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鄉建情懷遭遇經濟規律:對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的反思

張慧鵬

一、問題的提出:鄉建青年何以總是遭受挫折

2023年春節期間,我在微信朋友圈中讀到一篇短文,是一位鄉建青年的自述。他在文中寫道:“我叫小楊,懷化的一名90后,普普通通的青年一枚,因為團隊的安排,我2022年的工作和生活,大部分時間都在這個叫翁郎溪的地方度過。當每次外出幾天再回村里的時候,鄉親們總是笑呵呵地打招呼‘小楊,回來了啊!’那是一種回家的感覺和滋味,總之,就是這些感覺和滋味,促使了我在今天寫了這篇文章:2023年,我希望,繼續留在這個小村莊”(1)轉自微信公眾號“翁郎溪”的推文,2022年12月12日。。

小楊所在的翁郎溪村,是湖南省懷化市洪江市龍船塘瑤族鄉的一個偏遠鄉村,有600多年的歷史。20世紀80年代,村里人在當時村黨支部書記藍華新帶領下,自力更生整治村莊環境,提升村民素質,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的“世界衛生文明村”稱號。這是整個村子引以為豪的榮譽。此后,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持續快速推進,大量年輕人進城,翁郎溪村也和國內許多鄉村一樣,成為一個空心化和老齡化很嚴重的村子。

小楊并不是翁郎溪村人。他只身來到這個村子,并不是為了個人的私利,而是被團隊安排來這個村子從事公益服務。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中國社會逐漸發育出一些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它們專門從事社會公益事業。關注農村發展是許多社會公益組織重要的業務板塊。進入21世紀,隨著“三農”問題引發全社會的廣泛關注,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和個人投身鄉村建設事業。和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開發式扶貧相比,社會公益組織更加強調自下而上的社會動員,注重培育鄉村社會內生動力(古學斌等,2004)。小楊進村之后,就開始走訪調研,記錄村莊里的人、事、物,拍攝各種圖片和視頻,創建并經營“翁郎溪”公眾號,向外界宣傳介紹這個村子,吸引人們來這里旅游。他還動員和組織村民自己動手進行環境整治,把荒蕪的梯田進行復墾,發展綠色生態農業。

駐村一年的經歷,讓小楊和村民之間建立了信任關系。小楊也在工作中實現自我價值。2023年春節過后,小楊再次來到翁郎溪村。這次,他失去了項目團隊的資助,需要“自帶干糧”參與鄉村建設。作為一個農村家庭出身的青年,小楊的家庭經濟狀況并不支持他這樣做。他的選擇顯然也不符合家庭成員對他的期望。但他并沒有退縮。他在公眾號的文章中寫道:“2023年的我勇敢返村,不怨不悔”。他的真誠和勇敢感動了不少人,幾位青年人決定和他一起進行公益創業,發展鄉村旅游和生態農業。

小楊的故事很勵志,他的推文得到許多人的點贊和轉發。小楊的故事讓我想起身邊的很多朋友。他們也是鄉建青年,和小楊一樣,處在社會底層的他們不是想方設法實現向上的階層流動,融入社會主流,而是關懷社會弱勢群體,執著于理想和情懷。當村里的年輕人都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的時候,他們卻選擇逆流而上,回到農村從事社會公益事業。他們是這個社會中的另類和少數,但每個時代都不缺乏這樣的有志青年?；厥装倌隁v史,青年參與鄉村建設的傳統不絕如縷(2)1919年,李大釗在《晨報》發表了《青年與農村》一文,指出“我們中國是一個農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他們的苦痛,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他熱情洋溢地號召廣大知識青年到農村去,“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徹底改造中國社會(李大釗,2006)。同一時期的青年毛澤東,在思索救國救民道路時也將目光投向農村。他起草了建設新村計劃書,并一度打算在湖南長沙岳麓山付諸實施。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梁漱溟等人主導的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到21世紀以來溫鐵軍等人主導的“新鄉村建設運動”,都有大量的年輕人參與。。

小楊剛剛大學畢業走向社會,沒有多少社會閱歷,他的鄉村建設事業才剛剛起步,未來究竟會遇到多少困難,恐怕他自己都無法想象。而我的這些朋友從事鄉建工作已經十多年了,很多人已經從鄉建青年變成了鄉建中年。這期間,他們經歷了各種困難和挑戰,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他們都是農家子弟,原生家庭的經濟狀況并不好,而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工資待遇又比較低,不但不能改善原生家庭的生活條件,反而使自己的日子更拮據。然而,最讓他們感到苦惱的,并不是個人生存境況,而是事業上的挫折——他們不但沒有改變整個中國農村的面貌,甚至連一個農村都沒有改變。他們長期用心經營的幾個鄉村,仍然在不可避免地衰落,年輕人仍然在流失。

