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聯盟的鞏固與國家權力展演：《新湖南報》與“向占梅討論”

酈 菁 吳奕佳

上世紀中葉是民族國家誕生的重要時刻。如果說很多成功反殖的南方國家旋即陷入“國家失敗”，那么相較之下，中國則較快實現了資源和權力的積累。其后國家能力雖經歷短暫波折，但很快迅速恢復，為80年代之后的改革奠定了基礎。本文希望通過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1953年底“統購統銷”作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部分政策開始推行，來闡明國家是如何在資源有限、行政基礎設施尚不完全的早期階段，部分實現了政治-文化權力方面的積累，鞏固了工農聯盟作為“全國性政治共同體”的建構，并為之后日常政治中國家與社會的互動設定了基本的語法。當時，中國農村剛剛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土地再分配和社會關系調整，新生的國家對于農村工作已有一定的把握。然而，過渡路線仍是一個未知的領域。本文以1953底至1954年《新湖南報》這家省級機關報所發起的“關于向占梅思想轉變”的討論為例，來說明國家如何通過一定的“解讀機構”，在剛剛形成的公共空間中勸說農民加入并服務于新興的工農聯盟，賣糧給國家，支持工業發展的長期計劃。這一討論具有展演性，重塑了農民對于自身利益的認識，也給了他們加入工農聯盟的愿景和渴望。通過類似的輿論和行政工作，新生國家的政治-文化權力被自然化、正當化了。

19世紀末以來，大眾政治在全球成為浪潮，工人和農民全面登上了政治舞臺。從兩次世界大戰間期一直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不同國家都在政治場域中建構了某種形式的工農聯盟，以協商城市與農村、工人與農民、工業發展與傳統農業之間的關系。美國的羅斯福新政、北歐的紅綠聯盟和蘇聯的新經濟政策均在此列。中國也提出了自己獨特的政治方案，并且在具體的政治和經濟安排之外，也有豐富的話語方案。這是此前并未詳述的重要過程，也是本文的焦點。

本文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將回顧有關國家建構政治-文化面向的最新文獻，并說明何為“全國性政治共同體”。第二部分詳細說明了研究的歷史背景、研究問題設定和研究方法。第三部分具體分析《新湖南報》組織討論所用的策略，第四部分列舉了討論的三個階段以及主要話語。第五部分總結了全文觀點，并闡明了研究意義。

一、“工農聯盟”作為一種“全國性政治共同體”：國家建構的政治-文化面向

理想類型的現代國家應是一座高效運轉的政治機器，其深入、改造和重塑社會的能力與規模自現代性發展以來是前所未有的。關于國家建構的歷史過程、國家如何獲得和使用權力的經典議題，此前的文獻已貢獻良多，但很多時候并沒有區別國家建構如何完成資源和權力的“原始積累”，以及國家如何制度化地與社會互動這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①M.Loveman,“The Modern State and the Primitive Accumulation of Symbolic Powe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0,no.6 （May 2005）,pp.1651-83.實際上，前者涉及國家與社會邊界的重新劃定，也涉及政治合法性、意識形態話語框架與后文所述的“全國性政治共同體”的重新界定等等議程設置的重大問題，與后者所涉之日常政治，國家與社會在邊界上的日常競爭與微調不盡相同。

更進一步來看，這種原始積累不僅包含軍事-財政意義上的集中過程，②C.Tilly,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0,Cambridge:Cambridge,Basil Blackwell,1990.或者國家對于精英的吸納，③［美］理查德·拉克曼：《不由自主的資產階級：近代早期歐洲的精英斗爭與經濟轉型》，酈菁、維舟、徐丹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也同時是一個不可化約的政治-文化過程。在近期的研究中，洛夫曼探討了現代國家建立之初如何實現布爾迪厄意義上的“象征權力”的原始積累，因國家本質上亦是一種“象征性的成就”。易言之，這是將國家權力“自然化”和“正當化”的政治-文化權力，它超越了對于具體文化實踐甚至意識形態建構的單純討論。文化社會學家瑞德則更傾向于用“展演權力”（performa?tive power）這一概念來描述國家政治-文化合法性的最初積累。比洛夫曼更進一步的是，他提出這一權力建構有賴于國家內外行動者共同完成，并需要通過公共交流，最終取決于對國家行為的公共解讀，是為“展演”。他所分析的實證案例是18世紀末美國聯邦政府在缺錢少糧、人員短缺等不利條件下，在面對地方叛亂和抗稅這些緊急情況后被迫采用暴力鎮壓的后果。最終，國家通過公共演講、接納叛軍儀式和公共溝通等“展演”行動，使得公共空間行動者承認了國家的意圖、能力，并將這一新近出現的利維坦作為“社會空間中的實在”。①I.A.Reed,“Performative State-Formation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84,no.2 （April 2019）,pp.334-367.類似的還包括艾德曼對于建構“意識形態權力”的研究；②J.Endelman,“Displaying the State:Visual Signs and Colonial Construction in Jordan,”Theory and Society,vol.44,no.3 （May 2015）,pp.199-218.諾頓則認為早期國家需要創制所謂的“文化基礎設施”（cultural infra?structure）來協調政策、實現共識、創造集體性的意義。其中文化基礎設施包括編碼、解讀機構（interpretive institutions）和展演三個要件。③M. Norton, “Classification and Coercion: The Destruction of Piracy in the English Maritime Syste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9,no.6 （May 2014）,pp.1537-1575.

