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沈從文“寄食者”群體生存狀態看其文學創作的生命觀

何 歡

（云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昆明 650000）

沈從文曾明確表達過自己的創作動機：“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這神廟供奉的是‘人性’”［1］。這座小神廟在沈從文筆下宛如一個人性的試驗場，每時每刻都有不經意的偶然發生，每時每刻都上演著不同人物的悲歡離合。在沈從文所創造的湘西世界里有著形形色色的人物，強健的水手、博愛的老婦人、大自然的女兒翠翠，也有兇惡的土匪、神秘的巫婆和水邊搖曳的妓女。而這其中就有一個特殊的群體，作者往往稱她們為“寄食者”，她們是出賣肉體換取生存的妓女群體，卻也是這座神廟里最為重要的一類人物。在沈從文的作品中，涉及到妓女群體的作品主要是《丈夫》和《柏子》，兩部作品都在極力塑造著這一群體因身份的獨特性而導致的生活獨特性。這樣一種為世人所不齒的身份，在沈從文筆下卻有著獨特的魅力，她們如翠翠，在環山伴水的湘西世界里養成了敢愛敢恨的自然之美，卻又如瀟瀟，被困在這無盡的山水時空之間。她們的矛盾正是作者的矛盾，這種矛盾是作者基于自己所建人性之廟所展現的一種辯證的生命觀。本文的生命觀主要定義為：沈從文筆下的“寄食者”群體在面對變化萬千的世界時的生存形態以及她們所展現出的特有人性。

一、自然孕育下的真摯生命觀

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如同與世隔絕的桃花源，在這里即使是“吃四方飯”的妓女，也有著未經雕刻的天真和自然。而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有情愛，有親情，也有鄉民之間和諧的鄰里之情，正是人與人之間的真誠與自然讓這些“寄食者”們的特殊情感得以安放。在沈從文的筆下，妓女這一群體展現著生命的樸實一面，即用著自己的方式來對生命進行不懈的追求。

（一）《丈夫》中生存壓迫下的人性抉擇

沈從文在塑造“寄食者”的情感時，主要是以一種“二元對立”的關系來進行描寫，從而體現了城市與湘西鄉下的區別，這一對立在《丈夫》中表現得較為明顯，老七迫于生存壓迫，選擇從鄉下到了城市，最后又從城市的泥淖中回歸鄉土?！墩煞颉分饕v述的是在家種田的丈夫過節來到城市花船上看望妻子，在這過程中受到屈辱，最后攜妻子一同返回故鄉的故事。在沈從文的描述中，丈夫看到老七無論穿著打扮還是言語對話都沾染了城里人的習性，生存本能欲望的滿足使她無意識間失去了人性中那份淳樸與神性，現實生活的泥沼蒙蔽了她的雙眼，讓她無意墮落卻又不得不墮落。丈夫的到來喚醒她本已沉淪的內心，于是她選擇離開花船同丈夫一起回到鄉下。

老七的丈夫，從開始見到妻子的高興、樂觀、沒有羞辱感，到與水保交談后拘謹而感到羞辱，最后士兵鬧船與妻子一同返鄉，整個過程是一個神化至美人性變為人化人性最后又回歸至美人性的過程。而老七這一角色的人性變化就更為明顯，從最初做活補貼家用的單純愿望到不自覺沾染上城里的“惡習”再到最后被丈夫喚醒回歸家園，做到了完全意義上的人性回歸。人化人性是現實生存中人面對生存壓力而呈現的一種生存狀態，而神化人性則是沈從文湘西世界中人物的基本特征，是“在深層次上抵制著城市文明的拓展,為逐漸落魄的古老宗法農村社會人的生存狀態注入了一股強心劑”［2］。通過沈從文筆下的兩個人物可以看出，沈從文對湘西淳樸的神化人性的贊美往往帶有對城市人化人性的批判。

在沈從文的筆下城市永遠是黑暗、骯臟的，那里四處都散發著靈魂的腐臭，而湘西鄉下卻是一個完全干凈、自然的廟宇，所以沈從文對“寄食者”們總是帶有合乎自然的包容。老七從鄉下來到城市，在沾染一些“惡習”后又回到鄉下的整個過程，正是沈從文建造湘西世界時，面對外來文化入侵的一種態度，也是一份最純真的理想——至美的人性將喚醒被人類文明所侵蝕的惡習。在《丈夫》中，在鄉村與城市，即美與丑的強烈對比下，“寄食者”們原始單純的情感和自然健康的生命欲望得到了沈從文的肯定。

