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教育虛擬教研室的展望

李鴻賓，玉 璐

1.中央民族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北京 100081；2.南寧師范大學 學報編輯部，廣西 南寧 530001

一、虛擬教研室的設置和意義

玉璐：李教授好！隨著信息技術與高校教育的深度融合，為了更好地促進教育教學改革，打造教學學術共同體，虛擬教研室應運而生，成為智能時代教研室的新形態。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教育虛擬教研室作為教育部首批建設試點，成立1 年多以來，在學科建設、實訓教學、人才培養等方面取得多項重要進展，可否請您分享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教育虛擬教研室1 年多以來的成長經驗？

李鴻賓：你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教育虛擬教研室成立1 年多以來，在教研室各位老師的不懈努力下，積極更新歷史教育教學的方式和理念，不斷推動歷史教育教學的發展，有了些許進步。我在此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也想與大家包括同行交流切磋。

教研室這套教學體系是1898 年以北京大學成立為標志的現代中國大學的產物，它是20 世紀50 年代中國高等學校學習蘇聯模式的直接結果。這一套教學體系基本滿足了當時高等學校專業化的辦學需求。20 世紀70 年代末以后，中國的高等教育開始與世界高等教育接軌，在這一過程中，高等教育的研究和教學開始打破分科畛域的界限，逐漸形成穿插式的學科或多學科的互動模式。歐美國家的大學多采取諸如課程項目、課題組或者研究中心等形式，辦學呈多樣化特征。數十年來，中國高等教育在與其他國家教育的聯系和交往中，取其優長為我所用，不斷采取措施，在擴大規模的基礎上逐步提升質量，這成為當下高校辦學追求的目標。

就高校辦學而言，傳統的方法固然有它的功能和效用，然而隨著形勢的發展和變化，這套體系也需要有新的改變以適應變化。隨著科學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大學以往聚焦特定畛域的教學體系逐漸被突破，這為跨學校和跨地區的聯系提供了條件，虛擬教研室的設想隨之萌發，它應當是發揮高校平臺建設功能的一項創新之舉。

玉璐：是的，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大學教育正朝著數字化和虛擬化的方向邁進，虛擬教研室也在不斷豐富教研室的內涵和功能，促進教學交流、提升教研水平、實現資源共建共享，這是因時勢推移、問題變化而生長出的新的教學形式。

李鴻賓：我們常常談論高等學校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創新，那創新的目的是什么？我認為，就是在傳統教研室的基礎上突破這個局限，更加充分地發揮它的作用和職能，以滿足高校教學和科研的新需求，并最終落實在培養更為優秀的人才身上。否則，這種新形式的辦學也就失去了意義。不論古今中外，高等學校最核心的目標就是培養人才。什么叫人才？人才就是具有某種專門性才干和能力的人，也就是說這些人與沒有通過這種渠道培養的人有很大的差別，他們能夠勝任專門性的工作。換言之，人才是通過專業技能訓練以提升個體生命價值和意義、具有高素質教養的那類（個）人，它是高等學校辦學的重心所在。

正因為如此，我們開設虛擬教研室，利用它的靈活便利，爭取在培養人才方面較之以前能有實質性的再提高。這里僅以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為例，建立這個教研室以后，我們培養的本科生、研究生人才與之前相比是否有實際性的提高？如果橫向與其他高校的同行比較，我們的辦學情況是不是做得比以前更好，或者發揮出我們的特點和優勢呢？這縱橫兩個方面的比較，能夠說明虛擬教研室的辦學、功能是否真正地發揮效用，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如果沒有做到，這個教研室的建設就不能發揮真正的作用。我這里提出來與大家共同思考。這里還要特別指明：學生培養的前提是教師個人的素養和整體質量的提升。我認為，之所以要強調虛擬教研室的教學建設，是因為我們的虛擬教研室才成立1 年多，學生的培養尚需長期的、潛移默化的過程，其辦學效果才能體現出來，這也是我們當下更多關注自身建設的緣由。

