詮釋學視域下的中醫“水毒”概念流變研究

陳一凡,楊東方

(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北京 102488)

“水毒”作為中醫學之名詞術語由來已久,《中醫大辭典》以之為病證名,釋其義有二:一為“水中的一種邪毒及其所致的病證”,源于《肘后備急方》《諸病源候論》等醫籍;二乃“凡患瘡瘍,水入瘡中,局部疼痛,水腫,甚或全身發腫的稱為水毒”,見于《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等醫籍[1]。然而,“水毒”之概念經時代變遷、中外交流而獲得不同詮釋,其演變之過程值得詳加研究。

詮釋學作為一種實現語言轉換之路徑,注重意義詮釋的客觀性和創新的開拓性[2],近年來應用于中醫名詞術語研究方面也已漸趨成熟[3]。而“水毒”概念的承襲與創新又有其特殊性,但尚未得到系統梳理?，F將詮釋學理念融入“水毒”的概念研究中,以期更好地理解、解釋、應用“水毒”概念,推動中醫學關于“水毒”術語使用與研究進展。

1 發端:水中蟲毒與水毒、水蠱之病

《說文解字》釋“毒”為:“厚也。害人之艸,往往而生。從屮從毒?！薄墩f文解字注》進一步解釋道:“因害人之艸,往往而生……其生蕃多,則其害尤厚,故字從屮,引伸為凡厚之義?！笨梢?“毒”兼具“毒草”之本義與“厚”之引申義,故“水毒”既可指水中之毒,亦可視為以“毒”修飾“水”,作“水異常增多”之義解,為其在醫籍中的多種詮釋奠定了詞義基礎。

回溯其源流,《肘后備急方》即有“水毒”作為致病物之記載:“水毒中人,一名中溪,一名中灑,一名水病,似射工而無物”,可知此處“水毒”指與毒蟲“射工”相似的一種毒物,其以患者下部生瘡之形態“正赤如截肉”或“如蠡魚齒”而區分“陽毒”或“陰毒”;后又載有與他病鑒別之法:“欲知是中水毒,當作數升湯,以小蒜五寸,咀,投湯中……捩去滓,適寒溫以浴,若身體發赤斑文者(是也),又無異證,當以他病療之也”,并輯錄有“病中水毒方”及“姚氏中水毒秘方”,因而實際上在《肘后備急方》以前,醫家就已對作為水中蟲毒的“水毒”有所認識。

“水毒”在《諸病源候論》中則完成了由病因到病名的轉化?！八竞颉痹?“自三吳已東及南,諸山郡山縣,有山谷溪源處,有水毒病,春秋輒得。一名中水,一名中溪,一名中灑,一名水中病,亦名溪溫?！睂λ静〉暮冒l時間、地域加以說明,同時還在《肘后備急方》區分“陽毒”與“陰毒”的基礎上又提出“脈洪大而數者為陽”“脈沉細遲者為陰”,指出其與他病鑒別的核心癥狀在于“手足指冷”,并認為“不假蒜湯及視下部瘡”而只需見“寒熱頭痛,腰背急強,手腳冷,欠欲眠,朝瘥暮劇”之癥即可診斷。對“水毒”所致“水毒病”從發病到診斷等各方面認識的完善反映了醫家診療實踐經驗的積累。

唐宋至明代大型方書《備急千金要方·蛇毒》《外臺秘要·溪毒方二十一首》《太平圣惠方·解水毒諸方》《圣濟總錄·水毒》《普濟方·諸毒門·中水毒》等篇章中皆可見對上述“水毒”詮釋的承襲,并在《肘后備急方》所輯錄之方的基礎上加以補充,如《備急千金要方》中由吳茱萸、生姜、犀角、升麻、橘皮、烏梅組成之“治人急中水毒,手足指冷,或至肘膝者方”,后又由《圣濟總錄》《醫學入門》《張氏醫通》分別易其用量而命名曰“茱萸湯方”“消水毒飲子”“解水毒飲子”?！妒備洝犯M一步對“水毒”形成之因加以解釋:“山高水冷,日中始得陽氣,故陰氣常積而水有毒……水毒為多陰……多陰則指節逆冷……大體與傷寒相類?！闭蚱浒Y狀“與傷寒相類”,故《傷寒補亡論》將之置于《傷寒相似諸癥十四條》中進行闡述。

