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的媒體融合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龍小農　楊涵

【摘要】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系統工程，需要分階段分領域推進。媒體融合發展和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構成領域。媒體深度融合發展背后有顯著的國家治理邏輯驅動，國家治理現代化則內在地嵌有媒體融合邏輯需求。媒體融合實現媒體與社會和國家同構助力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則是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重要保障。媒體深度融合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邏輯耦合，既賦能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更賦能國家治理現代化，推動構建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進而塑造中國式現代化的合法性認同、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媒體融合；國家治理現代化；邏輯耦合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統籌兼顧、系統謀劃、整體推進；同時，中國式現代化又是分階段分領域推進的，實現各個階段發展目標、落實各個領域發展戰略同樣需要頂層設計。[1]在中國式現代化涵蓋的各領域中，媒體融合發展和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構成領域。中國式現代化內在地包含媒體發展融合化和國家治理現代化，兩者具有內在的邏輯耦合。中國頂層設計、系統推進的媒體融合戰略和實踐，既根植于自下而上的科技發展和社會需求，更來自于自上而下的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戰略需要，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支撐，兩者之間的邏輯耦合始終統一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現實語境。

一、媒體融合發展背后的國家治理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聞輿論事業是治國理政、定國安邦的大事。新聞媒體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定國安邦的重要治理資源。黨和國家推動媒體深度融合發展的背后潛藏著國家治理邏輯。

（一）國家驅動的媒體融合戰略與實踐

自2014年8月起，黨和國家將媒體融合上升為國家戰略，根據媒體融合發展動態及時出臺相關指導意見和配套政策支持，至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黨和國家關于媒體融合發展的政策體系基本成型?；仡欉@一媒體融合發展歷程，不難發現中國式媒體融合是黨全面領導、主要由國家驅動的媒體融合，是媒體與政務、服務、商務“四位一體”的媒體融合，是以服務人民、服務國家治理現代化為中心的媒體融合，其本質要求是在黨的全面領導下，以服務人民、服務國家治理現代化為中心，建立全媒體傳播體系，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2]中國式現代化內在地包含了媒體融合，媒體融合在中國式現代化引領下，已嵌入國家治理體系，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外在體現。

事實上，媒體融合發展不僅是我黨治國理政能力的體現，也是中國式現代化這種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有機組成部分。萬物互聯時代，媒體融合的本質是跨領域融合、生態化建設，最終達成媒體與社會和國家的一體同構，因而媒體融合發展的方向直接攸關黨和國家的意識形態安全和執政安全。只有在黨的全面領導下，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推動媒體融合縱深發展，打造新型主流媒體和主流媒體集團，構建全媒體傳播體系，做大做強主流輿論，才能確保意識形態安全和執政安全。因此，媒體深度融合的直接目標是構建全媒體傳播體系，間接目標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最終目標是確保意識形態安全和執政安全。

當前，互聯網已成為支撐社會運行的基礎架構和操作系統，傳統主流媒體在網絡傳播時代的輿論場以及傳播權力結構中的主場地位和話語權漸趨弱化，原先依托傳統媒體傳播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性和主導權逐漸被消解。為因應這種挑戰，黨和國家推進基于互聯網的媒體融合，就是要把互聯網這個治國理政的“最大變量”轉變成治國理政的“最大增量”，建設自主可控的“智治”全媒體平臺。因為“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媒體融合是關鍵一環。通過將新聞與政務、服務、商務深度結合，媒體全面介入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的各領域各環節”。[3]

在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媒體深度融合不單是純粹的技術和業務問題，而是傳媒行業的整體轉型，攸關新時代宣傳思想文化工作和執政黨意識形態安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塑造，攸關執政黨如何在新傳播格局中重建話語權的問題，是兼具政策性、實踐性、理論性的重大時代命題，更是中國式現代化進入深層次改革的關鍵舉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推動媒體融合發展，是要做大做強主流輿論，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精神力量和輿論支持?！盵4]新時代以來推進的媒體融合戰略與實踐，始終貫穿著重構話語體系和以人民為中心的主線。

