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初期中國致公團體內的派別及政治趨向*

石 瑤

致公團體內不同政治勢力分野是基于其組織內部獨特的黨、堂關系而形成的。1925年“致公黨一大”決定創建的中國致公黨，未能真正實現對致公堂的統領，致公黨實際上處于黨堂并存、黨堂不分的組織格局。①《中國致公黨簡史》編輯委員會：《中國致公黨簡史（1925—2009）》，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10年，第9頁。因此，1931年致公黨總理陳炯明試圖通過召開“致公黨二大”重整政黨，解決黨堂不分的問題?！爸鹿h二大”召開前夕，陳炯明召集各方致公團體召開了“五洲致公團體懇親大會”，但是擁護致公黨的一方和支持保存致公堂的一方未能達成一致，最終采取折中方案——“致公黨、致公堂雙方根據組黨、存堂原則任聽自由結合組織”。這樣，支持致公黨的一方召開“致公黨二大”，在香港重建了“中國致公黨”，陳炯明任總理，制定規章，登記黨員，欲組成現代意義的政黨①陳昌福：《中國致公黨建黨史上的里程碑——中國致公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陳昌福認為，在香港的中國致公黨通過“二大”實現了由會黨向政黨的轉型，這一觀點與目前中國致公黨官方書寫的黨史相一致。然而，對香港的中國致公黨作為政黨成熟程度的評估，見仁見智，有學者認為，在香港的致公組織，其“政黨”的象征性意義大于實際意義，或僅為海外致公團體試圖在國內登記注冊、進而向國內發展的辦事機構。筆者認為，無論在香港的致公黨性質如何，都是致公團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當時的活動展示了致公團體的政治活動與特點。此外，香港的致公黨為當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所關注，也是1947年中國致公黨在香港重建組織、實現向新民主主義政黨轉變時所依托的組織基礎，故對其研究是必要的。，在香港及東南亞活動；支持存堂的一方，成立“中國致公堂總干部”作為組黨機關，繼續謀劃組黨，負責美東紐約各埠的司徒美堂擔任總監督②《中國致公堂總干部報告五洲洪門懇親大會書》，由王起鹍提供，現存于古巴致公團體檔案室。，以紐約為中心在美洲活動。此后，致公組織內的各支主要勢力互相聯絡、互不統屬，各自依據不同區域開展活動。

雖然組黨、存堂雙方因政黨名稱、組織形式等問題未能就組織中國致公黨達成一致，但是陳炯明在雙方均有著較強的影響力，他能夠召集各方洪門大佬和致公團體共赴香港參加“五洲致公團體懇親大會”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另外，主張“存堂”的一方也曾表示只要可以保存致公堂，愿意選陳炯明為總理，并專門列舉了保存致公堂對陳炯明的好處，可見其對陳炯明的重視。③同上。因此，1933年陳炯明的逝世，對致公組織內的不同派別均產生了重要影響。對于香港的致公黨而言，他們失去一位可以實際領導政黨的總理；偏隅海外的美洲致公堂則缺乏一位在華僑華人中具有廣泛政治影響力和號召力的代理人。

學界現有關于1930年代初期致公團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司徒美堂為代表的美洲洪門致公堂對國內局部抗戰的聲援，而對致公團體作為政治組織自身的政治活動、政治趨向鮮有關注。④任貴祥：《司徒美堂與抗日戰爭》，《史學月刊》2004年第11期；陳昌福：《抗日戰爭與中國致公黨》，《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5 年第5 期；潮龍起：《從社會沖突看近代美國華僑堂會的興衰（1848—1949）》，《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0期。對這一問題關注和介入的不足，是現有致公黨史研究之薄弱所在，也使對抗日戰爭后期致公黨恢復組織、重組政黨的研究缺乏相應的根基，難以厘清致公黨在香港成為民主黨派的歷史脈絡，故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探討十分必要。本文以臺灣“國史館”檔案資料為基礎，重點關注1930年代初期致公團體內不同派別的政治趨向，以期對民國年間的政黨政治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相互借勢：美洲致公堂欲舉“抗日反蔣”的蔡廷鍇為總理

致公團體在海外的活動情況為中國國民黨所追蹤關注。1935年蔣介石的親信香港華民署劉伯端在向蔣介石報告致公組織的情況時，做出了如下分析：“海外洪門自致公黨與致公堂分家后，致公黨舉陳競存為總理，陳死后尚無繼者；致公堂向無首領?！雹荨秳⒉说入娛Y中正聞蔡廷鍇得陳銘樞同意回函海外洪門致公堂愿任該堂總理等文電日報表等二則》（1935年5月17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451-071。這一陳述一分為二地關照到黨、堂之分途，基本符合致公團體實際組織狀況。

相較于香港致公黨由中央干事會總理黨務，美洲洪門致公堂的情況相對更為復雜。1931年中國致公黨總部遷至香港后，舊金山五洲洪門致公總堂支持組黨的決定，以中國致公黨駐舊金山地方總部名義活動，并尊陳炯明為總理。而紐約的堂口勢力崛起，逐漸脫離了舊金山五洲洪門致公總堂，自稱洪門致公總堂，并在美東地區設立多個分堂。①王起鹍主編：《海外洪門與中國致公黨》，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17年，第65頁。紐約的洪門致公總堂以司徒美堂為實際領導人，此時的司徒美堂雖然在堂號和華僑華人中頗具影響力，但尚不具備統領所有堂口的能力，加之常年在美國活動，在國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也受到限制。此時的美洲洪門致公堂，寄希望于尋找一位在華僑華人中具有高度認同感，在國內也同樣具有聲望的政治名人。這樣，“福建事變”中“抗日反蔣”，又有洪門背景的廣東軍人蔡廷鍇便進入美洲洪門致公堂的視野。

