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鐘》對梁啟超文學思想的接受與發展

張 雪 李 娟

（延邊大學 a.外國語學院；b.文學院，吉林 延吉 133002）

1897 年2 月，《大朝鮮獨立協會報》刊登了一篇題為《清國形勢之可憐》的文章，首次介紹了梁啟超的政治思想，隨后其大量著作通過各種途徑傳入韓國①，影響著韓國近代小說理論的革新。國內學者圍繞梁啟超啟蒙思想、文學理論和史傳作品等，研究了梁啟超著述在韓國開化期的傳播與接受。 金柄珉[1]、牛林杰[2]、張乃禹[3]等人從宏觀角度論證了梁啟超思想在韓國開化期的地位與意義。本文將從微觀角度，通過對韓國新小說代表著作之一《自由鐘》②的分析，探討韓國愛國啟蒙思想家是如何具體接受、發展梁啟超著述的文學思想和理論主張的，進而深入認識中韓文學文化交流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李海朝（1869—1927 年）號悅齋，京畿道抱川郡人，韓國小說家，與李人稙、崔瓚植并稱“朝鮮新小說三大家”，是韓國古代小說過渡到近代小說的奠基人之一。因自幼接觸漢學，所以他較早接受了中國近代小說的熏陶，尤其深受梁啟超小說觀的影響。 通過閱讀韓國近代啟蒙思想家樸殷植、申采浩、李海朝等作家的作品，可明顯發現他們對梁啟超文學思想的吸收與借鑒痕跡。在《花之血》《彈琴臺》的序文中可以看到李海朝對梁啟超小說理論的引用與發展，《自由鐘》里更是直接出現了梁啟超《自由書》③中的原文：“梁啟超先生說：‘天下無必成之事，而有必敗之事。 治事者量其事之必成而后為之，則終無一事可治也；若量其事之必敗而故為之則治事亦更何取也。 ’”[4]21可見，無論從小說的命名，還是從書的內容上看，李海朝都直接接受了梁啟超的文學創作思想。

一、小說中的批判精神

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中指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5]884。 正是出于對小說社會功能的理解，他革新了小說的觀念，強調小說的社會政治功利性，主張小說要具有歷史和現實意義，這一理念隨后在韓國小說界迅速傳播，引起強烈反響。 同時，隨著《清議報》在韓國的發售，1906 年前后在韓國各大報刊登載的梁啟超的文章就多達40 余篇，梁啟超的各類著作也被翻譯成韓文在韓國廣為流傳，引起了韓國愛國知識分子的普遍關注。

（一）對傳統小說的批判

在《自由鐘》里，李海朝通過人物之口表達了對傳統小說的鄙視態度和批判視角，認為古代小說《春香傳》《沈清傳》《洪吉童傳》是“淫蕩教科書”“凄涼教科書”，大多惡習都來源于此：

讀《春香傳》，豈能了解政治？ 讀《沈清傳》，豈能知曉法律？ 讀《洪吉童傳》，豈能學習道德？[4]10

《春香傳》可謂淫蕩教科書，《沈清傳》可謂凄涼教科書，《洪吉童傳》可謂虛晃教科書。國民以“淫蕩教科書”教之，風俗豈能純美？以“凄涼教科書”教之，豈能有長進指望？以“虛晃教科書”教之，豈能有正大之氣象？ 我國男子和淫蕩女子諸般惡習俱從此出。[4]11

通過上文可知，李海朝評價小說的標準為是否在啟蒙民眾方面具有社會實效性，他認為《春香傳》《沈清傳》《洪吉童傳》這些古代小說敗壞社會風氣、阻礙社會進步，甚至導致國民墮落，期待可以出現具有社會實用性的小說以教化國民。

李海朝對小說社會功能的理解深受梁啟超小說觀的影響。梁啟超曾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直言：“中土小說，雖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來，佳制蓋鮮，述英雄則規畫《水滸》，道男女則步武《紅樓》，綜其大較，不出誨盜誨淫兩端。 陳陳相因，涂涂遞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盵6]梁啟超評價傳統小說為“誨盜誨淫”之書，即無益有害的低俗小說，可謂對傳統小說極盡批評之能事。