國家驅動既是中國媒體融合發展的根本特征，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優勢。中國媒體融合之路有著異質于西方媒體融合的不同之處，是在中共領導下，由國家驅動的媒體融合，其融合實踐是面對中國具體的現代化議題而展開的；不僅是媒體融合，而且是媒體與政務、服務、商務“四位一體”的融合。中國媒體融合以人民和服務為中心，最大驅動力來自國家需求。這是中國媒體融合不同于西方媒體融合的特殊屬性，也是中國傳媒事業融合發展實現現代化的初心和使命。

（二）媒體融合被賦予協同國家治理功能

采用國家驅動范式進行頂層設計和系統驅動，通過政策引導、資金融入、市場引入、利益共享的操作機制和模式，讓媒體融合發展服務于國家治理，這是中國媒體融合國家驅動范式的鮮明特征。[5]中國式媒體融合進程之所以取得了歷史性跨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家戰略和國家意志，來源于其治國理政、定國安邦的功能定位，服務國家治理是媒體融合持續取得進展的關鍵。

就輿論治理和意識形態安全而言，全媒體傳播體系本身就是黨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子體系。隨著“推進媒體深度融合，構建全媒體傳播體系”寫進國家“十四五”規劃、“加強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塑造主流輿論新格局”寫進黨的二十大報告，如何促進中央、省、市、縣四級媒體的深度融合發展，讓全媒體傳播體系服務好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媒體深度融合未來發展必須解決的問題。因為融合發展后的各級媒體已不單純是媒體本身，而是一個全媒體傳播體系，它承擔的角色主要是數字基礎設施和多功能服務平臺，包括提供廣泛的接入性、創新的內容生產與智能分發、豐富的公共數據和強大的算法技術以及有效及時的政務服務，如此才能助力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為全社會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協助國家在各個層面提高治理效能。

顯然，出于治國理政、定國安邦的需要，中國驅動媒體融合的著眼點在于實現媒體傳播的政治和社會功能的融合，讓其承擔“引導群眾”和“服務群眾”的雙重任務，讓全媒體傳播體系成為國家治理的核心資源。在媒體與社會一體同構的認知邏輯驅動下，媒體融合要融合的不僅是媒體業態，更是思維方式和方法論。融合媒體作為國家治理的主體之一和勾連社會的中介性網絡，不僅具有以往大眾傳媒在信息傳播、社會整合、持續社會化教育、文化娛樂、社會動員、輿論監督等方面的功能，且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構建“人—媒介—社會—國家治理”的融合互動，減少溝通治理環節與成本，形成多中心治理網絡，克服“治理真空”，協力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

迄今為止，在國家頂層設計指導下，我國媒體融合始終圍繞“中國式”的特征進行規劃布局，回應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特點和歷史軌跡。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式現代化進程面臨前所未有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媒體深度融合必須以黨的二十大精神為指引、以服務人民、服務國家治理現代化為中心，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為價值旨歸，加速向縱深推進，切實擔負在主流輿論引導、數字中國建設、完善國家治理現代化、提升社會治理效能等方面的重要職責。

二、國家治理現代化背后的媒體融合邏輯

（一）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構建全媒體傳播體系

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要堅持“黨管媒體”的原則，要建立以內容建設為根本、先進技術為支撐、創新管理為保障的全媒體傳播體系，將媒體融合所要構建的全媒體傳播體系納入國家治理現代化范疇當中，從內容、技術和創新管理角度，為媒體融合發展如何參與國家治理現代化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

通過媒體深度融合建立全媒體傳播體系，使之與國家治理體系一體同構，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提升國家治理效能，是“中國之治”的獨特優勢，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推進媒體融合深度發展，賦能國家治理現代化、賦能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動力。在推進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向平臺化和媒體與社會一體化方向發展過程中，如何利用全媒體傳播體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需在深刻洞悉中國式現代化內容和特征的基礎上，充分借力媒體深度融合，既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搭建平臺、又講述好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故事。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強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塑造主流輿論新格局?！边@里所強調的全媒體傳播體系，在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應理解為媒體融合后建構的新形態的媒介形式和媒體結構，不是單一的媒體形態，而是聯通融合所有媒體形態的平臺架構和生態系統。因此，我們要建設的全媒體傳播體系既包括全息、全程、全員、全效媒體“四全媒體”，也包括中央級、省級、地市級、縣級媒體“四級媒體”。換言之，建設全媒體傳播體系，就是要通過媒體融合鏈接線上線下空間，構筑起國家治理的主要平臺，統合黨、政府、市場和社會多元主體，共同形塑一元化領導的多元治理結構。

