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策略視域下日本的認知域戰力構建研究

唐家林 費建華

(國防科技大學 南京 210039)

圍繞敘事展開的攻防已成為認知域作戰的重要組成部分。敘事通過場景的合理化設定、事件因果關系的精妙安排以及引人入勝的情節的展開可以框定對方的認知與行為模式,進而制造認知偏差,從而達到攻心奪志的戰略目的。此外,敘事可以整合戰略目標,調動戰略資源,凝聚共識,對于提升認知域戰力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日本在認知域戰力構建過程中十分重視敘事的運用。本文在總括敘事在認知域作戰中的效用的基礎上,聚焦日本在構建認知域戰力過程中的敘事運用,進而剖析日本通過敘事的投射提升自身認知域戰力的策略與方法。

1 敘事在認知域作戰中作用

認知域作戰整合了信息戰概念提出以來的各種戰爭形式,豐富了戰爭的內涵。其底層邏輯就是破壞或者控制目標受眾的認知以實現己方戰略目標,這一過程中往往需要借助敘事的生成與投射。敘事能夠在認知域作戰中發揮改變認知甚至攻心奪志的效用是由敘事本身的特點及認知域作戰的致效機理決定,兩者之間具有較高的契合點。

1.1 認知域作戰的概念

認知域作為軍事術語,源于美軍在網絡中心戰理論中使用的“cognitive domain”一詞。2001 年 7 月 27 日,美國防部向國會呈交的關于“網絡中心戰”的報告中,首次提出“認知域”概念。該報告將作戰域劃分為物理域、信息域和認知域,認為認知域包括人的知覺、理解力、信念、價值觀、判斷和決策等心理和精神維度[1]。它是無形存在的領域,是領導才能、軍心士氣、部隊凝聚力、訓練水平和經驗、態勢感知和公眾輿論等因素發生協同聚合效應的隱形場所,這也決定了認知域的作戰方式與傳統物理域不同,也與以信息流的爭奪、控制、對抗為特點的信息戰內涵不同。認知域概念的提出將信息戰概念提出以來所探究的各種戰爭形式,比如網絡戰、心理戰、電子戰等因素進一步融合并豐富了戰爭的內涵[2],代表了未來信息化戰爭的發展方向[3]。

從本質上講認知域作戰是現代科學技術不斷發展的背景下派生的高階政治戰,是在戰爭形式由基于消耗的作戰向基于效果的作戰轉變的基礎上,進一步向改變敵人認知的作戰形式提升,其終極目標是通過一切非暴力戰爭手段實現國家政治性大戰略目的。它通過控制目標群眾的思維方式和反應方式將公眾輿論武器化,進而影響公共政策和戰略決策[4]。其底層邏輯就是破壞目標群眾的認知,使目標對象國家的社會心理發生改變,從內部攻破其心理防線、認知防線以及倫理防線,以破壞穩定、施加影響及操控認知[5]。但是運用什么樣的方法來改變或操控目標群眾的心理認知,實現前述戰略目標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敘事(narrative)策略的成敗。外國軍事專家認為“圍繞敘事展開的作戰實際上就是隱形子彈交錯紛飛的虛擬空間、認知域作戰的一部分”[6]。

1.2 敘事的特點

敘事一詞原先在歷史、哲學、語言學、心理學等學問領域論述較多,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呈現出動態、開放的跨學科趨勢[7],在國際關系、軍事安全領域得到廣泛論述。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信息的生產、傳播和接收越來于具有病毒性擴散的特點,甚至某些情況下夸張的敘事或虛假信息的傳播所導致的非理性行為會造成政治局勢的巨大波動。像英國脫歐進程中,脫歐派一度主張“留在歐盟每周需要支付3.5億英鎊的會費(實際金額約為1.6億英鎊)”,盡管BBC曾予以事實澄清,英國還是在全民公投后最終脫歐,有分析指出虛假新聞的錯誤誘導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英國民眾的投票傾向[8]。從敘事理論來講,人們對世界的理解很大部分來自敘事,包括神話傳說、寓言史詩、戲劇漫畫和新聞報道等,這些故事使世界成為人們所期望的世界[9]。敘事可以作用于目標受眾的情感、心理與認知,就像亞里士多德在《修辭學》中建議使用信譽(Ethos)、情感(pathos)、邏輯(Logos)三種要素來提升修辭感染力和說服力一樣,扣人心弦的故事比邏輯論證更能引起聽眾的共鳴。因此,在認知域作戰中若能有效運用敘事策略則更容易實現攻心奪智的戰略目的。

