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現代貨幣理論促進經濟增長的可能

謝富勝，汪靚玲

中國人民大學 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經濟學院，北京 100872

近些年來，美國國會和美聯儲實施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救助和刺激政策。隨著支持財政救助和綠色新政的民主黨議員援引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y/ Monetary Theory，簡稱MMT)作為擴大政府支出的理論依據，MMT引起學界和社會的關注(1)G.A.Epstein，What’s Wrong with Modern Money Theory？A Policy Critique，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9，pp.2-3.。在國內熱烈討論財政赤字貨幣化、健全財政和功能財政的背景下，部分學者也將MMT視為財政赤字貨幣化的理論依據。那么，如何看待MMT？MMT存在哪些不足？MMT對解決中國當下現實問題有何啟示？明晰MMT的理論邏輯，并在此基礎上對MMT展開批判性剖析，才能探究現代貨幣理論促進經濟增長的可能，更好地服務于當前中國實踐。

一、現代貨幣理論的基本內容與政策建議

(一)現代貨幣理論的發展脈絡

MMT誕生于20世紀90年代，以Wray、Mosler、Mitchell等學者的研究為基礎。Wray將現代貨幣思想溯源至國家貨幣主義(2)L.R.Wray，Understanding Modern Money：The Key to Full Employment and Price Stability， Northhampton Massachusetts：Edward Elgar Publishing，1998，pp.18-19；23-26，31-32，36-37；ix，18-19；ix.。國家貨幣主義的主要倡導者Knapp、Keynes、Lerner等認為，貨幣是國家規定的公共支付活動中使用的記賬單位，隨著公共支付活動逐漸被明確為稅收等支付義務，“稅收驅動貨幣”的機制逐漸形成(3)L.R.Wray，Understanding Modern Money：The Key to Full Employment and Price Stability， Northhampton Massachusetts：Edward Elgar Publishing，1998，pp.18-19；23-26，31-32，36-37；ix，18-19；ix.。Wray認為，國家壟斷貨幣發行與稅收驅動貨幣意味著政府不存在財務約束，但否認這是支持政府通過印鈔為所有支出提供資金的觀點(4)L.R.Wray，Understanding Modern Money：The Key to Full Employment and Price Stability， Northhampton Massachusetts：Edward Elgar Publishing，1998，pp.18-19；23-26，31-32，36-37；ix，18-19；ix.。Wray強調，只有適當水平的政府支出才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不會帶來通貨膨脹，就業保障計劃能夠使政府支出處于適當的水平(5)L.R.Wray，Understanding Modern Money：The Key to Full Employment and Price Stability， Northhampton Massachusetts：Edward Elgar Publishing，1998，pp.18-19；23-26，31-32，36-37；ix，18-19；ix.。

Mosler基于金融賬戶的操作過程，提出銀行系統的貸款創造存款機制、銀行部門賬戶數字增減呈現的貨幣創造與銷毀機制，表明政府支出不以收入為前提。作為政府收入的稅收與國債，其作用分別是驅動貨幣和調節利率，不必擔憂赤字本身(6)W.Mosler，“Full Employment and Price Stability”，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1997，20(2)，pp.167-182.。在此基礎上，Mosler提出“最后雇主計劃”。Mosler從政府是主權貨幣的壟斷供給者出發，類比金本位制，認為通過錨定勞動力的最低工資，可使勞動力得以充分利用，即最后雇主計劃能夠實現充分就業(7)Mosler以金本位為例說明了這一機制：國家的承諾使得持有者總能以固定價格兌換黃金，因此，黃金要么被用于公共部門，要么被用于私營部門，不會被閑置。W.Mosler，“Full Employment and Price Stability”，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1997，20(2)，pp.167-182。?；谡粫媾R財務約束的假設，Mitchell以就業緩沖存量模型為基礎，批評主流經濟學將政府財務類比家庭財務——以收定支——的做法，以及人為的平衡預算約束的思想，指出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的權衡是政府對所有商品和服務使用市場價格的結果；以固定最低工資為基礎的就業保障計劃，能夠穩定相對工資結構，支撐需求增長，促進私營部門提高產能利用率，消除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的對立關系(8)W.F.Mitchell，“The Buffer Stock Employment Model and the NAIRU：The Path to Full Employment”，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1998，32(2)，pp.547-555.。

Mitchell等進一步吸收Godley等人的部門平衡與存量-流量一致性分析法(9)W.Godley and L.R.Wray，“Is Goldilocks Doomed？”，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2000，34(1)，pp.201-206.，提出赤字創造金融財富的因果聯系(10)W.Mitchell，L.R.Wray and M.Watts，Macroeconomics，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2019，pp.95，142.。在此基礎上，MMT漸成體系，Mitchell等學者出版了一系列論述MMT的著作。

(二)現代貨幣理論中的主權貨幣

主權貨幣理論的主要內容是政府支出不以收入為前提；在封閉經濟的金融賬戶關系中，政府赤字等于非政府部門盈余；政府支出通過金融賬戶的數字變動實現。其中，政府支出不以收入為前提的依據，是主權政府壟斷貨幣供應與稅收驅動保障著貨幣需求(11)H.Gan?mann，New Approaches to Monetary Theory：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London：Routledge，2011，pp.158-170；〔美〕L.蘭德爾·雷：《現代貨幣理論》，張慧玉、王佳楠、馬爽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第64-69頁。，政府總有能力支付任何以主權貨幣計價的資產(12)〔美〕L.蘭德爾·雷：《現代貨幣理論》，張慧玉、王佳楠、馬爽譯，第69、139頁。。在開放經濟的情形中，相比于固定匯率制度，浮動匯率制度保障政府有更大的自由使用主權貨幣，有利于實現政策目標(13)W.Mitchell，L.R.Wray and M.Watts，Macroeconomics，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2019，pp.95，142.。此外，在MMT中，政府債務是有息貨幣，增發政府債務的實質是增發貨幣，即金融賬戶數字的變動(14)〔美〕L.蘭德爾·雷：《現代貨幣理論》，張慧玉、王佳楠、馬爽譯，第69、139頁。。

金融賬戶關系的底層邏輯是一項會計原則——一項金融資產存在一項等額的、可相互抵銷的金融負債。在兩部門經濟中，公共部門赤字對應著私營部門盈余(15)E.Tymoigne and L.R.Wray，“Modern Money Theory 101：A Reply to Critics”，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 Series，No.778，2013.：

G-T=S-I

(1)

其中，G代表政府支出，T代表稅收，S代表儲蓄，I代表投資。

對應于金融賬戶關系，發生的是實物資產的逆向移動——從債權人手中轉移至債務人手中(16)L.Connors and W.Mitchell，“Framing Modern Monetary Theory”，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2017，40(2)，pp.239-259.。私營部門盈余意味著實物資源轉移至公共部門手中，即政府支出的實質是將資源轉移至公共部門。因此，政府財政空間雖不受財務約束，但仍然受實際資源的約束(17)〔美〕L.蘭德爾·雷、劉新華、賈根良：《現代貨幣理論的核心觀點及政策啟示》，《學術研究》，2022年第8期。。

政府支出的表現形式是金融賬戶的數字變動。政府通過貸記銀行準備金形成支出，通過借記銀行準備金完成征稅，即收入。政府赤字可視為向銀行系統增加儲備，即銀行存款貸記凈額。擴大政府支出在量的關系上，表現為銀行系統儲備的增長——貨幣增多；在分配關系上，表現為不同金融賬戶數字的變動(18)〔美〕L.蘭德爾·雷、劉新華、賈根良：《現代貨幣理論的核心觀點及政策啟示》，《學術研究》，2022年第8期。。