在媒體與社會和國家一體同構的時代，媒體深度融合構建全媒體傳播體系，可為完善國家治理各領域賦能。從國家治理層面來看，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必須推進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當國家從戰略上將推動媒體融合發展、構建全媒體傳播格局提上議程時，考慮的范疇就不局限于傳統媒體生存發展空間、宣傳價值等問題，而是意在把傳播當作一種社會組織手段，踐行媒介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建信息標準型框架、允諾更好未來的意識形態和政府治理績效、調和多元主體的社會關系并重新凝結社會信任、減少政治治理成本和信息流通的時間、制定信息時代的社會規范，維持公共的、共同的社會生活。[6]從媒體與社會同構的視角來看，全媒體傳播體系與社會治理體系一體同構后，將成為社會的基礎設施與操作系統，依靠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和信息化支撐，化解社會矛盾和沖突，構建社會共識，維護社會穩定有序運行，從而提高社會治理效能。黨和國家把媒體融合提升為國家戰略，推進媒體與社會、國家融合同構，正是基于媒體融合賦能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價值邏輯。

在這種邏輯驅動下，隨著社會媒介化和風險化的雙向加速，國家治理模式由科層制管理向網絡型扁平化治理轉型。融合媒體作為治國理政的平臺和主體，成為驅動社會治理走向溝通協商、協同共治的關鍵力量，國家治理呈現媒介化治理新趨勢。媒介化治理注重媒介邏輯與政治邏輯、社會運行邏輯的有機結合，強調治理體系與媒介邏輯的制度化互動，通過將媒介作為制度化因子嵌入國家治理體系，對公共空間、公共政策、社會治理、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形成全方位滲透，以此建構多元主體協同參與的治理網絡，貫穿治理全過程，實現治理模式的結構性再造和范式變遷[7]。因此，當全媒體傳播體系深度嵌入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框架，媒介邏輯與政治邏輯相適配，構建起由國家主導、媒體驅動、多元主體參與的新型社會治理模式時，可將全媒體傳播優勢轉化為社會治理效能，進而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

（二）媒體融合大數據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

數智時代把大數據作為國家治理的要素和手段，借助大數據和云計算精準把握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將為國家治理提供數字支持和技術支撐，提升國家治理的數字化、智能化水平，推動數字社會治理、智慧城市和數字中國的發展。

但大數據來自哪里？借助媒體融合打造的平臺化媒體無疑是重要的數據匯聚地和數據倉儲。媒體融合最核心的一環就是消除數據孤島、打通數據壁壘，實現數據融合。媒體融合構建的全媒體傳播體系平臺，連接整合政府部門公共服務數據和媒體數據，形成數據資源一體化，可為科學決策和優化治理提供數據支撐。擁有大數據支撐的全媒體傳播體系平臺還將成為政府為民服務的入口和公共服務的平臺，提供新聞、政務、服務、商務等多元服務，提高公共服務的可及性和效率。媒體融合在實現傳媒產業自身高質量發展的同時，還因中國特色的傳媒體制構建了“媒體—社會—國家”的融合互動，為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信息和數據保障。

目前，新一代數字技術動能強勁，正在推動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推力，而技術賦能將助推中國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在此背景下，推進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是促進數字技術與國家治理全面融合的必然舉措。因為基于媒體平臺化提升的大數據收集和加工能力，可推動國家治理從經驗驅動的傳統治理方式向數智驅動的精準治理方式轉變，進而提升國家治理精準化科學化。中國當下從組織扁平化、業務協同化、數據共享化入手，重建組織形態、重構業務和技術架構，意在建成線上線下融合的“點對點”一體化服務型政府，其核心使命是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基礎支撐，關鍵環節是實現技術、業務和數據融合，重點方向是實現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跨業務的協同管理和服務建設。[8]

