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巴恩斯小說中的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

李婧璇

(湘潭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5)

隨著全球化的到來,身份認同已成為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等學科重點關注的問題。在文學世界中,不少作家通過藝術手法展現了當代人的身份認同困惑,同時也間接地指出了獲得身份認同的路徑和方法。英國當代著名小說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的小說就突出地展現了身份認同的問題。巴恩斯是英國當代著名小說家,于2011年榮獲布克獎,其小說藝術形式新穎、題材廣泛、思想深邃,受到世界各地讀者和文學批評家的喜愛和關注。當前國內外學者大多從后現代敘事策略、新歷史主義、英國性、權力話語等視角探討巴恩斯的小說,忽視了其中的歷史記憶書寫與身份認同的關系。鑒于此,本文以巴恩斯的幾部主要小說為例,綜合運用多個學科理論,指出其小說呈現了歷史記憶型塑身份認同的路徑和方式,試圖為我們深入理解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提供啟示。

一、歷史記憶型塑個人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關注的重要話題。美國精神分析學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k H. Erikson)指出,認同是“‘位于’個人的核心之中,同時又是位于他的社會文化核心之中的一個過程”[1]22。身份認同建構與諸多因素相關,其中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人的記憶。個體記憶常常左右自我的身份認同,而一個群體的記憶則常常影響著群體的身份認同。雷蒙·威廉斯說:“群體記憶至少部分決定了人們的未來?！盵2]4遺忘過去,喪失記憶或者記憶模糊,都可能導致身份認同危機。因此,記憶不僅是溝通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橋梁,還在構建身份認同的過程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在巴恩斯的小說《終結的感覺》中,主人公托尼對過去的記憶成為個人身份認同的巨大障礙。整部小說缺乏宏大敘事,情節平淡無奇,敘述者將所發生的事情娓娓道來。小說主要圍繞著托尼對青少年時期的回憶而展開。前半部分,托尼對青少年時期的敘述基本以正面為主。他將自己歸結為“一個好人”,一個雖然年輕時玩世不恭,但總體來說并沒有作惡多端的“好人”。步入老年的托尼幾乎是在回憶中度日。對他來說,生活就是回憶,回憶就是生活。托尼認識的人寥寥無幾,他跟妻子早已離婚,子女又不在身邊,唯有回憶往事才能打發孤獨而無聊的時光。根據托尼回憶,他上中學時雖然玩世不恭,但總體上是一個過得去的學生。托尼說他對學生時代興味索然,毫無懷念之意,很多記憶已經在時間的流逝中模糊了,但“我至少可以對那些事實所留下的印象有十足的把握”[3]4。托尼遵循父母的教誨努力學習,身上帶有青少年獨有的自信乃至狂妄。他喜歡深奧晦澀的哲學著作,整天跟鐵哥們討論哲學問題。托尼不斷回憶往事,在大腦中反復建構正面自我形象,以達到對自我身份的認同,并從中尋找情感的慰藉。

身份認同與個人經歷有著重要關聯,身份認同危機也常常源于記憶危機。記憶危機源于對記憶中的自我形象的懷疑和困惑,進而引發自我認同困惑。一個人將正面記憶與正面的自我形象聯結起來,這種認同是穩定的。而當新的情況出現,記憶產生了斷裂或者改變,認同就會出現問題。托尼的自我身份認同危機源于他對過往記憶的懷疑。一天,托尼突然收到一封來自大學時女友維羅妮卡母親福特夫人的信。福特夫人在信中告訴托尼,艾德里安去世前曾經給他留下了一封信。懷著好奇心,托尼聯系上了維羅妮卡并獲得了信的復印件。當托尼看到自己當年在信中詛咒艾德里安和維羅妮卡的言辭時,他開始懷疑多年來他的記憶的真實性和準確性。起初他并不相信他是那種言語惡毒的人,但看到自己筆跡的那一刻,他的記憶出現了轉折。這封信重新勾起了他的回憶,那些曾經被他刻意遺忘、隱藏和掩蓋的事件再次浮現在腦海中。當得知維羅妮卡和自己分手后轉而跟好友艾德里安交往時,托尼給他們寫過一封信。在信中,托尼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他們,稱維羅妮卡為“賤女人”,詛咒他們“纏綿相守”“以給對方造成永久傷害”,詆毀她是一個邪惡女人,一個控制狂。