21世紀以來轟轟烈烈的新鄉村建設運動中,大量的鄉建青年投入其中,奉獻了自己的激情和青春。除少數體制內知識分子,多數鄉建青年都承受著巨大的生活和精神壓力。曾經作為鄉建青年的張藝英(2021)在一篇文章中分析道,一些青年滿懷理想主義投入鄉村建設,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落差,面對現實生活的壓力,許多人不得不痛苦地離開。對于這種退卻,并不能以“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來否定。另一位鄉建青年周其義(2018)在其碩士論文中回顧了鄉建青年在原有社會關系網絡中被邊緣化,以及鄉建青年如何在內部抱團取暖。溫鐵軍是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的旗手,也是眾多鄉建青年的精神導師。他參與主編的《鄉建筆記:新青年與鄉村的生命對話》一書,匯集了幾十位鄉建青年的故事,主基調是展現鄉建青年積極進取的一面,但在每個故事中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鄉建青年遭遇的挫折與壓力。

對于鄉建青年這個群體,以及他們所從事的鄉村建設工作,國內學術界公開的反思和批評并不多。畢竟,青年人堅守理想并付諸行動實在難能可貴。但是,本文仍然要對鄉建青年遭遇的挫折進行反思。青年們前赴后繼投入鄉村建設事業,卻屢屢受挫,是因為他們自身不夠努力,還是因為其他社會結構性原因?鄉建青年默默承受著許多壓力,他們的現實困境應該如何回應?21世紀以來的鄉村建設運動已經持續了二十多年,整體上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積累了多少成功經驗,又有哪些失敗的教訓?鄉村建設運動在大的方向上是否正確?這些問題都值得反思。當然,這樣的反思并不是簡單地否定,而是要探討新時代應該如何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青年應如何更好地參與公益事業,推動社會進步。

本文采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對華南地區某社工機構鄉建青年團隊的案例進行深度分析。過去十多年,這個團隊依托某社會工作組織,扎根在華南地區的一個偏遠鄉村,全身心投入鄉村建設事業。團隊的核心成員有3～5人。我和這個團隊的核心成員保持了密切的交往,經常參與他們的活動,了解他們的運作情況,傾聽他們分享工作體會和心路歷程。此外,我本人也曾深度參與鄉村建設實驗,深切體會了其中的艱難和復雜。局內人的視角讓我們對鄉村建設實踐中可能會遇到的問題有較全面深入的理解,旁觀者的視角則有助于我們跳出鄉建看鄉建。

二、改變中國農村面貌:鄉建青年的理想情懷

21世紀以來的返鄉青年可以分成不同類型,一類群體是返鄉創業就業的農民工,另一類是通過“大學生村官”等體制渠道進入鄉村工作的青年(3)黨和國家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和引導廣大青年投身鄉村建設,并通過“大學生村官”“三支一扶”“特崗計劃”等體制化渠道為鄉村輸送了大量青年人才,同時解決了許多青年的就業問題。,而鄉建青年則屬于第三類。

返鄉創業就業的農民工通常受教育程度較低,其行為主要是受現實經濟利益的驅動,他們返鄉創業就業主要是看中國家政策支持下鄉村產業發展空間。與之不同,鄉建青年在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他們并不是簡單地接受現實,而是反思和批判現實。他們進入鄉村并不是尋找個人發財致富的機會,而是在小小的村落里關心著整個中國的發展,希望改變整個中國農村的面貌和農民的命運。

通過官方渠道進入鄉村工作的青年,雖然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體制內人員,但他們的身份是被體制認可的,得到體制內資源的支持。與之不同,鄉建青年參與鄉村建設事業,并不是為了一份穩定體面的工作。他們通常也并不認可政府部門自上而下的做法,而是希望通過社會力量來參與鄉村建設。作為體制外人員,他們不受政府科層制的束縛,有更大的自由發揮空間,卻也因此缺少了體制內資源的支持,面臨更多的困難。

對于當代鄉建青年群體的事跡和心路歷程,溫鐵軍主編的《鄉建筆記:新青年與鄉村的生命對話》一書有許多案例。這里,我們只對本文將要展開分析的案例進行一些介紹。

王剛(4)遵照學術慣例,已作匿名化處理。且本文是將多個真實案例疊加在“王剛”一人身上,請勿對號入座。出身湖北農村。作為村里有出息的好孩子,他一路苦讀,順利考進西南地區一所重點大學的社會工作專業。2006年大學本科畢業,他考上了碩士研究生,然而這時的教育制度已經改革,讀研究生需要自費。高昂的學費讓他望而卻步,最終他選擇了放棄。當時的中國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外貿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王剛來到廣州,順利進入一家外貿公司工作。公司位于市中心光鮮亮麗的寫字樓中。對于這份一線城市的白領工作,他不但沒有“逆襲”的喜悅,反而感到不自在。出身社會底層的他在大城市中有一種自卑感,自認為是“窮矮矬”,與商務精英在行為舉止和精神氣質上都有很大差異。這種差異正如社會學家布迪厄在《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中所揭示的,是一種社會階層的差異。原本他可以適應這種差異,慢慢轉變自己的言行舉止,但他覺得這不符合他的價值追求。沒多久,他就選擇了辭職,加入一家社會公益組織,到云南一個偏遠的小山村從事農村發展工作。

