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史思維與時代性意識
——論中國“通俗史學”發展的源流、路徑及意義

王亮軍

“通俗史學”的概念、源流、形式（特征）、功用等，是理解“通俗史學”的幾個重要問題，目前學界對“通俗史學”的研究既存在共識也存在爭議。

整體看，共識在于：一是承認“通俗史學”在表現形式上的多樣性和文字表述上的淺顯與通俗性；二是認為“通俗史學”在歷史知識普及上具有積極的作用；三是認為中國“通俗史學”的發展有其自身的歷史；四是認為“通俗史學”的發展還有廣闊的前景等①。不過，相關爭論也比較凸出。

本文旨在從學界對“通俗史學”認識的學術分歧入手，基于“通俗史學”發展過程中的時代性特點，辨證相關論點，剖析中國“通俗史學”發展的源流、路徑及意義等問題。

一、“通俗史學”研究的學術分歧

“通俗史學”這一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始于20 世紀80 年代舒焚的論述。在此之前，“中國歷代典籍文獻中無‘通俗史學’之名，而只有‘通俗演義’之稱”[1]1。學界對“通俗史學”的研究，在辨析“通俗史學”之概念與形式時均有差異，而關鍵的分歧則在于對“通俗史學”中是否應該包括“娛樂性”作品的判斷上。

從概念辨析的角度來說，不少學者往往在論述中國“通俗史學”發展史的基礎上進行概念界定，故而對“通俗史學”概念的辨析源于對史實的論證，但各自界定之內涵卻并不相同（也即方法相同而結果不同），其中尤以舒焚、彭衛、周朝民、張曉校、錢茂偉、朱慈恩等學者的界定具有代表性。如舒焚論宋代“講史”活動，認為“通俗史學”“就象俗文學、通俗文藝是各個歷史時期民間的或人民群眾的文學、文藝那樣……是各個歷史時期民間的或人民群眾的史學”[2]。彭衛論古代“通俗史學”，稱：“通俗史學是流行于民間的對歷史活動和歷史現象的敘述和表達，它有別于史家筆下的經過考核推定并以規范嚴謹的文字加以表達的正規化歷史著述?！盵3]189周朝民在論近代史學時，認為“通俗史學”“是一種在民間廣為流傳的生動活潑、淺顯易懂的大眾化史學”[4]。彭衛和周朝民的概念顯然參考了舒焚的論述而有所擴充，他們均承認“通俗史學”的民間性，只不過彭衛同時也強調它與“正規歷史著述”的區別，而周朝民則注重于“通俗史學”在形式上的生動、淺顯。其后，張曉校認為：“通俗史學系指史學的通俗化、普及化、科普化；是史學工作者把某些歷史內容搬出‘象牙塔’，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利用現代化傳媒與廣大公眾見面，并成為廣大公眾的精神糧食?！盵5]與舒焚“各個歷史時期”的提法相比，張曉校所強調的“現代化傳媒”則明顯具有時代（即大眾傳媒的時代）特指。在前人論述的基礎上，錢茂偉稱：“通俗史學實際存在兩大類型：職業史家編纂的普及史學讀物和文藝工作者編纂的以歷史為題材的娛樂性作品。前者可稱史學的普及化，后者可稱史學的娛樂化?！盵6]從錢茂偉的論斷來看，“史學的普及化”與“史學的娛樂化”均實現了歷史知識“往下走”的傳播。朱慈恩則對“通俗史學”概念做了廣義和狹義的劃分[1]4。

顯然，以上學者所界定的概念并不相同，概念界定表現出明顯的增生性特征，即后來者總是在參考前人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論述對象來對其進行定義。

從表現形式來說，彭衛論“中國古代通俗史學”時，認為“這里既有視覺感極強的畫像磚、壁畫、畫冊，也有聲情并茂的俗講、變文、詞文、說話、鼓詞和戲曲，還有富有影響力的口頭傳聞、話本、小說”[3]189。瞿林東論明代“史學的通俗形式”時，提到了“前人歷史撰著的節選、摘錄、重編，由此而產生出來的節本、選本、摘抄本、類編本、重撰本”以及“蒙學、鄉塾讀本”[7]556,558。李小樹將明代以前的“通俗史學”形態統一概括為“講史活動”，認為明清之際則是“文字著述與口頭講述并行”[8]。吳澤把中國近代“通俗史學”的表現形式劃分為“演義體”“彈詞”“拍板歌”“圖說歷史”“通俗傳記”[9]405-410，黃留珠則認為除“通俗歷史讀物”外，“小說”“戲劇”“影視”“音樂”“美術”也是表現“通俗史學”的好形式[10]?？梢?，學者對不同時代“通俗史學”的表現形式有不同的理解。