而創造與回收貨幣的過程是，將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合并為政府部門，作為貨幣的發行者；將其他部門合并為非政府部門，作為貨幣的使用者。MMT認為拆分財政部和中央銀行，會徒增煩瑣的步驟，無助于分析貨幣在部門間的流動關系，甚至可能會掩蓋真實的內容(19)E.Tymoigne and L.R.Wray，“Modern Money Theory 101：A Reply to Critics”，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 Series，No.778，2013.。在貨幣創造環節中，中央銀行實質上包含著財政部的決策。在封閉經濟體中，貨幣通過中央銀行購置與出售資產的方式得以創造或回收——中央銀行通過購買資產的方式增加基礎貨幣，通過減少持有資產、出售證券、接受銀行和其他部門預付款的方式減少基礎貨幣(20)E.Tymoigne and L.R.Wray，“Modern Money Theory 101：A Reply to Critics”，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 Series，No.778，2013；W.Mitchell，L.R.Wray and M.Watts，Macroeconomics，p.316.。

貨幣發行者與貨幣使用者通過貨幣和信貸的金字塔結構建立聯系(21)MMT認為，貨幣的本質是債務，貨幣與信貸無本質區別，因而未區分貨幣與信貸。。金字塔結構體現著中央銀行、商業銀行、企業、家庭部門的借貸活動與結算關系。在創造貨幣時，中央銀行不需要黃金等抵押品，也不需要稅收收入等作為支撐，直接通過在資產負債表上增加記賬條目的方式，瞬間憑空創造貨幣。商業銀行需要提供抵押品，以獲得中央銀行的貸款——主權貨幣，才能使用中央銀行的負債(即主權貨幣)結算。在技術操作上，通過改變在中央銀行的不同商業銀行賬戶的會計借貸記錄，就能改變商業銀行的資產與負債額度，實現商業銀行的結算。商業銀行通過創造貨幣借據的記錄，向企業和家庭發放貸款(商業銀行的借據)。企業、家庭使用商業銀行的負債(即商業銀行的借據)進行結算。同樣地，借助企業和家庭的銀行賬戶的電子化會計操作，完成凈額結算。商業銀行的借據承諾兌換主權貨幣。當出現擠兌危機時，往往需要中央銀行充當最后貸款人的角色。拆分財政部和中央銀行、納入商業銀行活動，均不會改變政府支出的實現方式(22)H.Gan?mann，New Approaches to Monetary Theory：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pp.158-170.。

(三)現代貨幣理論的政策建議：擴大政府支出和實施就業保障計劃

MMT認為，主流經濟學假想的完美的自由市場與現實存在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相去甚遠。在理論上消除傳統財政收支平衡觀念的思想堡壘后，受勒納功能財政思想的影響，MMT認為政府支出應當為公共目的服務(23)E.Tymoigne and L.R.Wray，“Modern Money Theory 101：A Reply to Critics”，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 Series，No.778，2013.。勒納功能財政思想的一般分析框架表明，包含生產的貨幣經濟中，不存在貨幣障礙的政府實施宏觀經濟政策以控制有效需求水平并實現其政策目標，而不關注在這一過程中創造的貨幣量與赤字水平(24)R.D.F.Summa，“Alternative Uses of Functional Finance：Lerner，MMT and the Sraffiansh”，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erlin Working Paper，175/2021，2022.。MMT在功能財政一般分析框架的基礎上，納入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的關系以及私營部門的運行特征，提出要發揮政府支出的經濟穩定器作用——在經濟衰退期，增加支出，降低稅收，穩定私營部門的收入，改善私營部門的金融賬戶，將經濟重新引導回充分就業狀態；當存在閑置資源時，應擴大政府支出或降低稅收，將其應用于生產(25)MMT認為，閑置資源是政府赤字不足或者盈余過大的信號，當存在閑置資源時，擴大政府支出不會導致通貨膨脹。W.Mitchell，L.R.Wray and M.Watts，Macroeconomics，pp.127，130。。

在發揮政府支出作用的過程中，MMT特別強調貨幣的內生性需求，主張政府支出的原則是順應私營部門對貨幣的需求(26)E.Tymoigne and L.R.Wray，“Modern Money Theory 101：A Reply to Critics”，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 Series，No.778，2013.。例如，在私營部門有金融賬戶盈余意愿且存在經常賬戶赤字傾向的條件下，即使已實現充分就業狀態，政府也應當偏向赤字支出。同時，鑒于政府赤字比私營部門赤字更可持續，在經常賬戶不利于國內私營部門盈余時，政府的財政預算持續地偏向赤字支出，才能促進經濟的長期增長。

MMT還提出了實現充分就業與穩定物價的具體方案——就業保障計劃。該計劃主張政府充當“最后雇傭者”，為想工作而沒有工作的勞動力提供工作機會，并且提供最低法定工資(27)W.Mitchell，L.R.Wray and M.Watts，Macroeconomics，pp.301，341.。這樣，政府雇傭的就業規模就具有逆周期調節的作用，就業保障計劃可以充當宏觀經濟的自動穩定器。其中，最低法定工資為市場工資提供了最低限度。在經濟繁榮時，私營企業以更高的工資水平雇傭勞動力；在經濟衰退時，政府以最低法定工資水平雇傭勞動力。政府提供的這一勞動力緩沖機制，能夠穩定勞動力成本，進而穩定工人的收入與消費，從而穩定宏觀經濟。實施就業保障計劃的依據是，只有政府才能通過赤字支出創造凈金融資產，而且政府總是可以承受實施就業保障計劃的貨幣成本——通過貸記銀行賬戶向工人支付工資；應由政府滿足非政府部門凈儲蓄意愿，一旦就業不足，就意味著非政府部門的儲蓄意愿未被滿足。此外，MMT還提出可以設計與就業保障計劃相配套的稅收政策、產業政策與工業政策(28)T.Chaiechi and J.Wood，Community Empowerment，Sustainable Cities，and Transformative Economies，Singapore：Springer Singapore，2022，p.24.。

二、現代貨幣理論的潛在缺陷

在美國共和黨呼吁減少關注赤字問題的背景下，一些金融界人士、美國激進議員公開肯定MMT(29)T.Palley，“What’s Wrong with Modern Money Theory：Macro and Political Economic Restraints on Deficit-financed Fiscal Policy”，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2020，8(4)，pp.472-493.，引起了學界的關注與激烈爭論(30)G.A.Epstein，What’s Wrong with Modern Money Theory？A Policy Critique，pp.2-3.。一些學者對MMT的分析框架、通貨膨脹問題、以浮動匯率制度增大政策空間、貨幣理論、國家作用等方面展開了批判性分析，指出了MMT的潛在缺陷。