敘事是一個有開始、中間和結尾的完整故事,其往往包含著場景設置、因果關系、角色與情節四個要素。敘事場景可以是真實發生的,也可以是想象中發生的情景,嵌入在場景中的敘事者與觀眾會受到背景信息或預設的影響,即敘事場景既約束敘事表達與投射,又影響著觀眾的言行與認知。作為故事情節連貫性的核心,在一個事件引發了另一個事件的因果關系體現著敘事者的戰略目的與意圖。人物角色則是故事中的行動者,所有故事都涉及角色之間的矛盾與互動,聽眾通過與角色命運產生情感關聯,來主觀化地解讀敘事內容與意義,反過來講敘事者通過角色進行主觀化敘事的過程中則隱含著自身的特點與行動模式。情節不僅使事件相互關聯,而且展示著這種關系將如何變化,因此情節可以引導聽眾思考“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和“為什么會發生”,進而推斷事情的因果關系并預測角色的傾向性行為[10]。因此,在認知域作戰中,一方面在自身敘事的構建與投射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敘事場景的合理化設定、事件因果關系的精妙安排以及引人入勝的情節的展開,另一方面為做好話語的應對(反敘事),需要通過各種敘事因素的分析,解構敘事者的特性、意圖與目的,抵消敘事的框架-錨定效應。

1.3 敘事在認知域作戰中的致效機理

敘事可以直接作用于聽眾的心理與認知域并框定其行為模式,政治人物在推動各種政策的過程中往往通過敘事構建事物的合理合法性,讓聽眾減輕心理上的抗拒以便更加容易地接受所推行的政策。因此敘事有時也伴隨著決策者關于中長期目標或愿景以及實現這些目標或愿景的手段的故事性表達,它是政治人物擴大自身影響力,管控期望以及變更言論環境的工具,在國際關系方面它是關于狀態或體系本身的敘事,也是關于“我們是誰,期待何種秩序”的敘事。它往往通過一下幾個方面呈現出來: 首先是國際系統層次上的敘事,描述了世界如何建構、參與者是誰以及如何運作,如冷戰敘事、俄烏沖突敘事描述了國際矛盾的源起、發展與運作過程[9]。其次是國家層面的敘事,闡述了國家或民族的故事及其價值觀和目標,如日本大肆宣揚憲法中“放棄交戰權”的條款標榜“日本是熱愛和平的國家”,將中國、俄羅斯描述成“試圖武力改變現狀”的國家,借此為突破專守防衛,發展攻擊性武器尋找借口。最后是政策層面的“議題敘事”,闡述為什么需要一項政策以及如何成功地實施或完成這項政策,如日本描述“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認知域作戰模糊了有形空間和無形空間、戰時與平時、軍事與非軍事的界限,政治人物在對國際秩序的關注,本國戰略目標的闡述以及對意圖推行某種政策的理念的解釋過程中,敘事的戰略性構建與投射通常已經屬于認知域作戰范疇。

認知域作戰致效機理在于破壞對方的認知,制造認知偏差,從這一底層邏輯來看,敘事通過或真實或虛假的場景設置,能與聽眾產生情感共鳴的角色選擇,引人入勝的情節編排,往往能夠引導目標受眾產生認知偏差。首先,敘事的重復投射,即以高頻率向特定對象發送同樣信息能引起對手從不相信到相信、從不接受到接受、從不認同到認同的認知質變,正如中國“三人成虎”的故事所講的那樣,重復會讓謊言成為真理。信息化時代基于大數據和算法對信息的精準投射,可以迅速抓住目標受眾的注意,在此基礎之上不斷敘事投射就更有可能操縱人們的認知。其次,敘事可以帶來框架-錨定效應,即人們接觸到某類敘事時在無意識之中就會將其當做既成事實加以接受,尤其是當某些敘事與自己既有觀點和認知相契合時這種傾向性更加明顯[11]。例如日本新版《外交藍皮書》在描述日俄爭議島嶼時,再次使用“這些領土是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俄羅斯非法占領”的措辭,其潛臺詞就是“這些島嶼是日本的固有領土”,被俄羅斯通過不正當手段非法占領。若對日俄領土爭端的歷史問題、島嶼歸屬的法理知識比較欠缺,很容易被日本的多樣宣傳所誤導,尤其在俄烏沖突之際西方主流媒體有失偏頗的報道下,聽眾很容易受到蠱惑,特別是在所謂“民主價值觀共識”的偏見下,西方民眾在情感上更容易接受日本的說辭。再次,敘事有時會被當作情感的表露,成為聽眾對某一事件產生共鳴或反感的前提,尤其是“后事實”時代,相較與客觀事實和科學論證,個人的情感或信念更受到重視,人們的判斷容易被一些標簽誤導,并以此為認知框架進行印象管理。例如在俄烏沖突的背景下,日本政府給中國貼上“試圖武力改變現狀的國家”這樣的標簽,引導日本民眾接受本國突破“專守防衛”政策,發展“反擊能力”的做法。