此外,《諸病源候論·水蠱候》中亦言及“水毒”:“此由水毒氣結聚于內,令腹漸大,動搖有聲,常欲飲水,皮膚粗黑,如似腫狀,名水蠱也?！边@在病因病機與癥狀描述方面對《肘后備急方》所言“唯腹大動搖水聲,皮膚黑,名曰水蠱”進行補充。隋代以后又經由《外臺秘要·水蠱方四首》《太平圣惠方·治水蠱諸方》等記載使此文本流傳?！吨嗅t基礎理論》[4]認為其即指由感染水中蟲毒所致臌脹,系符合文本內詮釋學循環的解釋。然而也需注意到,清代醫家沈金鰲《雜病源流犀燭》對此處“水毒”作出了不同詮釋,其謂“水毒之氣,結聚于內”乃“多因他病,久而變成”,認為“雨濕”“飲水過多”“久喘后積水氣”“久瘧變水氣”“久痢變水氣”皆可致“水毒”生成,顯然此時業已形成與從外“感染水中蟲毒”有別的“水毒”內傷之思想。

2 并行:水毒內傷與水中其他毒物致病

宋代以來,“水毒”內傷作為致病機制的詮釋模式見諸眾多醫籍。例如,宋代《雞峰普濟方·消渴·水》即載有“治酒毒、水毒,渴不止”之“黃連煎”,宋代《楊氏家藏方·湯方一十七道》、明代《普濟方·諸毒門·解食諸菜果蕈菌中毒》則又錄有“消瓜果水毒”之“麝香丸”,可見“水毒”作為飲食內傷之病源為醫家闡釋病機所使用。清代《醫學真傳》中也以“腎—水毒”模式解釋痘疹發病之機制:“痘毒起于腎,此毒一發,合相火而上行,故痘為水毒,因火始發,見點一二,則知外有熱而內發痘”,與宋代以來腎藏象體系的概念化、形上化[5]相契合,展現出宋代以來“水毒”內傷的另一面向。

與此同時,感染水中蟲毒以外之毒而致病也為宋代以后醫家所關注?！吨嗅t大辭典》以宋代《小兒衛生總微論方》為“水入瘡中”而成“水毒”之來源[1]。實際上,唐代《備急千金要方·諸般傷損第三》中即載有“治手足卒中刺,中水毒方”,而后宋代《千金寶要·解百藥毒第五》《幼幼新書·惡刺第一》、明代《普濟方·刺瘡門·竹木針刺》《奇效良方·正骨兼金鏃門》、清代《證治準繩·竹木刺針入肉》等皆迻錄是方。宋代《養老奉親書》《靈苑方》等著述中還有以糯米膏“治金瘡水毒及竹木簽刺”之記載,《圣濟總錄·諸瘡水毒焮腫》更詳細論述了其發病機制在于脾主肌肉而惡濕,濕傷肌肉,故“諸瘡未合,或中于水,則水毒發腫,能為焮痛膿潰不止”,并提出了治療方法:“宜敷藥,使水盡出,則肌肉溫平,瘡可愈”,較《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之論述更為完善。明代以后,《普濟方·刺瘡門》《本草品匯精要·糯稻米》《醫學入門·食治門·米谷部》等也收載類似癥治。

另外,宋代《是齋百一選方·治中寒露水入手》尚有以鹽罨瘡口并火炙,而后熔蠟滴入瘡中治療“手中水毒”所致“瘡痛不可忍”之癥;元代《御藥院方·治瘡腫折傷門》也載有善應膏(由黃丹、沒藥、乳香、白蘞、木鱉子、白及、當歸、白芷、杏仁、肉桂、柳枝組成)治療水毒,明代《普濟方·諸瘡腫門·諸瘡水毒焮腫》及《膏藥門·內外諸疾方》又分別承襲之。至民國時期,《瘍科綱要·論潰瘍之水》則將瘡瘍流出的“黃濁而黏”之水稱作“水毒”,認為“其毒甚熾,最易浸淫四竄,不獨一人之身沾染此水,隨即發粒癢搔,即他人沾之,亦易傳染”,賦予了“水毒”傳染性之內涵。而以“水毒”詮釋諸多疾病之病機,非惟見于中國醫籍之中,日本醫家也對其有所闡發[6]。

3 承啟:水毒在日本的接受與異化

日本室町時代以前醫家所編撰的大型方書中,主要可見對我國明代以前醫籍中“水毒”相關文本的摘錄,如成書于日本平安時代的《醫心方·治水毒方第五十二》、成書于日本鐮倉時代的《覆載萬安方·金瘡門》即引述了《諸病源候論》《葛氏方》《千金方》《圣濟總錄》等醫籍中關于“水毒”的概念與辨治方法。而室町時代以后,尤其至江戶時代,中國醫學在日本的本土化發展日益繁榮。被譽為日本古方派“岱宗”的吉益東洞受中國典籍《呂氏春秋》“盡數”“達郁”二篇以及日本儒學古學派“一元氣”、醫學古方派“一氣滯留”等理論啟發,提出“萬病一毒”的病因觀[7-8],“水毒”的創新詮釋也應運而生。其在《答鶴臺先生書》中指出“人之為病毒也,無不水谷……其水毒流行一身,谷毒止于腸胃,故毒物動顯證,十七八者水也”,又在《藥征》中稱干姜“主水毒之結滯”,干姜相關組方所治“嘔吐者、咳者、痛者、下利者之等,一是皆水毒之結滯者也”,還指出四逆湯之所以能治厥,并非以“熱藥”“溫厥冷”,而是用生姜、附子“逐水毒”以治“毒之急迫”所致“厥冷者”。另外,《東洞先生家塾方》中尚載有“姑洗圓”(由甘遂、大戟、白芥子組成)、“仲呂丸”(由大黃、甘遂、牽牛子組成)、“紫丸”(由代赭石、赤石脂、巴豆、杏仁組成),分別用以治療“諸痰飲水毒”“水毒大小便不通者”“胸滿大便難,有水毒者”?？梢?“水毒結滯”作為日本醫家詮釋全身諸多病證之病機模型已初步成形。