如果說“通俗史學”的表現形式屬于史實和史例的范疇，從以上提到的概念來看，史例覆蓋之廣狹、史實發生之時間以及史家所處的時代，顯然影響了“通俗史學”概念的界定。這意味著，當論者面對不同的論述對象、處于不同的時代條件，其論點自然存在認識上的盲區，而這一認識盲區呈現于概念則是“通俗史學”概念之內涵和外延廣狹的差異。如舒焚的界定將“通俗史學”與“通俗文藝”相聯系，說明他所提出的概念實際與“俗文藝”有很大關系，或者說就是從與“俗文藝”的類比中來的。彭衛進一步稱：“通俗史學大量摻入了藝術成分，接受者主要是為了消閑和娛樂才與其發生交流?！盵3]201那么，理解論述對象的時代區隔便成了解決“通俗史學”概念界定問題的關鍵。

實際上，以“通俗史學”中是否應該包括“消閑”和“娛樂”形式的內容為準，學界基本上有肯定、否定兩種聲音，而自錢茂偉明確提出“以歷史為題材的娛樂性作品”屬于“通俗史學”之后，這一爭論開始趨于激烈。喬治忠認為以歷史知識為題材而創作的娛樂性作品屬于通俗文學（文藝）的范疇，主要原因在于這類作品失去了史學所應該具備的學術品格——史學的科學性和嚴肅性，因此他在評論李小樹、錢茂偉的觀點之后，稱“通俗史學”的概念“淆亂史學與文藝作品的界限”，并主張使用“普及性史學”這一概念，強調“普及性史學”著述“其體例遵從史學規范，而不遷就娛樂方式；其歷史內容是追求寫實，而不是形象塑造；其見解為據事抒發的理性分析，而不是通過故事情節典型化、夸張化的加工描繪”[11]442。朱慈恩也認為：“通俗史學是史學而非是通俗歷史演義、通俗歷史小說之類的文學作品”[1]5。對于這一爭論的處理，后繼學者的相關論著中要么將“娛樂性”作品（形式）排除于“通俗史學”之外，要么使用新的詞匯（新概念）使其更合理②。

那么，“通俗史學”是否包括“娛樂性”內容呢？史家應該如何定位歷史“娛樂性”作品？在綜合前人認識的基礎上，結合不同論述對象所處的時空條件，從“通俗史學”的功能及歷史實際出發，本文認為，“通俗史學”的發展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娛樂性”內容對歷史知識的傳播和普及起過重要的作用，而“娛樂性”內容中的非科學性和非嚴肅性則是其本身的特點，歷史知識的“娛樂化”發展并沒有損害史學自身的科學和嚴謹，只是影響了受眾對歷史知識的接受度。對此，下文以“時代”意識為觀照，從梳理“通俗史學”發展過程入手，展開論述。

二、史學“通俗化”的源流與階段

就中國“通俗史學”的起源，目前有兩種主要觀點：一種是“回歸”說，如李小樹將中國史學發展的最初狀態確定為“大眾化形態”，即將原始部落“歷史詩歌”作為“通俗史學”的表現[12]，認為“進入階級社會后……史學的‘貴族化’趨勢日益嚴重并最終形成‘廟堂史學’壟斷史壇的局面”，“廟堂史學達于極盛”然后“引發史學向自身本性的回歸，從而開始了中國史學大眾化的進程”[13]，概言之即“大眾—貴族—大眾”。一種是宋代“講史”說，如錢茂偉認為：“宋朝以后，我國的史學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表現為通俗史學的興起?！辈⒎Q“中國史學走向民間，始于講史”[14]236。朱慈恩認為“中國的通俗史學開端于宋，明代則是通俗史學的高峰期”，但他并不認為“講史”活動是“通俗史學”的形式，而是宋代“改編、節要、刪節等形式的簡要史書”，正是這些史書“極大地推進了史學在民眾中的推廣和普及”[1]19。那么，中國“通俗史學”的起源與演變到底如何呢？