云南的這個村子被稱為綠寨,位于大山深處,交通極為閉塞,85%的人口是壯族,發展非常落后。云南曾是各類非政府組織的大本營,綠寨也是許多非政府組織的項目點,在公益圈小有名氣。在王剛到來之前,該公益機構已經在綠寨開展過幾年的工作了,但工作人員的流動性很大,多數人都受不了艱苦的條件和微薄的薪資。王剛來了后,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很快融入當地生活。王剛在這個村子一干就是八年多。直到2015年,他才從云南的大山深處回到繁華的廣州。然而,回到廣州的他,并沒有進入城市主流生活,而是依托一家社工機構,繼續從事農村發展相關的公益工作。他們的項目點在廣東北部一個偏遠的小山村。這里和云南綠寨一樣,生態環境優美,但產業發展落后,老齡化嚴重。整天和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民打交道,王剛反而感到心里踏實。

王剛并不是沒有改行的機會,他之所以執著地要從事鄉村建設,在于他認定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是在改變窮人的命運,也是在改變整個中國。許多像他一樣的鄉建青年都有這樣的情結。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農民負擔過重、農民收入過低等問題已經成為一個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農民在整體上成為一個弱勢群體。世紀之交,時任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上書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引起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也引發社會公眾廣泛的關注。農村出身的大學生來到城市后,切身感受到城鄉之間的巨大差距,引發他們對社會問題的思考。一些人在城市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禮之后,認清現實,努力通過個人奮斗實現身份轉變,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另一些大學生則在溫鐵軍、李昌平等知識分子的感召下,開始關注“三農”問題,甚至投身鄉村建設。

王剛的周圍聚集了一批和他有相似經歷的年輕人,大家因為共同的理想信念走到一起。對鄉村的感情激勵著他們投身鄉村建設,反饋鄉村社會。

三、探索另類發展道路:鄉建青年的理論體系

這些知識青年投身鄉村建設,并不只是受樸素情感的驅動,而是有著一整套的價值理念和理論體系在支撐。這套理念和理論體系比較龐雜,包含了性別平等、社會團結、生態友好等內容,總體上是站在弱勢群體立場上,反思市場化改革造成的負面后果,屬于左翼的價值理念,是對流行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對沖。

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持續推進市場化改革,主動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倡導市場化和全球化的西方經濟學逐漸成為中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的顯學。用西方經濟學學術話語包裝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社會上也十分流行。市場化改革帶來經濟繁榮的同時,帶來社會分化和不平等?，F實與西方經濟學描繪的美好藍圖相差甚遠。一些知識分子開始反思和批判市場化改革帶來的社會不平等,強調要關懷社會弱勢群體,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正義。知識分子群體之中充斥著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激烈爭論。進入21世紀,左派學者關于國有資產流失、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的批判,在社會上引起很強的情感共鳴?！栋l展的幻象》《反市場的資本主義》等反思發展主義、批判市場至上的著作變得流行起來(5)許寶強、汪暉選編:《發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許寶強、渠敬東選編:《反市場的資本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波蘭尼于20世紀上半葉出版的《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以其對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批判(波蘭尼,2007),重新引起中國學者的關注,“嵌入”“脫嵌”“雙重運動”“社會自我保護”等概念在國內學術界變得時髦。

但是,僅僅批判市場化改革帶來的負面后果還不夠,還必須提供一套可操作的替代方案,不但要能“破”,還要能“立”。為此,國內一些學者再次引進西方左派理論,包括團結經濟、社會經濟、公平貿易等。這些概念分屬不同的理論脈絡,但有著相同或相似的主張,即對主流市場經濟的替代,包括用互助合作替代市場競爭、用社會效益替代資本利潤、用城鄉互惠替代城鄉對立、用在地的小生產替代全球化的大生產等(潘毅等,2014)。