這些文化主義的最新研究為理解國家建構初期在政治-文化領域的“原始積累”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語言和實證方案，總體來說對本文接下來的研究有三點重要的啟發。首先，這種政治-文化資源/權力的形成和發展，不管是稱其為“象征權力”（布爾迪厄、洛夫曼），還是“展演權力”（瑞德）或“文化基礎設施”（諾頓），都是在建國初期各方面國家能力尚未鞏固的非常時刻完成的，并為此后國家發展設置了議程和模式。第二，很多文獻都提到這一過程是“展演”性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明確這一過程中誰是擁有極大能動性、具體的“解讀性機構”（諾頓），它們行動的場域，具體的話語和策略又是怎樣的。第三，這一過程涵蓋了很多不同的議題，而本文試圖聚焦于“全國性政治共同體”的建構，并在建國初期的歷史和政治情境中來具體分析和闡釋。

所謂的“全國性政治共同體”（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ty）是利伯曼在比較南非和巴西稅收政治時所提出的概念，主要指“特定國家中的特定群體，他們被官方授予與公民權相關的權力和義務”。這一共同體往往是在國家建構的“關鍵時刻”，同時通過“包容”和“排斥”來建構其邊界，并制定相關的政治規則，定義新的政治主體。它之后往往成為國內政治安排的出發點，也是社會制度運行的基本邏輯之一。這一話語和實踐的設定，劃定了何為“人民”的界限，給了共同體內部一般成員參與國家建構政治的新愿景。而且，政治和社會體系中的其他重要制度，比如政黨制度、勞資關系安排和稅收制度等，都會嵌入其中，并以此為基礎來分配權力；而國家內部對于社會公正與政治公平的基本理解，也是建筑在其基本話語之上。全國性政治共同體的邊界劃分可能以民族/族群/種族為基礎，也可能以階級、地域或其他身份為基礎，而不同的劃分方式部分決定了主要社會群體之間以及群體內部的關系及其性質；而憲法的制定、關鍵時刻出臺的相關政策文件以及公共空間的相關劃界討論，正是這種新共同體建構的重要場域。④E.S.Lieberman,“Nation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Income Taxation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Politics&Society,vol.29 no.4 （December 2001）,p.526;E.S.Lieberman,Race and Region?alism in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相比之下，我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恰恰選擇以階級身份為基礎來建構全國性政治共同體的基本內涵與政治安排，而其中的內核恰是“工農聯盟”。當然，中共早在1925年四大期間就已經提出了《工農聯合決議案》，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工農聯盟主要是一種軍事聯盟。1949年之后，在面臨國外封鎖、建設社會主義工業體系的緊迫性以及國內統籌性管理經驗嚴重匱乏的狀況下，中共嘗試把工農聯盟重塑為一種經濟聯盟。⑤高放：《論我國過渡時期的工農聯盟》，《教學與研究》1954年第3期?！耙怨まr聯盟為基礎”先后被寫入1949年起到臨時憲法效力的《共同綱領》，以及1954的憲法，并在之后的憲法中被反復宣示、不斷確認。①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1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權性質問題的指示》，《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683頁。因之，工農聯盟的建構從革命時代已有輪廓，但直到“過渡時期總路線”之后才進一步鞏固，期間包含多個重要的歷史時刻。而我們的研究將重點關注建國后政治-文化領域國家能力原始積累的關鍵時期，農民階級如何以新角色進入“工農聯盟”，從而鞏固了這一全國性政治共同體。這為此后其他方面的國家建構以及國家—社會的制度化互動設定了基本的語法。

當然，如要全面理解工農聯盟的建構和鞏固，需要多方面的實證工作，并非一篇研究論文的體量。比如，如何建立和確認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或者說賦予工人所謂的“工業公民權（indus?trial citizenship）”，②J. Andreas, Disenfranchi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al Citizenship in China,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或是塑造革命的勞動倫理、把工人鍛造成“社會主義的主人翁”，③邵六益：《社會主義主人翁的政治塑造（1949—1956）》，《開放時代》2020年第5期。再或是在日常管理層面賦予工人管理權和話語權，④H. Li, “Everyday Power Relations in State Firms in Socialist China: A Reexamination,” Modern China, vol. 43,no.3 （May 2017）,pp.288-321.就是其中的核心議題之一，此前已多有文獻深入探討。相較之下，本文將從農民如何被說服進入工農聯盟、如何理解和接受過渡時期總路線以及隨之推行的統購統銷糧食政策來切入這一命題。有關統購統銷和過渡總路線，此前學界和公共討論也多有涉獵。其中一些關注當時政策框架變化的原因和背景，包括工業化戰略的需要，糧食供銷的緊張局勢，⑤林毅夫、蔡方、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防止農村階級關系扭轉并壓制新富農；另一些呈現了政策在地方實際運作的具體情況以及農民的行為；⑥V.Shue,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1949-1956,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田錫全：《國家、省、縣與糧食統購統銷制度：1953-1957》，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 年；徐勇：《論農產品的國家性建構及其成效——國家整合視角下的“統購統銷”與“瞞產私分”》，《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51—58頁。還有一些則剖析了這段歷史的經濟社會后果，以及向集體化轉變的政治過程和原因⑦李里峰：《土地改革與華北鄉村權力變遷：一項政治史的考察》，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然而，這些文獻并未理解統購統銷政策不只是財經和農業政策的大變革，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文化過程。

