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說翻譯看中國文化走出去

語言與文化密不可分。一方面，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時也是文化的載體。另一方面，語言受文化影響，語言反映文化。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不同文化之間存在著諸多差異。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歷史典故、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思維模式、地域環境、價值標準等都有所區別，且具有鮮明的特色和各自的優勢。在外語習得過程中，對文化的理解是不可或缺的環節。不管是向國內讀者介紹外國文化，還是向國外讀者介紹中國文化，文學翻譯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不僅僅是一種機械化的語言轉換，更是一種跨文化的交際活動。

20 世紀 90 年代，謝天振等學者系統地論證了翻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文學翻譯是目標文化借鑒外來文化成果、創新自身文化的重要途徑。翻譯文學讓人們進入了一個在本國永遠無法進入的世界。翻譯文學作品的存在得益于其發人深省的主題。其中小說被視為最具表現力的文體，它能夠反映現實生活，豐富人們的內心世界。

文學翻譯不是科學，而是一門藝術，藝術洗滌人們的靈魂。優秀的文學作品被翻譯成世界上數百種語言，這就是文學翻譯的最佳論據?？v觀不同領域的翻譯，唯有文學翻譯可以讓人們始終如一地分享創作過程。此外，在翻譯文學作品的過程當中可以感受到與優秀文學作品合作的審美樂趣。

一、英語小說漢譯

英語小說漢譯可謂是近一個多世紀中國近現代翻譯實踐的主流。1872年4月，中國近代第一部翻譯小說《淡瀛小錄》問世了。不久后，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的《瑞普·凡·溫克爾》（Rip Van Winkle）的譯本問世，從此拉開了英語小說漢譯的序幕。

不同的時代，出于不同的考量，學者、譯家有針對性地選擇作品，翻譯并引入國內。19世紀初的晚清時期，文化政治環境特殊，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翻譯家梁啟超提出了“小說興國”理論。梁啟超著重強調了外國政治小說啟發民智的作用。這一時期出現的翻譯大家林紓和沈祖芬翻譯了揭露當時社會環境與問題的作品，有識之士將譯作與當時中國人所處地位相聯系以促進民族意識的覺醒。

五四新文學運動時期是英語小說漢譯的巔峰時期。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語言表現力增強，讀者接受度大大提高。雖然當時出現了魯迅著名的“寧信而不順”的理論，但當時仍然是歸化翻譯占主導地位。這一時期很多美國現實主義作家，如海明威、賽珍珠、馬克·吐溫等的作品被引入國內。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翻譯事業迎來了第二次高潮。這一時期翻譯家茅盾提出“文藝創造論性翻譯”，傅雷提出“神似”說，錢鐘書提出“化境”說。譯者更加注重保留原作的風格，譯文更為流暢，對于原作中的異域文化開始采用異化處理的方式，但歸化翻譯仍占據主導地位。

隨著大量西方翻譯理論的引進，譯界也逐漸認識到異化法和歸化法并不是兩個對立的概念。兩種翻譯方法都有其存在的價值，結合使用反而能產生更好的效果。讀者不僅能欣賞流暢的譯文，還能領略全新的文化?，F如今，在大眾媒體的影響下，在寬松的工作環境中，英語小說漢譯可謂是百花齊放。如此自由的環境，對于譯者自身翻譯能力的提升大有裨益，并且讀者也能飽覽各類書籍，有助于進一步提升全民素養。

二、漢語小說英譯

漢語小說在英語世界的翻譯和研究由來已久，且翻譯范圍廣、數量多，既有歐美譯者也有中國譯者。歐美國家比較關注明清小說的譯介。在中國文學界享有盛譽的四大名著先后譯介到西方世界。1925年，《三國演義》的第一本英文全譯本由英國漢學家鄧羅（C.H.Brewitt-Taylor）所譯。1933年，美國女作家賽珍珠翻譯出版了《水滸》。20世紀初，英國的幾位學者在不同的時段翻譯了《西游記》?！都t樓夢》的英譯始于1830年，先后有大衛·霍克斯與約翰·閔福德，楊憲益與戴乃迭的合譯本。多種譯本的存在有利于譯者比較賞析學習，進一步了解在英文世界里，讀者對什么樣的譯文接受度更高。

