（11）.

[6]盧春龍.“四型人才”導向的“四跨”：中國政法大學法治人才培養新模式[J].政法論壇，2019（2）.

[7]王洋，薛金麗，楊寄秋.法治傳媒人才培養體系構建的理念與實踐：2017傳媒法治建設高峰論壇院長論壇綜述[J].中國記者，2017（12）.

[8]宋玲.持續提升公民法治素養[J].紅旗文稿，2021（20）.

責編：初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