二、歷史背景、研究問題與方法

本文將以1953—54年間《新湖南報》所發起的一場名為“關于向占梅思想轉變”的報道和隨后發起的大討論為主要的實證對象。當時的歷史背景是，1953年下半年正式公布了由毛澤東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即“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⑧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9頁。。其中，糧食問題是至關重要的，因工業發展需要更多的投入。這就涉及對于工農聯盟內部關系的重新協商。1953年的新中國在糧食增產方面雖初現成效，但卻出現了糧食“收支不平衡”的嚴重問題。為縮小糧食收購和銷售量間的差額，中共決定將糧食政策的重點措施放在收購上，并于1953年10月作出《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決議》，十二月初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糧食的統購統銷。①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陳云文選（1949-1956）》，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2—06頁。該政策的核心一環在于對農村的余糧征購。這對于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和國家-社會關系是重大考驗，陳云甚至預測“逼死人或者打扁擔以至暴動的事都可能發生”②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陳云文選（1949-1956）》，209頁。。這并不夸張，因為當時中國農村雖然剛剛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土地改革和社會關系調整，但過渡路線仍是一個未知的領域，且要農民讓利賣糧，國家既沒有經驗，也缺乏對于廣大農村腹地足夠的信息和控制力，剛剛建立的合法性也并不穩固。③V.Shue,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1949-1956,p.338.為盡可能地降低統購統銷政策推行的風險，毛澤東和鄧小平均曾提出建議，糧食征購一定要聯系過渡時期總路線去講，并應在政策推行的過程中充分利用工農聯盟的話語進行廣泛深入的政治動員。④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6頁。隨后人民日報和各級地方政府日報紛紛投入緊鑼密鼓的宣傳工作中。

然而，工農聯盟的話語建構有兩個內部難題亟待解決。首先是劃界的問題。早期的共運領袖和理論家對于農民的階級性質、其潛在的資本主義傾向一直爭論頗多。在20年代蘇聯黨內有關工農聯盟的激烈爭論中，托洛茨基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都認為，“向社會主義生產組織過渡的某一國家在經濟上愈落后，小資產階級性即農民性愈嚴重，無產階級在社會革命時期能得到充作自己社會主義積累基金的遺產就愈少”⑤呂新雨：《托洛茨基主義、工農聯盟與“一國社會主義”——以蘇聯20世紀二三十年代黨內斗爭為視角的歷史考察》，《開放時代》2016年第5期，第159頁。同見呂新雨：《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黨內路線斗爭與大饑荒的發生》，“基層法治研究網”，2015 年07 月22 日，https://jcfzw.zuel.edu.cn/jcfzyjw-jcfzyjw_xsyj/jcfzyjw_cont_news/details-30334.html，2023年09月14日。，而布哈林則傾向承認農民從民族戰爭和殖民地反抗中就一直所起的重要政治作用，反對用強制的方式來剝削小農經濟。而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中，農民一度被稱為“半工人階級”。⑥毛澤東早在1925年的《中國各階級分析》一文中指出“半無產階級”包含：絕大部分半自耕農、貧農、小手工業者、店員、小販等五種?！贝宋妮d《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再比如1951年4月《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關于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認為，“中國革命在過去是城市工人階級和鄉村半工人階級領導的”；同年7月的《中共中央關于工人階級與半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問題的解釋》將上述提法改為“中國革命在過去是城市和鄉村的工人階級和半工人階級領導的”，并指出“中國革命今后更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但這一說法后被毛澤東棄置不用。易言之，農民作為一個階級天然帶有不同程度的資產階級屬性，那么其與社會主義工業和城市經濟的政治主體（工人）應是什么關系，他們是否、并應以何種方式被納入新興的全國性政治共同體呢，還是應該像資產階級一樣被排除或至少是有控制的團結？

再則是如何處理工農關系的問題。布哈林就曾指出，要警惕工農各自從本位利益出發導致工農聯盟分裂的危險，工人的角度是傾向于從農民手中得到更多積累，農民的角度是城市在掠奪我們，農民在養活城市和工人。①［蘇］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布哈林：《經濟增長和工農聯盟問題》，《布哈林文選》上冊，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譯，北京：東方出版社出版，1988年，第205頁；轉引自呂新雨：《托洛茨基主義、工農聯盟與“一國社會主義”——以蘇聯20世紀二三十年代黨內斗爭為視角的歷史考察》，《開放時代》2016年第5期，第160頁；同見呂新雨等：《統計與政治（上）》，《開放時代》2014年第1期，第40頁。而毛澤東在上世紀30年代就承認工農之間存在矛盾，但“它們的差異就是矛盾，不會激化成為對抗，不取階級斗爭的形態，不同于勞資間的矛盾；它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鞏固的聯盟，并在由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地解決這個矛盾”。②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7頁。盡管如此，在過渡路線的新形勢下，這一關系是需要重新協商的，也是不確定的。在本文接下來的實證部分，我們也將說明這兩個難題是如何通過一定的“解讀性機構”，并利用國家內外行動者的展演策略和話語建構來提出、協商并暫時達成共識的。