2 日本認知域戰力構建與其敘事

隨著中美對認知域作戰研究的深入,日本也在認知域作戰的研究與戰力構建方面持續發力。從其國家安全和防衛力量建設的綱領性文件來看,日本將認知域作戰置于信息戰之下,這與中美將其作為獨立于信息域的新型作戰域的分類方法不同,這也決定了日本在構建中認知域戰力的過程中注重信息的投放和攻防。而敘事不僅可以通過場景的設定、事件因果關系的安排以及情節的展開來提升信息防御力和殺傷力,而且在整合戰略目標,調動戰略資源,凝聚共識方面具備天然優勢。因此,日本在認知域戰力構建中十分重視敘事的建構與投放。

2.1 日本對認知域作戰的認識及戰力構建措施

伴隨著信息技術的更新迭代,戰爭形態從有形設施的對抗轉向重視無形設施的對抗,人的認知域思維引入作戰空間后,認知域作戰逐漸從戰略概念上升為國家戰域戰略設計。首先提出“認知域”概念的美國,在海、陸、空等傳統作戰域基礎上,將太空、網絡、電磁頻譜乃至人類認知空間等無形對抗領域納入到“多域作戰”理念[12],并且更加強調無形對抗域在未來戰爭中說發揮克敵制勝的作用。在此基礎上,2017年美國空軍參謀長大衛·古德芬 (David L.Goldfein)在美國空軍協會航空航天會議上發表講話,首次提出“認知戰”的概念,強調“戰爭 形態正由消耗戰向認知戰方向轉變”,標志著認知戰正式作為一種獨立的戰略概念被納入美軍理論體系。中國在美國提出的“認知域”概念基礎上發展出“認知域作戰”概念,2012年逯記選、武輝在其著作《心戰之巔的光芒:現代戰爭中的認知域作戰研究》中將其定義為“是在一定時空范圍內,通過對對方人員的認知、情感、意志、理想、信念和價 值觀等進行干擾或攻擊,以掌握整個戰爭的政治態勢和心理走向的主導權,是迄今為止人類戰爭的最高層次”[13]。隨著“多域戰”“認知戰”等研究的興起,進一步提升并深化了我國對認知域作戰的重要性的認知。李大鵬認為隨著戰爭形態的演變,作為決定性作戰領域的制勝領域也會發生轉移,認知域將成為智能化戰爭的制勝領域[14]。由于僅靠物理域、信息域的攻防和爭奪難以應對意識形態、宗教信仰、民族認同感等新型問題,認知域已然成為繼海、陸、空、天、網、磁之后的新型對抗空間[15]。

近年來,日本也不斷深化對認知戰的理解與研究,而且不斷提升認知域戰力構建在防衛能力建設中的重要性。日本十分關注中國關于“三戰(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的相關研究以及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危機中對親俄派所推行的政治工作手法。鑒于俄烏沖突中網絡虛假情報在瓦解對方士氣、左右戰局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日本著重在網絡虛假情報的真相核實、情報收集與分析等方面發力,在平戰一體化的原則下加強認知作戰力量建設和作戰手法的研究。