(一)分析框架：部門分析的缺陷與宏觀模型的缺乏

有學者認為MMT的部門收支平衡分析框架內容單薄。Palley從兩部門分析出發，認為基于會計恒等式的分析是一種靜態分析框架，無法分析政府赤字對其他約束和其他政策目標的影響，暗含著增加政府支出不會帶來負面后果、不存在政策執行等假定(31)T.Palley，“What’s Wrong with Modern Money Theory：Macro and Political Economic Restraints on Deficit-financed Fiscal Policy”，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2020，8(4)，pp.472-493.。Prates從三部門分析出發，認為在國際收支賬戶中，經常賬戶只能體現一國是向其他國家、地區釋放資源，還是從世界其他地區獲取資源的狀態，無法捕捉資本動態中一國金融化的特征，忽視了非居民機構投資者持有新興市場內部金融市場的投資組合進行投機活動的負面影響(32)D.Prates，“Beyond Modern Money Theory：A Post-Keynesian Approach to the Currency Hierarchy，Monetary Sovereignty，and Policy Space”，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2020，8(4)，pp.494-511.。張明和劉瑤認為，就經常賬戶看，MMT只考慮了貨物貿易，忽視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經常賬戶收支平衡依賴于各國的結構性調整活動，這無法依靠經濟運行自動實現(33)張明、劉瑤：《現代貨幣理論：現狀、實踐、爭議與未來》，《學術研究》，2020年第9期。。Leeper認為MMT缺乏完整明確的宏觀經濟模型，其政策建議無法被模擬和評估，而不考慮私營部門行為的實質是將資源等同于貨幣(34)E.M.Leeper，“Modern Monetary Theory：The End of Policy Norms as We Know Them？”，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 Report，2022.。陳道富進一步指出，會計上的總量平衡不代表結構的平衡與總量的順利流轉，直接擴大政府支出可能會將資源固定于低效率部門中；歷史上金融、經濟危機時期，有的國家政府濫用職權的行為說明了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35)陳道富還指出了MMT在重新審視現存制度中的人為約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的啟示。參見陳道富：《“熬過”與“回歸”：現代貨幣理論的現實約束與適用邊界》，《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1期。。

以上批評實質上指出了MMT混同了貨幣與實際資源。政府赤字能夠保證私營部門金融賬戶盈余，但私營部門盈余是否會促進生產能力的利用進而帶來增殖，取決于盈余在私營部門內部的分配及其帶來的經濟結構的變化。反過來說，一個經濟體主權貨幣的作用取決于該經濟體通過發行貨幣能否直接獲取或者促進實現價值增殖。

(二)擴大政府支出：可能催生通貨膨脹

長期以來，MMT遭受的一個批評是忽略了擴大政府支出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問題，或者未提出可行的抑制通貨膨脹的方法。從通貨膨脹的發生機制看，Leeper認為通貨膨脹并不必然是因為資源需求超出了可用資源的上限，也可能是因為供給端受到沖擊，供應鏈斷裂(36)E.M.Leeper，“Modern Monetary Theory：The End of Policy Norms as We Know Them？”，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 Report，2022.。Mann指出，擴大政府支出釋放的貨幣，可能通過金融部門傳導到實體經濟，也可能滯留在金融部門，推動資產價格上漲，惡化財富分配(37)C.L.Mann，“Some Observations on MMT：What’s Right，Not Right，and What’s Too Simplistic”，Business Economics，2020，55，pp.21-22.。從通貨膨脹的治理來看，Leeper認為稅收實質代表著對不同扭曲成本的權衡，在確定具體的征稅方案之前，以稅收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建議是對政策的極大簡化(38)E.M.Leeper，“Modern Monetary Theory：The End of Policy Norms as We Know Them？”，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 Report，2022.。從政策規范的角度來看，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以避免通貨膨脹，是建立主權國家國債信譽的一種方式。擴大政府支出突破融資約束是對這一政策規范的摒棄，這種摒棄會以國債信譽為代價(39)E.M.Leeper，“Modern Monetary Theory：The End of Policy Norms as We Know Them？”，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 Report，2022.。梁捷等認為，MMT忽視了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所包含的經濟與制度考慮，忽視了現代經濟體與制度之間的動態博弈關系，機制分析較為粗糙(40)梁捷、王鵬翀、鐘祥財：《現代貨幣理論(MMT)：內涵、批判和啟示》，《上海經濟研究》，2020年第11期。也有學者為MMT辯護，提出MMT并不要求中央銀行放棄獨立性，認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配合，才能實現利率目標，且中央銀行的獨立存在，不會阻礙政府支出：是由中央銀行先創造主權貨幣，再經由私營部門購買國債，流入政府賬戶，還是中央銀行直接購買國債，并無實質區別。參見賈根良、何增平：《現代貨幣理論大辯論的主要問題與深層次根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0年第5期。不過，本文認為雙方的差異來自雙方的關注點。前者關注央行獨立性的制度保障，該視角下，央行獨立性不足是受到侵犯的表現，而后者不關注央行獨立性的制度保障，而是關注央行配合政府支出的現實必然性，該視角下，制度沒有實際約束力。。從擴大政府支出的適用性來看，原倩認為，以資源和勞動力閑置為研究起點、以總需求管理為分析重點、以經濟增長為研究對象、以流量-存量一致性模型為研究方法，已經表明MMT旨在解決發達工業化國家的生產過剩問題，是一種總需求管理，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在于短缺與供給能力不足，貿然擴大政府支出，導致需求過旺，會帶來通貨膨脹(41)原倩：《現代貨幣理論：“蕭條經濟學”復興的“第四波”》，《當代經濟研究》，2021年第6期。。對此，賈根良和劉旭東提出對立的觀點，認為MMT強調的財政支出以資源可得與擴大供給為條件，以利用閑置資源為手段，以增進社會福利為最終目標(42)賈根良、劉旭東：《現代貨幣理論：來自拉美的經驗》，《學術研究》，2021年第10期。。不過，這并未直接回答上述問題，只是強調了擴大政府支出積極的一面。

究竟多高的政府支出水平會帶來通貨膨脹，以及何種政府支出與通貨膨脹水平的組合最有利于經濟發展，是一個持續有爭議的話題，即便在理論上能夠確定臨界點，實踐中也難以找到確切的臨界點。對MMT擴大政府支出可能帶來通貨膨脹問題的批評，實際上還是來自對大量發行貨幣與實際可得資源的量的匹配關系的擔憂。

(三)浮動匯率制：難以增大政策空間

MMT認為浮動匯率制度使得主權國家擺脫了與其他貨幣或者貴金屬保持固定兌換比例的約束，增強了主權貨幣的工具作用，擴大了政策空間。其實，這只是實施浮動匯率制度結果的其中一個方面，并沒有考慮實施浮動匯率制度的條件。對于部分國家而言，管理外匯市場與限制資本流動是背負外債、進口需求旺盛、保護國內經濟情況下的必然結果。

有學者指出，從經常賬戶看，隨著國際分工的深化，發展中國家試圖從出口農產品轉向出口初級制造品，從發達經濟體進口資本貨物的需求增加，對外部的技術依賴使得進口缺乏彈性，而部分關鍵產品無法以本國貨幣在國際市場上購入或出售，導致出口初級商品和低附加值制造業產品所得收入無法抵扣進口支出，出現貿易逆差；從資本賬戶和金融賬戶看，外國投資者對少數關鍵貨幣以外的其他貨幣需求有限。當國內的資源約束進一步導致主權國家面臨生存困境與發展困境時，主權國家將不得不借入外債(43)M.Vernengo and E.P.Caldentey，“Modern Money Theory (MMT)in the Tropics：Functional 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hallenge，2020，63(6)，pp.332-348.。顯然，對于資源貧瘠或者領土面積狹小的國家而言，以主權貨幣為支撐的政策空間十分有限，極易形成對外部資源的依賴，其主權貨幣幾乎不具備媒介國際交易的職能，極易形成外債(44)K.Kotilainen，“A Cosmopolitan Reading of Modern Monetary Theory”，Global Society，2022，36(1)，pp.89-112.。新興經濟體非金融部門的債務普遍增長，且含有較大的外匯成分的事實，也為上述論點提供了現實基礎(45)M.Vernengo and E.P.Caldentey，“Modern Money Theory (MMT)in the Tropics：Functional 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hallenge，2020，63(6)，pp.332-348.。因此，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緊縮政策是生產不足或主權貨幣國際流動性不足的產物，而非自主選擇的結果。