吉益東洞后人進一步以“水毒”詮釋張仲景方證、藥證。吉益東洞之子吉益南涯為修正“萬病一毒”過于偏激的觀點,提出了氣、血、水三分法的病理學說。其在《觀證辨》中采用“水毒在胸中,氣不得循環,上沖而煩”“水毒在胸中,氣不得暢”詮釋《傷寒論》瓜蒂散方治“邪結在胸中,心下滿而煩”與“氣上沖喉咽”之理,指出瓜蒂散對應之病機即“水毒結實”;又以“水毒結而為心痛,腹脹不大便”詮釋《金匱要略》所附《外臺秘要》走馬湯“治中惡、心痛、腹脹、大便不通”的機制,并指出“水毒上攻”所致“中惡,心痛,腹脹,不大便”“心腹脹滿卒痛”等癥,“巴豆主之”。吉益東洞的弟子村井琴山《藥征續編》亦承其師之理念而增補之。其據桃花湯、赤石脂禹余糧湯、烏頭赤石脂丸三方之主治,歸納出赤石脂具有“治水毒下利、便膿血”之功效;又指出“瘧之為病,亦水毒之所為”,認為服用治療牝瘧之牡蠣湯(由牡蠣、麻黃、甘草、蜀漆組成)“則其人必吐水數升”乃“蜀漆能吐水毒”之故;更提出茯苓澤瀉湯所治之“吐”即“水毒之上逆”所致,以及蜜“同甘遂用,則治水毒結痛”等觀點。由此觀之,古方派東洞流所謂“水毒”,主要結滯于胸腹,可上沖、下流而貫徹周身,其所致癥狀多以“動”為特征。

日本學者發現,古方派東洞流于江戶中后期與丹波家族執掌的江戶醫學館有所交流[9]。師從于丹波元孝、丹波元德的片倉元周在《青囊瑣探》中就對東洞流的“水毒”之說有所發揮,提出“癲癇癥,世皆以為難治,是水毒變病也”的觀點,并認為可通過久服原治“胸中寒有凝痰宿飲而痛”的理中散(由茯苓、人參、蒼術、桂枝、干姜、甘草組成)而治愈。

東洞流的“水毒”致病說至江戶幕末乃至明治維新以后仍持續產生影響。如折衷派醫家今村了庵所撰腳氣病專書《腳氣鉤要》亦采用了“水毒”致病的病機詮釋理論,并將之與“痰”“飲”作出區分。其認為腳氣病形成之內因即在于酷厲峻烈之“水毒”,其“與淡飲之水,迥然不同”,可“淫血脈”“溢水道”“下注”“上奔”導致“麻痹痿弱”“尿少浮腫”“膝腳不仁”“沖心悶絕”等急危重癥,而產生的原因則在于“膏腴過分,房闈越節,自耗其元氣,元氣已耗,脾胃不健,氣血不行,因釀一種之水毒”。今村了庵進一步以“水毒奔騰于上”“水毒沖心”詮釋張仲景木防己湯、吳茱萸湯之適應證的產生機制,并將其應用于張仲景方證以外的病機、方藥功效詮釋中,如其指出《外臺秘要》所載療“苦腳氣攻心”方(由大檳榔、生姜、橘皮、吳茱萸、紫蘇、木瓜組成)、療“腳氣冷毒悶,心下堅,背膊痛,上氣欲死”方(由吳茱萸、檳榔、木香、犀角、半夏、生姜組成)的治法即“驅逐水毒,渙散郁塞”與破“瘀血與水毒相結”;《千金方》犀角地黃湯“功涼血熱,而旁利水毒”,與《醫學綱目》犀角湯,《千金月令》崔氏旋覆花湯、延年茯苓飲等亦皆用犀角以“理血分,豁胸膈,通小水”。淺田宗伯在《先哲醫話》中更精選出荻野元凱、惠美三白、多紀元堅等醫家分別以神祐丸“泄下水毒”而治痛風、以瓜蒂散治療“水毒沖逆”所致子癇、以“水毒外壅侵內”“水毒內郁”闡釋腳氣沖心之病機等醫論及治驗。從中可知以“水毒”詮釋病機、藥理的應用范圍經由日本古方派、折衷派醫家的發揮而得以充分擴展。

