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直腸癌患者益處發現影響因素的研究進展

劉紅彥,葉鋮林,張秀偉,呂小英,金培英,李春

(1湖州師范學院護理學院,浙江 湖州313000;2湖州市中心醫院護理部,浙江 湖州313000)

癌癥是一類全球性疾病,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癥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的數據[1],2020年185個國家(地區)共新增癌癥病例1 930萬例,其中結直腸癌的發病率達10%。2022年中國國家癌癥中心最新數據[2]顯示:我國每年結直腸癌新發病例達592232例,約為美國的7倍。結直腸癌具有易復發、易轉移的特點[3],部分患者在治療過程中會出現化療藥物的不良反應并產生負性情緒[4,5]。近年來有研究發現,個體在遭遇癌癥等創傷性事件時也會產生一些積極的心理變化,心理學將這一現象定義為益處發現(benefit finding,BF)[6];研究表明,益處發現對結直腸癌患者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具有積極作用[7]。本文就結直腸癌患者益處發現的內涵和影響因素進行綜述,為腫瘤科醫護人員提供參考。

1 益處發現的內涵與表現

1983年,Taylor[8]將益處發現定義為個體面對癌癥等威脅性事件時在認知和行為上采取的積極適應策略。之后也有學者在不同學科之間給出不同的解釋,但其核心都是個體在逆境中發現積極或有益的一面。關于結直腸癌患者益處發現的表現,國外研究[9]報告了一些積極變化的改變,如與他人建立更密切的關系,更加欣賞生活,明確生活優先事項,增加信心以及對他人的更多同情。我國研究也有類似發現[10],即腸癌患者在克服疾病本身的困苦之后從中引發積極的調整與改變,在生理、心理和社會上獲得益處。

2 益處發現的評估

目前,結直腸癌患者沒有專門的量性評估工具,Weaver等[11]修訂了普適性癌癥患者益處發現量表(benefit finding scale,BFS);我國學者評估患者時采用的是由劉諄諄等[12]對該量表進行跨文化調適后的漢語版本,共包含6個維度22個條目,后續研究中該量表應用于包含腸癌在內的混合癌癥患者中,信效度良好[13]。

3 結直腸癌患者益處發現的影響因素

3.1 社會人口學因素

3.1.1 性別與年齡 性別與心理體驗的研究結論是女性比男性更易產生情緒變化。德國開展了一項調查[14],共有6 952例癌癥長期幸存者參與,結果顯示擁有中高度益處發現水平的患者中,占比最高的是60歲以下的女性結直腸癌患者。關于年齡和益處發現的關系,不同時期的研究結果不一樣,而近年納入多項研究的meta分析顯示年齡與益處發現呈反比關系,即年齡越大,益處發現水平反而越低[15]?？赡艿脑蚴悄贻p人在信息化時代更易獲得醫療資源,而老年人由于自身生理機能的退化和出行不便給就醫帶來困擾,致使獲益感較低。

3.1.2 婚姻狀況和家庭關系 結直腸癌已婚者在益處發現各維度的得分均明顯高于未婚、離異、喪偶者[16]。與此結論類似的是張成帥[17]關于結直腸癌患者自我感受負擔的研究,其研究結果顯示,獨自生活的患者較與配偶一起生活的患者其自我感受負擔水平更高,但是與同子女生活的分組患者相比,其負擔水平無差異,說明來自配偶的照顧、關愛和對治療的支持有益于減少腸癌患者自我感受負擔,從而促進益處發現。賈磊等[18]的質性研究發現:家庭關系的好壞也會影響患者益處發現的體驗,即家庭生活的摩擦會導致患者心理情緒波動,而親人的關愛和支持可以使患者堅定自己戰勝疾病的信心。因此醫護人員可以為其家庭照顧者進行健康指導,尤其是配偶,讓其理解情緒對于疾病康復的重要性,給予患者積極心理體驗。

3.1.3 家庭經濟水平和醫療保險 醫療經濟負擔會加重患者心理負擔[19],因此癌癥患者的益處發現需要一定經濟基礎作為保障。經濟狀況好的患者以及高額度醫保支付費用的患者,會在病情診斷后不需要為醫療費擔心,在治療時少一些顧慮。紀妙音[16]的研究表明,患者的經濟收入越高,益處發現的水平也相應越高;該研究還發現,在不同醫療保險組別中結直腸癌患者的益處發現水平也有差異,其中以職工醫療保險者得分最高、居民醫療保險者得分次之、新農合醫療保險者得分最低,即家庭經濟收入的高低和醫保報銷比例能否覆蓋醫療費用也直接影響到患者益處發現的水平。因此,減輕經濟負擔的舉措有益于促進結直腸癌患者益處發現。

3.1.4 受教育程度 調查發現,大腸癌患者的教育水平與益處發現呈負相關,即教育水平較高的患者益處發現水平反而較低[20]。Rinaldis等[21]對1757例腸癌患者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受教育時間在12年以下的患者,其益處發現的水平更高,主要表現在個人成長和人際關系的增長方面。診斷為結直腸癌后,在職患者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會有所調整[18],這個過程中影響較大的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可能的原因是這類人群在健康狀態下承擔著重要的社會責任,但患癌后其職業狀態和發展前景也受到負面影響,因此在一段時間內益處發現的水平并不高。