本文認為，中國“通俗史學”晚至唐代已產生，從宋代開始走向興盛。首先，“通俗史學”強調歷史知識的通俗傳播，是歷史知識社會化的問題。李小樹談到的“先秦兩漢講史活動”和“魏晉南北朝民間史學活動”，不論是先秦“述祖性”“政治性”“傳授性”的史學活動，還是魏晉“民間的史著抄寫和傳閱”“民間私學與家學授史”，其所引論據多從“正史”記載中來，這些例子只能說明歷史知識在社會上層的擴散（這是由能入“正史”的人物其身份歸屬所決定的），而無法說明魏晉以前歷史知識傳播的范圍已經普及社會深層。況且從對中國史學起源的討論來看，不論是以“文字產生”“史著產生”作為中國史學起源的標志，抑或以“神話傳說”作為中國史學起源的標志，并不能認為史學發展的這種初始狀態和“通俗史學”的狀態相同。從“通俗化”的角度來說，“通俗史學”的出現實際上是史學發展成熟的表現，即所謂“中國史學始有俗，后有正，然后向正俗兩條路發展”[9]394，而這里第一個“俗”應當是史學起源的稚嫩狀態，第二個“俗”才是“通俗史學”的狀態。其次，諸學者所認同的宋代“講史”說，就“通俗史學”的表現形式來講，不論是娛樂性的“講史”活動，還是史書的“改編、節要、刪節等形式”，這在唐代均有據可尋?！爸v史”活動“至少唐朝已經漸漸地有了”[2]，史書的節要、匯編在唐代也已出現，如《高氏小史》即“把‘十三代史’和唐實錄匯為一編”，“嚴整有律，是深于史者”[15]。另外，從史學對大眾文化的影響來說，自唐代開始，“史學也在更廣闊的社會層面上對大眾文化產生影響，其中對通俗文學和蒙學讀物影響更為突出”，如“史學對通俗文學的影響，從敦煌變文到宋元話本可以看得十分了然”[16]。以此之論，將“通俗史學”發展的萌芽確定在唐代大致是合理的。

關于中國“通俗史學”的演變，可分兩個大的時期來認識，即以“新史學”論斷的提出（20 世紀初）為界，可將中國“通俗史學”的發展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一段基本是封建時代的“通俗史學”（或可稱“傳統通俗史學”），后一段是近代以來的“通俗史學”（或可稱“新通俗史學”）。這種分法庶幾與中國史學史發展相同步。

中國“通俗史學”演變在這兩個時期各具特征。具體來講，“傳統通俗史學”發展萌芽于唐代，從宋代開始走向興盛，到明中后期達于極盛，“清朝初年，通俗史學一度延續了明代的盛況”，而到乾嘉年間則開始回落[1]21。在這個時期，不論“傳統通俗史學”發展采取哪種形式——“講史”抑或史書“改編、節要、刪節”——其核心內容和價值判斷均來自“正統史學”，即以“君史”為核心視角。所以，“傳統通俗史學”所起的普及歷史知識的作用，只是將“正統史學”所蘊含的歷史知識、歷史觀念、價值準則普及到社會，而很少涉及或關照社會民眾的價值訴求。其所講、所記是政治的，而不是社會的；是朝廷的，而不是民間的。因此，“傳統通俗史學”是形式上的通俗。自從“新史學”論斷出現，“資產階級史家提出了史學記述重心應當轉向民眾的重要思想，并倡導撰寫‘民史’以取代舊有的‘君史’”[17]，這便導致“通俗史學”關注的對象和價值判斷均發生了變化，人民及人民的活動逐漸成為“通俗史學”論述的中心，如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顧頡剛的《初中本國史》在內容上即偏重對人民活動的記載。這種情況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通俗史學”創作中有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自20 世紀80 年代西方“Public History”理論傳入中國后③，中國“通俗史學”發展逐漸進入到“公眾史學”學科建設的時期，史學“通俗化”的主體由職業史家逐漸走向社會大眾（包括職業史家、非職業史家、普通民眾等），進而成“人人的歷史都是歷史”“人人都是歷史的記錄者”[18]40,65。

因此，由“通俗史學”的起源到“公眾史學”學科的建設，中國“通俗史學”發展有兩個時期，并表現出三個明顯的特征：第一個是傳統“君史”在表現形式上的通俗化，第二個是近代“民史”在內容、價值觀的通俗化，第三個則是史學活動主客體轉化上的通俗化。以“通俗史學”所起到的歷史知識普及的作用來說，“通俗史學”的發展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通俗史學”的呈現形式、價值觀念、主體和客體都在發生著變化。