玉璐：虛擬教研室作為新生事物，實際上還處在摸索和探討之中，尚缺乏具體和確定的道路，這對我們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當前，越來越多的高校成立虛擬教研室，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教育虛擬教研室要怎么做才能創新、發展，進而形成自身的特色和優勢呢？

李鴻賓：就我們這個教研室而言，選擇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教育虛擬教研室這一名稱，與我們身處的中央民族大學和歷史文化學院的教學宗旨相互吻合。中國當下的國家發展和民族進步的指導方針就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里的核心是“中華民族共同體”，這個概念與“中華民族”幾乎同義，但有傾向的差別?！爸腥A民族”講的是中國56 個確定的民族，即1 個漢族和其他55 個民族，它們聚合為一形成了“中華民族”。這些民族都經歷了長短不等的歷史發展，其中漢族歷史更有數千年的演變，這既是各個民族的發展特點，也是中華民族整體的特性，用費孝通先生的話來概括，就是中華民族既有數千年的“自在”歷史，也有百年以上的“自覺”進程①參見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8 年版，第17 頁。。

我們選擇“中華民族共同體”一詞，意在強調中華民族的“共同性”這一特點。因為構成中華民族的要素多種多樣，它們表現出的傾向也紛繁復雜，“共同體”就是在繁復的場景中突出它的凝聚性和向心力，這在中國歷史上呈現出主流或主導性的趨勢，正是它促成中華民族走向了一體而沒有分散。從這個角度講，我們稱作“中華民族共同體”就有了事實的依據。在當下，這個共同體與國家構成了一體兩面的結合，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目的，就是從一體兩面的關系出發和著眼，既促進民族團結，又共同建設國家。雖然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成熟尚需時日，但有這樣一個思想意識并逐步強化，就能促使我們朝著這個方面努力奮進。這就是我所理解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現實背景。

當然，這個強調依托的是構成中華民族要素的各個民族，他們是千百年歷史發展和演變的結果。自從出現了漢系民族和非漢系即所謂“蠻夷戎狄”的格局之后，在他們彼此交往互動的過程中，形成了所謂“先進”和“落后”之觀念，于是就有了“先進”教化“落后”的責任。步入現代社會之后，民族平等代替了相互歧視，其觀念發生了革命性變遷。先有民國時期“五族共和”的局面，隨后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借鑒國際共產主義尤其蘇聯的民族政策，結合中國自身的實際，將中國的民族問題與國家的發展和進步緊密結合，將民族平等和共同進步落實在國家的建設之中，進而開辟了新篇章。這種觀念和實踐，歷經20 世紀數十年的發展，于20 世紀80 年代末期由費孝通先生為代表的學者總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

隨著中國走向世界，面對內外形勢的變化，中國的民族問題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其中一個較突出的現象，就是國內個別地區出現了民族分裂、宗教極端和暴力恐怖即所謂“三股勢力”的傾向，嚴重地危害了國家安全，極大地破壞了民族團結，并與國際上的某些勢力糾纏一起，干擾了中國的正常發展。面對內外壓力，如何處理這些問題？這是擺在國家面前的緊迫任務。另外，針對民族和國家以及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系，全球200 多個國家及地區仍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雖然對基本的原則——尊重人權、大小民族一律平等，能夠達成一致，但每個國家怎么處理和解決，就另當別論了。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如何處理自身的民族問題就成為國家的重大任務，費孝通的理論無疑是解決20 世紀尤其后期中國各民族關系的重要辦法。在這個理論的基礎之上，我們今日將“共同體”的壯大作為新的追求目標。為此，我們在承認、尊重各民族并幫助他們發展以達到共同進步的基礎上，如何從理念和意識上認清中華民族是一家的事實，就成為當下的緊迫任務。近年來黨和國家都把這個指導思想視作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中國的民族工作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主線，其意義也就在這里。正因為如此，理念上的先行就成為當下工作的重心。我們這個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教育虛擬教研室的設置，契合國家及民族的方針政策，可謂正逢其時。我認為，不論從哪個方面考慮，我們教研室選定的目標都跟主旋律有密切關系，當初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負責設計主題的幾個年輕人遠見卓識，他們敏銳地捕捉到了歷史文化學院和中央民族大學戰略定位的關聯。