從最新版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防衛力整備計劃》等 “安保三文件”來看,日本已經著手以綱領性文件統領構建應對認知域作戰的體制機制?！秶野踩Ｕ蠎鹇浴分赋?日本面臨著“領土紛爭中的灰色事態、跨國境網絡攻擊、借虛假信息散布開展的信息戰等時有發生,平戰界限日益模糊”的周邊環境, 極有可能會發生“以更加巧妙的方式綜合運用軍事和非軍事手段遂行軍事目的的混合戰”。為此,要強化應對包括散布假訊息在內的認知域作戰能力,在政府內部建立新體制以收集、分析外國假情報,強化對外信息發布,與政府外機構深入開展合作等?！秶曳佬l戰略》在指出日本面臨“網絡領域風險加深、包含虛假信息散播在內的信息戰的開展”等課題的基礎上,強調應強化政府部門對虛假信息的真相核實和辟謠職能,到2027年構建可應對包含認知域在內的信息戰的情報能力。同時,同美國聯合開展包含信息戰在內的混合戰,深化志同道合的國家間的情報共享和聯合訓練等?！斗佬l力整備計劃》則從防衛力量具體規劃入手,提出在陸、海自衛隊建設應對包括認知域在內的信息戰的新型作戰部隊,情報本部要充分發揮人工智能在常態持續收集、分析各國動向方面的積極作用,充實開源情報的自動收集和分析能力能以及關于形勢評估的未來預測能力。

早在2018年底,日本政府便在《防衛計劃大綱》中強調開展信息戰的重要性,指出“自衛隊應采取行動配合國家外交方面的戰略傳播”。2022年4月,日本防衛省在防衛政策局調查課新設“全球戰略信息官”一職,意在強化應對綜合運用軍事行動、信息戰和網絡攻擊等手法的混合戰。其主要職能是分析社交媒體發布信息的真偽與意圖,防止虛假新聞對輿論的傾向性誘導[16]。在強化相關省廳、民間機構合作機制,導入人工智能搜集分析虛假信息的同時,預計2024年以后在內閣官房內成立專門應對信息戰的組織機構。此外,日本內閣增設了專門負責“國際人權問題”的首相輔佐官一職,外務省專門設置“人權擔當企劃官”,企圖以所謂“人權問題”為抓手針對特定國家開展認知戰[17]。從中可以看出,日本在認知域戰力構建方面十分注重跨部門合作,并且善于運用復雜、寬泛的政治議題。

2.2 日本在認知域戰力構建中敘事運用

日本在構建認知域戰力的過程中,善于借助俄烏沖突渲染國際環境的緊張氛圍,運用敘事為本國軍事力量的整備尋找合適的理由,爭取有利的輿論環境。俄烏沖突爆發后,岸田文雄在2022年3月14日的參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將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的特別軍事行動稱為“暴動”,稱“俄烏沖突凸顯出改革聯合國安理會、構建新國際秩序框架的必要性”[18]。其目的就是抓住俄烏沖突的“契機”,為實現“政治大國”夢造勢,進而順水推舟為加強軍事力量建設鋪平道路。岸田的發言得到了外相林芳正表態加碼,強調“將繼續與多國合作,為實現安理會改革盡最大努力,包括令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很顯然,日本希望與法國為首的“改革支持派”國家一道,鼓噪戰后聯合國體制的“非合理性”與“滯后性”,甚至將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與實現“政治大國”夢想掛鉤。隨著俄烏沖突陷入膠著,西方主流媒體通過輿論造勢烏軍英勇抵抗,俄軍出師不利,在此背景下,日本配合西方的宣傳,不時披露俄軍節節敗退的虛假信息,甚至在烏軍出事不利的情況下有意夸大其戰果,聲稱烏克蘭通過信息戰成功得到西方國家的支援,并誘導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19]。配合西方加入制裁行列的日本希望將制裁行為美化成“抑強扶弱”的正義之舉,為武器出口尋求正當化合理化解釋。