再來看一下地方的歷史背景。湖南省的“統購統銷”政策推行始于1953年11月。1953年12月3日《新湖南報》在頭版發文，開展“關于向占梅思想轉變”的討論。③新湖南報編輯部：《為了幫助全省農民認清國家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本報決定開展向占梅思想轉變的討論》，《新湖南報》1951年12月3日，第1版。幾天之后，《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向占梅的自述，以示支持。討論過后，湘潭地委1953年各縣超額完成國家糧食收購計劃，比1952年多收了一倍的糧食。④中共岳陽市地方史編纂委員會編：《中共岳陽市地方史（1949—1978）》第二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第132頁。從全國來看，1953-58年國家平均每年收取了農村總產出的26.96%，這還不包括農業稅的收入。⑤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中國農民負擔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農民負擔史（第四卷）》，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4年，第178頁。在此過程中，地方黨報并不是唯一的行動者；農民、村干部和普通群眾也被廣泛調動起來參與期間，甚至作為“典型”的向占梅本人也成為了話語和事實生產中的重要能動因素。這不同于某些“典型”研究僅強調國家單向建構和傳播典型形象，而是基于復雜網絡的互動結果。⑥馮仕政：《典型：一個政治社會學的研究》，《學?！?003年第3期；周海燕：《話語即權力大生產運動典型報道中的“新聞生產-政治動員”》，《當代傳播》2012年第3期。我們的研究問題主要有兩個：其一，報社采用了哪些策略來引導和組織討論？其二，討論主要分哪幾個階段，分別圍繞什么話語來展開，最后結果如何？

本文選擇這一案例的部分原因是湖南地方精英在革命時期就發揮了重要的政治作用。此外，湖南也是農業大省，是全國糧食的重要產區，是統購統銷政策推行的重點地區之一。而《新湖南報》是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報，除了在省內起到引導輿論的作用，亦有全國性的影響，下文詳述了其業務能力和網絡基礎。當然，同一時期其他地方黨報也有類似的討論?！逗颖比請蟆方M織了“農村黨員應當怎樣對待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討論，《河南日報》則開展了對落后典型——“王本正思想”的專題討論。⑦于文：《怎樣組織典型思想討論》，《人民日報》1954年10月12日，第3版。因之，本文的案例是具有高度代表性的。另需說明的是，同一時期《人民日報》最主要的引導方式是社論，其組織的討論也往往建立在地方報推廣的具體案例之上，與一線群眾的互動也并不深入，所以筆者還是選擇了《新湖南報》作為主要的實證基礎。

本文主要采用了歷史社會學中“過程追蹤”（process tracing）的基本方法，輔之以廣義的“內容分析”，利用了報紙、地方志和地方宣傳材料、重要政治人物的文集和回憶錄等多種一手材料，并參考了部分二手材料。在研究過程中，筆者還前往《新湖南報》報社以及平江縣檔案館查看檔案。當然，由于無法實際訪談報社當事人和當年受此討論影響的群體，本文的論點局限于自上而下的視角，無法全面展現國家與社會的互動。

三、《新湖南報》作為“解讀性機構”：引導討論的策略

當我們回到1953年底的歷史時刻，會發現統購統銷政策的推行作為國家建構的關鍵一步，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僅僅依靠行政強制并不能迫使農民認同和工人的政治連結，從而讓渡部分個人經濟利益。首先，來自中農的不滿和抵抗最為普遍。缺糧的貧下中農不需或承擔較少統購任務，卻可以通過當地合作社以低于私商的價格買到糧食。而對于“余糧戶”中農來說，政府未能提供有競爭力的價格，余糧賣給政府即“吃了虧”①新湖南報編輯部：《會同坪村鄉開展討論，進一步提高和鞏固了群眾思想》，《新湖南報》1953年12月25日。；持有糧食比持有貨幣保值，“只有存谷靠得住”②王序云：《為了支援國家建設，我把余糧賣給了國家》，《新湖南報》1953年12月17日。的思想彌漫；他們也害怕暴露先前的投機行為，因而“群眾會起來和他們算剝削賬”③易子明：《三年》，《新湖南報》1957年1月20日，第3版。。農民的抵抗方式也是各顯神通，有的直接抗拒賣余糧，干部來做工作閉門不見；有的想盡辦法向其他農民、向國家買糧存起來；有的裝模作樣地賣出一小部分，然后通過搞干部工作，保住大部分余糧；有的甚至哭鬧、殺牲口，也不乏使用暴力。

與此同時，行使基層毛細權力的鄉村干部盡管是土地改革的推動者，此時也開始算自己的經濟賬。另一部分干部甚至帶頭抵抗。而愿意配合工作的鄉村干部中，又有心無力，或者“好心辦壞事”。中共湘潭地委組織部曾指出，鄉村干部只宣傳糧食政策而忽視了總路線的宣傳等的現象十分普遍，強迫命令和形式主義也時常發生。④中共湘潭地委組織部：《糧食統購統銷中向農民群眾進行總路線宣傳的工作總結》，1954年2月15日，湖南省平江縣檔案館。