玉璐：中國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交流融合、休戚與共，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不斷加強中華民族歷史教育，有助于進一步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正確認識中華民族共同體，進而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并在不斷增強文化自豪感、認同感和歸屬感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強文化自信。對于教研室而言，有了明確的定位，才能更好構建虛擬空間下歷史教學研究與實踐的新方式?？煞裾埬榻B一下目前教研室開展了哪些工作？

李鴻賓：我們這個教研室由我牽頭，以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和民族史教研室）為依托，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北京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等京內高校，以及山東大學、陜西師范大學、湖南師范大學、新疆師范大學、西北民族大學、黑龍江大學、廣西師范大學、廣西民族大學、貴州民族大學、內蒙古師范大學等京外高校，教師構成共計31 人，其中教授18 人、副教授3 人、講師10 人，輻射華北、東北、西北、中南、西南、華南等地區重要的歷史教學與研究機構。這1 年多以來，教研室主要開展了以下幾項工作，在推動歷史教育教學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第一，虛擬教研室成立后，根據教研室建設的需要，我們由最初27 名成員又增加了4 名，發展到31 名，今后也會隨著形勢的發展進行調整，完成教研室成員的平臺入駐。第二，教研室成員挖掘各自主講課程中有關“中國民族史”“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等方面的教育內容，積極開發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教育的典型案例，形成如電子課件、教案、講義、教材、視頻、知識圖譜、教改論文、音頻、教研資料等數字化的教學資源，上傳至教研室的共享平臺，不斷充實案例庫。第三，教研室成員依托平臺，開展不同規模、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交流活動，如線上或線下的公開示范課、學術講座、教學討論會等，與同行推廣交流教研室的建設經驗。第四，教研室成員共建共享平臺上的教學案例，將它們運用到各自的課程和教學中，及時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促進教學的質量提升。第五，教研室成員結合日常教學工作，申報各級各類教育教學獎勵、項目，如教學成果獎、教材、教改項目、一流課程、教學名師等，不斷提升教師的綜合能力。第六，教研室成員結合日常教學工作和虛擬教研室的建設，撰寫相關的學術論文、教改論文等，相互分享并促進彼此的工作。第七，編寫并出版《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簡明中華民族史》《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教育案例集》等學術著作。第八，建設“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數據庫中心（網站、公眾號、數據庫等），建設“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虛擬仿真實驗項目等。

同時，作為牽頭人，我在這一年多圍繞教研室也做了不少相關的工作。2022 年4 月23 日，我參加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教育虛擬教研室第一次工作會議，并與宋敏副校長一起揭牌完成本教研室的啟動后，我作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教育虛擬教研室建設的規劃與思考》的主題報告。教研室成立后，我相繼參加《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簡稱《三交史》）編纂工作部署會暨編委會第一次會議、《三交史》重大理論問題研討會、《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匯編》編纂工作推進會、《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綱要》編寫工作研討會、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重大問題學術研討會、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社科學術社團主題學術活動資助項目“中華民族歷史觀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專題研討會等，還有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有關的學術活動，計有20 余次，討論了相關議題，并發表看法。

在此期間，我受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河南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安徽大學、貴州民族大學、內蒙古醫科大學、南昌大學、西北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和《三交史》史料編纂學習班、中共甘南州委宣傳部等單位的邀請，先后作了《“中華民族”歷史的發展及其特點：兼論研究方法和理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國家建構之關聯》《中國族群與國家政治體的關聯之歷史軌則：一條結構的線性思考》《中華民族歷史關系中的主旨傾向》《談談我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認識：兼論〈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編纂特點》《略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升華與國家建構之關聯》《從“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三交史”中涉及的概念和理論問題》《談談我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解：從古今幾個概念講起》等主題報告。此外，我還在《光明日報》《中國史研究動態》《史學集刊》《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等報刊發表多篇相關的學術論文，豐富了教研室的建設經驗和成果推廣。