由經濟運行本身產生的外債需求，常常使得一些政府為吸引、留住外部資本做出犧牲——維持具有競爭力的高利率水平，以補償相對于核心貨幣的低流動性。大量證據表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無法以合理的低利率發行本國貨幣債務，而不得不提高債務的收益率(46)G.A.Epstein，What’s Wrong with Modern Money Theory？A Policy Critique，pp.38-39；60-61，66；37-38；37-39；39.。在各國政府競相維持長期低利率的環境中，若缺乏強有力的金融監管，現代國際金融市場的參與者會創造風險資產，產生高杠桿積累、資產泡沫與金融不穩定，助長資本的匯率投機行為(47)G.A.Epstein，What’s Wrong with Modern Money Theory？A Policy Critique，pp.38-39；60-61，66；37-38；37-39；39.。國際資本的快速流動會在短時間內改變匯率和國內金融機構、企業的資產負債狀態，導致私營部門出現債務危機(48)G.A.Epstein，What’s Wrong with Modern Money Theory？A Policy Critique，pp.38-39；60-61，66；37-38；37-39；39.，加劇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因資產、負債計價幣種的差異帶來貨幣錯配問題，增加風險(49)A.Aboobaker and E.N.Ugurlu，“Weaknesses of MMT as a Guide to Development Policy”，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23，47(3)，pp.555-574.；還會沖擊政策執行過程，制約這些國家的政策空間(50)G.A.Epstein，What’s Wrong with Modern Money Theory？A Policy Critique，pp.38-39；60-61，66；37-38；37-39；39.。因而，為了穩定政策空間和金融市場，部分主權政府不得不使用包括匯率管制在內的多種工具管理資本流動(51)R.Carneiro and B.D.Conti，“Exorbitant Privilege and Compulsory Duty：The Two Faces of the Financialised IM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22，46(4)，pp.735-752；D.Prates，“Beyond Modern Money Theory：A Post-Keynesian Approach to the Currency Hierarchy，Monetary Sovereignty，and Policy Space”，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2020，8(4)，pp.494-511.。

即便匯率制度是一項可供選擇的策略，MMT也應該在充分論述、比較浮動匯率制度與固定匯率制度的適用條件以及潛在問題的基礎上，提出支持浮動匯率制度的理由。MMT提倡的浮動匯率制在保障國家政策自主權和抵御全球金融波動上的作用經不起實踐的檢驗(52)G.A.Epstein，What’s Wrong with Modern Money Theory？A Policy Critique，pp.38-39；60-61，66；37-38；37-39；39.。浮動匯率制度是否總是比管理或固定匯率等輔以資本管制的制度更可取，即使在后布雷頓森林時代美元浮動標準更加開放的世界也并不清晰(53)M.Vernengo and E.P.Caldentey，“Modern Money Theory (MMT)in the Tropics：Functional 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hallenge，2020，63(6)，pp.332-348.。

實際上，限制政策空間的并不是匯率制度，而是獲得外匯的必要性(54)M.Vernengo and E.P.Caldentey，“Modern Money Theory (MMT)in the Tropics：Functional 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hallenge，2020，63(6)，pp.332-348.。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在于，既需要進口基本商品，維持經濟運行和增長，又需要進口技術和資本，縮小與發達經濟體的人均收入差距，即便外匯不可兌換為黃金，發展中國家仍需要持有外匯儲備?？傮w而言，在少數主權貨幣主導著國際計價與融資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難以充分運用主權貨幣工具(55)袁輝：《貨幣主權、匯率制度與經濟政策空間——對現代貨幣理論的反思與啟示》，《上海經濟研究》，2021年第9期。。

(四)貨幣理論：不能濫用主權貨幣

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MMT的政策建議來自其對貨幣的新闡釋，要對它進行有建設性的批判，需要回到對貨幣的認識中。Lapavitsas和Aguila指出，由中央權威決定社會總勞動分配的前資本主義社會中所采取的記賬單位，與勞動產品完全商品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貨幣有著本質的區別；交易之后雙方不留下任何義務的貨幣交易，與基于承諾和支付關系建立的信用交易也有著本質的區別(56)C.Lapavitsas and N.Aguila，“Modern Monetary Theory on Money，Sovereignty，and Policy：A Marxist Critique with Reference to the Eurozone and Greece”，The 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y，2020，46(4)，pp.300-326.。他們認為貨幣是商品交換矛盾發展的內生結果，而非來自外部權威的創造，國家固然可規定記賬單位，但無法規定價值尺度的內容。Winczewski認為，MMT只關注金融賬戶和作為記賬單位的貨幣，是一種意圖通過會計操作確保充分就業和市場流動性的實用主義做法，忽視了貨幣的內在價值，忽視了貨幣流通和以利潤為導向的商品生產背后的復雜的社會關系，因此，記賬貨幣理論不能推廣至整部經濟史(57)D.Winczewski，“Neo-Chartalist or Marxist Vision of the Modern Money？Critical Comparison”，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2021，11(3)，pp.408-426.。MMT的支持者則回應稱，貨幣誕生于商品交換的論點是一種臆想，物物交換與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不存在起源與源流關系(58)P.Armstrong，“A Modern Monetary Theory Advocate’s Response to ‘Modern Monetary Theory on Money，Sovereignty，and Policy：A Marxist Critique with Reference to the Eurozone and Greece’ by Costas Lapavitsas and Nicolás Aguila (2020)”，The 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y，2022，48(1)：pp.49-66.。

雖然馬克思主義者與MMT均認同信用貨幣不同于貴金屬貨幣，但對貨幣有著不同的認識。前者往往強調后者未區分貨幣與信貸，對貨幣的認識過于簡化；后者則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貨幣理論是一種“金屬主義”，一種不再適合于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不可兌換的主權貨幣世界的理論。然而，馬克思主義者對后者的批評多止步于此，并未進一步挖掘這種簡化可能帶來的問題，也未意識到MMT對主權貨幣特殊性的關注。MMT支持者的回應則缺乏對馬克思主義貨幣理論的深刻認識，未看到馬克思主義對資本積累過程中貨幣形式動態變化的研究，誤認為馬克思預設了“金屬主義”(59)P.Armstrong，“A Modern Monetary Theory Advocate’s Response to ‘Modern Monetary Theory on Money，Sovereignty，and Policy：A Marxist Critique with Reference to the Eurozone and Greece’ by Costas Lapavitsas and Nicolás Aguila (2020)”，The 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y，2022，48(1)：pp.49-66.。