三、史學“通俗化”的兩條路徑

關于中國“通俗史學”，錢茂偉以“通俗史學”的活動主體為據，將其分為兩大類型，即“職業史家編纂的普及史學讀物和文藝工作者編纂的以歷史為題材的娛樂性作品。前者可稱史學的普及化，后者可稱史學的娛樂化”，應當說這種劃分勾勒出了中國“通俗史學”發展的兩條線索，即“史學的普及化”發展和“史學的娛樂化”發展。不過，從史學學科的嚴肅性和科學性來講，“史學的娛樂化”顯然被多數學者排除在“通俗史學”之外。這里我們根據上文所提到的“時空條件”來具體分析“通俗史學”發展所具有的兩條路徑，辨證“娛樂性”作品的地位。

首先，以“通俗歷史讀物”等著作為主的形式，是中國“通俗史學”發展的一種主要形式，這是中國“通俗史學”發展走歷史知識普及化道路、簡化“正統史學”著作的形式。這種類型的作品從“通俗史學”萌芽至今天，其發展一直未曾中斷，大多由職業史家進行創作，主要發揮史學的載事功能以及由載事而賦予史學的教化、教育功能。

在封建時代的“通俗史學”發展中，從“正統史學”中衍生而來的各種節本、選本、摘抄本、類編本、重撰本、綱要本，如唐代《高氏小史》，宋代呂祖謙《十七史詳節》、華燧《十七史節要》、江贄《資治通鑒節要》、曾先之《古今歷代十八史略》，元代胡一桂《十七史纂古今通要》、陳櫟《歷代通略》、劉剡《資治通鑒節要》，明代張九韶《元史節要》、丘濬《世史正綱》、薛應旂《甲子會要》、劉熙古《歷代紀要》、吳金燥《諸史匯編大全》等，以及蒙學、鄉塾讀本，如唐李翰《蒙求》，宋王令《十七史蒙求》、王芮《歷代蒙求》、劉班《兩漢蒙求》，元陳櫟《歷代蒙求》，明代程登吉《幼學瓊林》等，無疑均屬于這類。這是“傳統通俗史學”以史書節要等形式連續發展的脈絡。這種形式的作品更多地保留了史學的本質屬性，遵循史學的基本規范，并多采取“正統史學”的體例和格式進行編纂。因此，其與“正統史學”關系較近。

在近代以來的“通俗史學”發展中，雖然“君史”與“民史”的關注視角發生了轉變，但以“通俗歷史讀物”等著作為主的“通俗史學”發展線索仍然在延續?！皞鹘y通俗史學”中的各種節本、選本、摘抄本等，在近代以來變成因古籍整理而出現的各種“輯要”“便覽”“快讀”式著作，如胡懷琛《史記》、莊適《前漢書》《后漢書》、王鐘麒《三國志》、黃公渚《晉書》、呂思勉《新唐書》、鄭云齡《五代史》等[1]41。而“傳統通俗史學”中的蒙學、鄉塾讀本在近代以來則演變為各種歷史教科書以及歷史課外讀物，歷史教科書如夏曾佑《中國古代史》、呂思勉《白話本國史》、王桐齡《中國史》、張蔭麟《中國史綱》、顧頡剛《初中本國史》等[1]39,43。歷史課外讀物，如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的“少年叢書”、中華書局的“學生叢書”、開明書店的“開明中學生叢書”，以及其他出版社出版的面向大學、職業學校和兒童的各種歷史小故事和歷史人物傳記等[19]347，新中國成立之后如《中國歷史小叢書》《外國歷史小叢書》《中國歷史常識》等。進入“公眾史學”學科建設時期，“通俗史學”逐漸成為“公眾史學”的一部分，作為歷史知識社會化的一種方式，盡管職業史家從事“通俗歷史讀物”的活動在弱化[20]，但“通俗史學”發展仍然在繼續，一方面是史學工作者對“在史學工作者的隊伍里……還應該有善于寫通俗讀物的專家”的強調[21]289；另一方面則是職業史家展開了對“通俗史學”理論的探討和總結，如對史學“通俗化”原則的討論，而這則是一個更高層次的發展。所以，從中國“通俗史學”發展萌芽到今，由職業史家參與的以“通俗歷史讀物”等著作為主的“通俗史學”發展路徑和線索是比較明確的。

其次，以“講史”等娛樂活動為主的形式，是中國“通俗史學”發展的又一主要形式，這是中國“通俗史學”發展走以歷史知識為娛樂題材道路的形式，這種形式最大限度地將歷史知識傳播到了社會下層，大多由歷史素養較高的非職業史家進行創作（其中也不排除職業史家）。這條路徑的出現，主要是由社會對歷史學知識及相關次生產品的多層次需求所致，也是由專業史家和正統史學在發揮歷史教育作用時的局限所致。理解中國“通俗史學”發展的這條線索，應該以歷史的眼光看待史學的“娛樂化”形式。