由此可見，李海朝接受了梁啟超對傳統小說的批判意識，他對傳統小說的態度和批判方式與梁啟超倡導“新小說”、批判傳統舊小說的做法幾無二致，李海朝的其他小說也體現了這一文學思想，如他在《鬢上雪》中宣揚打破陋習、倡導社會的文明發展，在《驅魔劍》中反對并破除封建迷信，在《花之血》中揭露官場的腐敗，在《牡丹亭》中抨擊蒙昧的封建社會、提倡文明開化。這些新小說不僅批判了傳統小說中封建的守舊思想，還具有強烈的啟蒙意識。

（二）鼓勵創作具有啟蒙意義的新小說

李海朝充分意識到小說對民眾的啟蒙和教育意義。 一方面批判愚昧無知的舊小說，另一方面鼓勵并創造具有啟蒙意義的新小說。 李海朝在《自由鐘》中借人物之口說：

“吾出一張和劑，請定信之?！睂懢鸵粡埶幏捷喠饔^看，名為清心換骨散，以赤誠、恭敬為中心，分政治、法律、經濟、算術、物理、化學、農學、商學、地理、歷史，以國文精工為之。 為愈病勢，按時服用，視患者癥狀而適當增減，宜禁酒色、雜技、輕浮、退步、懶惰。[4]37

由上可知，李海朝認識到想要實現國家獨立與民族變革，可以借鑒西方的教育結構，在全國普及政治、法律、經濟、算術、物理、化學、農學、商學、地理、歷史等近代知識。 李海朝對西方教育結構的認知也源自梁啟超為《蒙學報》《演義報》所作的序言：“西國教科之書最盛，而出以游戲小說者尤夥。故日本之變法，賴俚歌與小說之力?！盵7]從“西國教科書最盛”中可以看出梁啟超也對西方教育制度十分肯定，他還認為日本變法依托于俚歌和小說，充分認識到了小說的社會作用。

關于創作具有啟蒙意義的新小說，梁啟超在《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中提出：“本報宗旨，專在借小說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其愛國精神。 ”[8]雖然他對傳統小說持全面否定的態度，但非常重視小說的政治作用和社會作用，將小說與政論界限變得模糊，為維新變法的“政治”服務，為“啟蒙新民”服務，梁啟超創辦的《新小說》正是實現這一理想的重要途徑。 在李海朝的《驅魔劍》中也充分體現出小說的社會作用和啟蒙意識，作者講述了一個富翁因迷信巫醫而害死了親生兒子，又因迷信鬼神最終導致傾家蕩產的故事，深刻揭露了封建迷信的荒唐與危害，對民眾具有一定的教育意義。

可見，李海朝借鑒了梁啟超的小說觀，反對傳統小說，提出小說應具有革命功能。 與此同時，李海朝結合當時韓國的歷史條件，提出國民也可從新小說中學到政治、法律、道德，從而實現小說的“文以載道”。

二、女性意識

梁啟超的政治論說、文學理論和文學作品在韓國廣受歡迎，《大朝鮮獨立協會報》《皇城新聞》《大韓每日申報》《西友》等報紙都介紹過他的文章，其《論女學》也被翻譯成韓文在《西北學會月報》上發表。[9]李海朝曾在報社工作，深受梁啟超文學思想的影響，在小說中也提出了與梁啟超相同的女性意識主張，強調女子應享有自由權利、社交權利和受教育權利。

（一）女子的自由意識

《自由鐘》的發行是開化期韓國女性意識覺醒的集中體現[10]，其中的女性形象既是韓國民族女性優良美德的繼承和發揚者，也是時代文明的開拓者，完全不同于古典小說中的對國家、民族、父母、郎君堅貞不二的傳統女性形象。 小說開篇便提到：

夫天地萬物之中，脫胎為動物者實罕。千萬動物中，為人益罕。如此罕為人類者，卻蒙受壓制、失去自由，此為失上帝于人類之責也。為人且作女子，受男子之制而失自由，則無疑為持動物之罕而棄人類之權矣。[4]1