(五)擴大國家作用：忽視了企業活動

MMT認為，國家不僅是主權貨幣的壟斷供給者，而且能通過主權貨幣工具實現充分就業和穩定物價的目標。一些學者認為MMT擴大了政府的作用，而私營部門才是經濟主體。Roberts認為，現代經濟由私營部門運行，企業、銀行和機構根據盈利能力做出技術、勞動條件等方面的決策，深刻影響著商品和貨幣的價值，貨幣的信譽來自私營部門生產性價值的賦能，主權貨幣理論掩蓋了生產勞動的中心地位以及對勞動的剝削(60)M.Roberts，“Modern Monetary Theory：A Marxist Critique”，Class，Race and Corporate Power，2019，7(1)，pp.1-17.。Leeper進一步指出，政府支出約束不僅來自實際資源，還來自私營部門用資源換取貨幣的意愿，后者本就受政府支出水平的影響。因此，分析何種政府支出與通貨膨脹組合有利于增進社會福利時，必須考慮私營部門的行為(61)E.M.Leeper，“Modern Monetary Theory：The End of Policy Norms as We Know Them？”，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 Report，2022.。

MMT對政府提出了較高的要求。Mueller指出，踐行MMT的方案——通過政府支出和稅收手段——實現充分就業和穩定物價，暗含著政府確切知道自然失業率、調節貨幣供應、通貨膨脹狀態等信息，但這些信息并不容易獲得(62)A.P.Mueller，“The Magic Money Tree：The Case against Modern Monetary Theory (MMT)”，Research Paper Series Adam Smith Institute (ASI)，UK，2019.。Mankiw認為MMT要求政府組織閑置資源以增進社會福利，但經濟與價格管制的歷史經驗表明，由政府組織閑置資源、參與定價，未必能夠改善資源配置、增加社會福利(63)N.G.Mankiw，“A Skeptic’s Guide to Modern Monetary Theory”，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2020，110，pp.141-144.。Palley指出，MMT假定政府可在充分就業時即刻準確調整稅收，遏制過度需求，這忽視了稅收政策的政治爭議性與政策執行的滯后性問題(64)T.Palley，“What’s Wrong with Modern Money Theory：Macro and Political Economic Restraints on Deficit-financed Fiscal Policy”，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2020，8(4)，pp.472-493.。陳道富認為MMT過于強調政府的作用，忽視了整體功能由相互約束、相互促進的個體實現的事實，并以中國從計劃經濟時期貨幣和金融體系從屬于財政部門，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貨幣和金融體系分離于財政后，工業化和城市化得以發展為例，說明由計劃轉向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改進(65)陳道富：《“熬過”與“回歸”：現代貨幣理論的現實約束與適用邊界》，《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1期。。這類研究說明，分析政府發行貨幣對經濟的影響，不能脫離經濟主體——企業。

三、現代貨幣理論的實質與適用情形

MMT隱含的前提假定及其在分析框架、控制通貨膨脹、以浮動匯率制增大政策空間、貨幣理論、擴大國家作用等方面的不足來自MMT的實質——要求發行貨幣直接獲取價值增殖。本部分旨在闡明MMT的實質，并以美國為例說明MMT的適用情形；以非美元國家為例，介紹增發貨幣創造價值增殖、實施就業保障計劃的適用條件。

(一)MMT的實質——發行貨幣獲取價值增殖

MMT的實質暗含在假定、理論邏輯及其到政策建議的發展路徑中。MMT明確提出了界定主權貨幣的五個條件：主權國家選擇記賬貨幣；主權國家規定使用上述記賬貨幣支付稅費等義務；主權國家發行該記賬貨幣，并接受使用者以該貨幣支付稅費；主權國家以所選記賬貨幣為單位發行、償還債務；主權國家采用浮動匯率制度(66)L.R.Wray，“Alternative Paths to Modern Money Theory”，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2019，89(1)，pp.5-22.。但這五個條件并不都能被視為主權國家對主權貨幣的規定，部分條件恰恰是主權國家發展的客觀結果。MMT的倡導者Wray也意識到直接滿足主權貨幣的五個條件的經濟體并不常見，但認為這些經濟體在世界GDP中占比超過80%，分析依然有效(67)L.R.Wray，“Alternative Paths to Modern Money Theory”，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2019，89(1)，pp.5-22.。這與前述學者對MMT在發展中國家的適用性的批評相印證。實際上，以本幣償還外債要求主權國家能夠充分運用主權貨幣工具。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主權貨幣工具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基于MMT主權貨幣推演的政策空間不僅不完整，甚至會因約束條件過強而喪失獨立性和實際效率。正如Vernengo和Pérez所指出的，外幣債務與本幣債務有著實質性區別，前者會約束后者(68)M.Vernengo and E.P.Caldentey，“Modern Money Theory (MMT)in the Tropics：Functional 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hallenge，2020，63(6)，pp.332-348.。這意味著封閉經濟體并不是無關緊要或者便利分析的假定，相反，MMT要求主權國家能夠抵御外部力量對主權貨幣工具效力的侵犯。在零和博弈中，這種抵御表現為對其他國家主權貨幣支撐的政策空間的侵犯。

運用主權貨幣工具的目的在于獲得價值增殖。從MMT的邏輯來看，MMT強調的發行主權貨幣—實現價值增殖的鏈條，只在有限的資源空間中才能成立。但MMT在指出主權政府面臨著實際資源約束之后，轉而拋卻“資源約束”本身，討論主權貨幣理論上提供的政策空間，這種討論名義上以抽象的“主權貨幣”為分析對象，實質上并不具有一般性。因為這相當于一般性地假定不會面臨供給約束問題，在此基礎上提出的政策建議只有在發行貨幣即能獲取價值增殖的前提下才有其預期的政策效果。因此，MMT的實質是在主權國家可充分運用主權貨幣工具的基礎上，通過發行貨幣直接獲取價值增殖。