作為新鄉村建設運動的主要發起者和旗幟性人物,溫鐵軍為這場運動提供了一套系統化的理論。溫鐵軍早年從事比較具體的“三農”問題研究,例如農民合作社發展等。后來,他認為“三農”問題產生的根源并不在于“三農”自身,而在于整個現代世界體系的運作。溫鐵軍先后提出了八次危機、成本轉嫁論、去依附、人民經濟等概念,構建了一整套宏大的話語體系來重新解釋這個世界的運作。溫鐵軍的理論體系可以概括為全面徹底地“解構現代化”(6)溫鐵軍以“解構現代化”作為自己一部著作的名稱。。在溫鐵軍(2020:10)看來,發源于西方的現代化,其核心是工業化和城市化。任何搞現代化的國家必然會遭遇以資本過剩為代表的經濟危機。西方發達國家在推行現代化過程中,可以把現代化的危機轉嫁給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在推進現代化過程中,不可能對外轉嫁成本,只能把城市遭遇的現代化危機轉嫁給農村。因此,現代化的結果必然是工業剝奪農業、城市剝奪鄉村,發達國家剝奪發展中國家。近代中國是被迫納入西方的現代化進程,在追求“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道路上已經發生了N(N≥8)次危機(7)溫鐵軍(2013)提出過“八次危機”的說法,并以此為書。此后,他又提出九次危機、十次危機等不同的說法。。中國之所以能夠應對危機,在于中國廣大的農村能夠分擔危機成本(溫鐵軍,2020:12)。在溫鐵軍看來,要從根本上解決危機必須終結工業化和城市化為核心的現代化,代之以鄉村建設。人類的未來應該是復興鄉村文明(8)溫鐵軍介紹說,他本人推動的21世紀以來的鄉村建設實際上應該叫作“鄉村文明的復興”,只是為了維持百年的傳承,才叫作“新鄉村建設”(溫鐵軍等,2020:5)。。溫鐵軍的鄉村建設理論是對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等當代多種左翼理論的融合,帶有較強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色彩。在市場化和全球化帶來的發展不平衡問題愈發凸顯的今天,溫鐵軍替弱勢群體說話的價值立場和帶有很強批判性的理論話語,讓他在廣大青年學生中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9)溫鐵軍在B站、抖音等平臺上宣傳自己的理論體系,獲得大量粉絲。。他的理論成為許多鄉建青年的行動指南(10)當代致力于推動鄉村建設的知識分子也存在不同流派,并非所有人都完全認同溫鐵軍的理論體系。從事鄉村建設實踐的青年也因此有著不同的理論導師。本文詳細介紹的王剛團隊就不屬于溫鐵軍的團隊,但在筆者看來,“大鄉建”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共同點遠大于內部的差異。。

四、理論為何難以落地:鄉建青年的現實困境

鄉建青年不但有理想,有理論,還有很強的行動能力。王剛在云南綠寨一待就是八年?；貋韽V州后,他和同事一起在一個偏遠的村子里一待又是十多年。為了和村民打成一片,他們經常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盡管他們都非常踏實努力,然而他們的事業進展并不順利,幾乎在各個領域都遭受困境。

(一)在推動農民互助合作上的困境

發展農民合作社,是當代新鄉村建設的重要內容。在主流市場經濟體系中,農民作為分散的個體,缺少市場議價能力。要改變農民的地位,就要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從2006年進入云南綠寨工作時開始,王剛就動員和組織村民發展合作社。他發現綠寨的少數民族婦女心靈手巧,特別善于制作手工藝品,于是,他發動當地的留守婦女成立婦女手工藝小組。他本人及其所在的社工機構利用自己的社會資源來對接市場,村民的手工藝品很快就順利被銷售出去。這讓村民的信心大為增強,越來越多的村民加入手工藝小組。第二年初,他們又籌建了生態老品種谷子種植小組、高山土雞養殖小組。合作社的起步很好,但問題很快就出現了。

合作社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產品銷售問題。隨著經濟效益的顯現,加入合作組織的村民也越來越多,合作社生產的產品數量已經超出社工機構的銷售能力。婦女生產的手工藝品比較精美,堪稱藝術品,但在使用功能上和工業制品沒有多少差別,甚至還不如工業制品好用。手工藝品的價格要高出工業制品很多倍,這就限制了其銷售規模。王剛只能以講故事的方式,給合作社生產的產品賦予很多文化價值,以此來打動消費者接受產品的高價格。他們還經常要通過給熟人道德壓力的方式來促銷。但這種方式銷量畢竟有限。沒有足夠的銷量,不能產生足夠的現金收入,農民從事合作社生產的動力就弱了很多。在基金會的支持下,綠寨的合作社項目勉強維持了幾年,但最終還是失敗了。

