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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自我:數字自我哀悼中的人內傳播與情感療愈

2024-05-03 09:43王穗子姜紅
新聞愛好者 2024年4期

王穗子 姜紅

【摘要】數字哀悼是生者與逝者之間的對話,也是個體與他者的情感聯結。然而,網絡空間中出現了生者悼念自我“死亡”的特殊哀悼實踐,指向個體內向的對話與情感體驗?;趯υ捵晕依碚?,以豆瓣小組“網絡公墓”中“哀悼”自我的帖子為例,揭示數字自我哀悼的動因、人內傳播過程以及個體的情感體驗。研究發現,個體出于療愈自我的情感需要“建墓”,意象化地埋葬過往情感;自我在數字自我哀悼中卷入媒介,生成時間、空間面向的多重“自我立場”開展人內傳播;數字自我哀悼的人內傳播過程幫助個體轉化負面情緒,最終實現情感療愈。

【關鍵詞】數字哀悼;對話自我;人內傳播;媒介療愈

網絡時代,人類的生命在媒介時空延伸,線上哀悼成為寄托哀思的新方式,是生者與死者對話的延續。線上哀悼的核心是哀悼者的情感狀態及變化[1],是生者的情感“自愈”。數字技術使生者提前面對自己的“死亡”成為可能,社交媒介中有這樣一群哀悼自己的發帖者,他們在線上空間建造“給自己的墓”,就算社區內無人應答也不斷更新帖子。當線上哀悼的主客體都是生者本人時,“自我”就成了這場對話的唯一主角。他們為何哀悼自我?在哀悼中如何與自己對話?呈現了個體怎樣的情感體驗?這是以往線上哀悼研究未觸及的問題。本文用“數字自我哀悼”指代數字時空中身為生者的用戶為自己“建墓”的媒介實踐?;趯υ捵晕依碚?,試圖揭示數字化生存中個體“自我哀悼”的人內傳播過程及其情感體驗。

一、文獻綜述與研究方法

(一)理論框架:對話自我理論

對話自我理論,是赫爾曼斯在20世紀90年代描述的關于自我建構與發展的一種可能。赫爾曼斯從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斯的主我與客我理論和米哈伊爾·巴赫金的復調小說理論中汲取靈感。詹姆斯是區分主體自我(I)和客體自我(me)的先驅。其中,主我是作為認識者的自我(self-as-knower),是經驗的能動加工者;客我是被認識的自我(self-as-known),由從屬于個體的經驗主義要素構成[2]。他指出,環境中的人和事只要與“我”有關,都屬于自我的一部分。巴赫金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角色并不是作者個人意志的展現,相反,不同空間定位的角色各有其意志,與其他人物進行對話。每個角色都是自己的“作者”,創作自己的故事。對話自我理論拓展了詹姆斯的心理學理論,并將巴赫金論及的“對話”“復調”概念引入個體的自我建構中,描述了不同立場間發生內部和外部對話的心理能力。

在自我的對話中,各個立場的地位不斷變化,并從各自的視角表達觀點;在立場間的對話和相互影響之中,自我從整體上重組、創新。[3]自我立場有內部與外部兩個面向,個體的某種屬性構成內部自我立場(如性別),人們的社會關系和相關他者(人或物)構成外部自我立場(如親屬)。內部自我立場與外部自我立場、內部自我立場之間,以及外部自我立場之間都存在對話關系[4]。對話自我就是一個“心靈社會”[5],自我立場之間的纏繞有如“我”的心靈與他人心靈的纏繞[6]。對話自我理論的貢獻在于,它將他者包容進自我的內心世界,以這樣一種方式來探索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交流:雙方相互影響,并從不同的見解中獲益。[7]自我建構與重構正是我與“自我中的他者”對話的結果。諸多西方量化研究證實了赫爾曼斯關于自我的多重性立場和想象對話的理論構想。目前,國內有關對話自我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學、文學和心理學領域,新聞傳播學領域的學者對此理論的關注甚少。