日本借俄烏沖突渲染國際局勢的“非穩定狀態”,借機凸顯日本的國家安全正遭受“嚴重威脅”,面臨“極大不確定性”,聲稱日本“必須”做好萬全準備。2023年版《外交藍皮書》甚至將中國描述成“試圖在東海、南海領域通過武力改變現狀”的國家,妄稱‘臺灣海峽的和平至關重要’,指責中國軍費增長‘不透明’等。這種敘事不僅在新版《外交白皮》中出現,在新版“安保三文件”中也占據較大篇幅。為了確保自身敘事優勢,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相當于聯合參謀部)及陸、海、空自衛隊均在Facebook、Twitter、Instagram、YouTube等國際主流新媒體上開設了官方賬號,以英語和日語同步推送防衛省與自衛隊各種活動信息、政策宣傳、對國際熱點軍事沖突與活動的評論等內容,尤其對中國軍隊在東海、南海的正?；顒雍烷_展的軍事演習大肆報道,[20]甚至自衛隊還大使用簡體中文和韓語等多語種進行宣傳,廣泛吸引媒體關注和二次傳播,擴大宣傳受眾面[21]。

在國家意識 “泛安全化”背景下,任何領域都能與國家安全掛鉤。岸田文雄上臺后,“經濟安?！背蔀槿毡拘聝乳w的政策招牌,并上升為國家安全戰略,對華“競爭、防范和牽制”成為貫穿日本經濟安保政策的一條暗線。近年在日本國內的政治語境中,經濟中的“安全問題”多指向中國,其對中敘事也熱炒中國“供應鏈風險”“竊取知識產權”“日企對華泄露信息數據”“挖角日本科技人才”等新聞[22]。這類敘事一味突出日中經濟的“競爭性”,指責中國的崛起威脅到“自由民主國家”陣營,惡化日本所處的國際環境,說明日本試圖一改過去“政冷經熱”時期重視日中經濟關系的立場,通過對抗性敘事壓縮中國的話語空間,以經濟冷戰思維看待中國的崛起。

2.3 日本的敘事特點

從經濟大國轉變為在國際上具有一定話語權和決策能力的政治大國是中曾根首相提出“戰后政治總決算”口號以來,自民黨政權試圖實現的戰略目標。但日本在國際層面一直奉行對美協調的外交路線,一定程度上是主動收縮了戰略自主,而在國內則囿于“和平憲法”不擁有戰力的條款,在戰力構建和修憲進程中困難重重,可以說俄烏沖突在一定程度被日本通過敘事策略建構為自身發展“攻擊能力”的“契機”。但發生在歐洲的軍事沖突被描述成東亞或者印太地區的安全威脅,需要場景的非合理化安排,俄烏沖突后日本在多個場合表示發生在歐洲的軍事侵略絕非孤例,妄稱在烏克蘭發生的事情也有可能在日本發生[23],這樣場景的轉移實現了區域外沖突與日本國家利益的掛鉤。當然,在角色選擇上除了與日本存在領土爭端的俄羅斯之外,經濟軍事實力、國際話語權不斷提升的中國自然會成為日本敘事中角色,尤其是在中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不斷加深的背景下,兜售“中俄威脅”自然成為日本的“現實選擇”,這在前述日本新版“安保三文件”中關于認知域作戰認知的相關描述中清晰明了。

前述場景設定的轉移(或者說虛擬場景的設定)可以吸引利益不相關或者相關程度不高的國家的注意,近年來印太戰略的提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建立基礎之一與敘事場景的選定密不可分,這些遏華小圈子將中國錨定為亞太地區甚至是全球安全、穩定與和諧的重大威脅,當然這些圈內各國要實現統一行動,還需要敘事情節的有序展開。日本的邏輯比較簡單,就是將中國描述成為“試圖武力改變現狀的國家”,這一情節的展開不僅具備統一各國行動的作用,而且會引導其思考中國可能采取的行動計劃以誘發各國焦慮。此外,在情節的展開過程中還時不時嵌入中國正常軍事行動和海洋活動以強化敵意螺旋。針對日本的敘事的特點及時構建對應的反敘事考驗著我國的決策智慧。

3 日本在認知域戰力構建中的敘事策略分析

日本在認知域作戰中固然是希望通過敘事破壞對方的認知,制造認知偏差為自己贏得制勝先機,但更多是力求借助敘事整合戰略目標,調動各種可以運用的資源,凝聚共識,同時削弱對方的合法性基礎。例如,日本在俄烏沖突后的對俄政策調整旨在扭轉在北方四島問題上的被動局面,削弱俄羅斯的實力,同時利用敘事渲染其外溢效應,從內政外交等多方面推進國家戰略,包括開展對美歐協調外交,通過制裁削弱俄羅斯實力,渲染東亞地區緊張局勢,在地緣政治上牽制中國,并利用“中國威脅論”敘事,從中攫取新的冷戰紅利?？傊?日本在發展包含認知域戰力在內總體軍事或非軍事實力過程中,借用敘事實現以下三種目標:一是通過話語的強制或對抗削弱對方的合法性基礎;二是通過話語溝通或解釋獲取國內民眾對相關政策的支持;三是通過話語的認同塑造贏取盟友的支持和有利的國際環境。