李海朝在引文提出女子首先應享有自由的權利。 他認為自由是上帝給予人類的職責，那么同為人類，女子應與男子一樣享有自由權。 如果沒有自由就等于拋棄了生而為人的權利，沒有自由的女性也意味著愚昧與無知，民族的復興便舉步維艱。這種女性的自由意識直接接受了梁啟超在《自由書》之《放棄自由之罪》中的觀點，“茍無放棄自由者，則必無侵人自由者，其罪之大原，自放棄者發之，而侵者因勢利導不得不強受之，以春秋例言之，則謂之罪首可也”[11]349。 梁啟超認為生而為人不能放棄自由的基本權利，并在《論自由》一文中把“自由”喻為“花朵”，認為“于戲！ 璀璨哉，自由之花！ 于戲！ 莊嚴哉，自由之神！ ”[12]可見，李海朝與梁啟超鼓勵女性勇于追求自由的觀點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李海朝還希望女子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享受社交權利，讓壓制在父權社會中的女性得以發表言論。 《自由鐘》中的四位女士申雪獻、洪菊蘭、姜錦云、李梅慶在宴會上公開討論政治、社會、宗教、教育、道德以及民族獨立等開化思想，呼吁女性應該追求和男性同等的權利。 姜錦云道：“經營‘吾獨立’商店，在各報刊登廣告，果幾月內售盡，獲大豐收。 ”[4]38-39借女性經濟獨立之言，表達了渴望實現國家獨立的愿望。她們還反對“男女七歲不同席”“男女有別”“嫡庶有別”“男尊女卑”等封建傳統觀點，主張女性要從男性壓迫中解放出來。

（二）女子的受教育權利

《自由鐘》以“壓迫”和“抵抗”為主題，從新的角度，賦予女性以新的地位，認為女性也應享有公民的基本權利，李海朝提出：

無論吾國男子從政何其聰慧，對女子亦邪惡甚矣。男子擅法律，但從不護女子，福利、教育自不必言，有權之人無幡然醒悟之力，沮矣。 男子之心，兒最貴，貴永不及女。[4]6

上文中，李海朝諷刺有權力的男人，他們對待兒子和女兒的態度截然相反，強調女性應該與男性一樣享有受教育的機會。 李海朝揭露了國家腐敗的根源在于國民缺乏學習，特別指出男女受教育的不公平，女性只能依附于男子，這也是導致國家難以長期發展的原因，社會的“緊迫性”與教育的“長期性”之間的矛盾充分體現在話語結構中[13]，小說前半部分提到：“大韓帝國政界之腐緣于人無知，民族腐敗亦然。 吾國女子亦因無知而數千年間待之如禽獸。 吾國最緊要處為求知，吾國女子最緊要事亦為求知。 ”[4]4

李海朝接受了梁啟超《論女學》中的觀點，“世之瞀儒執此言也，務欲令天下女子，不識一字，不讀一書，然后為賢淑之正宗，此實禍天下之道也”[14]31。 梁啟超詳細論述了女子受教育的重大作用，首先對不許女子接受教育，但卻要求其成為賢良淑德之人的觀點提出質疑?！叭晃嵬茦O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人不學始，請備陳其義以告天下”[14]30，即中國積弱的原因，就是由于婦女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 他認為良好的女子教育是“上可相夫，下可教子。 近可宜家，遠可善種”[15]，批判了封建社會“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點，認為女子教育的好壞，關系到家庭和種族，關系到國家的強弱。

李海朝認同梁啟超的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等自由思想。 李海朝還通過《牡丹屏》展示了封建制度下因女子愚昧無知而慘遭迫害的社會現狀，提出女子應該接受良好的教育。 但李海朝只討論了女子的自由權、社交權與受教育權利，并未提及女子參政的權利，具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

三、重視教育

李海朝和梁啟超都高度肯定了教育的重要作用，認為國家富強需要靠教育來實現。 李海朝直接引用梁啟超《自由書》中的《動物談》原文，表達了對傳統教育方式的批判，認為教育是實現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