1935年5月17日，劉伯端向蔣介石匯報道：蔡廷鍇在經過檀香山時，致公堂欲舉蔡廷鍇為總理，蔡廷鍇答復回香港考慮后再做決定。后蔡廷鍇經陳銘樞同意，函復美洲洪門致公堂允其所請。②《劉伯端等電蔣中正聞蔡廷鍇得陳銘樞同意回函海外洪門致公堂愿任該堂總理等文電日報表等二則》（1935年5月17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451-071。筆者注意到，早在1934年5月16日，具有香港中國致公黨身份的陳其尤便向蔣介石報告：“美洲堂號一派蕭少等初欲改擁吳子玉（吳佩孚，筆者注），不果，現原拉攏蔡廷鍇?！雹邸蛾惼溆入娛Y中正所謂致公堂陰謀可能系致公黨分子羅覺庵暗設機關》（1934年5月16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435-130。另外，1935年4月26日，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秘書長的楊永泰接到電報說：“香港大眾報，經費本甚支絀，向賴陳銘樞等津貼小款，維持現狀，聞蔡廷鍇回港后，忽撥給四五萬元，囑該報自購置印刷機件，以圖發展。查此款乃蔡在美時極力勾結該處洪門黨人得其捐助者。故該報近甚為致公堂賣力?！雹堋独钌秀戨姉钣捞┫愀鄞蟊妶蠼鼇硎懿掏㈠|引介美洲洪門黨捐助甚為致公堂賣力》（1935年4月26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221-076。三天后，劉伯端也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敘述了相同的情況，即蔡廷鍇與美洲洪門致公堂聯合，繼而用所得捐款撥發香港大眾報。⑤《劉伯端電蔣中正香港大眾報得蔡廷鍇拔美洪門捐款故近甚為致公堂效力等文電日報表等二則》（1935年4月29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450-152。故，雖然并未找到蔡廷鍇就任美洲洪門致公堂總理的直接材料，但是美洲洪門致公堂想要支持并擁立蔡廷鍇這一推測，應該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美洲洪門致公堂對蔡廷鍇的爭取，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美洲洪門致公堂當時的生存境遇與政治態度。蔡廷鍇是“抗日反蔣”的代表性人物，由此顯示出美洲致公堂及其代表的華僑華人“抗日反蔣”之迫切。華僑華人向來深切關注國內政治，清末即支持孫中山的反清革命，在建立民國及民初反對軍閥的斗爭中，亦給予廣泛的人力物力支持。⑥陳紅民：《“新國民黨”在海外的活動：1932—1936年》，《民國檔案》2002年第1期。對于在他們支持下建立的中華民國，華僑華人倍感珍惜，并寄希望于祖國國力的發展能為其提供后盾，幫助他們擺脫被歧視與壓迫的命運，增強在海外的社會地位。⑦潮龍起：《抗日戰爭專題研究：美洲華僑與抗日戰爭》，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28頁。華僑華人客居他鄉的慘痛經歷，使他們更能感受到其在僑居國的社會際遇是祖國命運的一種投射，救國就是救自己。⑧潮龍起：《抗日戰爭專題研究：美洲華僑與抗日戰爭》，第230頁。因此，“九一八事變”后，抗日迅速成為華僑華人社會中的普遍呼聲。

美洲洪門致公堂作為美洲僑社中最有影響力的組織，主張奮起抵抗日本侵略，甚至在共同抗戰的決心下結束了延續三十余年的堂斗。美國華僑華人社會男女比例曾長期嚴重失調，這一失衡的社會結構導致致公堂吸收了大批單身華僑男性，從事煙館、賭館、妓院等非法行業。致公堂在從事這些偏業的過程中，形成武裝力量，不同堂口間經常因利益糾紛發生暴力沖突，堂斗成為致公堂等華僑堂會當時的主要特征。①潮龍起：《試析早期美國華僑的“堂斗”》，《江蘇社會科學》2007年第3期。致公堂領袖司徒美堂指出，“我們各堂的頭領好像被人玩弄的蟋蟀，只要小竹絲一挑動，兩只蟋蟀就打到你死我活”。②司徒美堂：《旅居美國七十年》，見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回憶司徒美堂》，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23頁?！熬乓话耸伦儭焙?，美洲各地堂會意識到國難深重，以民族利益為重，停止內斗，致公堂也在一致抗日的共同意志下轉變了工作重心。③潮龍起：《移民、秩序與權勢：美國華僑堂會史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61頁。司徒美堂回憶，“大家團結抗日，槍口一致對外，各堂才平安相處，消滅了被人挑撥起的爭執”。④司徒美堂：《旅居美國七十年》，見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回憶司徒美堂》，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26頁。據麥禮謙關于華僑華人的研究，1933年協勝堂與安良堂發生的堂斗，是美國最后一次堂斗。⑤麥禮謙：《從華僑到華人：二十世紀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第43頁。

蔡廷鍇在淞滬抗戰中的堅決守土、頑強抵抗，使廣大華僑一洗“九一八事變”后政府妥協退讓的恥辱，備受鼓舞。1932年1月28日，日本發動“一二八事變”，蔡廷鍇作為十九路軍軍長帶領十九路軍奮起抵抗，1月29日蔡廷鍇等發表抗日通電：“為衛國守土而抵抗，雖犧牲至一卒一彈，絕不退縮，以喪失中國民國軍人之人格?！雹尬汉赀\：《中國現代史資料選編·3·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4頁。司徒美堂迅速予以回應，2月初在安良堂，即紐約洪門致公堂口主持了干事會，做出三項決定：一、以致公黨名義呼吁支持堅守在上海的十九路軍；二、迅速成立洪門籌餉機構，發動募捐；三、組織華僑青年參加聯合救國運動。⑦陳昌福：《抗日戰爭與中國致公黨》，《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1932年夏天，淞滬抗戰結束后，司徒美堂曾專程回國，到上海憑吊了戰場，并調查致公堂在海外募捐到的錢款在十九路軍的使用情況。司徒美堂慨嘆“我們捐給十九路軍的錢，十之八九被蔣介石吞沒了”，對“先安內而后攘外”的態度也表示氣憤。⑧司徒美堂：《回憶當年，歡呼今朝》（1954年5月），見中國致公黨中央研究室編：《司徒美堂》，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1年，第120頁。此外，也有人認為司徒美堂在此期間會見了蔡廷鍇并在軍部住了幾天⑨張興漢：《司徒美堂先生在抗戰中》，見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回憶司徒美堂》，第222頁。，但司徒美堂本人并沒有相關回憶，筆者也尚未找到相關的檔案、報刊資料驗證這一說法。