3.1 通過話語的對抗削弱對方的合法性基礎

在日本國家意識“泛安全化”的環境中,過去擁有很多利益契合點的中日之間競爭與對抗的傾向性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明顯。本來敘事可以發揮協調意見、彌合分歧的作用,在“泛安全化”的語境下,敘事更多體現了話語的強制或對抗,正如日本所兜售的“中國威脅論”,正是針對中國的“和平崛起論”提出的對抗,其目的就是削弱我方行動的合法性基礎。托馬斯·謝林( Thomas C． Schelling )指出,話語發揮其作用必須有“物質權力的背書”[24],基于物質實力的威脅性話語能在談判中給對方制造壓力以達到預期目標,即敘事的對外影響力是權利關系的副產物。因為日本不具備美國那樣的軍事、經濟以及政治實力,因此其在認知域戰力構建中的敘事運用,不能像美國那樣展示強硬的話語威脅或制造外交話語強制,迫使對方屈服,更多通過敘事對抗盡量壓迫對方的話語空間。

日本知道在“和平憲法”的限制下,突破“專守防衛”發展所謂“反擊能力”,離不開合法性話語的支撐。當大國戰略和國家利益無法建立合法性關聯,其行動就容易遭受抵抗或質疑,因此日本在新版“安保三文件”中處處渲染中國、俄羅斯、朝鮮對日本周邊環境所帶來的安全壓力,尤其是隨著新時代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不斷提升,兩國政治、經貿合作更趨緊密,日本更是故意妖魔化中俄關系。例如,岸田文雄在接受自民黨議員質詢時稱:“中俄保持密切關系,在日本周邊地區軍事活動也越來越頻繁”,日本“需密切關注兩國對外政策動向,與美歐等相關國家合作應對”[25]。為搶奪話語主導權,日本不管是在美日印澳四邊機制會議上還是G7峰會上,皆指名中國為“憑實力單方面改變印太地區現狀”的國家[26]。這一說辭在多種國際場合由日本首相提及,試圖框定中國實力提升本身的外向性和霸權性,是一種言論的對抗和話語主導權的爭奪。而且,由于中國被描述成對當今國際秩序造成嚴重挑戰的國家,這種敘事讓中國在任何場合開展的正常不過的軍事演習都被視作是武力的彰顯,其本質在于削弱中國行動合法性的同時,為提升自身軍事實力尋找合法解釋的措辭。

3.2 通過話語溝通獲取國內民眾對相關政策的支持

除敘事對抗外,日本政府在面對國內民眾解釋其欲推行的政策宗旨時更多致力于溝通、說服和共識協商。作為國家政策實施的總掌舵人,日本首相的面對民眾的每一次講話或者演講都是在與民眾溝通和交流,其目的就是通過敘事話語教育民眾,讓他們了解日本的國際角色和國家利益。在日本,民眾大都疏離政治,對政治決策的細節以及政策推行的實質意義大都不甚了解,首相的敘事話語為民眾了解政府所推行政策的重要內涵提供了渠道。當然,其往往通過敘事向公眾和政客解釋現實,并將現實融入宏大的價值信念之中。正如前所述,具備說服力的修辭必須具備邏輯、可信度和情感三要素,因此說服民眾這項艱難工作所運用的敘事往往需要借助客觀事實,并與民眾的利益訴求掛鉤,在缺少事實根據的情況下,也通常需要“擬客觀事實”增強邏輯縝密性。在認知域戰力構建過程中,日本提出要強化政府部門間的合作,常態化監視國內外虛假信息并對實時對虛假信息予以事實澄清。這種對信息的管制和監督在日本民眾看來會影響言論、報道的自由,政策本身的善意初衷可能會產生相反的結果[27]。