在這種情況下，《新湖南報》的介入具有實質的意義。其地位和工作方式使其具備了作為關鍵“解讀性機構”的業務能力，而其采用的具體策略也相對成功。其中一部分是根據地時期就習用的，比如塑造典型；另一部分是為了適應國家建立后新輿論空間的開辟和更廣泛社會網絡的形成而“發明”的。在人事方面，其辦報基礎是原冀熱遼中央分局機關報《群眾日報》的南下人員，后在開封、漢口又遴選了一些，并加入了湖南有辦報經驗的新聞界人士和地下黨。在業務能力方面，解放不久報紙就辦起了所謂的“新干班”，不僅邀請省內政治精英講解中央政策，還以《新聞工作者手冊》為教材，由新聞前輩講解，也特別重視對典型事件報道的分析與討論。⑤王炯華：《朱九思評傳》，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7頁。報社也十分重視實地調查，采用了“派出去，請進來”的方式，將編輯組成員派到其他市縣考察學習，以保持對省內最新動態的了解，并在湖南省內選取了重點市設立辦事處；同時邀請各方面的負責人來向編輯、記者介紹有關的方針政策和實際情況。⑥李國斌：《朱九思與〈新湖南報〉的故事》，《湖南日報》2015 年6 月16 日，https://hnrb.voc.com.cn/hnrb_epaper/html/2015-06/16/content_983430.htm，2023年5月27日。早在1951年，報社已經就干部松勁退坡問題開展了“李四喜思想討論”，《人民日報》多次發文予以介紹，中共中央宣傳部推廣。到了1953年，報社很大程度上成為國家與社會交往界面中最重要的機構之一，承擔著雙向解讀的功能。

在總路線和統購統銷政策推行最為密集的時刻，《新湖南報》于1953年12月發起了向占梅專題報道和討論。向占梅在解放前本是湖南平江縣白石村的一個貧農。在土地改革中，他家分得了十六畝水田、兩畝旱田、五間房屋，群眾還選他當上了村長。在土改后的幾年里，他家年年豐收，經濟條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慢慢過上了中農的生活。在有了剩余后，他認為“過去我受盡了苦，現在應該坐下來享一享福了”，于是開始盤算怎樣通過屯糧買地、投機買賣等方式發財，干部工作也開始懈怠，也不愿參加農業互助組。但在學習了總路線之后，他痛改前非，決定把余糧賣給國家，并帶頭組織互助組，堅決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報社借此提問：“向占梅過去不愿意把糧食賣給國家，要拿去高利貸放債，這種思想為什么不對？農民為什么要把糧食賣給國家，這對農民對國家有什么好處？農民為什么一定要走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的道路，不能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走社會主義的路為什么要緊密依靠工農聯盟？如何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①向占梅：《總路線指引我走向社會主義的幸福大道》，《新湖南報》1953年12月3日，第2版。

《新湖南報》通過以下策略來推動討論。首先，利用當時漸有雛形的官媒網絡，通過報紙之間的相互轉載來擴大影響?！度嗣袢請蟆返霓D載使這一討論獲得全國性影響；省內的報紙，如朱九思創辦的以農民為對象的《大眾報》、湘潭地委機關報《建設報》、共青團湖南省委主辦的《湖南青年報》，以及面向湖南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團結報》等都對此作了介紹；此外《山西日報》等也逐漸加入了討論。這些文化基礎設施在1949年之后才得以建構，也放大了話語的力量。

第二，報社十分注重對普通民眾聲音的搜集和反饋，并不斷匯入討論，不斷重構話語，從而匯集了國家內外的行動者來進行集體性的公共解讀。報社鼓勵來信，比如文盲可以由記者代筆，而可以自己寫的民眾，只要把信上邊減去一個角就不用出郵票錢，這都促進了參與。②新湖南報編輯部：《為了幫助全省農民認清國家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本報決定開展向占梅思想轉變的討論》，《新湖南報》1953年12月3日，第1版。到報道結束之時，編輯部共收到本省八十二個縣市寄來的一千二百多封來信，并以原文刊出、好壞事例對比和摘要匯集三種形式陸續刊出。③新湖南報編輯部：《各地讀者積極參加向占梅思想轉變的討論——本報十日內已收到來信來稿二百多件》，《新湖南報》1953年12月15日，第2版。在《新湖南報》的引導下，各級地方委員會組織了形式多樣的討論，通常還會結合區鄉會議、夜校等進行。一般是由領導干部組織閱讀，然后讓在座民眾結合自己思想和周邊情況發言。會議的具體情況會被記錄下來，并及時報告區委和《新湖南報》。

此外，向占梅本人也被吸納成為話語傳播和展演的重要鏈條，成為了話語和事實生產中的重要能動因素。這一人物是經過精心挑選的，正如《人民日報》之后所評論的，“向占梅的思想轉變不僅深刻地體現了農村中兩條道路的斗爭，說明了社會主義是可以戰勝資本主義的；而且具體地揭示了農民的兩重性的本質，說明了作為勞動者的一面是我國農民基本的主要的一面。正因為新湖南報所選擇的這個典型比較完整，具有全面的教育意義，所以這一討論經報紙提出后，便在廣大農民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雹苡谖模骸对鯓咏M織典型思想討論》，《人民日報》1954年10月12日，第3版。正因如此，他在此后的話語建構過程中可以一再被調用。記者易子明最初陪著向占梅一起回家，“說實在的，當時我這個干部是不十分受這個家庭的歡迎的。為了表示他們家并沒有什么余糧可賣，他們還和我一起吃了五、六天的紅薯?！雹僖鬃用鳎骸度辍?，《新湖南報》1957年1月20日，第3版。鐘叔河在專題報道結束一年之后回訪，報道了向占梅帶領的互助組。②鐘叔河：《社會主義思想的偉大勝利》，《新湖南報》1954年10月1日，第2版。一直到1958年，報社仍舊堅持每年派記者回訪，并將情況刊出。向占梅本人也曾多次受到邀請，到工廠或農村參與訪問或會議。他曾應報社邀請去長沙參觀，而報紙對他“進城”的經過進行了持續地追蹤報道。③向占梅：《我明白了為什么要鞏固工農聯盟》，《新湖南報》1954年2月17日，第2版。