“人類對自身的存在和身份的感知是以記憶的延續為前提的,一旦喪失了記憶,或中斷了記憶的連續性,身份就無法得到確認,自我就沒了靈魂,存在就成了虛無?！盵4]139看到這封信后,托尼出現了自我認同危機。在這封信的刺激下,那些曾經被他闡釋成正面的記憶也開始有了新的解釋。托尼最初認為,他自己一生雖然玩世不恭,但他品格端正,心地善良,然而此時的托尼卻不知該如何面對過去的自己。顯然,托尼的個人身份認同危機源于記憶的斷裂。突如其來的事件導致了新的記憶,新舊記憶之間產生了強烈沖突,使托尼陷入深深的認同危機中。此時托尼才意識到,他年輕時其實是一個邪惡之人,語言粗俗且自私狹隘。他用惡毒的語言咒罵同學羅布森,跟同學一起吸食大麻,信奉中等就好的人生哲學,最后一生碌碌無為。然而,托尼在跟維羅妮卡見面后,承認了自己當年的尖酸刻薄,在內心真誠懺悔,最終獲得了維羅妮卡的原諒。最后,斷裂的記憶和真實的歷史重合,托尼也走出了自我認同的危機,擺脫了內心的痛苦。

在《英格蘭,英格蘭》中,瑪莎同樣深受身份認同危機之苦,這主要源于對童年記憶的困惑?，斏偸遣粩嗟鼗貞浲?但她的童年記憶總是模糊不清。母親的形象、父親的形象、兒時玩過的英格蘭行政區拼圖、唱過的兒歌、農產品展銷會上的經歷、父親拋棄她和母親時的情景等等,這一切總是在她的腦海里徘徊,但是她卻不知道這些記憶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虛假的?，斏瘜⑼甑挠洃浄Q為“第一段記憶”,而她又總是懷疑童年記憶的真實性:“是的,就是這樣,這就是她的第一段記憶,她的第一個非常巧妙而又不失純真地編造出來的謊言?！盵5]3模糊、不確定、充滿疑惑的童年記憶讓瑪莎陷入認同危機中,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陶家俊指出:“自我身份認同(self-identity),強調的是自我的心理和身體體驗,以自我為核心,是啟蒙哲學、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哲學關注的對象?！盵6]37-38自我身份認同與個體的心理狀態密切相關,認同危機往往會導致個體的焦慮和痛苦以及歸屬感的喪失?，斏恼J同危機主要源于童年期父親拋棄了她和母親,童年的創傷記憶阻礙了清晰的記憶,使得瑪莎失去了歸屬感,喪失了對家庭、親情的信任,從而導致了瑪莎對于我究竟是誰,我屬于哪里等問題產生了強烈的懷疑。與托尼不同的是,瑪莎一生未婚,只有過幾次戀愛經歷。童年的創傷記憶對瑪莎身份的認同產生了極大危機,進而影響到瑪莎的一生。相比之下,托尼最終依靠真實的回憶走出了自我身份認同危機,而瑪莎則不幸地陷入身份認同危機中永遠無法自拔。由此,巴恩斯用藝術的手法真切地展現了記憶是如何型塑自我身份認同,記憶的困惑又是如何導致身份認同危機的。

二、歷史記憶構建國家認同

記憶不僅能構建個體身份認同,它對型塑國民的國家認同也具有重要意義。國家認同主要強調國民對國家情感上的認同,而非法律意義上的國民身份。正如國家并非天然存在,人的國家認同心理也不是天然存在,它是一個人為建構的過程。認同“不是那些已經存在的事物,它跨越地域、時間、歷史和文化……它并不是永久地固定在某一個本質化的過去,而是處于不斷的歷史、文化和權力的游戲之中”[7]225。建構國家認同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涉及經濟、政治、文化、歷史等諸多因素。其中,歷史記憶在構建國家認同中扮演著重要作用。國民對國家過去的共同記憶構成了歸屬感和認同感,而這又強化了“我屬于這個國家”的認同理念。

