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地方醫政制度在江蘇地域流派形成中的作用

薛昊,陳仁壽

(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藥文獻研究所,江蘇 南京 210023)

江蘇中醫底蘊深厚,流派紛呈。江蘇一省尤其中南部地區,作為現代中醫產業、學術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各市縣幾乎都有以地域為標志的中醫流派。20世紀七八十年代始,地域醫學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門。有關地域流派成因的研究已取得不少學術成果,大都從地域環境、人文傳統、學術思想等角度展開,鮮有關于地方醫政制度在地域流派形成中的作用的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域流派形成過程中,有大量名醫來自擁有地方醫官頭銜的世家,也有相當一部分名醫本人即有地方官醫身份,地方醫政遺跡中,又或留有當地地域流派重要家族早期成員的名姓。這些現象表明,醫政制度尤其是地方醫政制度在中醫地域流派的形成過程中也起著重要作用?；诖?本文試從江蘇地區方志、正史及部分相關醫著出發,對此問題作一淺述。

1 江蘇古代地方醫政制度的歷史回顧

1.1 宋:江蘇地方醫政之興

《周禮·天官》曰:“醫師掌醫之政令”。醫政制度的建立由來已久,但在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歷代中央政府并未設立正式的地方醫政機構或向地方派駐專門人員進行直接管轄,僅是偶有臨時派駐的官員,或設立臨時性機構,以滿足臨時所需,江蘇亦是如此。如隋唐時南京地區升州設“醫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下”[1];唐時蘇州有醫學博士程儀[2]。宋代,在一些軍州派駐“駐泊醫官”,屬“州兵官”范疇,如《咸淳毗陵志》中記載常州即有“駐泊醫官一員”[3]?！吨另樻偨尽穭t記載因“宋南渡后三衙皆置之江上,諸屯亦然,京口駐兵最多,又添差一員,大抵分督醫師任諸軍藥食之責,無預幕畫”;又設有“提點醫藥飲食”,屬地方“將佐官”。[4]920

中國古代醫政機構的主要職能包括醫事管理與醫學人才培養,其設置范圍從中央下延至地方,發生于北宋晚期,具體形式為醫學的設置。吳縣徐大椿《醫學源流論·考試醫學論》曰:“至宋神宗時,設內外醫學,置教授及諸生,皆分科考察升補?！盵5]崇寧二年(1103)講議司奏稱:“今欲別置醫學,教養上醫”[6],以提升醫者整體素質。在中央,醫學應運而生,并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取代太醫局成為主要醫學教育機構。政和五年(1115)正月官方令“諸州縣置醫學,立貢額?！盵7]醫學從中央推廣到地方,系統的地方醫政制度由此開始建立。江蘇境內建立地方醫學概始于此,如武進管紹寧《重修常州府醫學碑記》:“?？めt學宋元均□建于郡治□文明坊”[8]。

1.2 元:廟學合一,世醫初現

元代承襲并發展了宋代地方醫政的機構設置與運行方式,中央設太醫院,下轄官醫提舉司或官醫提領所,地方則設醫學。元貞元年(1295),成宗令全國郡縣效仿儒學祭孔、祭祀三皇,全國醫學遂與三皇廟合置,在機構設置上不僅延續宋代的地方醫學建置,還效仿儒學與文廟合置的形式將醫學與祭祀伏羲、神農、軒轅的三皇廟進一步規范為“廟學合一”的形式。這一時期在政令作用下,全國各路、府、州、縣都存在統一興建醫學、三皇廟的現象,但各地執行情況參差不一。得益于優異的經濟條件,更不乏當地官民的支持,江蘇尤其蘇南地區對政策的執行情況整體上要優于國內其他地區,如鎮江府三皇廟“在府治西南萬歲嶺上,舊在登云門里東岳廟,大德三年(1299)總管廉達石海牙遷于此,扁其門曰‘開天’,配享從祀,具有儀式”[9]482;丹陽縣三皇廟大德八年(1304)由縣尹馬天瑞建于“縣市普寧寺東,張通判巷”[9]499;金壇縣三皇廟大德十年(1306)建于“西南坊里仁巷”[9]512;據《泰定毗陵志輯佚》載:常州路醫學“就三皇殿后設置”[10]64,三皇廟則于大德六年(1302)“建于本路子城廂舊貢院基上”[10]55;江陰路醫學、三皇廟則在元延祐年間[11]始建于“中街儒學之東”[12],澄江醫派先驅“墻東先生”陸文圭為之作《三皇殿講堂記》;宿遷縣三皇廟始建于延祐五年(1318),耗資“三萬五千余緡,皆邑人樂助”[13]。