最后，報社還鼓勵工農之間相互訪問、座談和相互通信，積極配合鞏固工農聯盟實踐活動的宣傳。這背后有一個建國以來逐漸形成的“四通八達”的工農通信網絡，報紙還會刊登部分信件，使其受眾進一步擴大。④吳奕佳、李放春：《建國初期工農聯盟的鞏固——以1954年春節前后重慶、四川、湖南等地實踐為例》，《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第106頁。

四、從“幫農民算賬”到工農聯盟：討論的發展階段和具體話語

上述的策略取得了廣泛的效果，然而要理解討論為何具有一定程度的“展演性”——即通過公共交流最終和社會行動者一起完成對國家行為的公共解讀，那么還需要具體分析討論是如何在互動中發展的，又建構了哪些話語?？傮w來說，整個討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根據糧食收購工作的張弛不同，逐漸從具體過渡到抽象，從個人轉換到集體，最終引導農民（也包括大眾）依照工農聯盟這一新共同體的愿景去渴望，去行動，并進行新的集體性政治想象。

（一）第一階段：“幫農民算賬”

其中，第一階段為1953年12月。編輯部在講述向占梅故事的過程中，有意將宏觀政策話語具體化為農民的日常實踐，并從農民自身利益出發幫他們“算賬”，勸說他們加入合作社，把糧食賣給國家。當時的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后來也很認同這一方式：“農民群眾是很現實的又是保守的，根據農民思想這一特點，利用他們親身經歷的具體事實和他們自己懂得的生動語言進行教育，農民就能夠比較容易地接受”。⑤周小舟：《結合向占梅思想討論——繼續廣泛深入宣傳總路線》，《新湖南報》1954年1月26日，第2版。

試舉一例。在回復農民劉仁友的來信時，報社這樣寫道：

“（像向占梅），動員家庭盡力多種雜糧，增加雜糧的收入，摻吃一些雜糧，盡可能節約出一些糧食賣給國家，這樣做就會有更多的收入拿來買肥料，投到生產上去；就可以進一步擴大生產，明年田里的收入也就可能更多，明年生活也就可能比今年過得更好?！雹尢K誼：《好生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從農民劉仁友一封信談起》，《新湖南報》1953年12月26日，第3版。

在同一篇文章中，報社以蘇聯農民的“幸福生活”為榜樣，以證明當下暫時的經濟犧牲是值得的：

“今天，蘇聯農民的生活是很幸福的。但是，這種幸福生活并不是憑空掉下來的?！痪乓话四辍K聯愛國的勞動農民們，積極地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用余糧支援國家的需要，并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緊緊地和蘇聯工人階級團結在一起，與當時投機商人展開了激烈的斗爭?？恐r民同志們積極的幫助，蘇維埃政府掌握了大批糧食，用來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雹偬K誼：《好生活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從農民劉仁友一封信談起》，《新湖南報》1953年12月26日，第3版。

上述話語試圖提供符合農民自身利益的激勵，說明個人與國家、工人與農民在經濟實踐中互惠的可能，至少在給他們打開的想象中是如此。

（二）第二階段：農民的兩面性

從1954年初開始，討論逐漸過渡到了對于農民階級性的再討論，以及“兩條道路的斗爭問題”。有很多篇目都提到了農民的“兩面性”，比如：

“向占梅轉變以前的思想，是個體的小農經濟的本質反映，是農民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的表現。小農經濟是站在十字路口的經濟，它可以向資本主義發展，也可以向社會主義發展。如不加以引導，它就會自發地向資本主義發展……我們如果不向農民宣傳，農民就不會懂得這些道理，就會自發地甚至津津有味地向著這條路線上走?！雹谘喙馊危骸秶乐氐膯栴}是教育農民——我對向占梅思想轉變討論的體會》，《新湖南報》1953年12月25日。

這實際上是在不斷重申“全國性共同體”的階級界限，強調共同體對于“人民”和“敵人”的劃分和再劃分是以變動中的階級關系為基礎的，而農民既有資本主義的一面（從而成為敵人），又有可能向社會主義發展（從而是盟友），因此是可以被教育的?！罢_的看法，應該是把農民這兩個方面都看到，并應看到這兩個方面中，占主導作用的是健康的一面”。③周小舟：《結合向占梅思想討論——繼續廣泛深入宣傳總路線》，《新湖南報》1954年1月26日，第2版。

這和蘇聯上世紀二十年代建構工農聯盟過程中對農民和農業經濟的否定不盡相同。中國農民的性質，完全取決于解讀性機構的引導和他們是否選擇社會主義。其中的教育重點是，闡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到底有何不同。這樣農民才能清楚什么行為是不被國家接受的，而新的社會主義愿景又是如何的。這一問題很快反饋到了接下來的討論中。很多文章指出，資本主義道路就是“一人富裕、大家受窮”，而社會主義道路是“大家富裕、發展生產”，

“而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要穩步地、積極地發展互助合作運動，來進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經濟進行全部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當然要看國家工業化的速度來決定；但更重要的是：必須讓社會主義來占領農村的經濟陣地，必須全力縮小農村的資本主義經濟陣地?；ブ献?、擴大生產，支援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就是進行這一斗爭、并最終取得斗爭勝利的有力武器?！雹艹虧摚骸蛾P于向占梅思想轉變》，《新湖南報》1954年1月26日，第2版。