(二)發行貨幣獲取價值增殖的適用情形——以美元為例

在美元主導國際貨幣體系的當代世界，美元最接近MMT的設定(69)我們并非完全否定MMT對發展中國家的啟示意義，此處是基于MMT理論設定推演的結果。L.Costabile，“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The Dollar Standard and Capital Mobility”，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2022，34(3)，pp.585-597.。第一，美國可充分運用其主權貨幣工具美元。美元符合MMT界定主權貨幣的五個條件：美國是美元的壟斷供給者；接受使用者以美元支付稅費；可以以美元償還外部債務；美元本身不與任何貴金屬、其他貨幣掛鉤。其中，美元可以用于償還外部債務，并不是主權政府對主權貨幣的規定，而是美國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要說明美元為何可用于償還外債，實際上是要說明為何其他國家和地區愿意接受美元。MMT并沒有直接討論國際情景中的主權貨幣需求問題。MMT稅收驅動貨幣的底層邏輯，是在封閉經濟體內，稅收是一種經濟必要活動，這種經濟必要性以及對這種經濟必要活動的貨幣規定驅動了貨幣需求。在國際范圍內，外推MMT的貨幣需求理論，需要說明在國際范圍內存在一種對大多數國家而言的“經濟必要”活動，這種活動以美元為媒介，進而驅動了美元需求。正如馬克思指出的，貨幣形式只能執行貨幣的職能(70)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9頁。。以貨幣為媒介的經濟活動，包括以價值尺度職能為基礎的計價與結算活動、以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職能為基礎的交易活動、以貯藏手段為基礎的貯藏活動。以世界貨幣職能為基礎的活動可歸結為上述三類活動。美元的國際計價、國際結算、國際流通貨幣、國際儲備地位分別與上述“經濟必要”活動一一匹配，這些經濟活動的美元規定驅動了美元需求。學界對美元需求問題已展開大量研究，形成了三種代表性的論述：強制結算論(71)強制結算論的核心思想是美國憑借經濟、軍事等力量優勢，強制推行美元計價。Krugman認為，二戰后，經濟力量、軍事力量、金融力量、科技力量強大與黃金儲備豐裕的美國，一方面，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使美元成為主要的國際結算貨幣與儲備貨幣；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和央行也采取了貿易協定、金融合作協議、外交手段、干預外匯市場、利率與貨幣政策等多種措施維護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并通過積極推動其他國家的自由化進程，鞏固美元的國際地位。P.R.Krugman，“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Dollar：Theory and Prospect”，in J.Bilson and R.Marston (eds.)，Exchange Rate Theory and Practi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p.261-278。、國際流通論(72)國際流通論的核心思想是美元在全球貿易和金融交易中被廣泛使用，促進了其他國家和地區使用美元進行貿易和投資。P.O.Gourinchas and H.Rey，“From World Banker to World Venture Capitalist：US External Adjustment and the Exorbitant Privilege”，in G7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Sustainability and Adjustmen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pp.11-66；P.R.Krugman，The International Role of the Dollar：Theory and Prospect，in J.Bilson and R.Marston (eds.)，Exchange Rate Theory and Practice，pp.261-278。、安全資產論(73)安全資產論包括兩種解讀：信譽論與安全資產短缺論。信譽論的核心思想是在國際金融高度一體化的背景下，投資者可通過專業的中介機構，在全球范圍內自由地轉移資產(包括購買的國債)、管理投資，保障并增加財富的實際價值，主權國家“信譽”越不好，主權貨幣余額向國外資產頭寸轉移的速度就越快、規模越大，主權貨幣貶值越快、越多，即該主權國家面臨著貨幣需求彈性大的曲線；反之，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的貨幣需求彈性小，面臨著平坦的貨幣需求曲線。E.Ocampo，“MMT：Modern Monetary Theory or Magical Monetary Thinking？The Empirical Evidence”，Serie Documentos de Trabajo，2020，p.762.在Bossone設計的IS-LM模型中，貨幣需求曲線平坦的國家持續赤字，不會影響投資者對該國貨幣的信心，反而會創造需求，進而刺激生產與企業投資，推動經濟實現充分就業；貨幣需求曲線陡峭的國家持續赤字則會使投資者產生該國貨幣貶值的預期，進而導致投資者減少貨幣余額，增發的貨幣將不會被經濟吸收，反而導致通貨膨脹。B.Bossone，“Why MMT Can’t Work”，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Studies，2021，15(1)，pp.157-181.安全資產短缺論的核心思想是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私人和機構投資者對安全資產的需求增長，但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市場經濟體的私人和公共機構供應的高評級資產的規模急劇下降，安全資產供不應求。而美元和美國國債是一種兼具“流動性”和“安全性”——流動性強，名義收益確定，沒有違約風險——的安全資產，且潛在的競爭貨幣——歐元、人民幣等，要么因為缺乏統一的公共債務市場、央行傾向于維護發達國家利益并嚴格限制外圍國家公共債務，要么因為資本市場管控嚴格，不滿足安全資產所要求的流動性或穩定性條件，因此，其他國家和地區對安全資產的需求驅動了美元和美國國債需求。M.Vermeiren，“Meeting the World’s Demand for Safe Assets？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he Euro after the Crisi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9，25(1)，pp.30-60；J.Kirshner，“American Power and Dollar Primacy：What’s at Stak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2008，15(3)，pp.418-439；D.Winczewski，“Neo-Chartalist or Marxist Vision of the Modern Money？Critical Comparison”，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2021，11(3)，pp.408-426。，這三種論述也印證了上述判斷。

第二，美國能夠對其他國家的主權貨幣工具施加影響，捍衛美元地位。美元是其他國家的資產儲備與市場調節手段。在所有主權國家中，唯有美國是美元的壟斷發行者，通過印發美元即可在世界范圍內兌換實際資源。其他主權國家則需要先獲得美元儲備，即需要先用實際資源交換美元。部分國家依靠美元調節金融市場和外匯市場，以及對應的金融交易和外匯交易。這些國家的貨幣市場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取決于該國的美元儲備和美國的貨幣政策。但正如Strange提到的，美國并非始終貫徹自由主義，甚至不遵循可稱為“主義”的指導方針。因為在歷史上，美國既有鼓勵“自由”的行徑，亦有限制資本自由流動的行為；美國策略的唯一標準是美國利益(74)S.Strange，“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7，41(4)，pp.551-574.。因此，其他主權國家能否獲得穩定的貨幣供應方式，取決于這種穩定的需求是否恰好與美國利益相一致。發行國際貨幣的主權政府具備抵抗其他國家政策擾動的能力，擁有對其他國家的行為施加影響甚至使后者順從的權力(75)〔美〕大衛·M.安德魯：《國際貨幣權力》，黃薇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5-7頁。。

第三，美國通過發行貨幣獲取價值增殖的能力最強。從貨幣轉化為資本，實現價值增殖的路徑看，發行的貨幣可通過依托生產活動(未獨立于物質基礎)與獨立于生產活動(獨立于物質基礎)兩種方式轉化為資本實現增殖。其中，依托生產活動的方式指依托生產創造和獲得剩余價值的產業資本的增殖方式(76)商業資本等資本形式雖然在生產活動之外，但未擺脫生產活動的制約。?！爱a業資本是惟一的這樣一種資本存在方式，在這種存在方式中，資本的職能不僅是占有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而且同時是創造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77)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66頁。獨立于生產活動和物質基礎、實現增殖的資本形式主要指虛擬資本(78)之所以未列出生息資本，是因為不同于取得獨立于其他資本的自主形式的虛擬資本，生息資本是一種被納入經過生產過程的產業資本中的資本形式，未脫離于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在這個意義上，生息資本的增殖方式歸屬于產業資本大類。Y.Kaldor，“Financialization and Fictitious Capital：The Rise of Financial Securities as a Form of Private Propert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22，54(2)，pp.239-254。。這類資本沒有自己的實際價值，只有虛構價值。在給定剩余價值的基礎上，交易方通過參與金融市場和金融交易，重新分配剩余價值。這里的運動只涉及貨幣的轉移。資本能夠作為虛擬資本、持續獨立于生產領域的條件是不斷有新的資金流入金融市場(79)Y.Kaldor，“Financialization and Fictitious Capital：The Rise of Financial Securities as a Form of Private Property”，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22，54(2)，pp.239-254.。

在全球產業資本循環中，美國等少數發達國家主導全球生產網絡，這些發達國家是居于壟斷地位的發包國，將非核心外圍活動外包給其他國家和地區，并通過利用下游外部供應商之間相互競爭的關系，不僅成功轉移市場波動風險，還壓低制成品的價格，以高額加成定價重新出售產品，獲取其他國家和地區高額價值增殖。這種增殖方式的關鍵是壓低進口品的價格，而壓低價格又被承包國企業轉移給工人，因此，這種增殖方式的實質是獲取承包國工人創造的價值增殖的主要份額(80)T.Auvray and J.Rabinovich，“The Financialisation-offshoring Nexus and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US Non-financial Firm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19，43(5)，pp.1183-1218.Smith還提到，在現有的指標體系下，發包國創造的價值表現為銷售商品所得的利潤——來自成本加成創造的“增殖”，未反映出任何承包國的生產工人的辛勤勞動以及價值向發包國轉移的跨境利潤的痕跡，且這些商品為發包國創造的GDP遠大于其為承包國創造的GDP。J.Smith，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Globalization，Super-exploitation，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6，pp.13-14。。這種增殖方式以美元結算和貿易為基礎，驅動了美元需求，成為美國發行美元獲取其他國家和地區價值增殖的重要方式。就虛擬資本而言，美國通過發行美元，即可單邊創造、擴大金融循環(81)R.Carneiro and B.D.Conti，“Exorbitant Privilege and Compulsory Duty：The Two Faces of the Financialised IM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22，46(4)，pp.735-752.，維持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保持貨幣轉化為虛擬資本、獲得獨立形式的條件，參與既有價值的分配。