經濟保障方面,元代則是將儒學與文廟的學田制嫁接了過來,也給醫學配置了學田,但面積遠小于同等級儒學的配置。對于侵吞學田的現象,有司尚能進行有效維權,如常州路醫學田曾于大德年間遭到侵占,經過醫學學錄靳從革與肅政廉訪司的協調,順利奪回被侵吞的醫學田產。名士白珽作為見證者,于大德六年(1302),撰《常州路醫學田記》盛贊,謂“有恒產,有恒心”[10]96。又據《泰定毗陵志輯佚》載,三皇廟同年落成?？梢?奪回的學田也是兩年后路醫學正葛橒主持重建增筑[10]216的經濟保障。此“學田奪還”成功事件,與“廟學合置”的政令要求有關,體現了來自國家層面對醫學的重視。

除了機構設置與經濟保障外,元代另一方面對于地方醫政的重要保障舉措則是行戶制度。元代醫戶制度,是將所有行醫人員編作醫戶,醫戶子弟世代承襲,不得逃籍。此本為保障戰時需要而設置的人口管理模式,但天下平定之后,醫戶制度卻繼續保留了下來,而且政府還出臺一些政策,在維持醫戶數量的基礎上,試圖進一步提高業醫人員的醫學水平[14],相關舉措包括帶有繼續教育和終身教育性質的強制性的學術交流、內容考評,甚至還設置了一套醫學科舉考試制度。

在此制度影響下,江蘇地區涌現了一批名醫、世醫,更有不少躋身御醫行列者。如鎮江朱紱,至元二十年(1283)選為省醫,授本路醫學教授,元世祖聞其名,召為御診太醫,賜名“塔兒虎漢”,授醫愈郎[4]1010。吳縣葛應雷[15]745,任平江路醫學教授,旋升江浙官醫提舉,弟葛應澤,任平江路官醫提領。應雷子即吳門名醫葛乾孫,著《十藥神書》,子弟皆以醫名。武進徐養浩[16],曾任無錫州醫學教授,子徐仲清曾任湖州路醫學教授,子孫以醫知名。無錫潘傳之任常州路醫學學錄,子潘進德任無錫州醫學提舉,進德子仁仲任無錫州醫學教授[17]。山陽“古逸先生”潘思誠,世業醫,至正間任淮安路醫學教授[18]。寶應醫學教授仲明齋[19],后裔仲昶為明太醫院判,仲蘭為明太醫院使,升通政使。儀征蔣夢雷[20],三世家傳,任揚州路醫學教授,子蔣伯雍、孫蔣武生,皆以醫名。

1.3 明:上續元制,醫教成風

明初的醫政體制基本繼承了元代舊制,機構設置上主要包括中央與地方兩部分,中央則以兩京太醫院為首,又有尚藥局、御藥房。明代藩王數量眾多,各地藩王府設“良醫所”,江蘇地區醫戶子弟或善醫之士多充任其中,不乏名醫、世醫。明初昆山王履曾任秦府良醫[21]522,著《醫經溯洄集》。長洲劉毅[15]751曾任燕府良醫,永樂帝即位擢為御醫,后升院判,其孫劉溥、曾孫劉倫,皆任職太醫院。吳縣沈繹[15]751,洪武間任肅府良醫,為“金城三老”之一。弘治間吳縣外科名醫周文采任興府良醫副,著《醫方選要》《外科集驗方》傳世[22]。錢乙后裔、吳縣錢宗道,任晉府良醫正,家傳“生幼堂”三百余年不易[23]。昆山周振譽,正統初入太醫院,擢楚府良醫[15]752。世醫葛哲,永樂間授荊府良醫副,后轉任梁府良醫副、楚府良醫副,任職30余年,其弟葛睿,為昆山縣醫學訓科[15]752。無錫施存善,永樂間任韓王府良醫副,其子施安承家學,任太醫院使[24]。

明代地方同樣延續元制,設置醫學管理地方醫事,遇災荒時作為帝國荒政的一環,以惠民藥局為依托承擔救濟之責;同時還作為地方官學的一環,培養選拔醫學人才。明洪武十七年(1384)朝廷下令,“置府州縣醫學、陰陽學。府置醫學正科一人,陰陽正術一人,秩從九品。州置醫學典科一人、陰陽典術一人; 縣置醫學訓科一人、陰陽訓術一人。皆雜職?！盵25]“各州、縣醫學未入流”[26],明代全國大規模的醫學興建就此展開。以常州府為例,據管紹寧《重修常州府醫學碑記》,府附郭縣武進醫學,于洪武十二年(1379)即恢復設官篆印;無錫縣醫學“洪武十七年(1384)開設,舊無定所,正統五年(1440)知縣項伾始于城隍廟兩旁建焉”[27]135;江陰縣醫學“洪武十七年(1384)奉旨建,址仍元舊,南向”[28];宜興縣醫學“明洪武十七年(1384)開設,永樂元年(1403)知縣周賓令訓科潘彥剛重建,正統七年(1442)復建”[29],基本基于元代舊址重修;靖江縣[30]成化七年(1471)方從江陰析出,但其醫學建設在僅僅兩年后的成化九年(1473)就由知縣陳崇德主持完成。