合作社還遇到內部管理的問題?；氐綇V州的王剛,繼續在村里推動合作社建設。他們動員村民把沒人住的老房子進行改造,建立了鄉村旅館,由8名留守婦女組成合作社來共同經營。合作社成員之間并沒有明確的分工,而是由8人共同負責,隨機應變。之所以這么做,一方面是由于旅館的接待任務波動性很大,有時人多有時人少,勞動服務的需求彈性很大,并不容易進行標準化的勞動任務分配。另一方面,在王剛他們看來,之所以要推動農民成立合作社而不是公司,就是因為合作社體現了民主管理、團結互助的理念,合作社不應該按照企業的邏輯運作,也不能采用企業的管理方式,而要把社會意義放在首位,注重團隊內部的團結合作。他們期待合作社小組成員親如一家,不斤斤計較利益得失。但現實情況是,由于勞動任務不可能絕對平均地進行分配,很容易產生有人干多有人干少的爭議,不可避免地產生內部矛盾(11)關于鄉村旅館經營困境的詳細情況,參見何宇飛(2017)。。社工機構除了引入外部資源支持合作社的發展,還要經常調解合作社成員內部矛盾,維持合作社的正常運作。

合作社的困境還體現在社工機構和合作社成員的關系上。王剛所在的社工機構,一直希望能夠培育出合作社的內生動力,讓合作社能夠自行運作,成員自我管理。但是,合作社的成立原本就是社工機構從外部推動的,不是農民自發組織的。合作社的運行也長期依賴社工機構提供的外部支持,否則經營上會遇到很大困難。王剛等工作人員長期駐扎在村里,為合作社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他們直接介入了合作社的經營管理,投入了很大人力物力財力成本,但這些成本并不計入合作社的生產成本。王剛等人并不從合作社獲得收入,他們的工資來源于社工機構。王剛等人把合作社團結互助的理念看得非常重要,認為這是對主流企業模式的挑戰。但對于加入合作社的農戶來說,他們更多的是考慮自身的經濟收益,并不關心合作社本身。以青梅合作社為例,合作社發展青梅深加工,制作青梅酒、話梅等食品,以此提高青梅的附加值。為了保證產品品質,需要對原材料提出更高要求,要求采用生態方式來管理,并優先把好的產品賣給合作社。但現實是,合作社的農戶常常并不遵守合作社的約定,他們也會把品質好的青梅賣給前來收購的商販,這完全取決于誰給的價格更合適。對于農戶來說,合作社只是多了一個銷售渠道而已。

(二)在發展社區支持農業上的困境

社區支持農業(CSA)是王剛等人進行的另一個嘗試。他們一方面在村里組織動員村民成立生產合作社,種植優質農產品;另一方面在城市動員組織消費者成立合作社,集中購買農民合作社生產的農產品,城市消費者和農村生產者之間建立互惠互利的關系,踐行“城鄉合作、公平貿易”等理念。這種社區支持農業模式是主流市場體系的一種替代方案,鄉建青年對其抱以很高的期待。

社區支持農業模式在中國一些大中城市的興起,有著特定的經濟和社會背景。隨著中國經濟的起飛,大中城市中形成了中等收入群體。這些新興的中產階級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都比較高,對生活質量有較高的要求,關注生態環境和食品安全問題,反思高度工業化、化學化的現代農業的危害,希望能夠買原生態的農產品(石嫣等,2011)。理論上,社區支持農業模式在城鄉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建立信任關系和有效的利益聯結機制,擺脫中間商的操控和盤剝。但是,社區支持農業實際操作起來卻遇到許多挑戰。

一方面,社區支持農業的前提要有這樣一批城市中產階級消費者,愿意為小而精的農產品支付更高的成本。雖然有學者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了規模龐大的中產階級,但是,“中產階級”本身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標準并不清晰,相當多的城市中產階級實際上是剛剛擺脫社會底層,生活稍微有所改善,社會經濟地位并不穩固,并且面臨著房貸、子女教育等多重經濟壓力。一些城市中產階級熱衷于談論社會責任,但他們的消費行為并不是只講情懷而不計成本,他們也并不會真正站在生產者的立場,和生產者共擔風險。

另一方面,社區支持農業的生產者要有足夠的技術,用過硬的產品品質贏得消費者的信賴。王剛推動的社區支持農業,主打小農戶生產的生態農產品。他們認為小農戶用傳統方式生產出來的產品更環保,更能讓消費者體會到“小時候的味道”。但是,農民小生產面臨的突出問題是品質難以控制。以青梅酒為例,主打手工制作、天然、生態、無添加等概念。一開始合作社的生產者數量少,產品的品質總體上也比較容易控制。隨著生產者數量的增加,生產端質量的控制變得困難起來,產品的品質非常不穩定。于是,各種投訴也多了起來。作為中介組織的社工機構,肩負著幫助小農戶的道義責任,不能有效約束小農戶的行為、管控產品質量,不能回應消費者的訴求,結果便是失去了消費者的信任。最近這些年,市場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消費者對產品品質的要求越來越苛刻,王剛他們生產的“三無產品”,越來越難有銷路。他們也想過要提高產品品質,但這需要引進大型食品加工設備,意味著巨大的資金投入,如果沒有足夠的生產規模,根本無法運營。一向以支持小農戶為己任的非營利社工機構,顯然承擔不起這樣的經營模式。

