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許冀藝 呼浩凱

[摘 要]自加入世貿組織以來，我國與其他亞太經濟體的投資貿易聯系愈發緊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簽署更為我國與該協定其他14個成員之間的經貿往來特別是對外直接投資帶來顯著增長。匯率波動是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FDI）的重要因素，文章選取2005—2021年我國對RCEP其他14個成員的OFDI數據，考慮空間地理因素可能產生的空間效應，構建了空間杜賓模型以檢驗可能存在的空間鄰近效應及其影響方向。研究結果表明，人民幣相對于被投資國主權貨幣的升值，不僅可以顯著促進我國對該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而且能促進中國對與該國地理距離較近的鄰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這一結果對我國政府和企業開展實際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指導意義。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對外直接投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

中圖分類號：F1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2（2024）08-0007-03

由東盟倡議建立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涵蓋東盟十國及中、日、韓、澳等15個亞太地區經濟體。RCEP組織成員國占據了全球GDP的1/3，形成了龐大的市場。其中，東盟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組織成員絕大多數為發展中國家，對于我國來說是優良的投資目的國，在基礎設施建設、制造業產業轉移及信息技術服務業建設等領域都具有十分廣闊的投資前景[ 1 ]。

一、人民幣匯率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一）人民幣匯率變動情況

在文章研究的起始年份2 0 0 5年1美元可兌換人民幣8.19元，到文章研究的截止年份2 0 2 0年，以直接標價法表示的人民幣匯率為6.90。較2 0 0 5年出現了明顯的升值，升值幅度約為18.7%。

（二）我國對外投資情況

我國對RCEP其他14個經濟體2005—2020年的總體的OFDI變化趨勢處于上升態勢，RCEP成員在我國的OFDI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從具體變化趨勢來看，自2005—2015年，我國對RCEP成員的總體投資流量顯著升高，到2016年回落后又于2017年顯著上升，2018年回落后呈緩慢的上升趨勢。從具體數據來看，我國對RCEP成員的OFDI流量由2005年的3.26億美元到2020年達到了173.41億美元，增長了近56倍[ 2 ]。

二、匯率對于對外直接投資影響的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空間促進效應主要是從產業鏈的角度出發進行解釋和論述。

從產業鏈角度來看，RCEP成員之間形成了復雜的產業鏈網絡。各經濟體的經濟發展程度、科技水平和比較優勢各不相同，因此在產業鏈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3 ]。

當RCEP內第三國貨幣相對人民幣匯率上升時，意味著我國企業在該國投資的成本相對降低。在產業鏈中，我國和B國的產品往往是互補的，即它們的產品相互依賴，形成了互利共贏的關系。因此，當我國企業增加對第三國（如C國）的投資時，它們可能會同時增加對B國的投資，滿足對第三國（如C國）的產業鏈需求。

從空間促進效應的角度來看，RCEP成員之間形成了空間上的互動與聯結。當第三國貨幣相對人民幣匯率上升時，我國企業在該國的投資成本降低，這可能會引發一系列的空間效應，包括資源的空間流動、技術的空間傳遞以及市場的空間擴張。這些空間效應會進一步促進我國對B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 4 ]。

由此提出假設1：RCEP內第三國貨幣（如C國）相對人民幣匯率上升，會導致我國對B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上升，表現出空間促進效應。

三、人民幣匯率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影響的空間回歸

（一）變量選取

文章以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東盟十國共14個RCEP成員為研究對象，被解釋變量為我國對RCEP成員的對外直接投資（OFDI），解釋變量為匯率水平（RE），控制變量為人口數量（POP）、國內生產總值增速（GDPG）、外資開放度（FDIo）、貿易開放度（TRAo）、制度清廉指數（POL）。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跨度選取2005—2020年度共計224個樣本數據，如表1所示。

所選RCEP成員的指標都存在明顯差異，體現出東道國的差異性特征。

（二）空間權重矩陣與空間自相關性

其中，w為矩陣中的元素，n為經濟體的總數14。i和j分別代表不同的經濟體，D代表各經濟體最大城市之間的直線地理距離，因此Di j即為經濟體i的最大城市與經濟體j的最大城市間的直線地理距離。每個經濟體最大城市與其直線地理距離為0，也即矩陣W的主對角線全為0。

莫蘭指數的值在所有年份上均大于0且顯著，表明了空間數據集中存在正的空間自相關性，這種自相關性在多個時間點上都是穩定的和顯著的。因此可以得出結論，空間數據集中存在著穩定的正空間自相關性。據此可以進行空間模型的構建與選擇。