明代地方醫學內大多由本地醫戶子弟供職,承繼于元代的行戶制度在此時已形成了一套更為嚴格的世醫制度。江蘇地區充任于各府縣醫學中的家族出現大量具有?？浦L的名醫世家,如昆山董氏世醫董伯儒任昆山縣醫學訓科,其為許律表兄弟,許律乃元醫學教授許矩長子,董伯儒子士源、孫愚皆精醫術[21]524;無錫施氏兒科施濟民官本縣醫學訓科,其父施中立曾任太醫院醫士,濟民弟澤民、潤民均以醫稱[27]229;無錫竇氏瘍科據稱為元名醫竇漢卿族裔,竇良茂任本縣醫學訓科[31],其孫時用、時望,時望子竇楠,竇楠子夢鶴、夢麟皆傳其術,傳五世以上;潘氏針科潘韞輝任訓科,自元末本州醫學提舉潘進德至韞輝已傳四世[17];魏氏擅女科,魏宗美任本縣醫學訓科,自元無錫州醫學學錄至宗美已傳四世[17],宗美以下又傳兩世。

其中又有部分家族逐漸由世醫轉為簪纓之家,典型者如金陵江浦丁氏世醫[32]。其自洪武時期丁仲寶始,盡管知醫,卻“承京兆委署本邑事最久”[33],其子丁毅于永樂、宣德年間始任江浦縣醫學訓科,由醫入仕,兼代行縣事,業醫之風初現[32]。經數代積累,至丁鳳醫名大盛,有名作《醫方集宜》傳世。但其整個世系專職業醫者也僅丁毅、丁鳳二人,盡管家族仍將醫術作為家族子弟必修技能,更多族裔卻并未將行醫作為治生手段,多以業儒為主[32]。明末其族裔丁雄飛作為南京首屈一指的藏書大家,雖著有《行醫八事圖》[34-35],卻不甚知醫,已儼然一名文士了。

縱觀明代地方醫政,其頂層設計本就存在弊端,設官不給祿、任職須到京師受職等,對邊遠、戰亂、貧困地區而言維系難度過大。加之行戶制度明中后期逐漸瓦解,各地醫學荒廢之況屢見不鮮,如嘉靖時,貴州思南府“學久廢,官亦久缺”[36];湖北大冶縣“醫學,舊在縣治西街,廢未及修”“醫學訓科缺”[37]。部分地區地方醫政乃至醫藥事業已然無存,恰如江浦丁氏后裔丁明登萬歷時在福建泉州推官任上所見,“閩地絕少醫藥,以禱賽代針砭,以巫覘當醫王。一有寒暑霜露之虞,束手無策?！盵33]而江蘇地區所在的南直隸,優厚的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為制度的執行和維護創造了有利條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對制度的關注和重視。并不是說終明一代江蘇地區地方政府對醫政都能做到時時維護,但其能夠在出現問題或短暫荒廢后進行有效重建,如成化十四年(1478)、崇禎二年(1629)常州知府劉鈺、武進知縣劉興秀對府醫學的兩次重修[38];弘治八年(1495)江陰知縣黃傅摒除三皇祭祀,重整惠民藥局。二是江蘇一些府縣醫學即使失去公廨,仍能令原有職員繼續履行職能。如蘇州府昆山縣醫學始建于元大德十年(1306),明嘉靖時徙置茅家橋東察院河南,日久荒廢,常熟縣醫學明弘治十年(1497)從舊惠民藥局改建而來,不久亦廢。雖然兩縣官署荒廢,其訓科仍皆“各就所居”[15]509,511。吳江縣醫學洪武十八年(1385)衙署荒廢,權以惠民藥局暫居,正統二年(1437)訓科吳宗文復建,弘治年間亦廢,“醫官借于佛寺”[39]。但即使無衙署辦公,依然能維持基本職能,這是其他地區鮮見的,也從側面反映了當地對醫教的重視。