“福建事變”得到美洲洪門致公堂的迅速聲援。淞滬抗戰結束后，蔣介石調十九路軍在福建“剿共”，1933年11月，蔡廷鍇作為十九路軍將領，同陳銘樞、蔣光鼐聯合中國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勢力聯合發動“福建事變”，決定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1933年11月20日，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在福州召開，由黃琪翔報告了會議理由，后蔡廷鍇作為代表之一發表了反對蔣介石及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人民革命政府的演講。⑩薛謀成、鄭全備選編：《“福建事變”資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8頁。人民革命政府正式成立后，確定了完備的政府組織大綱，并發表了《政府成立宣言》，宣布以最大誠意完成人民革命政府之使命。①薛謀成、鄭全備選編：《“福建事變”資料選編》，第84頁?！案＝ㄊ伦儭钡玫矫乐藓殚T致公堂的迅速聲援。1933年12月23日，司徒美堂所負責的洪門致公總堂以“中國致公總部”的名義發表通電擁護“福建事變”中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一方面表達對新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英勇抗日的支持，另一方面表達對蔣介石統治的不滿，表示“敝團愿竭棉力，效命新邦，并偕海外華僑，悉候驅策，臨電無任屏營待命之至?！雹凇吨型鹿偛客姄碜o人民政府》（1933年12月23日），薛謀成、鄭全備選編：《“福建事變”資料選編》，第183頁。1934年1月11日，加拿大致公堂也表示，人民革命政府“對內打倒媚日賣國之蔣介石與南京政府，對外則貫徹抗日救國，收復失土之初衷”，與致公堂的主張相一致。③《全加致公堂電賀政府》（1933年12月23日），薛謀成、鄭全備選編：《“福建事變”資料選編》，第183頁。同時，加拿大致公堂通電蔣介石，痛斥其“因鬩墻之爭，以愛國民眾所購之飛機，供一黨屠殺不辜之用”。④《致公堂致林汪蔣電，為蔣機炸閩而發》，《工商晚報》1934年1月5日，第2版。

淞滬抗戰和“福建事變”使蔡廷鍇在華僑華人中名聲大噪，亦得到美洲洪門致公堂的特別推崇。一方面，蔡廷鍇舉起“抗日反蔣”的義旗，特別符合以致公堂為代表的華僑華人對國內政治的主張，雙方理念相同、目標契合；另一方面，致公堂對蔡廷鍇的贊同也與身份認同相關。從地緣因素看，蔡廷鍇是廣東人，早年即投身粵軍。而廣東人在當時的華僑華人中占相當數量，在1914至1927年間，廣東的僑匯一直穩定占全國僑匯的80%左右。⑤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1912—1949）》，第380頁，臺北“國史館”1997年印行，轉引自陳紅民：《“新國民黨”在海外的活動：1932—1936年》，《民國檔案》2002年第1期。致公堂領導人司徒美堂為廣東開平人，堂口成員也多為廣東籍。致公堂及華僑華人視蔡廷鍇為“廣東人的驕傲”。⑥H.Mark Lai,Chi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 Politics,Champaig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0,p.22.此外，蔡廷鍇具有洪門背景，“原為洪門三合會之頭目”。⑦《討平閩變紀初稿（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案，館藏號：787-1279。有人認為，蔡廷鍇在軍隊中利用幫規之精神帶領軍隊，評價其“如家人父子，如幫中師弟，故能共患難、同生死也”。⑧《討平閩變紀初稿（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檔案，館藏號：787-1279。蔡的洪門背景使他易于為致公堂中人所認同、信任。

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后，蔡廷鍇離港周游世界、行至美國，受到華僑華人的特別歡迎，蔡廷鍇本人也將致謝“海外僑胞熱烈贊助之盛意”視作出國的重要動機。⑨蔡廷鍇著：《海外印象記》，香港：東雅印務有限公司，1935年，第1頁?？梢哉f，對于主要在國內從事政治活動的蔡廷鍇而言，海外華僑華人是一種特殊而稀缺的資源，除了向淞滬抗戰提供過人力物力的支持外，他們還將對蔡廷鍇的“抗日反蔣”活動提供宣傳價值和其他支持。1934年8月26日，蔡廷鍇在紐約登岸時，“僑胞在碼頭歡迎者達三千余人，各西報訪員及各西人男女之到場參觀者亦千數百人，汽車三百余輛”。⑩蔡廷鍇著：《海外印象記》，第28、30頁。后全埠僑眾游行歡迎，“所經各處,中西人士鼓掌歡迎”“舞瑞獅助興，中西音樂，沿途吹奏，響遏行云”。?蔡廷鍇著：《蔡廷鍇自傳》，香港：自由旬刊社，1946年，第414頁。司徒美堂也回憶到，蔡廷鍇是“‘有史以來’中國官員在美國最受華僑歡迎的一人，歡迎場面也是最為壯觀的?！雹偎就矫捞茫骸堵镁用绹呤辍罚?950年12月），見中國致公黨中央研究室編：《司徒美堂》，第61頁。在8月30日紐約全體華僑舉辦的公宴大會上，蔡廷鍇回顧十九路軍“為中華民族爭人格”之精神，細數南京國民政府“以人民集資購買之飛機轟炸福州、漳州、泉州各地良民”之罪行，將華僑華人本已高漲的“抗日反蔣”情緒進一步調動起來。