（二）《柏子》中自由情愛下的生命本質

在沈從文的“湘西式”生活里，有青年男女的純真悸動、鄉民之間的笙磬同音，也有看似不合倫理的事情輪番上演。小說《柏子》中妓女與水手通過大膽而自由的愛情來暫時逃脫自己生活的困頓；小說《丈夫》中丈夫與船妓妻子通過自己的方式經營著他們的愛情。雖是屈辱地順從生活，可正是這些行常人所不能行、見常人所不能見的另類人物，才使得這座小神廟富有且真實。

1.原始情感的袒露

在這片沒有被現代文明入侵的地域上，湘西的一切都宛如自然神靈親自捏造，即使是“寄食者”們也有其獨特的靈氣所在，這種靈氣主要表現在“寄食者”們對自我情感的真誠以及尊重上。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是充滿旺盛生命力的，是粗蠻與純真交織的，特別是在小說《柏子》中，這份真摯而肆意大膽的感情便更為明顯。

《柏子》主要講述的是水手柏子與妓女用他們獨特的方式經營著他們自己生活的故事。如果說《邊城》中的翠翠是湘西世界自然孕育的女兒，擁有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和山雨一般清澈的情感，那《柏子》中的水手便是湘西世界風雨泥沙里幻化的男兒，是綠樹渾水里生長的山大王，可以爬上桅桿肆意歌唱，可以在生存之余盡情笑罵，無論是歡笑還是困苦，他們都那般豪爽而暢快。正因如此，他們所愛上的女人也同他們一樣豪爽而純真，“性格弱一點兒的，接著就在夢里投河吞鴉片煙，強一點的便手持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3］，她們將自己生命最深處的真實融入那些真切的愛恨情仇中。辰河的發達使岸邊的妓女得以生存，同時也養育了她們如水流般倔強而柔韌的性子，吊腳樓鎖住的僅僅是身體而非靈魂，在來往過客里尋找那份真情并用心經營是她們與艱難生存對抗的方式之一。如柏子的情人，會在吊腳樓等待情郎歸來，會擔心柏子的安危，會為柏子的到來抹上香油與脂粉，嘴上罵著心里卻也為柏子的歸來泛起小小漣漪。

雖做著最不被世人所接受的職業，但沈從文依然從中挖掘到那份尚未被城市文明所侵蝕的人性之光。沈從文通過描寫二人重逢來著重表現柏子與妓女之間那份超出生理需要和本能滿足的情感，有妓女因思念常伴的細微動作，有久別重逢后短暫的歡愉，有離別之際的叮囑眷戀與山盟海誓。文中提到青浪灘那邊的女子“更標”，但柏子依然選擇跟著船回來與自己的情人相會，明知對方是個以出賣肉體為生的妓女，但在柏子眼里她不比任何人遜色。而柏子的情人也如此，在來來往往的商客里選擇堅守那份與柏子獨一無二的真情，會擔心他到常德府找“樂子”，會埋怨他與自己數月的分離，這份愛是超越身份職業、不帶有任何偏見的，是原始生命交織而迸發出的情感的一種自然流露，讀者能在這些只言片語里感受到二人那份超脫肉欲的情感，實現“靈”與“靈”的融合。

相較老舍筆下的作品《月牙兒》和《駱駝祥子》，沈從文通過淡化故事發生的社會背景和人物所真實經歷的人生來突出那份湘西世界特有的至美人性，同為妓女，月牙兒與柏子的情人幾乎是兩種相反的色調，“沈從文側重于表現下層妓女卑微卻不失人性美好的精神”［4］。同被生活所困，祥子與柏子的結局卻完全不同，將三部作品結合來看，更加能體現沈從文創作的獨特浪漫，即在平凡人的生活里找尋那份淳樸的詩意人生。

在《柏子》里，妓女在生命的壓抑與生命的本能之間倔強而自在地活著，她們所表現的這種本真而自在的生命形式，也正是沈從文筆下湘西世界所獨有的。面對魚肉歡愉，“寄食者”依然留存的純真情感使我們更加清晰地感受到沈從文高度審美化后的湘西世界，是過濾愚昧與畸形后留于平凡人生命中的那份真性情和真古樸。在對她們抱以憐憫的同時也真真切切感受著她們本真的生活和那份簡單而真摯的歡樂。