二、對虛擬教研室建設的展望

玉璐：通過您的分享，可見自從虛擬教研室成立以后，虛擬教研室圍繞“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教育”這一主題展開了各項具體工作，虛擬教研室的主題與大家開展的實際工作做到了密切結合，這個很不容易。

李鴻賓：是的。雖然我不大清楚同行的其他教研室的具體情況，但我們辦學的宗旨和這個虛擬教研室主題的密切關聯并形成了有機的配合，譬如我們參與的“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這一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重大項目就與教研室的教學、科研主題一致，我認為用“機緣巧合”一詞表述不僅詞達意切，也正逢其時。

玉璐：這些機緣巧合為教研室提供了發展方向，有助于推動教研室以教研促進教學，提升教學質量。您認為，教研室應如何發揮教學和科研功能呢？

李鴻賓：教學本身就要依托科研。作為中國高等院校的虛擬教研室，我們確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教育”這一主題，除了常規的歷史研究，我們還探討怎么解釋中華民族共同體，也就是怎樣結合《三交史》的研究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一個比較透徹的理論闡釋。這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

第一，本教研室的定位。從全國高等教育的布局看，作為民族院校的帶頭者，我們學校的教學和科研整體來說是很有質量的，在全國的高校中排名靠前，屬于“雙一流”的行列。這個定位要求我們的大學不能只限于知識的傳授，必須有學術創新。建基于此的教研室，以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為核心的教育，也要做到學術上有新的見解。那么，到底有哪些創新、表現在什么地方呢？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問題。如果我們拿不出新的闡釋或者只限于知識性的描寫和重復，就說明我們教研室的辦學不能算成功。

第二，本教研室教學與研究的依托是中國史。也就是說本教研室的學術傳承，首先是中國歷史這一脈絡。中國歷史的研究，20 世紀以來有一個從描述到闡釋的轉換，變成了二者的有機結合，這已成為新史學的講述規范。中國的新史學，從王國維、梁啟超到錢穆等人，在繼承乾嘉考據學的基礎上，逐步開拓出一套適合20 世紀學術規范的中國歷史的學術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主導了中國史學的敘述，這在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后改名《中國通史》）、郭沫若的《中國史稿》到20 世紀90 年代白壽彝的《中國通史》等，表現得最為典型。與此對應，海外的中國史研究也形成了自身的套路，突出的表現就是歐美的《劍橋中國史》之系列；日本現代性的中國史研究，更有長久的傳統，不論是個案還是宏觀的敘述，其成果均有不淺的積累。

第三，本教研室教學與研究的另一個依托是中國民族史。除了中國史這條線索，與本教研室“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教育”直接相關的線索，就是中國民族史這一系統。它是中國新史學的直接產物，也就是與現代史學發展同步的結果。這個史學系統源自以“二十四史”為代表的“四夷傳”序列，它將非漢系民族和族群列置于中原之周邊，將其視作“教化”之對象，展示于中國的歷史書寫之中，呈現出“華夷五方格局”非均等的差序之特征①參見陳連開：《華夷五方格局與東夷、南蠻、西戎、北狄》，載《中華民族研究初探》，知識出版社1994 年版，第190-237 頁?！，F代史學將其中的不平等諸要素剔除，構筑了一套大小民族地位平等、彼此聯系的敘述體系，以示與傳統之區別。這個民族史的專門性研究，起于20 世紀初，貫通該世紀數十年的發展，至20 世紀末臻至成型，應以1994 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王鍾翰先生主編的《中國民族史》為標志。

第四，本教研室教學與研究的學理性依托。這個學理性依托就是20 世紀80 年代末以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一文及其主編的同名著作為代表塑造的理論。從學者個人的角度講，它是費孝通先生從事中國民族問題長年鉆研的結果，即貫通于他早年的民族考察，到1949 年之后的民族調研半個多世紀的實踐之中。應當說，這既是他個人從事中國民族問題的理論總結，也是20 世紀中國學者探索數千年中華民族發展、變遷尤其進入“自覺”階段之后的理論概括。它重在強調中華民族多樣化的事實和歷史淵源，同時也明確指出在多樣化的過程中走上一體化道路的趨勢，進一步明確了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