1.4 清:舊制終去,余韻猶在

清代地方醫政主觀上繼承明制,但實際上鮮有維持,至清中晚期,雖未明令廢止,卻也是名存實亡。

清中期,蘇南地區析出一系列新縣,諸如陽湖、荊溪、金匱、元和、昭文等,皆未新修醫學。原有者若損壞坍圮,則罕有地方官出面主持重建的記載,其留存與否主要取決于地方醫官的能力。如蘇州府常熟、昆山、吳江諸縣的醫學衙署早已荒廢未得修復,但常州府醫學在同治二年(1863)毀于兵燹,2年后即由醫學正科法庚祥重建[40]。在這種大環境下,江蘇地區有不少地方醫政機構仍堅持運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較之其他地區都要長久,并且頗有建樹,人才輩出,不乏對后世中醫學術有重要貢獻者。

如常州武進縣,據現存文物碑文記載,明清鼎革后,府醫學正科陸朝曾率武進縣及江陰縣醫官一同奏請恢復三皇祭祀編銀,兼整修醫學[38]。值得注意的是江陰縣官醫參與府醫學祭祀相關活動的原因,可能由于江陰縣三皇廟于明弘治間被知縣黃傅以“異端淫祠”之名取締,此后一直未得復建,故清初江陰縣為常州府轄縣治中唯一無三皇廟者,江陰當地官醫因而只得在有祭祀活動時依附于常州府醫學,與附郭縣武進縣醫官同時也是常州府醫官一同進行祭祀活動。這在當時鼎革后動蕩初定、各地醫政廢弛的大背景下是相當罕見的現象。由此可見,盡管朝代更迭,但是地方官醫對這種前朝遺政仍相當重視。

此后,與后世孟河醫派聯系頗深的本地世醫巨族——法氏家族的法祿、法乃富、法致誥、法庚祥四代,世襲府醫學正科之職。法氏始祖法世美長孫法啟明,自清初進入醫學任醫生,留名于《重修醫學祀典記》碑,為法氏官醫之始;法祿始為正科,其曾孫法致誥以府醫學正科身份率眾于咸豐十年(1860)四月初六守衛常州城時陣亡,致誥子庚祥于同治年間接任父職并重修醫學,主持業務至光緒年間[41-42]。法氏族人在府醫學任職、主事的時間幾乎貫穿了整個清代,僅法氏一門就為常武醫界乃至鎮江、宜興、江陰、無錫、松江等地貢獻了至少40余位名醫。此外《重修醫學祀典記》文末署名顯示名醫石震也曾于此任醫生,石氏師承胡慎柔,輯有《慎柔五書》,為明末清初新安慎齋學派東傳的代表醫家。又如常州府靖江縣朱慶云、朱心葵、朱方燦、朱自芳三代四人長期世襲擔任靖江縣醫學訓科[43]。

乾嘉時期蘇州唐笠山組織匯編了《吳醫匯講》這一地域性醫學著作,“吳醫”以一個群體的形態出現在世人面前,也是蘇南醫藥事業繁榮的具體體現。唐氏能夠主持這一工作與其身為蘇州府醫學正科及其在吳門醫界的地位不無關系?！秴轻t匯講》共匯集41位醫家的文章,其中除唐笠山本人外,唐迎川、何桂巖、翁介壽任吳縣醫學訓科,汪正希任長洲縣醫學訓科。值得一提的是書中《醫宜博覽論》一文還記載了一些清代地方官醫日常職能的其他側面[44]:嫌犯泰興繆氏看押期間患奇疾暴斃案,即由知府轉行府醫學翁氏查議,后經唐笠山協助查明真相。此與萬歷《通州志》所載地方醫學“獄囚病,則察其輕重,白其真偽”[45]職能一致。海門王德甫因其子被陳若山誤治身亡而毆殺陳若山案,案件經按察使司下派到府醫學由唐笠山辨議,認定陳若山存在誤治情形,使王氏罪得輕減。上述事例表明江蘇地區地方醫政機構至清代仍在有效履行明代既定的衙署職能。

2 地方醫政制度對地域流派形成的作用

總體而言,古代地方醫政制度對地域流派形成的正向作用可分為幾個層次。

其一,制度規定了教育、管理等諸多領域的細則,涉及場地規制、教材選擇、考選方式、講學方式等方面,有利于穩定人才隊伍,提高群體素質。

其二,助力地方世醫的發展。地區內高密度、高質量的世醫家族助推大量名醫群體的產生,這是地域流派產生的必要條件,而長久穩定的世醫家族則是地域醫學發展的重要形式。地方醫政制度本質上是行戶制度在醫學領域的具體表現形式,因此地方醫政的存在對本地世醫家族的維系與發展壯大是一種極為重要的助力。