2.原始生命力的綻放

同樣是寫鄉土世界，魯迅筆下的鄉土蕭條而荒涼，充滿了對國民性的批判，而沈從文的鄉土卻洋溢著生命的活力與愛欲的張揚。在沈從文的湘西世界里，很少見到自我壓抑的人物形象，特別是“寄食者”群體，她們要比任何人都能直視自己的內心，“寄食者”們坦然接受自己的命運，直面生活的重擊，不被命運完全左右，深陷泥潭依然平視于泥沼中掙扎的自己。她們身上簡單質樸、自信以及敢愛敢恨的精神特質都是生命之花自由綻放的養分。

馬爾庫塞在《愛欲與文明》中提到“文化不僅壓制了人的社會存在，還壓制了人的生物存在”［5］。在沈從文眼中，性愛是人存在的一種方式，是“生命意識的一種符號”，因此他不斷用那些寄食者與水手合乎自然的相處方式來抵御文化的入侵。在愛欲與道德的天平上無條件傾向生命欲望的釋放。這種放在現代不合乎倫理的情感，在這座小神廟里也找到一個相對自洽的存在方式。

在湘西世界里水手與妓女好像有著天然的關聯，他們之間的愛并不那么轟烈和璀璨，更不會像一些歷史人物一樣值得歌頌，但這兩個群體的結合往往又能散發一種獨特的美感，這種美感使人忘卻所謂的倫理道德只著眼于那份“靈”與“靈”之間的交流，水手能在“寄食者”身上獲得心靈的慰藉，而“寄食者”們也能在水手身上感受到超出困苦生存狀態難能可貴的愛。吊腳樓的妓女對水手一片癡情，而水手也對她們用情專一，這種人人平等的理想化生命秩序正是現代都市沒有的。那份真摯純潔的心靈將肉欲橫流的骯臟與紙醉金迷的丑惡一并洗刷干凈，留下的只是生命最為本真的坦誠相見，是自然而淳樸的兩性關系。

神性在沈從文的作品中無處不在，不僅有翠翠的靈氣，又或是三三的健康，還有《柏子》吊腳樓上等待情郎的“寄食者”們，她們是湘西下層人民中獨有的一種生命形式的典型。她們在屈辱生活中保存著純潔而真摯的情感，在與情郎相會時盡情釋放自己的生命欲望，在她們身上沒有因為職業而暗淡干涸的人性，更多的是面對生命“非常態”形式時的游刃有余和坦蕩。沈從文筆下的“神”存在于蕓蕓眾生之間，是不同生存狀態下最本真而自在的生命形式。

面對生命本能的欲望，《柏子》中的妓女是大方、自然的，她們有著山水雕飾后的野性，即使能在字里行間感受到她們悲涼凄苦的宿命，但依然會對她們的所言所行欽佩。在現代文明的壓抑下，無論男女都被規訓得那么統一，面對情愛時的難以言表又或是面對自身欲望時的錯愕壓制，在這山水相隔的湘西世界里這份“文明”便不復存在，她們率性潑辣，在粗鄙的言語里飽含著對情郎的關懷。這種自然的兩性關系是對傳統倫理道德的批判，更是對女性這一群體所擁有的獨特價值的尊重。

二、環山里的悲劇宿命觀

沈從文一直想要用古希臘式的健康質樸的生命形態以及田園牧歌式的創作筆調構造出那個自己所想象的湘西烏托邦，以此來完成他想要“重塑”民族精神的愿望。綿綿流淌的沅水陪伴了沈從文的整個童年，也使他對水的喜愛異于常人，而水這一意象正與其生命觀密不可分，在沈從文的大部分作品中，水是一種生命力的呈現，湘西生活的人與事都和水不可分割。青年從軍的生活經歷也是推動沈從文生命觀形成的一大原因，在《從文自傳》中沈從文提到自己在這一時期看到大量血腥的畫面，死亡意識也在這一時期萌發，軍旅生涯使沈從文真切體驗到了人世間的黑暗與殘酷，對生命的思考不斷加深。

在現代文學作品中，妓女往往是骯臟社會的代名詞，她們往往是社會環境異化的符號，但沈從文作品中的“寄食者”群體卻并非如此，她們是“食”與“性”沖突下產生的悲劇，艱難生存環境下依然保存的純真靈魂成為她們的遮羞布。雖然艱難的生存環境沒有消彌她們對自己生命的負責和對愛的向往，卻也讓她們在追尋自我生命的過程中飽受摧殘。