（一）批判陳舊的教育方式

李海朝在《自由鐘》中使用隱喻的修辭手法來描寫韓國陳舊的教育環境，猛烈抨擊了封建教育方式：

吾昔游意大利，意大利之歷啤多山，有巨壑，名曰兀子壑。兀子壑之洞口久埋于土，暗不通天日，穴之魚與外隔絕，數百年間生長于此，生有雙目，卻無用處。 海水日日沖擊洞口，百年后，洞口因水之力豁然大開，外界之魚涌入，逐食盲魚，盲魚無力抵抗，被擠出洞穴，但盲魚久居黑暗，忽而陽光照射，頭暈目眩、不知所措。 吾國亦如此盲魚矣，國門緊閉，不知外界風雨，吾國昔日教育可謂兀子壑教育。故受此教育之男子以何精神思國政？吾國女子之言看似無用，然意在激活國家精神，勝過萬國空談。[4]6-7

李海朝將當時的社會環境隱喻為“黑暗不通天日的兀子壑”，這種封閉的教育方式被稱為“兀子壑教育”，通過傳統教育方式培養出來的人被叫做“盲魚”，他們“生有雙眼，卻無用武之地”，西方新事物被隱喻為“太陽”，這些盲魚突然遇到太陽光就會驚慌失措。 作者暗喻國家已經到了舉步維艱的境地，如果不打破傳統的教育方式，不接受新時代的潮流，必將走向滅亡之路。 李海朝對傳統教育的批判完全模仿了梁啟超《自由書》中《動物談》的原文：

吾昔游意大利，意大利之歷啤多山，有巨壑，厥名曰兀孑。 壑黑暗，不通天日。 有積水方十數里，其中有盲魚，孳乳充斥。 生物學大儒達爾文氏解之曰：此魚之種，非生而盲者。 蓋其壑之地，本與外湖相連，后因火山迸裂，坼而為壑，溝絕而不通。 其湖魚之生于壑中者，因黑暗之故，目力無所用。其性質傳于子孫，日積日遠，其目遂廢。自十數年前，以開礦故，湖壑之界忽通。 盲魚與不盲者復相雜處，生存競爭之力，不足以相敵，盲種殆將絕矣。[11]360-361

李海朝直接引用了梁啟超關于進化論的思想，認為生活在“兀孑”的“盲魚”是受到后天“黑暗”“不通天日”的環境影響才形成的。李海朝在《倫理學》中突出其進化論觀點：“吾人的身體猶如禽獸草木，要遵從生物的生存法則，也必定會受到生存法則的制約。故一切生物適者生存，不適者將被淘汰，身體強健者能享有幸福，而虛弱者則陷入不幸之中，此為自然之數也。 ”[16]這一觀點與梁啟超在《自由書》中總結的“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自然法則一致，他指出“夫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此天演學之公例也”[11]348，“生存競爭，優勝劣敗，此強權之所由起也。生存競爭與天地而俱來，然則強權亦與天地俱來，固不待言”[11]353?？梢?，李海朝接受了梁啟超的觀點，主張不能適應現實需求的舊教育方式應該被淘汰。 同時認為國家要發展必須打破傳統的教育方式，女子也應與男子接受相同的教育，這才是韓國發展的必然之路。

（二）教育是民族的未來

李海朝認同梁啟超關于女子受教育和胎教重要性的觀點，并在小說中論述了培養子女的方法：

教育子女之法不僅始于出生之后，更宜始自胎腹之內。 故細論《禮記》之胎教法，“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婦人之草席、食物與胎兒何干，無外乎明理而已。[4]18-19

材料中，李海朝認為母親對子女的影響是從胎兒時開始的，女子應該以正確的行為來教育腹內胎兒。母親不僅要謹慎地教育腹中胎兒，還應該關注自身的教養和行為規范。他以“胎教”“孟母之教”等傳統教育方式為例，認為自古以來，教育往往是從母親那里接受的，所以有學識、有遠見的母親才能培養出像孟子、歐陽修一樣的政治家和文學家，如果國民也注重女子的教育、注重胎教，那么一定會提升整個國家的國民素質，從而實現國家和民族的獨立與自由。