(三)在推廣有機生態農業上的困境

農業現代化意味著用工業化成果來改造傳統農業,提高農業的生產效率。在支持現代化的視角看來,工業革命以來的農業現代化大幅提高了產量,讓人類突破了馬爾薩斯陷阱,同時把人從繁重的農業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這是巨大的成就。但是,鄉村建設學派知識分子站在反現代化的視角,批評現代農業的負面后果——使用機械化的大規模單一化種植破壞了生物多樣性,大量使用農藥、化肥、除草劑不但破壞生態環境,還增加了農業成本,擠壓了小農戶的生存空間。他們非常推崇傳統的小而美的生態有機農業(周立,2019)。

王剛無論是在云南還是在廣州,都致力于推動農民發展生態有機農業。他們希望農民少用甚至不用農藥、化肥等化學品,盡可能采用傳統生產方式。有機農業勞動力的投入很大,產量卻低很多,這種方式生產的產品必然價格高昂。王剛他們期待城市消費者能夠為生態有機農產品支付更高的價格,因為這其中包含了生態環境成本,包含了對農民勞動價值的尊重。然而,不管這一系列說辭如何動聽,高昂的價格讓很多人望而卻步。

在前工業化時期,全世界范圍內農業都是主要的產業。特別是在東亞地區,人多地少,人們很少有其他就業渠道,只能在土地上投入勞動,由此形成過密化農業(黃宗智,2000)。傳統農業很大程度上是自給自足的謀生型農業,農民家庭并不是現代企業,并不強求利潤最大化。農民的邏輯里不會把自己的勞動計算為投入的成本(恰亞諾夫,1996:49-50)。但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城市現代部門有了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勞動力持續從低報酬的農業轉向高報酬的工業和服務業。在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背景下,農民會盤算到底是留在村里種地劃算,還是外出務工劃算。留在村里種地,就會失去外出務工的收入,這對農民來說是一種機會成本。這時,農民就開始計算自身農業勞動的成本。農業的真正成本就會體現出來。農業剩余勞動力被充分吸收之后,農村勞動力的價格也必然開始提高。這時,采用傳統方式進行的農業生產,用勞動力替代資本品,必然導致有機農業的成本很高。

(四)在保護傳統村落形態上的困境

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反思城市化帶來的各種問題,主張逆城市化,認為中產階級下鄉必然會成為一個趨勢,鄉村應該保留傳統村落形態,最好是生態化的農村,讓城里人到村里來,有一種回歸自然的感覺(溫鐵軍,2016:202-209)。

王剛團隊希望在鄉村發展旅游業。他們的項目點在大山深處,距離城市有2個多小時車程。2015年前后,王剛剛剛進入的時候,這個村子還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著原生態。一方面是由于這里比較偏遠和封閉,年輕人都外出了,很少回來住。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村民并不富裕,沒有能力建新房。在王剛看來,村里并沒有很特別的吸引物,能夠吸引城里人來旅游的主要是村落原生態的建筑和文化,這些可以讓城里人沉浸式體驗傳統文化,找到“鄉愁”。因此,他們試圖說服村民保留好傳統建筑,迎合城市中產階級的審美需求,發展鄉村旅游業。但是,村民自己并不喜歡居住在這些老房子里。土木結構的老房子既低矮又陰暗潮濕,鋼筋水泥的新房子既高大又寬敞明亮,兩者的對比很鮮明。從居住舒適度來說,新房子要遠遠好過老房子。并且,建新房也是農民在村落社區的面子競爭。當一戶人家建起新房之后,村里其他人家就會感到巨大的壓力,省吃儉用、東拆西借也要建新房。最終,王剛他們還是沒能夠說服村民保留老房子,現在村里大部分農戶都建成了樓房。對此,王剛他們感到很無奈,但也只能尊重村民的選擇。

五、結束語:基于唯物史觀的理論反思

除了上述幾個方面,王剛團隊還嘗試過其他很多項目,但多數都不成功。十多年過去了,他們選擇的道路不是越走越寬,而是越走越窄。他們的另類探索實踐,是在對抗主流市場經濟模式。他們試圖在市場經濟體系的邊緣地帶,開辟出一塊小小的根據地,踐行非市場化的生產生活方式。因此,無論是在云南還是廣州,他們選擇的項目點多是偏遠地區的山村,這里受到市場的影響最弱,最有可能培育出另類發展模式。但是,客觀來看,在今天的中國,即便十分偏遠的地區,農民的生產和生活也高度商品化,人們的經濟行為不得不遵循市場的邏輯(溫士賢,2014)。按照市場的邏輯,這些另類實踐沒有足夠的效率,經不起“算經濟賬”。王剛他們希望村民能夠超越“算經濟賬”的邏輯,但村民畢竟生活在現實世界里,并不是處在封閉的世外桃源,“算經濟賬”的邏輯實實在在地支配著村民的生計。