(三)增發貨幣創造價值增殖的條件——以多數非美元國家為例

大多數非美元國家無法像美國那樣，以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價值增殖為基礎，通過發行貨幣“直接”實現價值增殖。這些國家發行的貨幣需要能夠暢通投資與消費，協調長、短周期生產，持續促進價值增殖。這就需要在理論框架中納入私營部門行為。

從一般商品生產性質看，新創企業以貨幣形式的資本為第一推動力與持續動力，但不能據此認為生產資本的效能由執行職能的貨幣資本規模決定(82)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393、395、394-395、397頁。。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通過周轉期間的縮短，能用較少的貨幣資本推動同一的生產資本，或者能用同一的貨幣資本推動較多的生產資本?！?83)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393、395、394-395、397頁。資本價值借以預付的貨幣資本，不會與生產資本效能的擴大成比例地增加(84)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393、395、394-395、397頁。。一般而言，貨幣與物質供給、預期、流動性偏好等因素共同影響新增投資量(85)〔英〕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高鴻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254-255、221、221頁。。

長生產周期生產過程預付的貨幣量會影響貨幣的實際效能。生產周期較長的生產過程需要長時間取走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且期間內不會向社會提供產品，這就產生了預付貨幣量的需要(86)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393、395、394-395、397頁。。從使用價值的角度看，該生產過程能夠為生產和消費提供共同的條件。從價值的角度看，該生產過程能夠在新增投資的邊際效率為負時，吸收被推遲的消費欲望或者過剩資本(87)〔英〕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高鴻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254-255、221、221頁。。但這種吸收所服務的價值增殖是有限的。隨著生產周期較長的生產過程的采用，“即使勞動的物質效率仍在增加之中，相對于所使用的勞動量而言，產品的最終的價值量不會無限制地增長?！?88)〔英〕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高鴻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254-255、221、221頁。因此，需要確定預付長生產周期的生產過程的最優貨幣規模，使之能吸收推遲的消費，而且也不會危害短周期的生產過程(89)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第396-397頁；〔英〕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高鴻業譯，第223頁。。短周期生產過程創造價值增殖的關鍵，是生產的產品能夠滿足社會需求。企業形成這一預期才會生成投資意愿。而在投資意愿不足時，增發的貨幣將會因為缺乏借款人而不得不作為準備金滯留在銀行系統或者作為資產投資滯留于金融系統中，貨幣仍不會被注入實體經濟中(90)〔美〕辜朝明：《大衰退年代：宏觀經濟學的另一半與全球化的宿命》，楊培雷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132-133頁。。

長周期投資多由政府增發貨幣實現，內容上可分為促進經濟活動的經濟基礎設施——比如交通運輸、電信等，促進人民健康、教育和文化水平的社會基礎設施——比如學校、醫院、公園等(91)這種分類可能有重疊，具體的類別要視經濟設施的使用情況而定。參見P.R.Bom and J.E.Ligthart，“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Three Decades of Research on the Productivity of Public Capital？”，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14，28(5)，pp.889-916。。經濟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的主要影響是，降低企業生產要素的投入成本，降低企業損耗并提高要素生產率，長周期項目的建設過程會創造就業崗位并帶動相關行業的增長，促進區域一體化與技術、要素、產品和服務的流動(92)P.R.Bom and J.E.Ligthart，“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Three Decades of Research on the Productivity of Public Capital？”，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14，28(5)，pp.889-916.。社會基礎設施的建設能夠促進人力資源和社會資源在地理上的積聚，形成利于生產資本的社會空間(93)〔英〕哈維：《資本的限度》，張寅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617頁。。但發揮這些作用，以下述條件為前提：從資本品的角度看，基礎設施的特征是以存量——一次性大批量投入——為單位為家庭和企業提供服務(94)P.R.Bom and J.E.Ligthart，“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Three Decades of Research on the Productivity of Public Capital？”，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14，28(5)，pp.889-916.。短期內，征集大量資源建設基礎設施以其他生產性用途的資源短缺為代價，因此，基礎設施以最優比例為限，超過該比例，社會成本會大于社會收益(95)D.Canning and P.Pedroni，“Infrastructure and Long Run Economic Growth”，Center for Analytic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1999，99(9).。從價值流通的角度看，基礎設施可吸收過度積累的價值，暫時避免價值喪失，但這些投資需要合適的管理，才能為積累創造穩定的前景(96)〔英〕哈維：《資本的限度》，張寅譯，第616、618頁。。從投資有效性的角度看，在資本因為尋求更好的積累環境而發生遷移時，原有的社會環境所沉淀的資本會被毀滅，在創造它們時吸收的價值喪失，投資就會失效(97)〔英〕哈維：《資本的限度》，張寅譯，第616、618頁。。

直達消費者的貨幣，可能被轉化為儲蓄，也可能帶來主權貨幣信任危機。消費者收到貨幣后直接將其用于消費的觀點，只關注到了交易的買方，而忽視了賣方——賣方愿意使用商品和服務交換貨幣的前提是中央銀行嚴格控制貨幣供給，貨幣從天而降可能會使得私營部門拒絕接受本幣(98)〔美〕辜朝明：《大衰退年代：宏觀經濟學的另一半與全球化的宿命》，楊培雷譯，第131-133頁。。消費者也可能不用于消費，而是將貨幣轉化為儲蓄，“儲蓄僅僅代表得到‘財富’的欲望，即想要得到一種能在任何時間消費任何物品的能力”(99)〔英〕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高鴻業譯，第218頁。，不代表投資欲望，財富所有者想要擁有的是資本資產的未來收益，而非資本資產本身?？傊?，在企業沒有投資動力和家庭儲蓄傾向較強時，增發的貨幣無法進入實體經濟。

(四)就業保障計劃的適用條件

就業保障計劃是MMT以國內資源為基礎，從而實現內部價值增殖的具體運用。其核心思想是，政府為任何有意愿但無法在社會可接受的最低工資水平上獲得正規工作的求職者，創造提供固定工資的就業崗位(100)W.Mitchell，L.R.Wray and M.Watts，Macroeconomics，pp.301，302-303，295.。在該計劃中，政府支出用于保障就業，與失業規模同向變動，不僅發揮著逆周期調節的作用，而且能夠通過保障潛在就業者的工資，達到穩定勞動力成本和工資性收入的效果，進而穩定總需求與總產出，抑制通貨膨脹(101)W.Mitchell，L.R.Wray and M.Watts，Macroeconomics，pp.301，302-303，295.。