換言之，社會主義道路的核心是加入合作社，加強互助合作，因為“一家一戶的個體經濟，是很脆弱的，經不起風吹雨打……如果不逐步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很多農民不幸遇上自然災害，就會陷于貧困破產”。⑤鄒先覺、譚定泉：《個體農民經不起自然災害的打擊》，《新湖南報》1954年1月6日。

（三）第三階段：工農聯盟

到了1954年2月，當糧食收購工作告一段落，討論又進一步深入到了對于“工農聯盟”的解讀和宣傳，試圖使農民從短期的切身利益上升到對于共同體中的盟友——即工人階級的生產先進性和國家工業化緊迫性的了解，從而鞏固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消弭來自農民的不滿和誤解，讓他們覺得加入新共同體的長期利益是可以期待的。①比如這一段，說明了這一時期討論的目的：“幫助農民和農村干部進一步正確了解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重要意義，了解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對于農民有什么好處，了解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為什么要依靠工人階級領導，了解工人和農民、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相互支援的關系，使農民對工人階級有著正確的了解，促進工人農民之間的互相尊重，彼此信任和支持，鼓舞農民群眾發展生產和互助合作的積極性?！眳⒁娦潞蠄缶庉嫴浚骸独^續開展討論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貫徹實現總路線——關于向占梅思想討論第二階段情況和第三階段要求》，《新湖南報》1954年1月31日。

首先是說明工人階級的生產先進性和領導地位。在這一點上，以向占梅為代表的農民們是存在許多疑惑的，因此《新湖南報》和后續出版物試圖將兩個階級進行對比。第一，工人更辛苦。正如向占梅自己后來所說，“親眼看到了工人生產的情形，才知道工人們的工作很辛苦，……我想，我們農民的勞動，雖說也很辛苦，但還沒有工人這樣緊張?！雹谙蛘济罚骸段颐靼琢藶槭裁匆柟坦まr聯盟》，《新湖南報》1954年2月17日，第2版。第二，工人在機器的幫助下生產效率和產品的價值遠高于農民。以裕湘紗廠為例，一個在農村的紡織能手，用手車紡紗，一天最多只能紡五、六兩，但這手工紡一年還趕不上一個工人用機器紡一天。裕湘紗廠1953年平均每個工人生產的價值有一億三千多萬元，而一個農民一年只能生產二、三十石谷子，只值得一兩百萬元。③向占梅：《我明白了為什么要鞏固工農聯盟》，《新湖南報》1954年2月17日，第2版。第三，工人對國家的貢獻比農民大，且產品大部分都交給國家了，自己所得的工資只占其中很少的一部分。比如，1952年全國國營工廠、礦山、貿易公司和合作社（一共只有職工四百多萬人）繳給國家的稅款和利潤，占了國家全部收入的56.33%；可是全國農民（一共有四萬萬八千萬人）在這一年繳納的公糧卻只占國家全部收入的17.08%。④新湖南報編輯部：《只有努力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才能大家都過幸福的生活——很多農民來信批判對“工人生活太好”的錯誤看法》，《新湖南報》1954年2月18日，第3版。此外，一些評論和報道還提到了工人的收入是勞動得來的，并沒有沾別人的光，更沒有剝削別人，“他們吃農民的糧食，都給了合理的價錢，一點也沒有占便宜”⑤新湖南報編輯部：《只有努力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才能大家都過幸福的生活——很多農民來信批判對“工人生活太好”的錯誤看法》，第3版。；工人的生活開支很大，現在的生活還不很寬裕，“工人住在城里，不種田，也不種菜，沒有副業收入，樣樣的都要用錢買。所以工人的收入看起來雖然很多，但是開支很大，現在的生活并不算很寬裕?！雹扌潞蠄缶庉嫴浚骸吨挥信崿F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才能大家都過幸福的生活——很多農民來信批判對“工人生活太好”的錯誤看法》，第3版。

與之互為表里的是闡釋國家工業化的緊迫性，向農民說明國家工業化與農業發展之間的關系，以及加入工農聯盟的長期利益。主要的話語有以下幾種。第一，只有國家工業化，特別是重工業得到發展，才能夠制造大批的農業機器、化學肥料、殺蟲藥品等，幫助農民實現農業集體化和機械化。在某次參觀之后，農民代表坦言：

“原來以為重工業和農民的聯系不大……長沙機床廠的同志告訴我說：‘機床廠是個制造母機的工廠，是一種重工業工廠，雖然不能直接生產拖拉機和棉紗，但發展輕工業和制造農業機器卻少不了它?！@件事情，使我認識到了重工業與農民的關系。我在湖南農業試驗總場看到了拖拉機犁田……。據工人同志說：要是一部帶十鏵犁的大拖拉機，每天可犁三百多畝，比人力更要快得多。我們要想將來用上拖拉機，今天不支持國家工業建設是不行的?！雹傧蛘济罚骸段颐靼琢藶槭裁匆柟坦まr聯盟》，《新湖南報》1954年2月17日，第2版。

其次，基于特殊的國際環境，優先工業化才能鞏固國防，建造飛機、坦克、大炮等現代化的武器，保障人民的幸福生活；而今后工業繼續發展，工農產品價格差還會繼續縮小，農民可以得到長期的利益，因為“國家工業發展了，需要的糧食和工業原料就一天比一天多，農民的農產品就有了廣闊的銷路，并能得到合理的價格?！窈?，工業繼續發展，工業品的價格還會要繼續降低，工業品和農業品價格的懸殊還會要繼續縮小。這樣，農民的收入就會一天比一天增加，生活一天比一天改善?！雹趶埲鹪疲骸秶夜I化對農民的好處真是說不完》，《新湖南報》1954年2月14日。

