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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自信求索電影強國之路

2024-05-07 03:33劉佳璇
瞭望東方周刊 2024年8期
關鍵詞:創作世界文化

劉佳璇

電影《我和我的祖國》海報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尹鴻是中國當代最活躍的電影學者之一,自上世紀90年代起,一直通過研究介入和推進著中國電影的時代發展進程。國產電影創作趨勢有何新特點?如何連接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站在全球視野,中國怎樣從電影大國走向電影強國?近期,尹鴻接受《瞭望東方周刊》專訪,對相關問題進行解答。

“中華民族走過自己獨特的歷史道路,如何通過電影把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轉化為世界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并產生影響,這是中國電影能否走向世界的一個核心文化問題?!币櫿f。

尹鴻

普通人成為主角

《瞭望東方周刊》:近年國產電影創作有何顯著特點?

尹鴻:關注現實、強調共情共鳴是近年電影創作的最大特點。

現實題材在國產電影創作中表現突出,很多影片都獲得了票房成功,從這些影片中可以看出兩個主要創作趨勢。一是以真實事件為背景進行改編,如《孤注一擲》《八角籠中》《第二十條》等都圍繞熱點事件和人物而創作。二是強調情感與價值觀的共鳴,如關注公平正義和不同群體平等發展的權利,對社會邊緣群體給予關注,國產電影有了更多的煙火氣和人文關懷。

如《小時代》般展示奢華生活、滿足財富幻想的影片,及“霸道總裁”都市愛情題材、IP改編的古裝偶像題材在大銀幕大幅減少,即便有也不再產生重大影響。創作者更多地向身邊看、從現實出發,如《長津湖》這類主旋律題材也將視點放在普通戰士身上。普通人成為主角,這是電影題材非常大的一個改變。

《瞭望東方周刊》:這與電影市場的下沉是否有關?

尹鴻:有一定關系,但是深層原因是社會情緒的整體變化。2016年左右,電影市場就已下沉至三四線城市,這確實影響了電影創作,但更多體現在對娛樂性、類型性、通俗性的追求上,使“文藝青年”的電影趣味被抑制?,F在這種傾向不僅是電影市場下沉帶來的,而是社會整體情緒傾向轉變的結果,我們更關注普通人的現實焦慮與價值追求,而非在幻想中懸浮。

《瞭望東方周刊》:綜合近年數據,20歲-35歲的青年觀眾占觀影人數的60%以上?,F在的青年觀眾在渴求什么樣的電影產品?

尹鴻:總體來講,青年人向往自由、追求個性,這體現在對職業、愛情、生活方式與愛好的選擇上,他們熱愛具有創造力的工作,厭倦確定的標準,因此能強調個體性的作品往往會受到青年的歡迎。

另外,也有很大一部分青年有著非常強烈的家國意識,對具有國家認同感、民族自豪感的作品保持著很大熱情。這與前者既互有聯系,又有一定的差異。

新主流有新期待

《瞭望東方周刊》:近年來,研究者經常提到“溫暖現實主義”,這是否可以說是當前中國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的共同底色?

尹鴻:溫暖現實主義是基于整體創作環境產生的創作風格。創作者既要反映現實社會的矛盾困境,讓作品具備深刻性,又要表現出希望和社會整體的光明,讓作品具有溫暖的格局。我將其總結為“四向原則”,即“主題向上、倫理向善、社會向前、藝術向美”,它既是創作者對生活的一種認知,也是一種創作導向。

把握深刻性與溫暖性之間的分寸,是創作者這些年在策劃、創作、審查過程中最大的挑戰。經過近年探索,我認為市場上這些取得成功的現實題材作品都找到了較好的方法。

《瞭望東方周刊》:你是最早提出“新主流電影”概念的研究者之一,近年你也對這類電影提出了一種冷靜的思考,即當其具有很強的民族主體性時,可能就失去了與世界溝通的共享性。新主流電影該如何在這兩者之間做好平衡?

尹鴻:我認為中國電影有兩種:一種是內需型電影,是用來滿足國內市場和政治文化需求的,例如主題性電影、獻禮性電影。不是所有電影都擔負同樣的傳播使命,而新主流電影有相當一部分都是主題性創作,走向國際并不是其目標。

另一種是新主流電影,可以承擔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的使命。在電視劇領域,已出現了《覺醒年代》這樣的作品,它回到歷史現場,講述中國為什么會走這條路。我們的歷史是與中國人對國家、對人類通向美好未來的認知有關聯的。我希望未來新主流電影也能由此創造出被國際關注的作品。

目前,由于新主流電影投資高、資源重,為了去風險,可借鑒好萊塢經驗,好萊塢的全球電影往往會隱藏政治符號,將政治表達包裝為一個世界共享的故事。我國的新主流電影還未到達這個階段,讓政治表達在情節和場面當中自然而然流露出來,這是新主流電影要走向世界面臨的主要考驗。

把握深刻性與溫暖性之間的分寸,是創作者這些年在策劃、創作、審查過程中最大的挑戰。經過近年探索,我認為市場上這些取得成功的現實題材作品都找到了較好的方法。

傳統血脈,面向未來

《瞭望東方周刊》:在非現實題材國產電影中,有很大一部分與歷史、傳統文化相關,如動畫電影《大圣歸來》《哪吒之魔童降世》《長安三萬里》、真人電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風云》,均獲得了票房成功和口碑。這類從歷史和傳統文化出發的電影在創作上有何新特點?

