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自覺是開展域外漢學（中國學）研究的重要出發點

□ 張西平

就中國來說，正是在與世界交往中中國學術才逐步地向現代化形態發展。因此加大對域外漢學（中國學）的研究、推動中國學術界與世界各國漢學家的互動是中國學術在全球展示自己的成果，在文化互動中推進中國學術發展的重要途徑。本期討論的18 世紀《中國哲學家孔夫子》在歐洲的出版，中國故事在域外的傳播的論文都說明了這點。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術界對海外漢學（中國學）的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其中翻譯域外漢學（中國學）的著作已達8000 余種，研究著作達3000 余種。面對汗牛充棟的海外漢學（中國學）著作，如何與其展開學術對話？如何將域外漢學（中國學）放在20 世紀以來西方學術背景下加以考察，辨識其跨文化研究的底色？如何在吸取其合理結論和材料的同時，與其進行積極的對話？如何站在中國學術自身的立場，開展以學術批評為導向的中國學研究？這些已經成為當下研究海外漢學（中國學）的學術敘述與評價中必須注意的問題。

近代以來中國傳統文化敘述的模式通過西方漢學接受了西學的學術敘述方式，于是和中國已有的學術系統產生了一定的隔離，中國古代文明是完全獨立于西方文明發展起來的一個文化體系，完全套用西方的知識體系來解釋中國的古代文化歷史顯然是有問題的。如果中國學術要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與學術敘述，根據自己的傳統和歷史給予合理的解釋，那么當代中國學術的重建就應該從西方漢學的研究模式進入中國傳統歷史敘述方式入手，進而厘清得失，接續傳統，融合新知。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筆者在此無法詳盡展開，僅從幾個方面來說明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以此說明批評的中國學的學術對話的核心所在。

首先，不能以西方國家的理論來認識中國多民族國家的歷史。1648 年5—10 月歐洲在德國所簽署的《威特伐利亞條約》，標志著歐洲近代主權國家和民族國家的形成。西方漢學家基于自身歷史和理解來看待中國歷史時，很容易從歐洲自身的國家歷史傳統來看待中國歷史，這樣他們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國作為多民族融合的國家歷史，他們研究中國歷史的“空間敘事呈現的是所謂‘中國本部’（Chinaproper）與‘外部世界’、‘漢族’與‘異族’之間的對立關系，通過‘漢’與‘非漢’的族群分野，將匈奴、西域、突厥、回鶻、南詔、大理、喀喇汗以及北元視為中國的‘外部世界’，排斥在歷史中國的空間之外?！雹傥盒ⅲ骸段鞣綕h學“帝國史”范式及其局限——兼談“文明史”范式的可行性》，載《歷史研究》2021 年第5 期，第170 頁。他們很自然地將漢族統治的王朝和元朝、清朝的統治時代加以區分。西方漢學家跟隨日本漢學家進而曲解中國歷史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新清史”。②汪榮祖：《新時代的歷史話語權問題》，載張西平主編《國際漢學》2018 年第2 期，第8—16 頁。從學術研究來說，新清史學家認為對清史的研究不能僅以研究漢化為中心，或者以漢帝國為中心的地區，還要注重邊疆，注重滿族的特色，注重新疆、西藏地區，注重東北地區的研究，這肯定是有道理的。但他們關于“內亞”的概念，關于西域少數民族的概念，關于藏傳佛教的概念都有不少學術問題；①沈衛榮先生對這些問題已經做了十分清楚的說明，參閱沈衛榮：《“新清史”與中西學術》，載《國際漢學》2023 年第1 期，第17—30 頁。并且他們將清王朝內的漢族和滿族、蒙古族、藏族刻意加以區別與分離，從根本上說，他們對中國歷史上的多民族融合的歷史進程的理解是有問題。美國漢學家歐立德（Mark Elliot）通過滿文研究清史，這當然值得肯定，但通過研究認為清代不是中國，中國只是漢人的國家，乾隆不是中國的統治者，這就大成問題。汪榮祖先生對這種觀點曾給予嚴肅的批評，認為“新清史主要論點，貌似欲顛覆并不存在的中國中心論，意圖切割滿漢減縮中國，但全不能成立，反而透露西方學術的霸權，甚至隱含質疑中國既有疆域之陰謀?！雹谕魳s祖：《新時代的歷史話語權問題》，第14 頁。