2023年2月發布的《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為數字中國建設做好了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強調建設數字中國是數字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的有力支撐。從這個角度來說，推進媒體融合尤其是數智化融合，不僅是建設數字中國的核心內容之一，更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推力，這來源于媒體融合賦能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邏輯驅動。因為在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媒體深度融合正從公共政策、議程引導、數據整合和平臺搭建等方面綜合發力，助力探索新型治理模式，推動治理現代化高質量發展，切實提升治理效能。這體現在媒體融合與黨和國家共謀治理現代化總體議程，媒體融合深度融入新基建戰略框架，媒體融合拓展多元化協同治理語境，媒體融合推動構建立體化治理結構。[9]

國家治理現代化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構成領域，同樣是個系統工程，需要理念、制度與技術的多維創新，數字治理則是其重要體現。媒體深度融合構建的全媒體傳播體系將賦能國家治理，推動治理主體行為從單一行動走向多元協同，推動治理機制從碎片化運行轉變為系統性融合。因此，未來如何基于技術演進創新媒體深度融合范式，建立健全全媒體傳播體系；如何基于社會形態演進讓全媒體傳播體系更好地服務于國家治理，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急需回答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三、媒體融合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邏輯耦合

（一）實踐邏輯上的耦合

從實踐平臺看，重塑信息渠道、重組社會資源、再造多元流程，構建全媒體傳播體系，不僅是媒體深度融合的必需和必然，也為國家治理多元主體協同行動提供數據平臺和治理平臺。國家驅動媒體融合已歷時十年，逐漸建構了中央、省、市、縣四級融媒體中心并實現內部的系統整合，但四級互聯的同心圓全媒體傳播體系，接入政務、商務、服務等信息平臺，最終升級為“平臺型媒體”，給國家治理尤其是數字治理搭建數據共通共享共融的基礎平臺，依然是進行時。目前來看，媒體深度融合助力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在于“打破壁壘、協同傳播、數據共享”。這里的破壁是指突破平臺、主體、地域三重壁壘。未來在推進媒體深度融合的過程中，如何讓各級融媒體中心破壁形成“新聞+政務+服務+商務”的復合融合模式，構建平臺型新型主流媒體，讓全媒體傳播體系更好地嵌入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應成為關注重點。

就基層治理而言，推進媒體融合向縱向發展，拓展了融媒體中心作為基層社會治理平臺的內涵與邊界?？h級融媒體中心作為基層新型主流媒體和黨和國家基層治理的新平臺，全媒體傳播體系觸達基層的“最后一公里”，不僅是傳播機構更是社會治理機構。從2018年起，經過不斷地實踐探索，縣級融媒體中心逐步完善本地化的垂直類服務，在國家基層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當前的媒體融合實踐通過發揮基層媒體的接近性和本土化優勢來建立強關系平臺，實現本地用戶與本地資源有效連接，通過為基層群眾提供精準化的信息服務來嵌入基層治理體系。未來，全媒體傳播體系要完成新的時代使命，必須抓住以數據為中心的技術和傳播變革帶來的重大機遇，服務數字時代國家治理現代化。

更為重要的是，媒體融合是中國網絡化、數字化發展的重要一環，是數字中國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推進媒體數字化、智能化融合發展，既是建設數字中國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完善數字治理的基本前提。媒體融合所產生的大數據能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提升提供重要數據支撐，幫助頂層更加全面精準地把握動態，促進決策的智能化科學化。當前，媒體融合最大的競爭短板在于數據資源，不論是媒體融合的核心元素，還是智能傳播技術的關鍵問題都在于數據。按照十九屆五中全會要求，中國正在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與數字化政府建設，建立層層銜接的全媒體傳播體系和覆蓋全國的社會整合系統，進入國家治理體系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時期。媒體深度融合實踐直接關乎國家治理現代化總目標的達成，持續推進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中國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就有了重要抓手和平臺。