4 融合:中日交流與中西匯通下的水毒詮釋

晚清駐日外交官、赴日學人與其時漢方醫學界交流頻繁,并認可其臨床及學術水平,漢方醫學很大程度上也因而在晚清民國時期獲得中國醫家的關注。一方面,東洞流以“水毒”解釋藥理之說為晚清太醫院醫官徐延祚《醫粹精言》所采納,其著述中可見《藥征》《藥征續編》所謂干姜“主治結滯水毒”、赤石脂“主治水毒下利”等觀點,民國名醫葉橘泉《國藥改良炮制談》亦沿用之,陳慎吾《傷寒論講義》更指出,生姜“主治傷寒頭痛、鼻塞、咳逆上氣、嘔吐等證,要皆水毒上逆所致,若不因水毒用之有害無益?！绷硪环矫?以“水毒”闡釋張仲景方證也得到中國醫家認可,如陸淵雷在解釋《傷寒論》梔子厚樸湯、大柴胡湯、真武湯等方證時即采用“食兼水毒”“水毒上迫”“雖因陽虛,亦由水毒侵襲”等理論,葉橘泉更明確將“腎著之病”與漢方醫學“水毒”相對應,其言“此為肌肉風濕……由新陳代謝障礙而起……中國古時又將此稱為‘濕著’‘濕痹’,日本漢方醫則稱‘水毒’”,顯現出中日、中西融合的特點。

實際上,西學東漸背景下,漢方醫學對“水毒”的詮釋亦融入西洋醫學之色彩。如南拜山就將“水毒”與泌尿系統相聯系,認為“水毒者,泌尿器發生疾患,因障礙尿量之排出,滯留其液狀老廢物于體而生者也。在腎臟萎縮等顯著排水障礙時,即起水腫或尿毒癥”。類似的觀點亦可見于民國醫家著述,如《經方實驗錄》記載曹穎甫治療“腎臟炎癥”患者“頭痛如劈”之癥,即指出“此乃水毒上攻之頭痛,即西醫所謂自家中毒”?！白约抑卸尽庇汕疤K聯生物學家Meyhukob提出,曾盛行一時,被編入民國時期中西醫學教材之中,如丁福?！缎伦±韺W講義》云:“自家中毒者,身體內部生毒性物質,由其作用起全身障礙之謂也?！盵10]《承淡安中國針灸學講義》更指出:“腎臟疾患而來之自家中毒”是由“腎臟泌尿工作失調,排泄量減少,尿成分郁積血中”所致,可見“頭痛、昏睡、搐搦等之自家中毒癥狀?！盵11]此后,西醫學對腎臟病所產生毒性物質的認識趨于細化,而“水毒”作為慢性腎功能不全氮質血癥期、尿毒癥期之中醫病名、證候[12-13]則仍沿用至今。

同時,“水毒”的傳染性意涵也于近代傳染病知識大眾化、普及化的中西匯通語境下[14]得以彰顯。除前已述及傳染性皮膚病外,民國名醫何廉臣所編著的《全國名醫驗案類編·傳染病案·時行痢疫病案》中也以“暑穢水毒,互結腸胃,均從火化,醞釀成疫”闡釋急性疫痢之病機,更于“伏熱赤痢案”按語中指出“時疫赤痢,亦有水毒郁于腸中,積化為蟯”,將“水毒”結聚于腸胃視為寄生蟲病發病之因。而關于《諸病源候論》等醫籍中感染“水毒”而致水毒病、水蠱病是否為血吸蟲病、恙蟲病等討論[15-16],也正是在中西匯通與寄生蟲病流行的時代背景下所產生,今《中醫基礎理論》[4]教材仍將其作為病因之一闡釋。

5 余論

中醫所具有的實踐性、歷史性與時代性等特點決定了中醫概念始終處于遞進與更迭之中[17],詮釋學則提供了一條更好地理解、解釋與應用中醫概念之路徑。從詮釋學的視角出發考察“水毒”概念傳承與創新之歷程可知,“水毒”作為被詮釋的對象、詮釋他者的工具,其概念經歷了由外向內之轉變。隨著現代中醫實踐與認識的逐步深化,也被應用于闡釋與水液代謝及相關臟腑功能異常所致復雜病證之病機,并與西醫學關節炎、心力衰竭等疾病[18-19]產生了新的關聯。日本學者則應用理化指標賦予“水毒”現代科學內涵[20],皆展現出當代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結合背景下對“水毒”概念的創新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