玉璐：教研室除了開展教學和學術活動有學術的依靠，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這個特定的領域之內，您認為在教研室的研究及其帶動的教學方面，還應該要做些什么工作呢？

李鴻賓：我有如下三點想法。

第一，要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傳統與現代轉換的認識。目前教研室的討論，更多集中在技術層面的問題，這是因為短時間之內我們拿不出理論性的闡述，它需要更多時間進行思考和磨合。但我們的目標是形成教學和研究中的新思路，也就是有一個系統而升華的民族問題的理論認識。所謂民族理論，就是從民族和族群的角度探索人與人之間、這群人與那群人之間關系的理論?，F代民族理論的闡釋主要源自歐洲，再傳到世界其他地區。中國19、20 世紀之交的社會變革也受到了它的沖擊和影響，將它與中國的歷史和社會實際相結合，進而改造自身。中國人之所以引進這些理論，就是因為它們能為中國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借鑒和參考。

揆諸歷史，中國自己早有處理民族關系的各種方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華夷觀”和“天下觀”的形成，這成為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思路。它的特點是：中國的社會統攝于“天下”，其核心是九州，九州之外是五湖四海，它們呈內外圈層式的構造；與之對應的九州中心之地，居住的是華夏民族，周邊外圍分布著“蠻夷戎狄”，即有“華夷之五方格局”之特征。但華夷之間并非血統本質，而以文化之具備為分野，“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①參見（唐）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載《韓昌黎文集校注》卷1《原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17 頁。。在這個文化氛圍里，你是漢人還是非漢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認可儒家的文化并接納它。顯然，胡漢畛域是互換而非固定的，“互動”是其特性。正是有如此的韌性，漢民族才能融合眾多的民族要素，歷久而彌新，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主體。再經由儒家文化的熏陶，這個族群的文化亦成為中國的主流文化，它負有“教化”周邊各系人群及其文化的責任和功能，從先秦經由兩漢再到隨后的歷朝歷代，就演化成為中國的國家統治、處理不同民族關系的基本法則。

但是，這一套統攝的辦法在近代卻遭受了挑戰。近代形成的民族關系從性質上講是各類民族和族群身份之自立和地位之平等，民族認同成為自身維系的重要因素。這至少成為人們的共識，它是現代性帶來的觀念轉變。什么是現代性？首先，現代性是指建立在工業生產基礎之上形成的哲學意識和思想觀念；它以人的發展為訴求，通過滿足人們物質和精神的需要開展生產和進行社會活動，從而形成工業文明基礎之上的價值理念。其次，現代性強調人的尊嚴和地位，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而非奴仆；人具有生命權、財產權和其他各項權力，并受到國家的法律保護，等等，這些都不是傳統具有的。在中華民族的大家庭里，各民族與漢族一律平等，各民族之間是相互幫助、共同進步而非恃強凌弱、尊卑貴賤，這些都屬于現代民族關系的內容，與傳統有本質的差別。就此而言，我們理解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就有一個傳統和現代性的轉軌和對接問題，如何從學理上認清并作深入透徹的解釋，是本教研室的一項重任。