（一）愛欲分離的悲劇宿命

沈從文筆下的男子大多雄健強壯，而女性則大多有著柔和之美，這種柔和并不是一戳而破的綿，而是像水一般有著自己的韌勁，對生活有一套自己的活法，對自己的生命更是給予高度的尊重與負責，這種尊重往往是以更為迂回的形式表現出來。就如沈從文自己所說，“天下的女子沒有一個是壞人，沒有一個長得體面的人不懂得愛情。一個娼妓，一個船上的搖船娘，也是一樣的能夠為男子犧牲、為情欲奮斗。比起所謂大家閨秀一樣貞靜可愛的，倘若我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一顆心，女人的心是在好機會下永遠向善傾向的。女人的壞處全是男子的責任、男子的自私，以及不稱職才是女子成為社會上詛咒的東西?！保?］與此同時，這些“寄食者”的哀樂也常常伴隨著歷史的隱痛。

作為沈從文理想的產物，湘西世界并非都是完美的，“寄食者”們在自由釋放自己生命力的同時也擺脫不了小人物的悲劇宿命。沈從文的“寄食者”群體像是一個矛盾的共同體，作者既希望她們野蠻肆意、沒有邊界地生長，同時也對她們透露著或多或少的憐憫，這一憐憫主要來自這些“寄食者”們悲劇的人生結局。當這些“寄食者”們年老后或許流落街頭，或許因為感染疾病而死，或許一代一代在成為“寄食者”這條路上反反復復，曇花一現的悲劇結局是沈從文不想看到的，他渴望這些“寄食者”擁有沖破封建牢籠的新思想，擁有獨立的意識，繼續堅強生存下去，但又不愿放棄在現代文明沖擊下“寄食者”們消退的自然生命力和健康純潔的心靈。

《丈夫》中老七雖愛自己的丈夫也不得不因生活困頓去做船妓，老七的離家表面看只是離開丈夫，實際上是將丈夫與她的愛與欲一并帶走。迫于生計，老七與丈夫同許多村民一樣將做船妓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若非丈夫的到來老七不會意識到二人早已被剝奪的愛與性的權力。在沈從文的小說里，湘西的男子往往身強有力而女子往往逍遙自在，但在《丈夫》中丈夫的形象是懦弱的、卑微的，老七的形象是隱忍的、柔弱的，面對權力被剝奪他們無法反抗只能逃回鄉下去。老七在回與不回間毫不猶豫選擇了前者，這一抉擇背后隱匿了多少她對丈夫的愛，以及因為生活困頓當初不得不愛欲分離的苦楚。

相較于《丈夫》，《柏子》中的柏子與情人則很符合他對小說人物形象的一貫塑造，柏子無拘無束地簡單生活著，最大的愿望便是登船上岸去尋那固定的妓女，柏子的情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在一個個日夜里思念著情郎的歸來。欲望的蓄積那樣充沛，欲望的滿足又那樣痛快，二人在極端的壓抑與釋放之間很容易產生幻滅感。作為妓女本身，她的生命里充滿了悖論，為了想要的生活不得不與另一種生活做交換，靠肉體的交易來解決謀生及愛情的需求。妓女瀟灑自在，同柏子嬉笑怒罵的背后隱藏著清醒的頭腦，時刻提醒著自己將愛與欲分離，這種撕裂感與歡愉過后的幻滅感正是平凡人生活常態里最難以訴說的悲痛。

沈從文以“貼著生活寫”的原理構造著夢中的湘西世界，用同時期文壇上“非主流”的視角書寫著另一種真實的人生，他將觸角伸及普羅大眾非正常的常態生活中，同時也將那些難以言說的隱憂和悲苦埋藏于字里行間。生命的綻放不僅僅源于欲望與無畏的灌溉，更有著風吹日曬時深深扎根的困苦，而這在狂風暴雨里高歌的勇氣更是證明了生命堅韌的存在。

審美性與悲劇性共存是沈從文創作的常態，也是他看待湘西世界的一種態度，因此也造就了他質樸而有些落寞的筆調，用最溫淡的筆調書寫著湘西世界里這些“寄食者”們最為真切而悲苦的一生，也用審美化的敘事方式講述著她們苦中作樂的堅韌生命觀。