(二)線上哀悼及人內傳播問題

數字技術革新了傳統的哀悼形式,將死亡從私人領域帶到公共空間。生者可以通過在社交媒體平臺建造“網絡墓地”,寄托自己對逝者的哀思。逝者生前留下的數字足跡構成了逝者的“數字遺產”,在網絡社會中續寫生命[8]。數字技術既勾連起生者、逝者和平臺間的對話[9],也改變了人們的記憶方式,影響社會文化意義的建構[10]。線上哀悼的主體更為多樣:一方面,逝者親友將數字公墓視作逝者的數字化身以寄托哀思,從中獲得情感撫慰[11];另一方面,陌生人也能與逝者(往往是公眾人物)持續聯結,將臨時哀悼空間延展為常態性的基于數字媒體的情感表達空間[12],雙方交往關系不朽[13]。正如托尼·沃特所言,“所有人都能看到送葬者,所有人都能聽到敲鐘聲”[14]。數字技術的發展也使生者提前哀悼自己的“死亡”成為可能,自我是哀悼者,也是哀悼對象。但現有研究中鮮少涉及自我哀悼的研究。數字自我哀悼是涉及主客體一致的反身性傳播,亦即人內傳播。

20世紀80年代,學者鄭北渭將西方傳播學中的“人內傳播”概念引入中國,指的是自己對自己的傳播,例如對信息進行解釋分析或觸景生情,回憶沉思的思想活動。[15]人內傳播可以理解為一個人同自己對話的過程,對自我的研究是人內傳播研究的起點。

在豆瓣小組“網絡公墓”中,組員源源不斷地以“給自己的墓”為帖子的標題,哀悼活著的自己?,F有研究中,“數字哀悼”皆指向生者對逝者的在線哀悼?!白晕野У俊迸c其最大不同之處在于,悼念者即“逝者”。傳統的線上哀悼與傳播總是在“我—他”關系中建立起意義,但借助數字技術,個體得以打破主客二元對立。通過直面自我的“死亡”,個體與自我對話,開展人內傳播。深度媒介化時代,媒介成為社會世界的基礎設施[16],個體的情感世界卷入媒介時空[17],媒介與情感的相關研究正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重視。對話自我理論給予媒介與自我、媒介與情感研究一個合適的理論窗口。本文以豆瓣小組“網絡公墓”中的自我哀悼行為為例,基于對話自我理論,試圖回答三個研究問題:(1)數字自我哀悼的動因為何?(2)發帖者如何在數字自我哀悼中與自我對話,開展人內傳播?(3)發帖者在數字自我哀悼中收獲何種情感體驗?

(三)研究方法

選取豆瓣小組“網絡公墓”中題為“給自己的墓/墳”的帖子的發布者為研究對象,研究其“自我哀悼”行為。為了準確深入地了解研究對象線上“自我哀悼”行為的動因以及媒介實踐中的情緒轉換,本研究采用訪談法。研究者聯系了“網絡公墓”小組內比較活躍的發帖者(發帖量超過一篇,更新數超過十次),其中有16位(見表1)接受了訪談。所有訪談均根據訪談提綱進行,采用線上文字或語音訪談的形式,最終獲得訪談記錄超2萬字。

二、數字哀悼:在自我對話中“向死而生”

(一)“我”的愿望:自我哀悼療愈情感的可能

發帖者為何要在網絡空間中給自己“建墓”?訪談后發現,“賽博墓”表面上哀悼的是未來肉身自我,實際上埋葬的是發帖者不同階段的消極情感。對相關帖子的標題和首樓內容進行分析,研究者發現,自我哀悼的目的在于實現個體的情感療愈。具體來說,發帖者為自己“建墓”的動因有兩類:

其一,情感宣泄。發帖者以“墓”為意象,在網絡空間中尋求共鳴,與有相似情感體驗的網友一同紓解消極情緒。很多時候,“建墓”僅為發帖者尋找共鳴的一種儀式或手段,并沒有要哀悼的實體對象。發帖者借極端的“墓”的意象來尋找具有相同情感體驗的網友,“那些跟我差不多活著很累的但是還要繼續活下去的人,像是一種信念,支撐不讓自己覺得這么孤獨”(訪談對象F01)。一方面,平臺具有一定的私密性,發帖者不必顧忌真實身份的泄露;另一方面,豆瓣小組是一個個垂直領域,同組成員對于某一話題的認知具有強一致性。訪談對象M14表示,“(豆瓣小組)是一個安全的地方,不會有人批判你”,只有這里可以與“同道者”一起宣泄現實世界里難以啟齒的負面情緒?!鞍l泄一些在現實生活中難以表達或不便表達的內容吧,把自己最‘喪的一面展現出來”(訪談對象M08)。