尹鴻:一是注入了現代意識去重新反觀傳統文化。

如《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文化表達與禮教文化的規訓不同;《長安三萬里》對浪漫主義的詩畫表達也與儒家文化所強調的理性秩序有明顯差異;《封神第一部:朝歌風云》則講述一個青年的覺醒與反抗。

創作者在重新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浪漫精神,注入現代意識,從而實現創造性發展、創新性轉化,使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成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組成部分。這說明創作者在價值觀上已明顯區隔于早些年過度關注王朝后宮爭權奪利的旨趣,進行個性抒發。

二是具有現代審美傾向,注重抒發性靈情感,這恰恰是被封建禮教所遮蔽的文化觀念。

觀眾在這些影片中會感受到從老莊、屈原一脈中傳承來的非儒家美學趣味,如色彩、造型、音樂上的飄逸靈動、天人合一。這種古典美學在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能與當代人產生共鳴。

《瞭望東方周刊》:你在一次演講中說:“這100年來,中國就是在如何擺脫傳統文化的局限中,創造了一個新的既有傳統文化血脈又面向未來的新的文化?!痹谶@個文化進程里,當代中國電影面臨怎樣的新議題?

尹鴻: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需要文化自信,讓世界知道中國文化是世界文化中非常燦爛的一部分,它不僅幫助中國走過了幾千年文明史,而且能夠為世界文明發展作出貢獻,這是中國電影面向世界所需講述的核心。

人類現代文明共有的價值追求與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一致的,只是不同文明所走的路徑、所依賴的資源不同。社會文化發展階段不同,當下在講好文化主體性故事的同時,也要學習借鑒、包容吸收其他文化,防止出現文化鴻溝。中國文化講“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如果是洪水,那別人就會用堤壩把你攔住。

創作者在重新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浪漫精神,注入現代意識,從而實現創造性發展、創新性轉化,使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成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組成部分。

關注本土不是保守

《瞭望東方周刊》:無論是現實題材還是非現實題材,通過作品講述扎根于國人精神世界的故事成為了中國電影創作者共同而自覺的創作傾向。從全球的電影創作來看,這是不是一種獨特的現象?

尹鴻:在經歷了30余年全球化的快速進程后,世界各國也開始面臨著不同的境況,會自覺地重新思考自身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以及“從哪里來向哪里去”的問題。

除了好萊塢的大IP電影依然沉浸在過時的美國中心主義全球化美夢中以外,不僅是中國電影,很多國家的電影都在關注自身“從哪里來向哪里去”,如韓國電影和伊朗電影。實際上,美國也有重新反思自身歷史的創作轉向,出現《奧本海默》《綠皮書》等影片。

《瞭望東方周刊》:這種文化趨勢是否受到了逆全球化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影響?

尹鴻:文化永遠都在受到政治經濟影響,關注本土文化與民族性是一種全球性的電影創作現象,但這不等于世界文化從此四分五裂,恰恰相反,我認為當下這輪轉向體現出對差異性的重視,打破對形而上的通用道路、通用標準的迷思。

人類有著對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的共同追求,但不同的國家基于它的文明,也有各自的問題要回答,對共同價值觀的理解方式、對困境的應對方式是多元的,我們基于這種思考去達成“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實現文明互鑒、文化共享。

關注民族性、差異性,不是去跟對世界性、普遍性進行對抗。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重視中國自身的文化表達,但這是為了創造更好更和諧的世界,而并非走向保守、與世界分道揚鑣。

《瞭望東方周刊》:2023年中國電影市場有一個很明顯現象,即好萊塢引進片在中國市場的式微,這應當視作2023年的孤立現象還是代表了一種趨勢?

尹鴻: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它會是一個趨勢。一方面中國觀眾更關心我們自己“從哪里來向哪里去”,美式超級英雄與中國觀眾的生活狀態、所思所想失去了連接;另一方面,這與好萊塢電影自身面對的內外危機也有關系,好萊塢沒有意識到世界正在發生巨大改變,導致創新不足,作品整體上仍停留在美國中心主義的全球化想象里。

電影《我和我的父輩》海報

邁向電影強國

《瞭望東方周刊》:新世紀以來,中國電影界一直在面對如何在全球的文化話語體系中發出自己聲音的問題。當前中國電影人要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如何破局?

尹鴻:中國電影在世界電影市場尤其影院市場上面臨許多困境,海外發行的核心受眾仍是海外華人,很少有中國電影能進入主流市場,流媒體海外傳播雖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尚未達到理想狀態。

我近期對一組數據進行了研究:2023年全球票房前30名的電影中,中國電影占7部,但是這7部電影的本土票房占95%以上,而除中國電影之外的影片,非本土票房都占50%以上。要成為電影強國,這個差距還是非常大的。

要縮小差距,一方面要開拓市場,建立發行渠道;另一方面要與國際主流電影企業加強合作,創作一些更具全球共享性的影片。怎么去破這個局?一是在供給上去解決;二是企業要“走出去”;三是要歡迎外國企業“走進來”;四是分析海外發行策略,例如嘗試突破亞洲、中東、南美的市場,而不是單一著眼于北美。

《瞭望東方周刊》:隨著國際環境、行業生態、產業形態、技術發展的演變,中國電影已進入新的歷史節點,從電影大國走向電影強國,你還有哪些期待?

尹鴻:在內容創作上,中國在百余年來不斷走向現代化,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不光是戰爭故事和打擊外來侵略者的故事,還有很多中國人追求自由解放、創造更和諧的現代文明的故事。我希望能看到表現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這些故事也具有世界性。

在產業上,我希望更加開放,有更多“走出去、請進來”的合作。

在管理上,要實現文化交流合作需要更具寬容度的文化生態。對于國內電影市場來說,如何去引導管控好輿情、避免電影創作受輿情綁架是一個難題。

當前,在互聯網上少數人惡意擾亂市場,掀起輿情波瀾。中國要從電影大國走向電影強國,需要一個自信的、寬容的、多元的社會文化環境,相關平臺應有這個覺悟、負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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