歷史記憶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系在《英格蘭,英格蘭》中有著深刻的體現。一個國家之所以區別于其他國家,首先就在于國家清晰的領土邊界,因此,“領土既是國民形成國家認同的前提,也構成了國家認同的載體和國民認同的對象?！盵8]204“國家擁有明晰的和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的邊界,是在其邊界線內居民存在明確的政治認同的政治—領土單位體?！盵9]134盡管現代國家采用科技劃定了國家邊界,但這并不必然導致國民認同心理的產生。一個國家的國民需要清晰地記住國家邊界才有可能產生國家認同感?！队⒏裉m,英格蘭》開頭就講述了瑪莎童年時玩英格蘭行政區拼圖的游戲?，斏r候最喜歡的游戲就是將英格蘭的框架拼貼起來,形成一幅完整的國家圖形。拼圖玩具是瑪莎最喜歡的玩具,也是瑪莎最深刻的童年記憶?！懊看胃杪曧懫鸲家馕吨幌伦咏o她切開的淌著汁液的橙子——而在地板上,在墊子上散鋪著她的英格蘭政區拼圖板,媽媽已經決定要幫她把周圍的一圈以及海洋拼接好,于是在她面前就留下了這樣一個這個國家的框架……”[5]2-3實際上,全世界很多兒童都玩過這種國家拼圖游戲?！翱倳腥嗽诤⑻釙r代有過同樣的拼圖板,有過輕松的比賽?！盵5]3

記憶與身體有著天然的關聯,而身體也與政治有著密切的聯系?！罢嗡枷牖驒嗔υ捳Z通過對身體的編碼與規訓,完成著對身體功能的選擇性重塑?！盵10]131按照保羅·康納頓的記憶理論,記憶刻寫需要身體化實踐(incorporating practice)。身體化實踐指通過身體的感知、活動以及參與來強化大腦記憶,這種記憶效果是最經久不息的。通過手動拼圖,瑪莎增強了對國家邊界的記憶和意識,這種記憶為日后的國家認同打下了難以磨滅的基礎。因此,瑪莎玩的國家行政區拼圖游戲就被賦予了深刻內涵,它象征著國家通過游戲的方式進行身體化實踐,以此強化兒童的國家認同。盡管這一情節是虛構的,但是從兒時就努力記住國家的邊界形狀不正是人們經常做的事情嗎?當代所有國家的初級教育都有對國家形狀、邊界以及行政區域的識別和記憶,這種記憶就是為了強化兒童的國家認同。

此外,為了強化國家認同,瑪莎的老師梅森小姐還將著名歷史事件編成歌謠,帶領學生們吟誦,同時還做出各種表演動作,幫助學生牢記歷史事件和人物。這個過程也是一種身體化實踐過程。歷史歌謠顯然與真實的歷史相去甚遠,但對兒童來說,歌謠中的歷史是不是事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在兒童的大腦里刻下記憶的痕跡。固化的記憶盡管與真實的歷史相距甚遠,但它卻為國家認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在瑪莎讀大學時與舍友就一個英國著名歷史人物的爭論上就有著鮮明的體現。國家認同最突出的特點在于,國民對于國家的昔日榮光懷有強烈的自豪感,這種由記憶而產生的正面情感將會強化國家認同?，斏x大學時曾與來自西班牙的好友克里斯蒂娜就弗朗西斯·德雷克這個歷史人物發生過爭執。在瑪莎看來,德雷克是英國歷史上的英雄人物,而克里斯蒂娜卻嚴肅地說他是一個海盜,瑪莎認為那是“失敗者為了遮羞而編造的謊言”[5]6?？梢?自童年起,德雷克的記憶就已經固化在瑪莎大腦中,這讓她有了一種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國家認同感,因為在她的記憶里,德雷克是國家英雄,而克里斯蒂娜的記憶則完全相反。在她的印象里,德雷克是一個海盜,經常搶劫西班牙的海上商船。表面上看,兩個人似乎只是在爭論一個歷史人物,但實際上她們分別代表著兩個國家民眾不同的集體記憶。這兩種互相沖突的集體記憶又分別代表著兩種國家認同?？死锼沟倌鹊挠洃浭沟盟J同西班牙,而瑪莎的記憶使得她認同英國。盡管后來瑪莎查閱大英百科全書,發現有關德雷克的詞條解釋上頻繁出現“搶劫”“掠奪”等字眼,“不過不管怎么說,弗朗西斯·德雷克在她心里仍然是英雄,她查到的資料對這一點絲毫沒有影響?！盵5]6可見,當年梅森小姐給她們“講弗朗西斯·德雷克勛爵和他英雄壯舉”的情形在她的記憶里是何等深刻。[5]12