其二,情緒轉換。當發帖者為過往自我“建墓”時,哀悼的是過往的消極情感,如學生時代的壓力、來自親情/愛情的傷痛等,帖子就是某種情感的墓志銘,如訪談對象F06表示:“我覺得我在帖子里的記錄就像墓碑的碑文一樣?!卑l帖者一方面希望留存下過往的情感記憶,另一方面寄望于借助代表“死亡”的“墓”的意象,象征性地結束消極情緒,“我想要和悲觀的自己分割開來,這樣我的生活就可以正常地往前走”(訪談對象F12)。當發帖者設想未來自我的生死時,或者說當他們為未來的自我“建墓”時,實際上是試圖通過直面死亡實現情緒轉換,以期更好地“活”在當下。

數字自我哀悼試圖破除傳統哀悼生與死的矛盾,身為“生者”的發帖者在網絡空間中搭建起傳統上象征“死亡”的墓,展現自我的死亡。此時,賽博墓碑并不代表肉身“死亡”,反而彰顯著發帖者朝向新生的勇氣和希望。自我哀悼是發帖者告別過往的陰霾以更好地在現世活著的一種手段。

(二)“我”的對話:媒介時空中的自我傳播

互聯網時代,個體與媒介的交往互動成為社會交往中的重要一環,具體表現為個體與數字界面的交往互動。數字技術打破了虛擬與現實的邊界,生產者和使用者一同卷入呈現內容的交互界面。這種卷入已然是涉及精神世界的深度卷入——界面是意義的匯聚地,某些界面所匯集的意義對于與之發生關系的精神世界可能意味著一段回憶或情感。在數字自我哀悼中,交互界面承載的不僅僅是個體的當下的情感與過去的回憶,更是二者代表的那個自我。數字自我哀悼的各個階段,發帖者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媒介之中,媒介也被容納進個體的內心世界,誕生出時間、空間兩個維度的多個自我立場。

從空間維度看,當發帖者線上自我哀悼時,或者說當他們在豆瓣小組中進行內容生產時,他們的內心世界深深地卷入到虛擬墓碑所處的數字界面中。當個體的精神世界與數字界面生成的內在時空相纏繞時,新的自我立場也生成了。在媒介的參與下,個體在數字界面中展現的部分自我內化為“數字自我立場”;與之相對應的是誕生于現實交往互動中的“現實自我立場”?!艾F實自我立場”與“數字自我立場”之間,以及各個內部立場之間都具有一定的邊界,自我內部具有多重空間。

從時間維度看,根據哀悼對象的不同,發帖者給自己的“墓”分割出過去、現在和未來自我及其情感體驗,進而創造出“過去自我立場”,即遭遇創傷的主我,“這個墓就是建給死去的那個過去的自己”(訪談對象M14)?!艾F在自我立場”,即尋求情感療愈的主我,“拉自己一把,想和過去的自己分割開……我想要和悲觀的自己分割開來”(訪談對象F12)。而“未來自我立場”正是還未成型的內部立場,是在自我對話中生成的新的自我。不僅僅是線上哀悼行為,所有的媒介接觸與互動都會形成這三重立場。數字痕跡是過去自我立場在媒介中留下的痕跡,是“我”的故事;個體的媒介接觸是現在自我立場的寫照,是“我”的行動;媒介參與下生成的多重自我立場相互對話,重塑自我。對話的結果,是仍未可知的“我”的未來。

數字自我哀悼是個體內部各自我立場之間的對話,更是個體的人內傳播過程。從空間層面來看,“建墓”的過程是發帖者的“現實自我”與“數字自我”的協商與對話——自我應該舍棄哪些情感或回憶,重建怎樣的新自我?借此,自我在對話中發展。從時間層面來看,每一次內容的更新,即追求情感療愈的“現在自我”與“過去自我”的對話。發帖者期望借“墓”的意象告別“過去自我”,卻又將“過去自我”永久地留存在數字空間之中。持續地媒介接觸,以及情感在數字空間的表達,使自我不斷發展。

(三)“我”的救贖:在自我對話中轉換情緒

“對話性”是對話自我理論的核心,赫爾曼斯假設對立情緒的相互轉換也是一種對話運動,強調內心世界各種情緒之間的對話是個體化的情緒“自愈”。他認為,情緒對話與自我立場間的對話相互影響。深度媒介化時代,個體的精神世界與數字媒介緊密交纏。本研究基于對訪談資料的編碼與分析,整理出數字自我哀悼的情緒轉化的過程。