（二）永遠無解的宿命鐐銬

盡管沈從文極盡筆力來美化湘西世界，許多讀者依然能夠從《丈夫》中感受到沈從文在打造這座“希臘小神廟”時的徘徊，即環境的閉塞使得這些婦女無法從現狀中抽身，但文明的侵蝕又何嘗不是另一副明晃晃的金鐐銬。在這個文明與原始的拉力游戲里，沈從文最終還是選擇了原始而真實的人性，選擇用一種浪漫的理想式描寫作為結局。比起文明的侵蝕，選擇最小化那些人身上的困苦，就如老七雖擁有與外界溝通的機會卻依然選擇回歸那個貧困而簡單的生活，這一充滿希望的結局也是作者對他們生活的美好祝愿。我們都知道“希臘小神廟”只是作者構建的一個夢境，既然是夢就總歸要有醒來的時候。老七與丈夫回鄉后是否能支撐他們的生活，老七是否還會因為生活的困頓而重蹈覆轍，這些我們都不得而知，但至少在這一次的選擇中我們看到了苦難下的人性光輝。

在“名分不失，利益存在”［7］的不正常觀念影響下，老七也漸漸習得城市里的惡德，是丈夫看望時首先關心錢財的言語，又或是醉鬼鬧事時她的“急中生智”。丈夫的到來將她從麻木漠然中喚醒，最終在貧窮而困苦的生活壓力與人性尊嚴面前，老七選擇了人的尊嚴。與《丈夫》類似的柳暗花明式結局還有《蕭蕭》，變成城中女學生的夢雖未實現但總歸算得上善終。沈從文對生命最為淳樸的人性的篤定，造就了他作品中女性的結局，在同情她們的同時也堅信著那份來自山水饋贈的純良天性不可磨滅，老七的結局正是一種宣告：并非每一個人都會被“文明”侵蝕。

比起老七和柏子情人的真情與瀟灑，沈從文在《一個多情水手和一個多情婦人》中對夭夭的情感要表現得更為復雜。男權社會下生存的她，十九歲便被賣給五十歲煙鬼，“只要誰有土有財就讓床讓位”，而年輕的夭夭“對于錢毫無用處，卻似乎想的很遠很遠”。夭夭同老七和柏子情人一樣，有著所想所愛卻要被禁錮在這片滯后而閉塞的牢籠里，她們將水手看作自我與外界溝通的唯一使者，期待著獲得一份心靈上的慰藉。從夭夭身上可以看出，她所擁有的人性之美不僅僅是那份真誠的渴望，更是即便手銬枷鎖也依然想要望向遠方的決心。夭夭是獨特的“原人”，除了有老七和柏子情人的純真，更有那雙憧憬未來而放光的眼睛和鮮活的生命力，體現著湘西世界里女性身上最為明顯的標志：面對悲慘命運時永不退縮的精神和向往未來的堅定，這份堅定無關他人僅僅只是作為生存在世界上的個體——她們自己。

面對夭夭的職業，沈從文沒有看輕她；面對夭夭的悲慘經歷，沈從文也無法幫助她。他能做的只是將自己的憐憫與關懷沾上墨汁灑向紙間。沈從文曾說過：“我的作品能夠在市場上流行,實際上近于買櫝還珠。你們都欣賞我的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夠欣賞我的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后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保?］在展現和歌頌人性真善美的同時，沈從文也無可避免地將故事染上一層宿命的悲劇感。自然真摯的背后是無法掙脫的死循環，就如同夭夭最后的歌聲，雖明亮悠長卻也只是纏繞在那一層層山巒之間，無法真正與外界得到溝通。沈從文筆下湘西世界的時間如同那緩緩沅水，看似流動日新月異，實則如同一灘死水僅泛起的一點點漣漪也將被那些“不變”的人或事撫平。這使得沈從文作為一個返鄉人，在面對夭夭命運的沉重時也只能是“我覺得他們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錢或別的方法滲進他們的命運里去，擾亂他們生活上那一份應有的哀樂”。

桃花源的背后是與社會相脫節的生存環境，或許在外人眼中它是“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又或是“黃發垂髫，怡然自樂”，但作為生存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們并非心甘情愿地在那里生活。面對畸形丑惡的現代文明，極致的人性之美無法得以合理安放，二者的碰撞也必然變成物極必反。在文明進步的現今，“希臘小神廟”里那些純凈的靈魂該不該留、如何留都是沈從文思考的問題，當生命存在的兩種極端碰撞在一起時如何將它們進行合理安放，正是豐富沈從文生命觀的一大養分。沈從文“希臘小神廟”的自然與風土人情之美總是讓人遺忘那些生活在潮濕泥土上的小螻蟻，她們就像蝴蝶翅膀上的一?；覊m，被裹挾在歷史的微風里，暈頭轉向。而恰巧是這些塵埃讓湘西這一看似干凈的世界也蒙上點點灰塵，使得沈從文的湘西世界及其生命觀更加完整和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