美洲洪門致公堂為洪門中人能產生這樣一位“民族英雄”而驕傲，積極地為蔡廷鍇的走訪造勢并予以支持。蔡廷鍇到達美國前，司徒美堂即接到陳銘樞自香港來電：“蔡欲來美，能否發動僑團保護，免受敵人暗害?！彼就矫捞脧碗姳硎緹崃覛g迎，并承諾保證蔡廷鍇的安全。②同上。蔡訪美期間，致公堂將其全樓均飾有五色國徽、堂徽及美旗，并掛以五色電燈，在樓前懸掛寫有“歡迎民族英雄蔡廷鍇將軍”的白布和“會集洪門俊杰，歡迎民族英雄”的一聯金字。③《紐約僑胞歡迎蔡廷鍇之熱烈》，《世界日報》1934 年8 月31 日，轉引自潮龍起：《抗日戰爭專題研究：美洲華僑與抗日戰爭》，第139頁。司徒美堂陪蔡廷鍇遍訪了美國十余座城市，為其提供陪同保護，也接洽各地致公堂為蔡的到訪、演講提供場所等支持。④蔡廷鍇著：《蔡廷鍇自傳》，第430頁。蔡廷鍇行至芝加哥時，當地致公堂借萬國酒樓舉行歡迎宴，該堂主席陳澤霖贈予蔡廷鍇金質徽章，司徒美堂則借此次集會詳細宣講了洪門歷史。⑤同上。

蔡廷鍇的“抗日救國”活動借助致公堂的力量得以在華僑華人社會中得到更廣泛、更聲勢浩大的宣傳與支援，而他本人所具備的聲望和影響力也是致公堂實現自身政治目標所特別需求的?！爸袊鹿每偢刹俊彪m然還不是完整意義上的政黨，但是也已于1931年確定了具有政黨性質的宗旨、章程?！爸袊鹿每偢刹俊钡淖谥济鞔_寫道：“永護共和反對黨治、安定社會反對共產?！倍湔鲁桃裁鞔_規定：“重組各派聯合政府”。⑥《中國致公堂總干部報告五洲洪門懇親大會書》，由王起鹍提供，現存于古巴致公團體檔案室。上述內容，反應了致公堂總干部當時的政治態度，即既反對中國國民黨的“一黨專制”，又對中國共產黨的共產主義持反對的態度。其政治主張深受美國政黨制度的影響，將“聯合各派，重組聯合政府”作為政治目標。雖然此時致公堂總干部所提出的“聯合政府”與抗戰勝利前夕中共所論述的“聯合政府”尚不是一種概念，但其反映出致公堂總干部建立政黨從而參與國內政治生活的追求。蔡廷鍇等建立的人民革命政府是反蔣勢力獨立建立政權的成功嘗試，這或許使美洲致公堂燃起實現自身政治目標的希望。而蔡廷鍇當選為人民革命政府十一名中央委員之一，并任軍事委員會委員。⑦薛謀成、鄭全備選編：《“福建事變”資料選編》，第69頁。蔡廷鍇作為國民黨內的地方實力派，所具備的聲望和影響力是美洲致公堂領導人自身所不具備的。

總的來說，蔡廷鍇與美洲洪門致公堂建立了一種相互借勢的關系，蔡廷鍇借助華僑華人得到人力物力、宣傳等方面援助，致公堂則希望借蔡廷鍇這位“代言人”實現其對國內政治的主張。美洲洪門致公堂支持并擁立蔡廷鍇為其總理，主要是因為蔡廷鍇在“抗日反蔣”上的積極作為，特別符合華僑華人的政治意愿，與美洲洪門致公堂的政治理念一拍即合。而蔡廷鍇在國內政治、軍事上的影響力和聲望又是致公堂所特別看重與缺乏的，他們亟需尋找一位在國內有著重要影響力的人物，作為他們參與國內政治的旗幟。另外，蔡廷鍇廣東省籍與洪門人士的身份因素，使他成為美洲洪門致公堂所特別爭取、聯絡的人選。

二、投石問路：香港中國致公黨內的“擁蔣”傾向

香港獨特的政治生態，見證了不同政治力量的盤踞、生存與較量，亦是中國致公黨活動的重要場域。1925年“致公黨一大”決定以洪門致公堂為基礎組織中國致公黨，選舉陳炯明為總理。1925年12月陳炯明退居香港，謀劃制定致公黨黨綱概要及推進黨務，半年間陸續發展登記黨員約十萬余人，并派員指導粵港澳及東南亞各支部的工作。①陳定炎編：《陳競存（炯明）先生年譜》（下），臺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第921頁。不同于美洲洪門致公堂主要依靠華僑華人推進黨務，陳炯明在香港整理致公黨黨務時，借助的力量主要是他在粵軍中的親信舊部。

因此，1933年陳炯明逝世后，致公黨中央主要由陳炯明在廣東，特別是東江地區，依靠同鄉、同學、同族的關系形成的小團體領導。事實上，1931年“致公黨二大”黨章曾對總理的權責及產生辦法做出過具體規定：總理為全黨領袖，有領導全體黨員之權責?！翱偫頌槿h代表大會及中央干事會之主席”，“總理缺位時，由中央干事會臨時主席攝行總理職務，同時于六個月內組織總理選舉會，行次任總理之選舉?！雹凇吨袊鹿h全黨規章》（1931年11月13日），王起鹍：《海外洪門與中國致公黨》，第128頁。然而，陳炯明逝世后致公黨中央干事會并未能夠按照黨章規定組織籌備總理選舉會，致公黨相對松散的組織形式也使黨員普選總理不具備可行性。中央干事會由此代行總理的職責，領導黨務，主持日常工作。③《中國致公黨簡史》編輯委員會：《中國致公黨簡史（1925—2009）》，第9頁。實質上，致公黨中央干事會主要仍是由與陳炯明有鄉緣、學緣、族緣的親信成員構成。

馬育航為陳炯明的廣東海豐同鄉，早年加入同盟會，后任粵軍總司令部副官長，作為陳炯明的親信始終追隨左右。④海豐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海豐縣志》（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47頁。陳炯明逝世后，馬育航參與其喪葬事宜。之后，他一方面與國民政府聯絡，請求國民政府對陳炯明的家屬進行撫恤；⑤《陳立夫報告與致公黨馬育航在滬兩次接洽所及大體情形，應如何進行，敬乞示之》（1934 年10 月30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189-081。另一方面將陳炯明的個人事跡、革命活動送登各報，介紹陳炯明的晚年政治思想，并電告舊金山、吉隆坡等致公黨地方黨部陳炯明逝世的情況。⑥林忠佳、蔡陽山主編：《陳炯明與粵軍研究史料·10·陳炯明言行錄》，海豐縣歷史文化研究會、陳炯明學術研究會2004年內部印行，第460頁。馬育航通令致公黨下設的分支機構，與國民黨高層進行接觸、互動，均是以致公黨的名義進行的。