（二）理論邏輯上的耦合

從理論層面看，隨著媒體融合深度推進，媒體與社會、與國家日益一體同構，新的社會形態、傳播生態和技術供給要求必須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高度，發揮好融合媒體作為抓手和平臺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協調治理過程中涉及的不同主體，從局部性創新走向體系性融合。這就需要從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要求出發，找到媒體深度融合這個突破口，通過連接多元主體的多重場景和多樣內容，構建集智能感知—智慧溝通—智庫決策三位一體的新治理平臺。[10]基于正在形成的媒體與社會同構社會形態和全媒體傳播體系，探索構建不同治理主體間的協同聯動機制，推動多元治理主體協商互動，塑造共識并展開協調合作的集體行動，打造全流程治理，提升國家治理效能，是新時代媒體融合和國家治理理論研究的新使命。

從發展邏輯和初衷看，媒體深度融合發展與國家治理現代化有共同的邏輯起點和內在的邏輯一致，兩者互為支撐、相互促進。首先，媒體融合必須向縱深發展，實現與社會、國家的一體同構，才能深度參與國家治理，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國媒體融合從相加到相融，其背后的動因主要有三：技術創新和業態重組驅動，這是基礎；主流輿論引領和核心價值引領驅動，這是核心；構建基于媒體融合的國家治理平臺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這是關鍵。其次，媒體融合與國家治理在治理對象和工具上走向融合是題中應有之義、邏輯之必然。隨著媒體融合縱深推進，平臺化媒體的功能也隨著社會形態和國家發展態勢的變化而愈加多樣化，除承載信息傳播、輿論引導和民意溝通等功能外，逐漸由治理工具向治理主體轉型，承擔起國家治理的責任，而日益革新的智能技術則給媒體融合深度參與國家治理提供了必要的技術可供性和應用場景。

深度融合創生的新型主流媒體利用信息技術革新的成果，遵循國家戰略步驟，已逐步形成高效的內容生產體系和傳播鏈條，呼應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正在構建的全媒體傳播體系，日益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基礎與支撐，全面對接經濟社會，尤其是數字社會發展的內在需求，將推動媒體與社會和國家同構，從而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因為“全媒體傳播體系在國家治理中提供了政治引領和政治傳播、公共服務和公共秩序、公益平臺和公益功能、傳媒經濟和產業經濟，因而具備顯著的政治性、公共性、公益性和經濟性的價值”[11]。隨著黨和國家從政治層面不斷強化媒體融合的戰略意義，輔助第四次科技和產業革命提供的有力支撐，媒體深度融合正迅速向數字化、移動化、智能化趨勢邁進，未來將加速數字中國建設，加快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從而最終共同服務中國式現代化這一人類文明新形態。

四、結語

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在人類發展史上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作為其基本領域構成的中國式媒體融合，經歷了從市場競合驅動的媒體流程再造，再到嵌入國家治理體系的內容變遷，具有鮮明的中國式現代化特色，順應了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發展規律和未來走向?；趪抑卫淼倪壿嬺寗?，媒體深度融合被納入國家治理現代化后，中國已初步建立中央、省、地市、縣四級全局縱深全媒體傳播網絡。在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未來的媒體融合實踐，要強化媒體與社會和國家的一體同構；未來的媒體融合研究，要強化引領性、先導式、系統性理論建構研究，助力中國特色媒體融合學術話語體系構建，從而最終更好地服務國家治理現代化。

推進媒體融合深度發展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需要，既賦能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更賦能國家治理現代化。即將邁入數智時代的中國，正處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機遇期，未來數年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期。這就要求我們立足“兩個大局”的戰略高度，以服務人民、服務國家治理現代化為中心，切實從實踐和理論兩個層面把握好媒體深度融合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邏輯耦合與互動機制，構建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另辟中國式現代化長治久安的發展道路，為世界貢獻西方現代化之外的中國式現代化方案。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以中國式現代化為價值旨歸，推進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和國家治理現代化同頻共振、互為支撐，構建中國式現代化話語體系，其價值訴求不僅在于向世界闡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背后的價值理念和精神追求，更在于實現中國發展理念和中國敘事體系與世界其他現代化發展道路的對話，最終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國內外合法性認同。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國際傳播的理論與規律研究”（項目編號：22JJD860012）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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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龍小農，中國傳媒大學國家傳播創新中心研究員，傳播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024）；楊涵，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2022級博士生（北京 100024），重慶大學新聞學院講師（重慶 400044）。

編校：鄭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