（三）空間杜賓模型

1.模型選擇

常見的空間模型包括空間誤差模型、空間滯后模型和空間杜賓模型。計量經濟學中對空間計量模型中的誤差項和滯后項進行檢驗用到的方法是LM檢驗和RLM檢驗?？臻g誤差模型和空間滯后模型的LM檢驗和SLM檢驗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示既存在顯著的誤差項又存在顯著的滯后項，且該顯著經過了RLM檢驗。所以，LM和RLM檢驗結果顯示應選擇空間杜賓模型。

在初步選擇空間杜賓模型后，還需進行LR檢驗。無論是對空間杜賓模型和空間滯后模型進行LR檢驗，還是對空間杜賓模型和空間誤差模型進行LR檢驗，結果都是顯著的，顯著水平分別為5%和1%?？臻g杜賓模型既不會退化為空間滯后模型，也不會退化為空間誤差模型。

與不考慮空間效應的OLS回歸類似，應對空間杜賓模型進行一次豪斯曼檢驗，確認隨機效應與固定效應的選擇。豪斯曼檢驗結果表明拒絕原假設，所以應選擇個體時間雙向固定效應下的空間杜賓模型。

2.回歸結果分析

其中，ρ代表被解釋變量的空間自回歸系數，和為核心解釋變量以及控制變量空間交互項的彈性系數，W為空間權重矩陣。

文章采用反距離矩陣，各變量的數據來源及具體的計算方法見上文所述，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雙向固定效應下的空間杜賓模型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為正，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我國對RCEP成員的對外直接投資存在顯著的空間自相關性。

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為正，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人民幣相對于被投資國貨幣升值，不僅可以促進我國對該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而且可以通過空間溢出效應對我國對鄰近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起到推動作用。由此假設1成立，即RCEP內第三國貨幣（如C國）相對人民幣匯率上升，會導致我國對B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上升，表現出空間促進效應。

人口數量、國內生產總值增速、投資開放度分別在1%或5%的水平上顯著。被投資國的GDP增速通常反映了該國經濟的活力和增長潛力。這會吸引我國企業加大對該國的投資，以獲取更多的市場份額和業務機會[ 5 ]。較高的投資開放程度意味著被投資國對外國投資者提供了更便利的市場準入條件。這包括降低外資準入門檻、簡化投資審批程序、取消外資企業在特定行業的所有權限制等。在這些國家，我國企業能更容易地獲得營商環境的支持，降低市場準入的成本和風險，從而促進對該國的對外直接投資。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在研究理論傳導機制并提出假說的基礎上，通過空間計量模型進行實證檢驗，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人民幣幣值在近1 5年間呈現總體升值的趨勢，我國對RCEP成員的對外直接投資呈不斷增加的趨勢。

第二，空間回歸模型顯示人民幣相對于被投資國主權貨幣的升值不僅可以顯著促進我國對該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而且能夠促進我國對與該國地理距離較近的鄰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表現出顯著的空間正效應。這一結果經過檢驗表現出穩健性。

第三，除匯率外，影響我國對RCEP成員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還包括被投資國人口數量、國內生產總值增速、投資開放度和政治清廉程度等，這些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我國對該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意愿。

（二）政策建議

人民幣的升值周期內對于我國政府與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具有顯著的利好機制，例如，人民幣升值意味著人民幣計價的海外生產要素價格相對降低，降低了我國企業在RCEP國家的生產成本。因此，在人民幣幣值的上行周期，我國政府與企業應抓住時機，加大對RCEP成員的投資，實現收益最大化。同時需要注意，如果人民幣處于下行周期，應及時控制投資規模，規避匯率因素造成的投資風險，降低可能帶來的損失。

參考文獻：

[1]劉凱，伍亭.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促進還是擠出[J].宏觀經濟研究，2017（11）：11-20+50.

[2]朱世友，楊喜，董祥鳳.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J].長江大學學報（自科版），2018（22）：77-82.

[3]程顯宏.匯率變動、OFDI與進口貿易——基于中國與RCEP國家的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J].經濟問題探索，2022（11）：175-190.

[4]汪濤，王玥，AGUS SUPRIYADI，等.RCEP背景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印尼的潛力和挑戰[J].長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05）：55-67.

[5]李曉峰，李土華.文化距離、海外移民網絡與對外直接投資——基于OECD和RCEP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數據的實證研究[J].學術研究，2022（03）：109-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