對于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面臨的困境,有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反思。對于農民合作化的困難,黃宗智(2015)認為是缺少了國家的支持,嚴海蓉和陳航英(2015)強調是市場經濟下農民社會分化構成的障礙。付會洋和葉敬忠(2015)詳細分析了社區支持農業面臨的困境,并從理論上指出這一模式本質上帶有后現代性的特點,但最終還是無法脫離現代化的發展環境。具體的反思還有很多,這里不再列舉。

對于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面臨的困境,其推動者也進行了自我辯護。溫鐵軍和林珊(2023)認為新鄉村建設20多年的實踐,挫敗多于成就,但這項事業意義重大,是在保護和傳承華夏5 000多年農耕文明,為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探索出路,“義之所在,不計成敗”。針對鄉建青年面對的壓力,溫鐵軍(2016:6)認為“存在就是一切。只要我們在隨處可見的排斥下仍然以另類的方式存活下去,就證明了方式的可持續”。潘家恩和杜潔(2012)從“社會經濟”的理論視角,指出新鄉村建設運動是一種波蘭尼意義上的社會保護運動,是要挑戰主流市場經濟體制,讓經濟重新嵌入社會,因此,對鄉村建設運動的評價不能完全按照市場標準,單純計算經濟效率。

本文嘗試從歷史唯物主義這一更加宏大的理論視角進行探討。21世紀以來的鄉村建設運動,不管是自我標榜為復興傳統,還是走向后現代,都是對以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為核心的現代化方案的質疑和替代。在這一點上,當代新鄉村建設運動和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的立場高度一致。兩者也共享著同樣的困境。對新舊兩場鄉村建設運動的反思,涉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以及經濟全球化和農業現代化,如何看待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功能定位。

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性,本身就包含了正反兩面性,對此我們需要辯證來看。馬克思、恩格斯是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最深刻的批評者,他們強烈抨擊資本主義現代化帶來的社會弊病,致力于通過革命埋葬資本主義制度。但他們也高度肯定資本主義的歷史進步性。資本主義用機器大工業取代了傳統手工業,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為人類的解放提供了物質基礎。生產力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如果沒有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馬克思,恩格斯,2012a:166)。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促進了分工的深化和生產的社會化,形成了世界市場,客觀上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使人從封閉愚昧的狀態中走出來,豐富了人類的精神生活(馬克思,恩格斯,2012a:404-405)。人們之間的普遍交往,是共產主義的另一個前提條件(馬克思,恩格斯,2012a:166)。

馬克思生活的時代,周而復始的經濟危機已經充分暴露出來。馬克思深刻洞察了資本主義制度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正是這種矛盾生產著危機。但這種危機只是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危機,不是現代化自身的危機。要消除這種危機,不是退回到前資本主義制度,而是要發展到社會主義制度。作為資本主義制度替代方案的社會主義制度,本質上也是一種現代社會制度,需要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水平上。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這種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就是機器大工業。從農業文明發展到工業文明,是整個人類都要經歷的歷史進程。因此,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馬克思明確指出“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并斷言這是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馬克思,恩格斯,2012b:82)。

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也有不少思想家看到資本主義帶來的負面后果,他們以社會主義的名義開出藥方,卻是開歷史倒車,試圖回到前現代狀態。他們把傳統社會描繪成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2012a:425-426)指出,“在農民階級遠遠超過人口半數的國家,例如在法國,那些站在無產階級方面反對資產階級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的尺度去批判資產階級制度的,是從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替工人說話的”?！斑@種社會主義按其實際內容來說,或者是企圖恢復舊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從而恢復舊的所有制關系和舊的社會,或者是企圖重新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已被它們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舊的所有制關系的框子里去。它在這兩種場合都是反動的,同時又是空想的”。

現代化意味著各個領域全方位的深刻變革,必然是一個充滿矛盾和危機的過程。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新中國面臨著趕超發達國家的壓力。我國的現代化是“并聯式”現代化,同步推進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等進程。趕超型的“并聯式”現代化具有明顯的“時空壓縮”特點,用幾十年時間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發展歷程。這使得現代化正反兩方面的后果都更集中地呈現出來。一方面,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的正面效應來得更集中、更迅猛,體現為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持續快速的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進程也帶來生態環境破壞、城鄉關系失衡、貧富分化加劇等問題的集中爆發。人們在享受著現代化帶來的文明成果的同時,對現代化的負面后果進行反思,也是正?，F象。但是,反思現代化道路不能走向反對現代化本身。