在譯界，一個爭論已久的問題便屬歸化與異化之爭。著名翻譯家魯迅先生在當時主張的是異化的翻譯策略，其目的在于改造中國文化。而發展到后來，林紓的譯文就采用的是符合國人口味的歸化策略。當下，翻譯的目的在于交流，因此更多提倡的是 “異”與“同”的共生。

2012 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的英譯作品就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成功案例。莫言授予了他的作品英譯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改寫”的權力，也就是說翻譯具有靈活度，譯文符合目的語國家的行文習慣。一部作品能否走出國門，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作者對翻譯的認識和態度及譯者的責任心。

想讓中國文化走出去，翻譯家的態度很重要。我們需要搞清楚譯作的受眾以及他們的心理期待。從《蛙》的對外譯介成功經驗我們可以看出，要首選契合西方讀者主題的作品來翻譯，才有利于中國文化走出去。在此基礎上，采取相應的翻譯策略以使譯作更易于接受。黃友義先生于 2004 年提出 “外宣三貼近原則”，主張以目的語（句法、修辭、語體、語篇等）為依歸，使譯文符合目的語讀者的寫作習慣與閱讀習慣，讓其盡可能輕松準確地獲取譯文所要傳遞的信息。我們可以采取中外譯者合作的模式，中方譯者可以提供更全面的中國文化背景知識，國外譯者能更好地貫徹 “歸化”策略。

莫言的作品《蛙》中出現了很多獨特的高密方言和文化負載詞。在翻譯的過程當中譯者采用了歸化和異化兩種策略。下面我們通過案例分析更直觀地感受譯者是如何讓莫言的作品與更廣大的讀者相遇的。

例1：這是個尖嘴縮腮的老女人，當時已經六十多歲，現在早已化為泥土，阿彌陀佛！

譯文：The old woman，with her pointed mouth and sunken cheeks， was in her sixties，by now，thankfully，this torchbearer for the obstructionists is feeding worms．

“阿彌陀佛”在佛教中指西方極樂世界中最大的佛。信佛的人用作口頭誦頌的佛號，表示祈禱祝?；蚋兄x神靈的意思。在這句話中“阿彌陀佛”用來表示感謝神靈，同樣的表達還有“謝天謝地”，為了讓目的語讀者更易于理解和接受，譯者采用了意譯的方法將其譯為“thankfully”。

例2：所以，陳鼻的瘋話，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借坡下驢的坡兒。

譯文：So Chenbi's crazy talk was intended to give us a face-saving way out.

“借坡下驢”是一個中國成語，意為給別人臺階下，讓其不太丟面子。在英譯本中，譯者使用了意譯法，將成語的內涵譯出——“a face-saving way out”，讓讀者能夠一目了然。譯者使用意譯法，改變了譯文的結構，但在語義上對等，從而實現了功能對等。

三、小說翻譯促使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方式

隨著中國社會各方面迅猛發展，國外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人日益增多，中國文化的影響力不斷增強。然而就文化軟實力來說中國仍處于劣勢，從譯介到國外的作品數量就不難看出這一事實。

翻譯不僅僅是語言符號的轉換，也是文化的轉換和移植，這也就必然涉及“歸化”和“異化”的翻譯策略。美國翻譯家韋努蒂（Venuti）在他的著作《譯者的隱身———一部翻譯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里提出了“異化法”（foreignization）和“歸化法”（domestication）。前者以源語和源語文化為歸宿，后者則以目的語和目的語文化為歸宿。韋努蒂倡導“異化”，目的不是為了消除翻譯中語言和文化的差異，而是表達和彰顯這種差異。