首先,個體在消極情緒支配下進行媒介互動。發帖者加入“網絡公墓”小組時,往往伴隨著消極情緒?!敖箲]”“緊張”“負能量”是受訪者談及入組原因的幾個關鍵詞。此時,遭遇創傷的過去自我立場占據著內心世界的表層,主導自我的情緒。其次,個體在媒介接觸中產生跳出消極情緒的意識?!翱粗切┨?,我想我也別壓抑自己了,好好照顧自己的心情,做自己想做的事,從此追尋快樂吧”(訪談對象M09)。發帖者借“墓”宣告消極情感的死去,“提醒自己,該過去了,就讓結束有點儀式感吧”(訪談對象F13)。媒介時空中每一次內容更新都屬于數字自我立場的一部分。很多發帖者會不斷更新帖子,記錄自己在“建墓”后的生活動態、情感體驗,這既是尋求療愈的現在自我立場對過去自我立場的回應,也是現在自我立場與數字自我立場的對話。在自我的對話中,個體認同并進入對立情緒(往往是積極情緒)。發帖者在帖子中記錄的情感,是過去自我的數字化身。記錄本身,是數字自我與現實自我、過去自我與當下自我的對話。正是在數字自我哀悼中與自我的對話,個體脫離苦悶,產生更為積極的情緒:“心境上很不一樣,感覺到新生,現在很愿意去嘗試各種各樣的東西?!保ㄔL談對象F02)不過,負面情緒的轉換并非數字哀悼實踐的結束。當發帖者不再更新或退出“網絡公墓”小組,換句話說,當個體不再進行特定的媒介接觸,情感的療愈才算完成。再次,過往的媒介接觸帶來不同情緒之間的對話。不同的情緒能夠向自我以及內心世界的其他元素發送信息,與此同時,各種情緒也能彼此對話,“發這個帖子我有機會慢慢消化掉這些痛苦”(訪談對象F07)?!跋钡倪^程即信息在不同情緒之間的傳遞,從而使其自身得到創新和進一步發展。這些信息來自個體在不同情感體驗下收獲到的經驗或建議,這些都是人內傳播的一部分。最后,人們開始關注該集合體的意義以及它的特定組成部分。個體先后跳出消極或積極的情緒并不意味著這些情緒的消失,如訪談對象M14談道:“現在的我也不是2021年的我。迭代,不是取締,不可能完全斷裂的……現在的我是過去的我的影子?!边^往媒介接觸下的情感體驗會在內心形成一個情緒集合體,作為未來自我的一部分。

三、結語

本研究將數字媒介引入自我對話的過程之中,并將之視作對話中的重要一環。研究發現,在豆瓣“網絡公墓”小組中,發帖者以尋求情感療愈為目的發布并更新“給自己的墓”。在自我哀悼這一媒介實踐中,自我分離出多個立場:過去自我、現在自我以及還未成型的未來自我三重現實自我立場,以及媒介時空中的數字自我立場,各立場在數字自我哀悼的媒介實踐中開展人內傳播。其中,各自我立場間的人內傳播與情緒對話、轉換相伴相生。

阿曼達·拉格奎斯特認為,媒介已經成為所謂的生存媒介,“當人們在網上分享和探索與失落和創傷相關的生存問題時,在數字紀念碑上,在點燃數字蠟燭的儀式上時……我們的傳播文化既提供了新的生存預言,也為探索生存主題和生命的深刻性提供了新的空間”[18]。深度媒介化時代,個體的身心如何更好地在媒介之世存有?對話自我理論探討了媒介參與下各自我立場之間的對話關系,以及隨之構建起的內心世界。當我們借助數字媒介與他人發生交往時,或者說只要個體與數字界面發生接觸,精神世界就自然而然、悄無聲息地卷入媒介時空之中。媒介成為與個體密不可分的重要他者,前所未有地參與到自我展演、對話與療愈之中,呈現出數字媒介參與下人內傳播的新方式。因而,數字化時代要將電子媒介作為對話自我的重要一環,思考其在對話關系中如何生成新的自我立場,在自我建構中扮演何種角色,發揮何種作用。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當代中國新聞傳播話語范式的‘實踐轉向研究”(項目編號:20BXW02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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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王穗子,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生(合肥 230601);姜紅,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合肥 230601)。

編校:王志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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