其三,為地域范圍內醫學學術交流融通創造了條件。世醫家族之間因相似的職業背景或地位選擇聯姻,如平江盛世家族,盛寅四子盛僎配太醫院使袁寶之女,次子盛況配蘇州府醫學正科、太醫院判韓夷之女,九子盛侗之妻出長洲良惠沈氏,盛宜之子盛倫之妻出長洲世醫張氏[46];又如武進法氏與孟河沙氏之間的聯姻。這種現象不僅在地方醫政制度存續期間屢見,在地域流派形成后仍常見,如晚清孟河四家之間的聯姻,清末民初丁甘仁家族與余景和家族的世代聯姻等。世醫家族之間的聯姻,形成連接數個世醫家族的網絡,便于學術交流與融合。

上述三個層面中最主要的是醫政制度對地方世醫發展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

(1)催生了一大批世醫。世醫的涌現得益于醫政制度背后的行戶制度,行戶制度本是元代的戶籍管理制度,明代因之。其中業醫者多隸醫戶,要求世襲且不得逃籍,每戶須保證有“戶頭”從醫。醫戶子弟入當地醫學依照統一標準教育,培養職業技能,參加醫學科舉考試考選醫官。盡管已有不少學者研究發現,歷史上該制度的執行情況各地參差不齊,執行率也難以保證[47-50],但前文所列部分事實足以表明江蘇地區元明兩朝在此制度下確實涌現出一大批杰出的世醫群體。

(2)利于世醫家族的發展擴張。江蘇地區世醫家族大多具有“業醫根儒”的特點,其文化水平與地位普遍較高,這與江南地區的儒醫環境和人文經濟繁榮的客觀條件密不可分。明后期至清代行戶制度消解,儒、醫身份互相轉換甚至多次轉換的官醫家族并不罕見,如平江盛氏、江浦丁氏、武進法氏等,醫學世家與簪纓之家間的壁壘并不森嚴,族人中常出現業儒或以其他行業治生者。如嘉靖六年(1527)重修靖江縣醫學的訓科朱習之,其子朱正初,業儒,援例仕鴻臚署丞,“意落落不治生產,好古玩”[43],竟能與王世貞兄弟及王稚登、李維楨相善,儼然文壇上流。

同時作為這些家族早期影響力的源頭,擔任過地方醫官的家族后裔中,對醫者行業身份的認同感較強,如金陵江浦丁氏的后裔、明末藏書大家丁雄飛在《行醫八事圖》中歷陳祖輩行醫業跡,盛贊其父丁明登“研究愈深”[35],此與薛生白之孫薛壽魚“寄來墓志無一字及醫,反托于與陳文恭公講學云云”[51]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比。

(3)世醫家族基本成員扎根當地,利于學術傳承。在地方醫政制度的影響下,選任醫學者大多為本地醫戶出身。盡管家族中部分優異者可能被拔擢至中央,甚至不乏基層醫戶子弟征入太醫院,后從技術官僚轉為禮部官員者,但家族的基本成員仍然扎根于當地,如武進蔣宗武[52],又如蘇州葛哲,盡管30余年歷任三府良醫,但其弟葛睿仍于昆山縣主持醫政。如此世醫家族的臨證經驗、學術成果利于本地后輩傳承。

歷史上江蘇地區的醫人群體不斷嘗試著發起、形成民間學術團體,如明代徐春甫“一體堂宅仁醫會”、民國李疇人、黃一峰等組建的“同舟社”等。古代地方醫政制度的建立,則是官方層面上不容忽視的一輪嘗試,對學術交流有了制度層面的要求,不論實際成效幾何,它客觀上促進了中醫學術思想在一定范圍內傳播、交流、融匯。

3 小結

江蘇自古名醫眾多,中醫流派紛呈,對中醫藥發展影響重大。本文從古代地方醫政制度的層面以歷史回顧的形式討論制度因素對當地中醫地域流派形成的作用。

江蘇地區的古代地方醫政制度宋時初現,經過元明的興盛,終于清代,歷經四朝。就對地方醫政制度的執行和維持而言,江蘇相較于其他地區更為穩定持久。古代地方醫政制度的存續對江蘇本地地域流派的形成有著重要作用,不僅穩定了人才隊伍,提高了群體技術、文化素養,而且還為醫學學術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交流融通提供了條件。更為重要的是,醫政制度助推了相當數量的世醫家族與名醫的產生,促進了地方世醫的蓬勃發展,其中蘇南地區尤為突出。因而以吳門、山陽、孟河等為代表的中醫地域流派得以在較為相近的時間內相繼產生,此非朝夕之功,乃是歷史長期發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