對于馬育航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國致公黨，有學者曾提出質疑。筆者認為，陳炯明逝世后，馬育航即開始以致公黨實際負責人之一的身份，同陳演生等與地方黨部進行聯絡、開展有關黨務的各項活動，實質上參與了致公黨的領導工作。此外，中國國民黨中統局對致公黨進行過詳細的秘密調查，亦判定馬育航是當時在香港的中國致公黨的主要領導成員，局長朱家驊、副局長徐恩曾在向蔣介石報告致公黨情況時，屢次提及馬育航為“致公黨首要”“重要份子計有馬育航、陳演生、鐘秀南……”。⑦《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公函》（1940年2月3日），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館藏檔案，檔案號：特8/2.8?？梢哉f，無論是從馬育航實際承擔工作的性質來看，還是以當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的觀察為據，均可認為馬育航是1930年代初期香港致公黨的重要領導成員。

香港中國致公黨內也出現過舉“抗日反蔣”的蔡廷鍇為總理的聲音，馬育航等對此建議予以拒絕反對。1934年5月，蔡廷鍇經由香港到達菲律賓，隸屬于香港致公黨總部的菲律賓支部開會歡迎，并轉請香港總部發表通電，表示擁蔡廷鍇為該黨領袖。此時，致公黨處于陳炯明逝世后暫無新領袖產生的階段，而馬育航、鐘秀南等拒絕了擁蔡為黨的領袖的建議。①《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公函》（1940年2月3日），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館藏檔案，檔案號：特8/2.8。

不同于美洲洪門致公堂欲借國民黨地方實力派之勢共同反蔣，馬育航著眼于試探與中國國民黨當局進行政治上聯絡，甚至結合的可能性。聯系國民政府撫恤陳炯明的家屬成為馬育航與中國國民黨當局進行聯絡的一個由頭。以此為“破冰”，他多方設法、輾轉托人向蔣介石進言。1934年10月，馬育航由香港到上海，先后于10月16日和21日與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立夫進行了兩次長談。馬育航表示愿意擁戴蔣介石，在得到蔣介石容納后，將使致公黨成為蔣介石領導下一支強有力的政治別動隊，秘密接受蔣介石指導，并致力于擁護蔣介石為致公黨的領袖。馬育航還再三向陳立夫申明，與中國國民黨的合作并沒有任何不良企圖，也不要求附加條件。②《陳立夫報告與致公黨馬育航在滬兩次接洽所及大體情形，應如何進行，敬乞示之》（1934 年10 月30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189-081。

陳立夫在向蔣介石報告與馬育航接洽情形時，對致公黨的海外組織及掌握輿論狀況做了詳細的介紹：在組織上，致公黨自陳炯明死后，即由馬育航等組織中央干事會領導之中央總部，設于香港，地方總部有舊金山、古巴、秘魯、巴拿馬、倫敦、新西蘭、東非洲、吉隆坡等八處，管轄之支部共五十余處，據言登記黨員約十余萬人；在宣傳上，致公黨直接有關系之報紙，有舊金山《公論晨報》、古巴《開明公報》、秘魯《正言報》、南洋《公言報》、東非《永是報》、香港《致公通訊錄》等六家，與致公黨有關系者，有紐約《國權報》、加拿大《洪鐘報》《大漢報》等三處。③《陳立夫電蔣中正關于致公黨馬育航愿擁戴鈞座及與其接洽情形等文電日報表》（1934 年10 月30 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442-255。

基于上述情況，陳立夫向蔣介石列舉了致公黨可以為其所用的政治資源。在國民黨容納致公黨后，致公黨可以秘密接受蔣介石領導，在華南軍事、政治及金融方面，直接或間接地做各種有利于蔣介石之工作；致公黨黨報和相關報紙可以逐漸改變態度，做擁護國民政府之宣傳，并利用致公黨在香港政府工作的黨員改變新聞審查態度，利用香港發出有利于蔣介石的新聞，或者在香港創辦大規模通訊社、報館等。除此之外，陳立夫認為致公黨對蔣介石及中國國民黨最能為其所用的在于海外，因致公黨組織多在海外。④同上。

綜上，陳立夫判斷，馬育航之擁護蔣介石，雖其目的不外乎是為致公黨謀求出路，“但彼等年來頗覺悟，且對于國事觀察，認為唯鈞座足以擔當國家救亡圖存大任，亦一重大原因”。⑤《陳立夫報告與致公黨馬育航在滬兩次接洽所及大體情形，應如何進行，敬乞示之》（1934 年10 月30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189-081?？梢钥闯?，陳立夫已經為馬育航展示出的各種“籌碼”所動，并且信任馬育航等的誠意，比較傾向蔣介石接受致公黨的合作請求。

然而，蔣介石對馬育航拋出的“橄欖枝”則更加理性、審慎。蔣介石表示，馬育航之前曾來函請求國民政府援助陳炯明及其家屬，他并沒有回復，加之馬育航與即將赴香港協助中國國民黨當局宣傳的陳其尤相互攻訐，他對馬育航持保留態度。對于致公黨，蔣介石判斷其“渙散正極，馬所言或者不免夸大”。但同時，蔣介石也不會對致公黨能夠為其提供的益處視而不見。他看重的是“致公黨屬歷史悠久之華僑團體”，因此提出“實有使之內向收之為國之必要”，讓陳立夫與致公黨方面商量團體合作的具體辦法。①《陳立夫電蔣中正關于致公黨馬育航愿擁戴鈞座及與其接洽情形等文電日報表》（1934 年10 月30 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442-255。