中華民族的歷史是一個多民族不斷融合、發展的歷史，用西方自己的殖民史來理解中國的多民族融合歷史，用“單一民族國家”理論來解釋中國是有問題的。因此，中國學者在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中要有學術自覺，首先要站在自身學術立場，其次要清楚了解西方中國學這些話語產生的學術背景，如此才不會盲目跟隨他們的研究，才能展開學術對話。③與新清史類似，哈佛大學出版的另一本書，濮培德（Peter C.Perdue）的《中國西進：清廷征服中亞記》也是把清代歷史看成民族對立的歷史，汪榮祖先生批評作者，認為：“清帝國畢竟上承明朝，下開民國，在政治、教育、經濟、社會、文化等重大方面，都難以抹去漢化的烙印。清帝不僅以中國天子自稱，而且經常前往曲阜，朝拜孔子。如果沒有漢化，何以今日滿族及其文化幾乎全部融入以漢族為主的中華民族與文化？滿族漢化的事實，并不隨任何人的主觀意愿而存亡?！币娡魳s祖：《海外中國史研究值得警惕的六大問題》，載《國際漢學》2020 年第2 期，第12 頁。汪榮祖：《“中國”概念何以成為問題——就“新清史”及相關問題與歐立德教授商榷》，載《探索與爭鳴》2018 年第6 期，第58—62 頁。

我們必須看到，世界中國學的存在，無論是對中國歷史文化思想的研究，還是對當代中國的研究，都體現出中國在世界學術領域中的影響，都是中國的知識與文化從地方性知識和文化向世界性知識和文化演進的成果。以學術形態呈現出來的漢學著作，應以嚴肅的學術態度加以對待，漢學（中國學）作為溝通中國與世界的重要橋梁，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絕大多數漢學家是中國學術界的朋友，他們的學術著作成為推動中國學術發展的重要一翼。全球化的今天，中國學術已經在全球展開的今天，無視漢學家的研究成果，將海外漢學研究的成果拒之門外，既是狹隘的，也是對中國近代學術發展歷史的無知。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近現代學術的產生是和西方近現代的漢學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中國近現代學術的建立是中國本土學者與漢學家們互動的結果。利瑪竇與徐光啟、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與王韜、王韜與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7—1873）、 伯 希 和（Paul Pelliot，1878—1945）與羅振玉、胡適與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 鋼 和 泰（Aleхander von Stael-Holstein，1877—1937）、高本漢（Klas B.J.Karlgren，1889—1978）與趙元任等，漢學家與中國學人的交往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例子，正是在這種交往中雙方的學術都發生了變化，相互影響，相互推動。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曾在廈門大學任教，衛禮賢（Richard Wilhelm，1873—1930）執教于北大，陳寅恪受聘于牛津大學，在20 世紀二三十年代雙方的交往比今天還要頻繁。

同時，在民國期間，陳垣先生就曾對國際學界認為漢學研究中心在巴黎、日本學界認為在東京的提法表示不滿，提出“我們要把它奪回到北京”。陳寅恪當時面對中國學生遠赴日本學習中國史的尷尬現象寫下兩句詩：“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強調不能完全追隨國外漢學，要建立學術自信。這些年學術界對此也多有議論。域外中國學推進了中國學術的世界性表達，中國學術界對這種域外的中國知識與表述應該給予關注，但一定要保持自身的學術立場。

就中國來說，正是在這種交往中中國學術逐步向現代化形態發展。就此而言，加大對域外漢學（中國學）的研究，推動中國學術界與世界各國漢學家的互動是中國學術在全球展示自己的成果、在文化互動中推進中國學術發展的重要途徑。

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是在跨文化、跨語言、跨學科、跨國別條件下的一項國際性的學術事業，這個特點決定了從事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與僅僅立足于國內學術所展開的學術對話有著重要的區別。因而，建立一種批評的中國學研究立場是不可或缺的。要做到這一點，應認識到：文化自覺和學術自覺是展開批評的中國學的基本出發點，求真與務實的批判精神是我們審視西方漢學的基本學術立場，堅持理論自覺是展開與海外漢學（中國學）學術對話的前提，嚴肅科學的分析方法是辯證把握漢學家學術成果的雙重性品格的關鍵。唯有此，中國學術在全球才能展示自己的學術立場，彰顯中國學術博大的胸懷和色彩斑斕的無窮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