李海朝的教育觀點深受梁啟超教育救國理念的影響。梁啟超在《論女學》中強調：“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廣人才。 而二者之本，必自蒙養始。 蒙養之本，必自母教始。 母教之本，必自婦學始，故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故西人言種族之學者，以胎教為第一義，其思所以自進其種者，不一而足，而各國之以強兵為意者，亦令國中婦人，一律習體操，以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膚革充盈，筋力強壯也。 此亦女學堂中一大義也。 ”[14]32他強調婦學和胎教的重要性，并認為婦女的智慧會影響子女的成長，婦學也是決定一個國家存亡和強弱的重要根源。他在《論幼學》中談道：“人生百年，立于幼學?！盵17]雖言簡意賅，卻道出了兒童教育的重要性，梁啟超的教育救國理念，不僅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邁出了一大步，也為韓國的民族教育提供了借鑒。

此外，《自由鐘》前半部分女主人公們經歷了激烈的討論，表達了對傳統小說的批判、男女平等和重視教育等新思想。 后半部分作者提到：“大韓隆熙二年上元日”，“昨夜做了一個夢，說大韓帝國要獨立了”。[4]34我們可以推測出作者的寫作背景是1908 年的正月十五，作者提到在韓國上元日有一習俗，人們通過夢來表達新一年的愿望，晚上做個好夢，這一年的心愿便會達成。面對國家的困境，李海朝在上元日懷著苦悶和不安的心情寫下了這篇小說，他夢到二十年后國家實現了民族獨立。作者以夢的形式闡述了國家通過重視教育實現獨立、自由的美好前景，表達了對民族未來的期盼。小說以“我沒有知識，不善言談，昨夜雖有好夢入懷，但夜聞雞鳴，頃刻而醒，且待后續矣”[4]40為結尾。 雖然面對悲觀的現實世界，但是“以后再說吧”表示故事還要持續，希望黎明即將來臨。身為教育啟蒙家的李海朝，最終未能突破現實障礙，可見教育救國并不適合在國權喪失的危急情況下實現，漸進式的改革理論也不適合當時的韓國國情。

四、小說形式的改革

梁啟超的政治小說從形式上可分為傳記體和對話體小說，而李海朝正是仿照了梁啟超1902—1905 年創作的《新中國未來記》《俠情記傳奇》等對話體小說，并將其發展，形成了主要采用對話體的新小說的形式。 李海朝把這種“對話體”作為反映民情、教化民眾的主要形式之一。

（一）創作對話體小說

《自由鐘》屬于討論體裁小說，除開頭和結尾一小部分內容，其余正文全部由人物對話組成，作者以最直白的方式表現了當時社會的荒謬，表達了他的反封建反侵略思想。李海朝正是學習了梁啟超的對話體小說，通過主人公之間的激烈討論，倡導文明開化和自由獨立的思想，他還特別提出民族復興的基礎是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以及倡導新的啟蒙和教育。

《自由鐘》主要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借用小說中的人物展開討論，討論內容則由反駁和補充意見組成，作者通過不同人物形象闡明每一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第二部分結合小說前半部分在討論過程中所揭示的人物特征，通過具有豐富想象力的夢境故事，展開對啟蒙與教育的論述?！蹲杂社姟窂墓糯≌f的慣例中脫離，也有別于以往的翻譯小說，雖然主體上是討論體小說，但并非完全照搬梁啟超的寫作模式，而是敘事小說和討論小說的結合，前半部分具有批判現實性，后半部分突出了小說的藝術性。 作者將特定時空背景下的人物對話通過文本傳達給讀者，并試圖通過夢幻故事的形式來表達自己對啟蒙和教育的觀點。