1934年11月，馬育航又求吳稚暉介紹面見蔣介石。②《陳其尤報馬育航擬用致公黨名目，求吳稚暉先生介紹面見鈞座接洽》（1934年11月2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190-079。馬育航之所以尋求吳稚暉代為聯系，一是吳稚暉為中國國民黨元老，在黨內資歷頗深，為蔣介石所尊重；二是陳炯明因“六·一六兵變”與孫中山產生矛盾之時，吳稚暉負責為二人說和，并為陳炯明向孫中山求情③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大事記》（第10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54頁。，雖然最終調解并未成功，但吳稚暉、陳炯明二人私交不錯。陳炯明逝世時，吳稚暉寫挽聯“一身外竟能無長物，青史流傳，足見英雄有價。十年前索悔過書，黃泉送達，定邀師弟如初”表示了對陳炯明個人的肯定。④陳定炎編：《陳競存（炯明）先生年譜》（下），第976頁。所以，馬育航借陳炯明后事之名，或許是利用陳炯明與吳稚暉的個人關系輾轉請求面見蔣介石。1934 年12 月28 日，蔣介石電陳立夫，委以馬育航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參議。⑤《蔣介石電陳立夫委以馬育航行營參事》（1934年12月28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70100-00037-035。馬育航對這一委任似乎并不滿意，1935年他再次去函吳稚暉，提到上個月請其幫忙遞信給蔣介石的事情，并解釋“該函系為競存（按“競存”為陳炯明的字）后事所深懇”，請求吳稚暉在重慶見蔣介石時順便提及并詢問。⑥《馬育航劉白致吳稚暉函》（1935年3月24日），《吳稚暉檔案》，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館藏檔案，典藏號：稚04403。由此可見他對與蔣介石進行聯絡的迫切。

目前，由于檔案資料有限，對馬育航“擁蔣”的目的尚沒有研究清楚。但不可否認，接受蔣介石領導、與中國國民黨聯合已成為這一時期致公黨內存在的政治傾向之一。譬如，“福建事變”期間，鐘秀南曾從事配合國民黨中央軍、吸收十九路軍下級軍官的工作。鐘秀南1926年曾被陳炯明選為“致公俱樂部”副主任⑦林忠佳、蔡陽山主編：《陳炯明與粵軍研究史料·10·陳炯明言行錄》，海豐縣歷史文化研究會、陳炯明學術研究會2004年內部印行，第468頁。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港英政府不準華人在香港設立政治性的機構，因此當時在香港的中國致公黨以“致公俱樂部”名義登記注冊。，“致公黨二大”后成為中央干事會人員之一，是國民黨中統局認定的致公黨“重要份子”之一。⑧《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公函》（1940年2月3日），臺北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館藏檔案，檔案號：特8/2.8。李漢魂在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報告中，也認為鐘秀南在致公黨“歷史深長亦有地位”。⑨《李漢魂電蔣中正稱請令中央駐港機關派員與鐘秀南聯絡并分函致公黨海外各支部接發指斥陳直中等附汪行徑》（1939年10月24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90200-00023-091。1933年12月，國民政府南京特別黨部常委蕭吉珊向蔣介石報告福建的情形，提到鐘秀南在閩南一帶與民團聯絡甚久，還先行進入漳州，與時任漳廈警備司令兼任廈門市長的黃強進行過接洽，并指出鐘秀南“至十九路下級軍官彼亦有方法吸收等語”。①《蕭吉珊電蔣中正據金章云若閩南開展中央宜派軍艦裝一師》（1933年12月24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140-089。

香港的中國致公黨與蔣介石進行聯絡、傾向蔣介石的政治表現，可能與中國致公黨組織渙散、黨員缺乏對致公黨的政治認同相關。一方面，陳炯明逝世后的相當時間內，香港的中國致公黨內難以產生一位具備“黨統”與“黨權”的領袖，正如長期涉足粵省軍政的李漢魂所說，“自陳炯明死后該黨組織日益散漫，工作大部停頓”。②《李漢魂電蔣中正稱請令中央駐港機關派員與鐘秀南聯絡并分函致公黨海外各支部接發指斥陳直中等附汪行徑》（1939年10月24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90200-00023-091。而其分支組織由香港輻射至東南亞，美國西海岸等地，分布廣泛的獨特地域性使其組織更加分散，或需借助于強有力的外部力量整合組織、確保生存空間；另一方面，致公黨與國民黨的組織糾葛、黨員雙重身份的前后遞變，使馬育航等成員對致公黨的政治認同并沒有那么強烈深刻。孫中山曾促成同盟會與舊金山致公堂的聯合③陳昌福：《辛亥革命時期社會政治思潮與洪門致公堂的“改堂為黨”——陳炯明、孫中山與中國致公黨的建立》，《近代中國》（第十四輯），2004年8月。，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雙方人員高度重合，一些人兼具同盟會會員、致公堂成員的雙重身份，陳炯明、馬育航在1924年與致公堂取得聯絡并在此后加盟致公黨前④1924年2月2日，馬育航曾代表陳炯明與致公堂負責人黃三德聯絡。黃三德述：《洪門革命史》，美國洛杉磯1936年自印本，第48頁。，均加入過同盟會及其改組的中國國民黨。陳炯明1909年當選為廣東諮議局議員，同年加入同盟會，馬育航隨后于1910年加入同盟會。⑤陳予歡編著：《民國廣東將領志》，廣州：廣州出版社，1994年，第3頁。1912年同盟會改為中國國民黨并成立廣東支部⑥陳定炎編：《陳競存（炯明）先生年譜》（上），第91頁。，陳炯明擔任支部長10年之久，直到1922年6月與孫中山決裂前方辭去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長之職。⑦陳定炎編：《陳競存（炯明）先生年譜》（上），第503頁。

黨魁去世后，致公黨所賴以生存的政治資源更顯不足，馬育航等便希圖通過“擁蔣”，依靠中國國民黨為致公黨尋求一條出路；也有可能，馬育航等是出于個人權力的向往，想以致公黨為政治資本在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中謀求職位，故與之進行聯絡。無論如何，“擁蔣”成為1930年代初期在香港的中國致公黨的政治趨向，而蔣介石也瞄準致公黨聯結華僑的功用，謀求收之為國民黨所用。