中文小說英譯的過程中無法用準確的英文表達中國文化的現象屢見不鮮?！段饔斡洝返谝徽鲁霈F了地支名稱，但是在W.J.F.Jenner的譯文中他用羅馬數字翻譯了地支名稱，這是采用了歸化法，易于目的語國家讀者理解，但是這樣一來中國的文化內涵就大打折扣。如果采用異化法，再加以注釋，就可以凸顯出中國文化固有的特色?！都t樓夢》中賈寶玉為稻香村所題的一副對聯中出現了詩經中的典故，但是在楊憲益、戴乃迭以及霍克思的譯文中均將典故省去，只譯出了表層含義。讀者也就失去了更深刻領略中國詩歌的機會。同樣，如若采用異化法，輔以注解，相信外國讀者對這一部分會有更深刻的理解。

說起漢譯英承擔著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使命，就有必要提到“中國英語”（Chinese English）這一概念，1980年葛傳椝首次提出這一概念，“中國英語是以規范英語為核心，表達中國社會文化諸領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語干擾，通過音譯、譯借及語義再生諸手段進入英語交際，具有中國特點的詞匯、句式和語篇”。自中國英語這一概念被提出以來，已經有很多中國英語被收錄到了英文詞典當中，如fengshui（風水）、jiaozi（餃子）、taichi（太極）等。在《蛙》的英譯本中，也出現了中國英語的應用。

例3：我自己去賣豆腐的王環家定了四十斤豆腐，讓袁腮去買了十棵大白菜，十斤粉條，二十斤白酒。

譯文：Then I went out and ordered forty jin of tofu from Wang Huan，the bean curd peddler，and told Yuan Sai to buy ten Chinese cabbages，ten jin of bean noodles and twenty jin of liquor．

本句中出現了中國北方冬天常見的一些食材。 譯者在處理“豆腐”的翻譯時，采取了音譯法和直譯法，既保留了原文的物質文化特色，又使目的語讀者無障礙理解了原文內容。此外，原文中的計量單位“斤”也采用了音譯法，并沒有將其換算成目的語讀者所熟知的計量單位。由此可見，譯者在這個語境中充分保留了原文風格，忠實于原文，讓目的語讀者了解到中國文化更細節的部分。

例4：回去以后，我自己用酒精棉球處理了一下傷口，用白酒沖服了專治跌打損傷的云南白藥。

譯文：Back home I cleaned my wounds with alcohol and cotton swabs and drank some Yunnan Powder steeped in liquor， which is particularly effective for bruises.

譯者在翻譯該句中的“云南白藥”時采用了異化的手法，進行了直譯。而這種譯法并不會使目的語讀者產生理解障礙，因為在該詞組前后出現了“drank” 和“steeped in liquor”，使讀者一目了然，譯者的這種譯法既保留了原文風格，也沒有給目的語讀者造成理解困難，可謂是一舉兩得。

如前文所提到過的，小說中經常會碰到在西方文化中很難找到對等的內容的問題。譯者在處理這些內容時可以采用異化法，盡可能保留原文的文化元素，采用音譯加注解的方式將中國文化傳播出去。在跨文化交流中，人們借助于存異的原則對外來文化所獲得的理解是更加真實、深刻的，文化沖突只能在文化交流中獲得統一。譯者不應該替讀者做決定，剝奪讀者直面異質文化的權利。讀者在與異質文化不斷碰撞與摩擦的過程當中，對異域文化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中國英語在這一過程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四、結語

中西文化由于意識形態、地理環境等差異，正如謝天振等人所指出的，“中國文學作品完整忠實的譯本并不為西方所接受；歸化和刪節是西方在譯介中國文學時慣用的方法；我們要盡快更新翻譯觀念，不能心急、貪多、貪大、貪全，而應該在現階段多出節譯本、改寫本”。這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必經之路。

文化是一國之魂，經濟發展蒸蒸日上，文化發展也要緊隨其后，貫徹落實文化強國戰略。只有樹立正確的翻譯觀，虛心求教，腳踏實地打磨自己的翻譯技能，才能真正意義上實現中國文化走出去。

作者簡介：蘇熱婭·阿不來提（1993—），女，維吾爾族，新疆烏魯木齊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文學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