（二）發展小說的革命功能

李海朝在接受梁啟超小說革命功能觀點的基礎上，結合韓國歷史國情發展了小說的革命功能。 除了小說結構形式上的改變，新小說在語言形式上開始棄用漢文，采用韓文創作。梁啟超呼喚“中國魂”的思想啟發了韓國新小說家，他們發展小說的革命功能，通過小說提升民智、倡導科學與民主，喚起“韓國魂”。李海朝也希望通過鼓勵韓文創作，培養國民的“國魂”意識，從而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 他在《自由鐘》中寫道：

大抵文字如牛、馬，承載此國各種精神。吾國漢文為中國牛、馬，只蘊涵著中國的精神而已。[4]7

吾國文字雖好，可若欲棄漢文而用國文，至少需五十年之久。[4]13

李海朝認為文字蘊含著一個民族的精神，一方面，提出使用韓文創作，強調了國民語言在民族復興道路上的重要作用，這與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關系》中所提倡的使用白話文寫作的理念一致，“以其淺而易解故，以其樂而多趣故”[5]884。 通俗和趣味能夠吸引普通讀者，從而達到教育民眾的目的。另一方面，指出廢止漢文是一個漸進性的過程，韓文的地位雖然有所提升， 但是全面替代漢文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李海朝將梁啟超的理念繼續發展，在《自由鐘》中積極提倡使用韓文創作，不僅可以使男女老少都能看得懂新小說，也有助于民族文學的形成。

總之，梁啟超的文學創作思想傳入韓國后，促進了韓國啟蒙小說理論的形成，推動了韓國近代小說革命運動的發展。韓國近代作家劉元構曾在《大韓每日申報》指出：“清國哲學博士梁啟超著有《飲冰室文集》十八卷……《飲冰室文集》為第一靈藥，苦口之藥、逆耳之言、利于行者，大監應有洞悉矣，務必買覽此冊?！雹苡纱丝梢钥闯鲰n國近代啟蒙思想家對梁啟超及其著述具有高度評價，也肯定了其在韓國傳播的現實意義。 韓國新小說不僅直接接受了梁啟超的文學創作思想，又以梁啟超為中介接受了西方和日本的文學思想。 通過對《自由鐘》的分析和研究，不難看出李海朝關于小說的革命作用、女性意識、教育救國等理念都深受梁啟超的理論主張和文學思想的影響，并在其基礎上提出了適合韓國開化期的發展之路。

注釋：

①韓國國名的全稱為“大韓民國”。 1897 年朝鮮王朝改國號為“大韓帝國”，1910 年朝鮮半島淪為日本殖民地。1945 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韓國脫離日本殖民統治，1948 年原本統一的民族國家被分裂為“大韓民國（南部）”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部）”。1992 年中韓建交后，中國將朝鮮南部稱為“韓國”，朝鮮北部為“朝鮮”，一直沿用至今。 本文所寫的“開化期”，在韓國是約定俗成的說法，是指1876 年《江華島條約》簽訂之后，直到1910 年朝鮮半島完全淪為日本殖民地的這一段歷史時期。 鑒于這種時間跨度、歷史的復雜情況以及避免產生歧義，本文除引文和報紙名稱外，都統一使用“韓國”這一名稱。

②李海朝的代表作《自由鐘》發表于1910 年7 月30 日，小說通過婦女們的討論宣揚了文明開化、自主獨立的思想，提出要發展國民教育，并積極吸收外來文明。

③《自由書》由梁啟超著，作于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 年），共六十一篇，取“西儒約翰·彌勒曰：人群之進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之意以命名，以介紹西人思想和政事居多，間融孔孟儒家觀念加以評述，宣傳君主立憲政體，反映了作者當時的政治思想和哲學觀點。1908 年該著作被翻譯成韓文，發表于韓國《塔印社刊》，并廣為流傳。

④《大韓每日申報》（1904 年7 月—1910 年8 月）由英國人Ernest Thomas Bethel 投資創辦，樸殷植、申采浩等人擔任主筆，并得到了高宗的支援。 文中的引文摘抄于1907 年9 月6 日版，現收錄于首爾三文社出版的《韓國近代文學研究資料集（開化期新聞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