概而言之，新湖南報社和其網絡中的其他行動者共同扮演了“解讀性機構”的角色，通過三個階段不斷遞進的話語建構，在初生的公共空間之中和普通群眾、特別是農民階級進行了持續的話語協商。這部分解決了工農聯盟作為一種全國性政治共同體的內在難題，即如何理解農民的階級性，是否、如何把他們納入政治共同體；如何在共同體內部處理工農之間的關系，如何讓農民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權。過渡路線能夠推動，雖和政府同時提供低息貸款、降低稅收、提供替代性市場網絡等經濟措施是分不開的，但也有展演性的一面。

五、結 論

上世紀中葉中國國家權力實現“原始積累”那一段充滿不確定性的歷史，既是行政邊界、財政能力和強制力的擴張，也同時是國家政治—文化權力擴張的過程。本文以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頒行，推動糧食統購統銷、建構工農聯盟的關鍵歷史時刻為研究對象，并從一地方黨報的討論策略與話語建構出發，來探討國家如何在行政和強制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利用初生的輿論空間，并倚賴國家內外行動者所構成的更為廣泛的社會網絡，來對“工農聯盟”這一新興的全國性政治共同體進行公共解讀。通過構建公共空間網絡、吸納國家內外行動者共同協商話語、把典型個人轉變為話語和事實生產中的重要能動因素等策略，《新湖南報》在持續互動中生產了“幫農民算賬”、剖析農民階級的兩面性并解讀工農聯盟的政治方案三個階段的主要話語。在此過程中，國家的政治—文化權力被自然化、正當化了，而有關這個國家階級/政治基礎的話語逐漸成為了此后日常政治關系的出發點，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階級之間、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分配關系。這種討論策略與話語建構在之后的歷史中也一再被調用，以期解決繼發的政治難題。

本文還有兩點延伸的討論。首先，國家的政治—文化權力若要真正“展演”，讓普通工農認同自己是更大的政治共同體的一分子，從而短期讓渡利益，不僅要注重對人心的改造③李放春：《苦、革命教化與思想權力——北方土改期間的“翻心”實踐》，《開放時代》2010年第10期。，情感的調動④李耕：《20世紀50年代工廠住宅與主體性重塑——基于北京市某國有工廠職工住宅情況的研究》，《社會學評論》2018年第2期。和尊嚴的建構⑤王余意、周曉虹：《“新人”的塑造：社會表征與個體認同——以青年學生舒文秉的日記（1951—1955）為例》，《社會學評論》2021年第4期。，也包含對于工農自我利益的重塑，引導其算小賬，再算大賬。而如果小賬與大帳、短期帳與長期帳之間的現實差距太過顯著，這一話語建構的過程就會面臨困難。并且，這必須是社會行動者共同參與的協商過程。因之，1953—1954年間的糧食征購工作可以說是成功的，部分是由于農民真誠相信工農聯盟這一共同體的意義，并相信賣糧后可以平價再從國家買糧。與蘇聯上世紀二十年代后半期的農民與政權相比，中國的相應過程是相對和平的，雖然局部地區抗糧運動時有發生，但總體沒有動用太多的強制力。①V.Shue,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1949-1956,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p.1-14.然而1955年后，農業增長開始下降，地方只能增加征糧的額外配額，而農民又無法從合作社買到足夠的糧食，那么之前工農聯盟話語的效力就受到了質疑。當然，之后國家又試圖用“人民內部矛盾”的說法來修正工農聯盟話語，緩和一度激烈的矛盾，并取得了部分的成功。②H.Li,“The First Encounter:Peasant Resistance to State Control of Grain in East China in the Mid-1950s,”The China Quarterly,no.185 （March 2006）,pp.145-62.

最后，20世紀中期新中國選擇以工農聯盟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基本框架，這還要從兩次世界大戰間期以來的全球政治演變出發來理解。19世紀末大眾政治成為新浪潮之后，工人和農民登上了政治舞臺。然而正如李普塞特、亨廷頓等早就指出的，城市與農村、工人與農民之間存在因工業革命而帶來的深刻社會裂痕（social cleavage），而這也是政治現代化必須解決的一對矛盾。③S. M. Lipset and S. Rokkan,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N.Y.: Free Press,1967.早在19世紀末的經濟衰退中，工人和農民在主要西方國家政治中處于利益的對立面。而從兩戰間期的經濟大危機開始，不同國家都試圖建構某種形式的工農聯盟，以協商城市與農村、工人與農民、工業發展與傳統農業之間的關系，并在不同程度上吸引了進步資產階級加入聯盟。④P.Gourevitch,Politics in Hard Times: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由于農民人數和農業經濟規模較大，新中國的工農聯盟方案強調了對于農民相對平等的吸納，但仍試圖保持工人和工業的領導地位，且這一過程沒有使用太多強制力。這既是當時全球政治潮流的一部分，又和西方議會政治中農民作為利益集團進行政策交換以及蘇聯20年代中期后對農民的政策不盡相同。其中，重塑農民認知，提供工農聯盟新愿景，以及展演國家權力是不可或缺的過程，而本文正試圖追溯其中的具體策略和主要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