日本的敘事邏輯就是先夸大對方的實力,再指出自身的不足,由此強調自身加強認知域戰力的不可或缺性。面對中認知域作戰研究不斷深入以及俄烏沖突中信息戰攻防展開的事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022年5月26日的預算委員會上表示,“深刻認識到應對通過虛假新聞、社交媒體虛假信息開展的認知戰以及包含認知域在內的信息戰的重要性”,同時表示“在討論這些新課題時最為重要的是獲得國民的理解?！睘榇?岸田聲稱,“對該具體、現實問題的討論是為了保護國民的生命與生活,”[28]通過與國民利益掛鉤,可以減輕民眾對在提升自身認知域戰力的過程中,可能出現對虛假信息的管制、檢閱以及報道自由的侵犯等事態的逆反心理。

3.3 通過話語的認同塑造贏取盟友的支持和對己有利的國際環境

如前所述,敘事提供有關“我們”是誰,“我們”來自何處以及“我們的”集體目標的故事,因此敘事可以將具備共同價值觀的朋友聚攏到集體目標之下。不過話語的認同塑造一般是通過“自我-他者”的對立軸實現的,即明確了對“他者”的敘事定位,才能確立并明確“我們”的身份。日本在認知域戰力構建中十分注重運用“他者策略( strategy of otherness) ”將中國描述成“試圖通過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國家,其隱含話語就是日本即其盟友才是力在捍衛當前國際秩序的正義的一方。這種“他者化”的敘事除了具備妖魔化中國的作用外,更容易聚攏那些標榜所謂和平、平等、自由和博愛的民主思想的國家。在這一語境下,日本十分重視日美同盟的威懾力和應對力,并積極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的內在邏輯清晰明了。這種“他者化”的敘事從本質上說一種身份敘事,其界定了誰是敵人,闡明了為何必須反對它以及必要時進行干預的原因,并為反對和干預提供了合適的借口,即合理性保障。

俄烏沖突的爆發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新冷戰思維,東西方出現新的對立軸。身處亞洲而與西方國家具有共同價值觀的日本,深感周邊環境的嚴峻形勢,加之認知域作戰等新型作戰形式的興起進一步模糊了軍事對抗和非軍事沖突的界限,對所謂“灰色事態”的應對極大考驗著日本領導者的政治智慧,但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本對外政策轉圜的余地較小,只能站在西方陣營內通過“自我-他者”式的敘事不斷強化敵意螺旋,鞏固本方陣營的團結與協作。日本在新版《外交藍皮書》和“安保三文件”中大肆兜售“中俄威脅”,實際是為了激化東西方矛盾,強化新冷戰對立意識,畢竟單靠所謂的“民主價值觀”很難維持本方陣營的團結,通過外部威脅的渲染強化對“己方”身份的認同,才能鞏固以“民主價值觀”野合在一起的小圈子,日本才能在發展己方軍事實力和推進軍事合作過程中獲得更多的支持,營造對己有利的外部環境。

4 結 語

伴隨信息化革命的加速演進,戰爭形態從有形設施對抗轉向重視無形設施的對抗,人的認知和思維被作戰空間,“認知戰”概念也應運而生。與以美國所提出的“認知戰”一詞不同,中國多用“認知域作戰”一詞,不過兩者本質上沒多大區別,都是一種力在改變目標人群思維方式的策略,并以此改變其行為方式的作戰方法,通常通過控制目標群眾的思維方式和反應方式將公眾輿論武器化,進而影響公共政策和戰略決策。其底層邏輯就是破壞目標群眾的認知,使目標對象國家的社會心理發生改變,從內部攻破其心理防線、認知防線以及倫理防線,以破壞穩定、施加影響及操控認知。由于敘事具有身份塑造、認知框定等作用,在改變目標群眾認知,制造認知偏差方面具有獨特效用,在認知域作中往往伴隨著敘事的攻防。

在美國、中國對認知域作戰認識不斷深化的背景下,日本在不斷深化對認知戰的理解與研究的同時,逐步提升認知域戰力在防衛力構建中的重要性。從“安保三文件”來看,日本將認知戰作為信息戰的一部分,重點提升在網絡虛假情報的真相核實、情報收集與分析能力關于形勢評估的未來預測能力。與其利用敘事破壞對方的認知,制造認知偏,日本在認知域戰力構建中更傾向于利用敘事宣傳造勢,整合戰略目標,調動各種可以運用的資源,凝聚共識,同時削弱對方的合法性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