三、私人代表：陳其尤以“駐港宣傳指導員”身份在港活動

陳其尤，也是陳炯明的廣東海豐同鄉，早年加入同盟會，參加黃花崗起義和光復惠州戰役，辛亥革命后公派赴日本留學，曾任陳炯明粵軍總司令部機要秘書，后跟隨陳炯明遷至香港。⑧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下，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年，第1365頁。關于陳其尤加入致公黨的時間，有1925年致公黨成立時和1931年“致公黨二大”時兩種說法。從嚴格意義上講，陳其尤在1930年代初期或許還難稱為一個獨立派別，但蔣介石在對致公黨進行關注時，曾將陳其尤作為致公黨內與馬育航相對的力量進行過評估。⑨《陳立夫報告與致公黨馬育航在滬兩次接洽所及大體情形，應如何進行，敬乞示之》（1934 年10 月30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189-081。此外，抗戰勝利后陳其尤促成中國致公黨重建組織并轉變為新民主主義政黨，且長期擔任中國致公黨中央主席，故本文對陳其尤在這一時期的政治活動也予以關注。

陳炯明逝世三個月后，1933年12月22日，陳其尤致電蔣介石，表示即將去蔣介石的南昌行營晉謁①《陳其尤電蔣中正即赴行營晉謁》（1933年12月22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140-033。，后陳其尤與金章一同抵達南昌行營。②《蕭吉珊電蔣中正據金章云若閩南開展中央宜派軍艦裝一師》（1933年12月24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140-089。而蔣介石此時身在上海，安排行營秘書長楊永泰代為招待陳其尤與金章，并表示可以委任陳其尤、金章為行營參議，每個月發三百元。并特別表示“其尤兄如能在贛暫住待中回贛晤面后再行更好”，準備與陳其尤進行面談。③《蔣中正電楊永泰告以金章、陳其尤來時請代為招待可委其為行營參議》（1933 年12 月28 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141-033。12月30日，蔣介石再次表示希望陳其尤能留在南昌等待他回去后進行面談，否則可以另行約定日期④《蔣中正電楊永泰據金章、陳其尤稱未克面敘甚念閩南諸事逕與楊永泰商洽辦理或另約期相晤》（1933年12月30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141-064。，并委托楊永泰給陳其尤多發川資三千元。⑤《蔣中正電楊永泰請發金章、陳其尤兩人人三千元車資》（1933年12月30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141-065。由蔣介石計劃與陳其尤見面，委以行營參議并給予重金可以看出，蔣介石對陳其尤極為重視。雖然沒有關于蔣介石與陳其尤洽談的具體情形，但可以得知陳其尤應該是已經接受了蔣介石請其為行營參議的請求。1934年2月，蔣介石專程發函給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部長的陳立夫，表示陳其尤即將回港辦理宣傳及聯絡等事，希望陳其尤到南京時陳立夫能予以指導，俾利進行。⑥《蔣中正電陳立夫告以陳其尤赴香港辦理宣傳聯絡事宜到京時希予指導俾利進行》（1934年2月17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141-065。從陳、蔣二人的聯絡過程，可以看出蔣介石對陳其尤的關照與重視。

1934年3月，陳其尤到達香港后“冀圖報稱助成統一大業”，幫助蔣介石統一各派勢力，而其時“此間各派混集情形復雜”，陳其尤號稱晤見了各派首領“宣布鈞座偉大真意，致力于剿匪建設二端”，使得“空氣立為轉變”。陳其尤表示如果需要進一步接洽各派，最好先要委以官職，蔣介石擬以通訊社之名作為陳其尤聯絡各派的機關。⑦《陳其尤電蔣中正香港各派混雜如欲逕來接洽最好先飭職辦理》（1934年3月3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151-102。此后，陳其尤調查香港通訊社的情況，發現香港已經有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所辦的通訊分社，及《東方日報》《天南日報》，陳其尤認為這三個機關彼此不相聯合、精神散漫，便以“擬就此整理指導，可費省效大”之由請蔣介石委任他為中國國民黨中央駐港宣傳指導員，并要讓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加以委任并分別電令相關三個機關遵照辦理。⑧《陳其尤電蔣中正請電宣委會及該會所辦通信分社等委職為中央特派駐港宣傳指導員統制整理各通信社事》（1934年3月6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152-079。

很快，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邵元沖便致電蔣介石，同意陳其尤赴香港指導宣傳之事，蔣介石南昌行營隨后電委陳其尤為中央特派駐港宣傳指導員⑨《邵元沖電蔣中正駐港指導宣傳事令派陳其尤前往負責辦理》（1934年3月11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153-053。，邵元沖亦電令中央分社主任周野蓁、《東方日報》總編輯李伯鳴、《天南日報》社長羅偉疆三人，“今后應與陳其尤密切聯絡，并接受其指導矣?！雹佟渡墼獩_電港地宣傳事項已令周野蓁、李伯鳴、羅偉疆今后與陳其尤密切聯絡并接受指導》（1934年3月14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154-010。不難看出，蔣介石對待馬育航與陳其尤態度的云泥之別?？梢哉f，早在馬育航向陳立夫坦陳可以為國民黨在華南特別是香港提供各項便利的半年前，蔣介石即已拿定主意，由陳其尤代其在香港進行宣傳及聯絡活動。