國家需要通過各種方式將歷史記憶固化到國民的頭腦中去,無論這些歷史記憶是真實的抑或是“被發明”出來的。對于新成立的國家而言,歷史記憶對國民的國家認同顯得尤為重要。國家本質上是政治政權的存在形式,國家認同首先要基于國家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國家認同的根基不僅要基于國民的國家情感,更重要的是要讓民眾承認其統治合法性。國家政治權力合法性指國民對于政治權威和權力的高度服從和忠誠度以及臣服心理。因此,“政治的合法性問題,其實就是一個政治權力得以自我辯護并可以獲得認同的問題?！盵11]27“法律并不能賦予國家權力合法性,因為法律本身的合法性還是一個問題?！盵12]63因此,國家認同感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就是國家政權合法性認同感,二者關系密切,而歷史記憶在國家合法性中又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在《英格蘭,英格蘭》中,原本名為“英格蘭,英格蘭”的主題公園在皮特曼的策劃下,最終擺脫了英格蘭的統治,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皮特曼也如愿以償地當上了總督。此時,如何向國民證明政權的合法性以及塑造國民的國家認同就成了首要事務?！凹w記憶和社會記憶由社會、經濟、政治環境以及信仰、價值、對立、抵抗所決定,其中也包括文化規范、真實性、認同以及權力的問題。他們屬于意識形態領域?！盵13]4“這些社會、集體、歷史的記憶有時被抑制、忘卻,有時又被恢復、喚醒,此外,有時還應根據需要被更正或創造?！盵12]4對于懷特島國來說,喚醒被忘卻的記憶是構筑國家認同的重要途徑。皮特曼公司為了尋求獨立的合法性以及獲得民眾認同,向國際法庭遞交訴訟,請求裁定1293年英國愛德華一世所謂“購買”懷特島的行為實際上是對淳樸鄉下人的欺騙,他們請求國際法庭裁決當年的收購無效。同時,皮特曼公司還在國際媒體上宣布,數百年來懷特島人“長期以來為了解放所進行的斗爭,數百年來他們無所畏懼,勇于犧牲”[5]207。此外,為了尋求獨立的合法性,皮特曼公司聘請歷史學家,試圖將被收購這段早已被人遺忘的記憶重新挖掘出來,以博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其本質是試圖將“收購”定位為政治不合法事件,目的是尋求自己政權的合法性。在“英格蘭,英格蘭”島國成立并獲得國際認可后,下一步的重要工作就是重塑歷史記憶,而要達到這一目的,主要方法就是讓人們不斷展演老英格蘭歷史,同時讓民眾參與其中。

然而,“英格蘭,英格蘭”這個島國的歷史幾乎是空白,既沒有英雄人物,也沒有發生過能夠勾起民族自豪感的歷史事件,因此他們只能不斷排演老英格蘭的歷史來進行記憶刻寫。最終,民眾甚至只記得這些歷史是“英格蘭,英格蘭”的真實過去,而老英格蘭的榮光則被世人淡忘。小說試圖說明,歷史記憶在很多情況下無需跟歷史事實契合。相反,對歷史事實的無知反而能激發民眾的愛國心。巴恩斯借用敘述者的口吻點明了這一道理:“不過,這里也存在著一個悖論:最樂于與愛國主義同床共枕的是無知,而不是知識?！盵5]99由此,挖掘歷史記憶鞏固了民眾對“英格蘭,英格蘭”這一新建立國家的認同感,而國家認同感又產生了凝聚力。

三、歷史記憶構筑超國家政治共同體認同

國家認同對歷史記憶的依賴自古有之。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出現了一種超越國家的政治共同體形態,即超國家政治共同體。要理解超國家政治共同體,首先看看共同體的內涵。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1855—1936)認為,共同體既可以在自然的群體里實現,如家庭、宗族、村莊等,也可以在思想的聯合體里實現,如友誼、愛情、師徒關系等。維系共同體的基礎包括共同的本能、習慣、思想以及共同記憶等。滕尼斯指出:“共同體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會只不過是一種暫時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體本身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生機勃勃的有機體,而社會應該被理解為一種機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盵14]54盡管共同體依賴“共同”因素,但“共同記憶”在對鞏固共同體起著重要作用。在滕尼斯看來,社會本身不是共同體,盡管社會中的人們生活在一起。因此,共同體必須有“共同”的東西,否則生活在同一社會中的人們是貌合神離,是“機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而共同的記憶能將人們聯結成有機的群體。

共同體這一概念是不斷變化和擴展的,“作為一個術語,‘共同體’的含義還會不斷增殖,關于這些含義的大辯論還會持續。就文學領域而論,討論共同體的理由首先來自普遍存在的‘共同體沖動’?！盵15]78按照滕尼斯的定義,國家是一種共同體,而多個國家的“有機團結”也是一種共同體,這種共同體即超國家政治共同體。所謂的超國家政治共同體“本質上源于民族國家生存發展的內在需求和強烈意志,是國與國之間結合而成的‘有機生命體’。超國家政治共同體也可以稱之為國群共同體”[16]69。超國家政治共同體是多個不同的國家形成的國群共同體,它們的共同性包括地域、血緣、民族、種族、膚色、經濟、記憶等。歷史上出現了大量的超國家政治共同體,如歐盟、東盟、聯合國等。其中,有些仍然存在,有些則已經消亡。事實上,盡管超國家共同體是多個國家“有機團結”而形成的國群共同體,但是內部一般會有一個國家成為其主導國家,這個主導國家在超國家共同體中具有很大的話語權。