工業化是現代化的核心內容。近代中國的落后挨打本質上是農業國相對于工業國的落后,沒有國家的工業化就不會有民族獨立。新中國的工業化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經歷了很多次危機,但如果新中國不搞工業化,今天的中國就不可能有這樣的成就,而是和許多亞非拉國家一樣,陷入更大的危機。針對傳統工業化模式帶來生態環境危機,黨和國家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目標,加快發展方式轉變,但建設生態文明并不意味著反工業化,回到前工業化時代,而是要提高工業化的水平,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

城市化是工業化的結果,反過來也會促進工業化的發展。人口從農村向城市轉移是現代化的基本規律。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形成規模效應,是各類服務業發展的前提。通過城市第二、三產業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也是農業現代化的必要前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世界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這期間確實存在很多問題,但如果沒有城市第二、三產業發展來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中國農業就無法走出過密化狀態,農業農村的問題會更加嚴重。作為擁有14億多人口的大國,中國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并沒有像拉丁美洲國家和印度一樣形成大規模的貧民窟,主要是得益于中國的農村建設為進城農民提供了后路,還是得益于中國城市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創造了足夠多的就業機會?以目前中國經濟的體量來說,假如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出現問題,農村還能不能挽救危機,靠什么拯救危機?這些問題都需要理性思考。

市場競爭導致優勝劣汰,必然會產生社會分化。對于市場機制的負面后果,我們需要高度警惕并加以解決。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市場競爭引導分工的深化,瓦解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推動形成社會化分工體系,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如果沒有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沒有社會交往的普遍化,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都會是匱乏的。對于市場競爭導致的社會分化問題,應該通過完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來解決,而不是寄希望于農村的小塊土地。至于勞動力商品化和勞資關系問題,目前情況下是一個勞動者權益保障問題,不是“去市場化”就能解決的。

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分工體系的全球化,這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反過來促進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由于各國生產力水平不同,產業的科技含量和資本有機構成不同,因此,生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必然存在價值差異。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處在不同的地位,這種差異并不完全像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解釋的那樣,是一種不平等交換。這個問題比較復雜,這里不展開論述。

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斗,我國的現代化取得了顯著成就,但還遠遠沒有完成。工業化方面,作為世界工廠,我國制造業總體規模很大,但高端制造業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低端制造業面臨成本不斷上升的壓力。制造業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中國的發展必須推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在城鎮化方面,當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5%,達到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但和發達國家仍然有差距,未來仍然有較大的上升空間。我國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只有46%左右,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了將近20個百分點,因此需進一步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加快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讓進城務工人員盡快完成市民化,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務,而不是讓農民工退回農村。市場化方面,我國城鄉二元體制仍然沒有徹底消除,城鄉市場依然處在分割狀態,統一大市場還沒有完全形成,一些領域還存在壟斷和不公平競爭問題。行政對市場的不當干預,不但沒有減少市場機制帶來的社會分化,反而造成權力尋租,加劇分化和社會不公。在全球化方面,全球化給中國帶來大量資本和先進技術,促進了中國的發展。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其龐大的制造業產能不可能完全靠自身消費,必須要同時依靠全球消費市場。中國需要進一步融入全球化,而不是主動脫鉤。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將仍然處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當中,會有相當多的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這是客觀經濟規律決定的。中央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絕不是要搞逆城市化,而是讓城鎮化進程更加平穩,城鄉關系更加融洽。2020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農村人口向城鎮集中是大趨勢,村莊格局會繼續演變分化。有的村莊會聚集更多的人口和產業,有的會逐步同城鎮融合,有的會逐漸衰落。要合理確定村莊布局分類”(習近平,2022)。202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對我國城鎮化趨勢、城鄉格局變化進行研判,科學謀劃村莊布局,防止“有村無民”造成浪費(習近平,2023)。其實,對于一些村莊的消亡,我們也不需要過分傷感。人多地少是我國基本的國情農情,只有大量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出農村,留守在農村的人口才能擁有更多的資源,才有可能推動生產要素的適度集中和農業的現代化。只有適度規模經營,才有可能培育新型職業農民,提高農業的科技水平,實現科學種田。

總之,過去幾十年形成的主流發展模式帶來的問題不容回避,轉變發展方式已經是全社會的共識。但是,對傳統發展模式的反思,并不能走向否定現代化本身,全面回歸傳統,而是要探索更好的現代化道路。這也是中央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意所在。當然,每一個具體問題的解決,都需要艱難探索,其解決方案也是多元而非唯一的。鄉建青年有理想有擔當,其行動能力更是令人欽佩的。有志于從事鄉村振興的青年,在埋頭苦干的同時,要對大的歷史趨勢有整體的把握,尊重經濟規律,順應時代潮流,努力做到順勢而為(12)王剛團隊也在反思實踐中的困境。2019年后,他們重組了新的團隊,開啟了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