對于蔣介石的委任，陳其尤在自傳中歸因于蔣介石認為二人是“粵軍老友”。②陳其尤：《陳其尤自傳》，《中國致公》2002年第12期。陳其尤在留學日本期間即結識蔣介石。③林忠佳、蔡陽山主編：《陳炯明與粵軍研究史料·10·陳炯明言行錄》，海豐縣歷史文化研究會、陳炯明學術研究會2004年內部印行，第489頁。1918年至1919年間，陳其尤曾任粵軍援閩總司令部機要處長，同一時期蔣介石也在粵軍中供職，二人因都是留日同學比較親近。④《陳其尤同志小傳》（1954年），致公黨廣東省委會檔案室藏。1918年8月蔣介石覺得未被重用辭別粵軍時，陳其尤受陳炯明之托專程挽留。蔣介石在日記中寫到，“正午搭火車赴汕車中遇陳其尤，總司令特派其來沿途挽留也”。⑤《蔣介石日記》，1918年8月1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下同，不再注明）。1921年5月20日，蔣介石受陳炯明電邀赴粵，“上午登岸，往訪陳其尤交涉使”。⑥《蔣介石日記》，1921年5月20日。9月9日，蔣介石奔母喪返粵之時，陳其尤已任潮梅海關監督兼汕頭交涉員，在潮汕聲勢顯赫，仍前去接應，蔣在日記中專門記錄到，“船進汕頭港，陳君其尤來接，到其海關監督署談天。中食于日本旅館?！雹摺妒Y介石日記》，1921年9月9日?？梢哉f，在蔣介石不得志、丁母憂等人生低潮時，陳其尤的關照應該給他留下印象，為二人關系打下基礎。

陳其尤也曾為致公黨的運轉爭取過經費，但他本人與致公黨較為疏離。陳其尤向蔣介石介紹到，陳炯明之前創辦的致公黨，計在港黨員五六千人，在南洋一帶者近萬，在美洲更多，并進一步表示他已經提倡致公黨“改變方針擁護委座，日來干部會議原則通過”。⑧《陳其尤函蔣中正現在工作為在和平原則下聯絡各方指導宣傳遇事偵查報告及請自本月份起每月暫給致公黨港幣一千元等文電日報表》（1934 年3 月12 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429-169。但是，陳其尤并未提及他與致公黨的淵源、在黨內的職務，僅將倡議致公黨擁護蔣介石的原由歸結為“其尤因與競存（按指陳炯明）向有歷史關系”。⑨《陳其尤函蔣中正現在工作為在和平原則下聯絡各方指導宣傳遇事偵查報告及請自本月份起每月暫給致公黨港幣一千元等文電日報表》（1934 年3 月12 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429-169。這似乎與陳立夫向蔣介石介紹致公黨在香港活動情況時提供的情報相吻合，即“陳其尤與陳競存雖有關系”，“上次赴贛系全為個人謀事，該黨尚未請其代表?！雹狻蛾惲⒎驁蟾媾c致公黨馬育航在滬兩次接洽所及大體情形，應如何進行，敬乞示之》（1934 年10 月30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典藏號：002-080200-00189-081。

雖然陳其尤日后認識到中國國民黨內的貪腐，與蔣介石分道揚鑣，在中共地下黨員黃鼎臣的爭取與幫助下，逐漸走向新民主主義道路，為抗日戰爭后致公黨的重建、“致公黨三大”由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的轉變做了巨大貢獻。但是，陳其尤在香港期間的活動多以“中國國民黨中央駐香港宣傳指導員”的身份進行，主要負責向蔣介石報告中國國民黨內各派勢力在香港的活動情況及香港的輿論情況。這一時期，陳其尤受到當時往來于香港的各界要人，包括港督、港紳①《港督昨宴陳其尤》，《香港華字晚報》1937 年3 月3 日，第7 版；《何東宴陳其尤》，《香港華字日報》1936年11月2日，第8版。的特別重視，這為中國致公黨日后恢復組織活動積累了廣泛的社會資源。

四、結 語

中國致公黨成立于美國舊金山，因“華僑中十之八九皆系洪門成員”②秦寶琦著：《洪門真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8頁。，其分支遍布海內外、黨員人數眾多。若能提高組織的內聚性，其政黨組織實力應當不容小覷。然而，組織上的黨、堂不分是致公黨成立后就困擾著該黨的問題，散居于各地的致公黨、堂始終未能就組織形式達成一致，缺乏內部組織結構的協調性、嚴密性，更遑論實際運作的有效性。1931年致公黨黨魁陳炯明召集各地黨、堂，試圖整頓黨務，解決黨堂不分的問題，卻未能如愿，致公團體組織結構仍然散漫如故。

創黨領袖陳炯明在世時，致公團體內不同力量尚能聚于香港、共商黨（堂）務。1933年陳炯明逝世，政黨領袖所能發揮的凝聚作用消失，致公團體面臨更大的組織離心力，組織內部不同派別明顯分途。且不奢望黨、堂間有共通的“主義”或綱領，即使在如何對待最高領袖蔣介石、如何處理民族危機這樣最基本的政治議題上，組織內的不同派別已經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

美洲致公堂及其代表的華僑華人久居海外，將自己在僑居國的社會際遇與祖國命運緊密聯系，對“抗日反蔣”特別迫切。在共同抗日的目標下，各致公堂口停止紛爭、結束堂斗，但這僅僅是暫時的、階段性的、有限度的，內部立場各異仍是其基本面相。香港的中國致公黨主要輻射東南亞地區，與大陸較接近，其內部涌現出“擁蔣”的傾向。然而，蔣介石認為致公黨“渙散正極”，并未予以致公黨所期待的回應。如蔣介石所認識的那樣，香港的中國致公黨組織渙散，其成員對蔣介石的聯絡，有時是以“個人”的身份而非“黨人”的身份，政黨成員缺乏對該黨的政治認同，時常疏離于致公黨之外。

分散于不同地域的黨與堂有著不同的政治訴求，這種分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國民黨內派系紛爭的政治生態之影響，也是國內政局動蕩和政治斗爭的一種典型反映。但無論選擇擁護蔣介石，還是選擇借勢于與蔣分庭抗禮的地方實力派，均體現了致公團體無法“求諸于己”，只能尋求外部力量的支持。由此，可以看出致公團體距離組織獨立華僑華人政黨的差距所在，也有助于理解其內部組織形式及抗戰勝利后各方恢復組織、重組政黨的努力之艱辛。這或許不單是致公黨的特點，也是民國年間各“小黨派”的普遍面相。

全面抗戰爆發后，致公團體努力弭平內部分歧，捐棄與蔣介石國民政府的嫌隙，毅然舉起抗日旗幟，客觀上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為抗戰的最終勝利做出了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