從理論基礎、資源轉移與就業實踐看，就業保障計劃依然存在其適用條件。就理論基礎而言，如果政府支出不足是失業的原因，那么較高的失業率理論上與較低的政府支出相匹配。然而，經驗證據卻發現大多數政府支出比例較高的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失業率也較高(102)M.Roberts，“Modern Monetary Theory：A Marxist Critique”，Class，Race and Corporate Power，2019，7(1)，pp.1-17.。這就表明，擴大政府支出與實現充分就業之間存在其他競爭性機制，或者存在政府支出之外、無法通過貨幣解釋的因素。比如馬克思提到的盈利能力不足，凱恩斯提到的“動物精神”或者“信心”，均無法通過發行貨幣的方式解決(103)M.Roberts，“Modern Monetary Theory：A Marxist Critique”，Class，Race and Corporate Power，2019，7(1)，pp.1-17.?；诖?，MMT進一步提出，由政府直接創造就業機會，實現就業保障。這就涉及資源轉移問題。

從部門分析的實物賬戶看，政府直接保障就業以資源從私營部門向政府部門轉移為條件。MMT未排除這種轉移存在替代私人生產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會使得就業保障計劃失去控制通貨膨脹的作用，反而催生通貨膨脹(104)T.Palley，“What’s Wrong with Modern Money Theory：Macro and Political Economic Restraints on Deficit-financed Fiscal Policy”，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2020，8(4)，pp.472-493.。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交換與分配的變動也會影響生產(105)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41頁。。因此，在分析公共部門轉移資源問題時，如果無法保證閑置勞動力恰好與維持這些勞動力再生產的閑置資源相匹配，就不能脫離企業的產業資本循環。解決失業問題，需要回歸具體的勞動力市場和生產結構所存在的問題之中。

從實踐的角度看，失業有多種成因與形式(106)Aboobaker和Ugurlu提出了兩種失業成因及其對應的解決方式：發展初期因資本不足而產生的產業后備軍的馬克思式失業；發展之后資本過剩而產生的勞動力需求不足的凱恩斯式失業。其中，后者與有效需求不足有關，可通過擴大政府支出解決，但前者與生產性資本不足有關，需通過增加資本存量，即通過高水平投資提高生產能力來解決。Aboobaker和Ugurlu認為，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失業問題與增長難題恰恰屬于前者，MMT的實質是將發達國家的宏觀政策理念簡單移植到低收入與新興經濟體中，忽視了發展中國家長期增長中的結構問題和歷史上制約政策的因素，誤設了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挑戰。參見A.Aboobaker and E.N.Ugurlu，“Weaknesses of MMT as a Guide to Development Policy”，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23，47(3)，pp.555-574。。在存在大量隱性或可見的失業儲備、少量正式部門與大量非正式部門共存的勞動力市場中，政府創造就業機會，會使得大量隱性失業者進入正式部門，增加貨幣收入和刺激消費品需求，導致總需求激增，引發通貨膨脹(107)A.Aboobaker and E.N.Ugurlu，“Weaknesses of MMT as a Guide to Development Policy”，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23，47(3)，pp.555-574.。解決失業問題，還需要考慮產業結構、生產效率和要素非完全替代等各方面因素(108)張曉晶、劉磊：《現代貨幣理論及其批評——兼論主流與非主流經濟學的融合與發展》，《經濟學動態》，2019年第7期。。

結 語

MMT對政府支出工具的論述和提出的就業保障計劃既為增發貨幣提供了理論基礎，又指明了去向。然而，MMT通過增發貨幣實現經濟增長的理論依賴于發行貨幣直接實現價值增殖的機制和渠道。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和美國在全球生產網絡、國際金融市場中的地位，使得美國擁有通過發行貨幣直接獲取價值增殖的條件。問題在于，這種情況以其他國家和地區實際的價值增殖活動或者已有的價值為支撐條件。大多數非美元國家無法復刻這一路徑，發行貨幣要能暢通投資與消費，促進短周期生產與長周期生產的調節，促進價值增殖。就業保障計劃雖然以國內資源為基礎，但實現穩就業與穩增長的條件是在向公共部門轉移資源時，不會對私營部門的生產形成擠壓與替代，而且要能夠促進私營部門的生產。這一計劃與實踐聯系密切，不可脫離于一國的失業成因與形式，直接擴大政府支出，創造公共就業崗位。

現代貨幣理論在中國的運用，需要結合中國的現實約束條件，選擇可行的政策路徑。

首先，貨幣直達的暢通作用有限(109)梁燕認為現代貨幣理論一定程度上適用于中國，并提出為廣大群眾、私人企業提供現金補助、工資補助等政策建議。在金融賬戶上，這表現為貨幣直達非政府部門賬戶。參見梁燕：《現代貨幣理論對中國的適用性及其經濟政策建議》，《學術研究》，2022年第6期。。中國雖然存在閑置資源，滿足MMT意義上增發貨幣的條件，但是供給沖擊、需求收縮、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制約了貨幣直達的作用。從家庭部門看，較高收入階層因國內高質量產品供給不足而轉向購買進口產品(110)謝富勝、匡曉璐：《以問題為導向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6期。，這部分家庭不會因為賬戶貨幣有所增加而購買本就無法滿足自身需要的國內產品；低收入階層的實際購買力有限，且面臨就業波動，儲蓄傾向較強(111)謝富勝、匡曉璐：《以問題為導向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6期。。在長期收入不穩定的情況未得到改變時，直達低收入家庭的貨幣對于刺激消費國內產品的作用有限。從家庭部門看，主要工業和制造業企業營業收入、利潤水平不高，投資動力不足。直達企業的貨幣要么被用于貯藏，要么離開生產領域，進入金融領域空轉，加大金融體系風險，加重實體經濟融資困難(112)謝富勝、匡曉璐：《以問題為導向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6期。。

其次，就業保障計劃可能有負向作用(113)賈根良認為MMT對中國的啟示之一是實施就業保障計劃。參見賈根良：《現代貨幣理論的澄清及其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意義》，《學術研究》，2022年第8期。。中國當前青年失業率較高，理論上具備擴大政府支出創造公共就業崗位，實現保障充分就業的條件。然而，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現實基礎是非正規就業規模龐大且勞動力集中分布于特大城市和省會城市。政府直接創造公共就業崗位，一方面，可能會變相與私營企業競爭已有的非正規就業群體，提高企業用工成本。在經濟增長乏力與企業盈利能力不足時，可能導致企業破產，形成政府對私營企業的擠壓與替代；另一方面，會加劇資源向特大城市、省會城市集中，與長期發展和協調發展的要求不符。

再次，政府支出的可選路徑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與優化生產空間布局。在全球經濟疲軟與中國國內經濟下行壓力的背景下，投資不足、消費不足、就業不足實際上是企業大規模生產方式與標準化、個性化消費并存的動態需求結構之間的矛盾呈現出來的經濟現象(114)參見謝富勝、匡曉璐：《以問題為導向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國社會科學》，2022年第6期。。增發貨幣解決這一難題的關鍵是擴大有收入支撐的消費與有合理回報的投資。有鑒于此，政府支出的可選路徑是通過升級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現代生活條件，吸引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業，并利用農村巨大的發展空間，提高農民工和農民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釋放低收入階層的標準化產品消費需求與消化過剩產能，形成農民工高就業、鄉村發展、縣域高增長的格局；通過制定國家戰略、實施產業政策、大力資助創新等方式促進企業革新生產組織與生產技術，優化生產的空間布局，適應標準化、個性化消費并存的動態需求結構，打破低利潤率-低投資率的低水平均衡，解決長期失業問題并促進經濟增長，“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115)習近平：《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求是》，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