巴恩斯不僅呈現了歷史記憶型塑民族國家這種共同體,還描述了歷史記憶型塑超國家政治共同體認同的路徑。巴恩斯在小說中所關注的是,超國家政治共同體是如何借用歷史記憶在多個國家的國民內心中激發認同感的,這在小說《豪豬》中有著突出體現。根據對巴恩斯的訪談可知,《豪豬》中虛構的某國實際上以當時東歐的某個國家為原型,而當時的東歐并不僅是一個地域概念,它還形成了一個超國家政治共同體。一般情況下,一個共同體要維持其共同性需要諸多條件,而共同的歷史記憶是重要條件之一。只有共同體成員擁有了共同的記憶,才能產生對共同體的認同感。一個國家為了維護統治,首先是要在民眾頭腦中刻寫和固化本國的歷史記憶,包括本國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與歷史情感等。然而,《豪豬》中,固化在民眾頭腦中的歷史記憶卻并不是本國的,而是與這個超國家政治共同體及其背后主導國家相關。在這個虛構的國家中,大型廣場的名字叫“人民廣場”,而這一名稱則是這個超國家政治共同體成員國中最常見的廣場名。城市中各個角落都是這個超國家共同體主導國家領導人的畫像。人們去瞻仰英雄人物,街頭矗立的是超國家共同體主導國家的英雄雕像。人們居住的建筑物的名字也打上了這個超國家共同體的烙印。從記憶角度看,這些名字、雕塑、畫像、人物形象、地名等都可以喚起人們的記憶,雕像可以視為“硬記憶”,各種跟這個主導國家相關的名字可以視為“軟記憶”,各種標志則可以視為符號記憶。在物理空間上看,這個國家的公民生活在本國,而在記憶空間角度看,他們其實生活在這個超國家共同體的記憶空間中。

至于民眾對這個超國家政治共同體的認同效果如何,從小說中的兩個細節可以窺見一二。首先是阿廖沙雕像喚起的記憶?！熬驮趲啄昵?已婚夫婦在結婚紀念日時通常都要瞻仰阿廖沙塑像,據他所知,他們會站在雕像下面,伴著淚水和玫瑰,被個人和歷史之間那種暫時性的嚴肅聯系所感染?！盵17]2顯然,阿廖沙雕像的確可以喚起民眾的記憶,讓他們銘記是這個超國家共同體的主導國家在二戰期間浴血奮戰,保護他們的國家,而已婚夫婦在結婚紀念日前往雕像敬獻鮮花,緬懷這位烈士,這也說明了歷史記憶所產生的認同是真實和普遍的。此外,這個國家一直都想加入這個主導國家,變成它的第16個加盟共和國。皮特卡諾夫承認,他在任期間最大的政治愿望就是跟它們協商并加入它們,只是最終沒有獲批。這也充分說明了它們對以該主導國家為核心的超國家政治共同體的認可程度。正如齊格蒙特·鮑曼在《共同體》一書中指出,融入共同體是為了尋找庇護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安全感是幸福生活的至關重要的品質,但是我們棲息的這個世界,幾乎不可能提供這種安全感?！盵18]179。對于國家來說,唯一可尋找安全感的地方也許就是加入一個比自己更強大的共同體組織,成為強大群體中的一員。這也是為何這個國家的領袖和國民熱切地想加入的原因。由此可見,巴恩斯在《豪豬》中將虛構和非虛構的手法結合起來,深刻地再現了歷史記憶對構筑超國家政治共同體的意義,重新喚醒讀者已被淡忘的記憶。

在當今世界,個人、國家和超國家政治共同體如何利用歷史記憶型塑和鞏固身份認同依然是一個十分重要而緊迫的現實問題。全球化的到來和人口的全球流動常常帶來身份的不確定性。巴恩斯在小說中采用多種藝術手法形象再現了歷史記憶對身份認同的型塑作用,帶給讀者深刻的啟示,同時也提示我們忽視和淡忘歷史記憶將會導致身份認同困惑,這也是巴恩斯小說的現實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