3.2 心理因素

3.2.1 自尊心 在診斷為結直腸癌后,外科手術是治療的基礎[22],部分患者存在術后留置腸造口的現象。研究表明,造口早期患者的益處發現水平較低[23],究其原因為腸造口患者在早期階段要經歷疾病本身的痛苦、排便排氣不受控制、身體形象改變,致使自尊心受損。因此醫護人員在面對術后腸造口患者時應多關注其情緒變化,鼓勵患者積極接受治療。

3.2.2 個人氣質 有學者對結直腸癌化療期患者進行問卷調查時也對個人的氣質類型進行了分組,結果是多血-黏液質患者得分最高,膽汁-多血質患者得分次之,膽汁-黏液質患者得分第三,而抑郁質患者、膽汁-抑郁質患者和黏液-抑郁質患者得分較低[10]。這表明性格外向、善于交際的人比內向、多愁善感的人有更高的益處發現水平,針對這一特點,醫護人員在為患者治療護理的過程中需要善于觀察其言行舉止,對于不善言談的患者要主動交流,鼓勵患者和親屬以及在病友之間進行人際互動。

3.3 疾病和治療相關因素

3.3.1 癌癥時期與病情預后 診斷時間可能是患者益處發現體驗的關鍵因素,患者的痛苦程度在癌癥診斷的2年或更短的時間內較高,因為患者經歷了創傷和痛苦后需要一定的時間去調整[18]。診斷為癌癥5年后,幾乎所有結直腸癌幸存者在某種程度上擁有過益處發現,其中約一半為中至高水平,這是對生命的欣賞和接受[20]。而結直腸癌患者5年生存率只有20%[24],且術后復發以及病灶轉移都會影響患者的益處發現水平。調查發現,有過癌癥復發經歷的患者比沒有復發或轉移的患者表現出更低水平的益處發現,即癌癥的復發會削弱患者的益處發現[14]。通過訪談還發現,病情是影響益處發現體驗的主要影響因素,疾病預期較好,益處發現體驗也較多[10]。徐雯菁等[25]質性研究顯示,大部分晚期癌癥患者都經歷了因恐懼死亡而產生焦慮與痛苦的體驗,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患者的益處發現水平。因此,醫護人員應給予患者積極的健康教育,告知其診療規劃并遵醫囑治療,按時評估病情,預防癌癥復發和轉移。

3.3.2 化療時的癥狀 賈磊[10]的研究表明大腸癌化療期患者至少體驗到中等水平的益處發現,與Jansen等[20]的研究一致,但是,化療過程中產生的副作用會給患者帶來身體的痛苦和心理的創傷,致使患者對用藥比較消極,減弱其益處發現體驗。此外,化療次數越多的患者,其益處發現的水平反而越低[17],分析原因可能與化療患者普遍存在脫發、消化道反應等癥狀有關,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患者治療過程中的不舒適感,進而影響患者情緒體驗。因此,從事化療的醫護人員在日常工作中不僅要關注患者的臨床指標,也要關注治療副作用帶來的心理感受,及時判斷患者益處發現的表現,引導患者從不同的視角去尋找疾病的積極影響。

3.4 應對方式

王品等[26]將個體應對疾病等創傷事件的方式分為面對、回避和屈服進行研究,結論是相較于回避和屈服,“面對”的方式更易產生益處發現。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當地的患者應對癌癥時的方式也有所不一樣。劉亮等[27]以傳統文化背景探討了結直腸癌患者的積極心理體驗,西方國家的患者更多的是轉變生活的態度,及時行樂;中國傳統文化傾向于含蓄、委婉的交流,患者不善于在他人面前表達自己的情緒,促使其形成封閉式內環。因此醫護人員應主動和結直腸癌患者進行交流,鼓勵其傾訴內心的想法,指導患者在應對疾病時多采取積極面對的方式,以樂觀的態度參與治療和康復。

3.5 社會支持

近年來國內外多項研究發現,社會支持與益處發現水平呈正相關,即患者的社會支持度越高,其感知到的益處越多[28,29]。當患者受到嚴重疾病的創傷時,他們需要家庭、衛生保健和社會提供主觀的愛和護理的感受[30],如家庭成員的密切陪伴、臨床醫師的積極態度以及來自社會群體的關注和便捷的生活方式,使他們感受到愛和關懷,從而建立起不屈不撓的心理自我保護,產生益處發現。

綜上,結直腸癌患者益處發現的水平與多種因素相關。家庭關系越好、經濟水平和社會支持程度越高,其益處發現的水平也相應地越高,而年齡、受教育程度和化療次數與益處發現呈負相關;此外,個人心理因素、應對方式和疾病治療時的癥狀也影響著患者益處發現水平的波動。今后的研究可結合敘事探究的方法深度獲取益處發現的經驗,制定個性化的干預方案。因此,臨床醫護人員在治療和護理該類患者時應主動評估患者益處發現的水平,根據自身情況分析其影響因素,給予患者積極的引導,使其在治療過程中擁有積極心理體驗,促進益處發現,進而改善患者生存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