第二，深化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各要素彼此聯系的認識。如上所述，本教研室主導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教育”與我們從事的《三交史》的撰寫具有一脈相承的關系，它們都涉及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發展的具體情節和各種關聯，尤其主旋律的問題。眾所周知，作為數千年的前后發展和演變，中華民族共同體各民族和族群之間，存有多方面的聯系，既有政治、經濟和文化思想的交流和促進，也伴隨著爭斗、沖突甚至戰爭。對于正面的交往交流交融，這固然是我們關注的重心，但對歷史上那些負面的東西，又如何對待和處理呢？這個問題說復雜就復雜，但也不妨說它簡單也會變得簡單。之所以復雜，除了歷史事實這個層面，還浸透著后人和今人的觀點和感情；說它簡單，則純粹就歷史論歷史，與其他任何想法都不關聯。因為歷史本身是客觀的存在，所謂民族之間（通常由政權及其活動所表達）出現的沖突和戰爭，多出自雙方或多方之間為了某個（些）因緣而發生，這里當然有個是非、正義與否的價值判斷，但無論是正義一方，還是非正義一方，他們的征戰和沖突既已發生，這件事或這段歷史事實就是真實地存在，就不應該被回避。至于后人（包括我們）怎么看待、作何解釋，這是另外的問題，它與歷史本身是兩碼事。實際上，包括中華民族共同體在內的人類歷史，就是由正負多重層面所構成，“正”“負”之間既彼此對立，又相互轉換，甚至變化無常，很難一刀切式地看待。中華民族作為共同體就是在這矛盾交織之中逐步發展和壯大起來的，與歷史上其他民族共同體不同的是，這個共同體的交織，彼此聯系的動力大于分散，從而將其引領并走向一統化的道路，“一體”的趨勢就變成了主流。同理，歐洲千百年的歷程，各民族和族群在與具體國家的聯系中，他們出現的分化能量大于聚合，各自獨立、散布全歐洲的民族、政權和國家的形態遂成為主導。這一東一西迥然有別的現象，如何在歷史中演化而成？這的確值得深入思考。我們只有在對人類文明包括民族共同體發展多樣化的透徹了解之后，再回看中華民族共同體所走的道路、他們的選擇及其因緣，才能獲得較好的理解。

第三，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關系的認識。中華民族的古今發展和演變，佇立于東亞大陸，成為人類文明的一個典范。其與南亞、中東地中海周邊，以及歐洲、非洲、美洲乃至亞歐大陸的草原文明，共同構筑了地球的多文明體系?；钴S于這些地區的人們，都在創造自身的文化并賦予這些地區以文明之意涵?？梢哉f，一部人類的文明史，就是各地區人群活動和創造的各地域文明之匯聚。中華民族共同體創造的文明，與其他各種文明一樣，都有自身久遠的歷程和悠長的傳統。換句話說，我們有我們的長處，別人也有別人的長處，全球化以前的時代，盡管受制于地理和環境，但各文明通過國家政權和私人等渠道，仍保持著不同層面的交流互動?？茖W技術促使人們超越國家乃至洲域形塑為全球的交往之后，國家與國家、文明與文明的聯系，就成為世界的主流趨勢，這在今日變得更加明顯。有鑒于此，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及其塑造的中華文明，與世界其他民族共同體及其塑造的文明，從對比、交流、互動的角度予以研究，有助于我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之關聯的深刻理解。

以上，我從三個層面簡要敘述了我們這個教研室今后要關懷的主要問題。那就是依托中國歷史、中國民族史、民族理論和民族學、人類學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結合我們從事的“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即時研究，力圖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教育”這一領域涉及的問題，從史實的具體考察上升到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發展的理論思考，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理論性的支撐。我們面對的理論闡釋，就是前文提及的費孝通先生“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論，那是對中華民族數千年的自在發展尤其近代以來自覺進程的經典式概括，它揭示了中華民族發展的進程、性質、特點及其趨勢，表達了20 世紀末學術界就這一問題闡釋的共識。時至今日，中國又歷經30 余年的發展和變遷，形勢要求我們對中華民族之向心趨勢和凝聚力蘊藏的整體性作出新的探索，如何從理論上闡釋清楚，就成為當下的主要任務，也是我們教研室肩負的重任。如果說“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成型歷經20 世紀包括費孝通本人學術研究和調研的半個世紀以上，那么我們今日從事的有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同樣需要時間的磨煉和我們的加倍努力。我想，本教研室的研究任務和專攻方向既已確定，接下來就是我們教研室成員矢志不渝地追求了。

玉璐：感謝您為我們分享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教育虛擬教研室成長的經驗及進一步建設的展望與期待，在此祝愿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教育虛擬教研室的建設取得更大的成就！

李鴻賓：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