對于史學的“娛樂化”形式，白壽彝先生強調：

從事通俗化可以有各種形式：多寫通俗讀物啦，編寫歷史劇和歷史小說啦，畫歷史連環畫啦以及照片等多種形式。史學與戲劇雖是兩行，我們應更好地和他們合作。因為歷史劇在宣傳歷史方面，是會有益處的。但應強調歷史劇不能完全離開歷史，主要內容應該是歷史事實。這是宣傳歷史的一個渠道。歷史小說，我們也應該有，歷史小說可允許虛構，但大觀點不能虛構，更不能歪曲史實。[21]258

在這段話中，白先生談到的“歷史劇”“歷史小說”“歷史連環畫”等史學“通俗化”形式，既保留歷史之真，同時也“讓更多的人能夠接受”，“可允許虛構，但大觀點不能虛構”，顯然這些“通俗化”形式具有娛樂的屬性。因此，白先生在20 世紀80 年代提出的這個觀點，同樣可以用來理解“通俗史學”的“娛樂化”形式問題。這里我們以宋代“講史”、明清“演義”和近代以來的“歷史劇”為例，論述“通俗史學”發展的這條線索。

對于宋代“講史”活動所講述的內容，魯迅稱“講史之體”“大抵史上大事，即無發揮，一涉及細故，便多增飾”[22]75；鄭振鐸論《新編五代史平話》時也認為：“其文辭頗好。大抵所敘述者，大事皆本于正史，而間亦雜入若干傳說，恣為點染，故大有歷史小說的規模?！盵23]462這就是說，宋代“講史”活動所講述的內容并非毫無根據地渲染夸飾，而是保留歷史之真的成分，是“真實”和“虛構”的結合。實際上，“講史”作為宋代史學“通俗化”發展的一種重要形式，是具有強烈史學意義的活動。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講史”的主體具有很好的史學素養，因此他們在“講史”的同時，也向受眾普及了歷史知識。如羅燁在《醉翁談錄》中談及“說話”人的素養時稱：“夫小說者，雖為末學，尤務多聞。非庸常淺識之流，有博覽該通之理。幼習《太平廣記》，長攻歷代史書?！盵24]3可見，“說話”人的這種素養是從“正統史學”（《太平廣記》、“歷代史書”）中習來的，這與“通俗歷史讀物”衍生于“正統史學”具有相似性。二是在宋代相關筆記體著作中，“講史”在娛樂伎藝的活動中被單獨分類，這說明在時人的認識中“講史”活動與其他娛樂伎藝（也傳播歷史知識）多少有所不同。如在《東京夢華錄》中，孟元老即將“講史”與“小說”“說諢話”“說三分”“五代史”等其他“京瓦伎藝”相區別[25]48-49，這體現了作者自覺的認識。由此判斷，宋代的“講史”以“娛樂化”的形式實現了歷史知識的普及。在宋代以后，“講史”活動的底本逐漸演變成明清“歷史演義”。

對于明清的“歷史演義”，從其創作來看，時人在取材上不僅有以“正史”為材料來源的自覺意識，而且在記事的同時，也注重“治亂之機，善惡之報”以及“風俗之變”等屬于“正統史學”之致用和教化的功能，同時還有以演義“補史”的明確意識。如林瀚在《隋唐兩朝志傳》“敘”中稱：“若予之所好在文字，固非博弈技藝之比。后之君子能體予此意，以是編為正史之補，勿第以稗史野乘目之，是蓋予之至愿也夫?！盵26]132袁于令在《隋史遺文》“序”中稱：“史以遺名者何？所以輔正史也?！盵26]138可見，“敘事”和“補史”是明人“演義”創作的一個重要目的，這是像楊慎這樣的史家的認識?？梢哉J為，對于“通俗史學”發展而言，明清“歷史演義”與宋代“講史”活動一脈相承的線索是清楚的。

至于明清“歷史演義”對于歷史知識的傳播效果，這應該作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歷史知識傳播的廣度，二是歷史知識傳播的熟練度（正確性）④。對此，明代學者袁宏道在《西漢演義》“序”中說道：“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婦，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談及劉季起豐沛，項羽不渡烏江，王莽篡位，光武中興等事，無不能悉數顛末，詳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徹旦，幾忘食忘寢，訟言之不倦?！盵27]1而許自昌在《樗齋漫錄》卷6 中引錢功甫語稱“演義”“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廝養隸卒，通都大郡，窮鄉小邑，罔不目覽耳聽，口誦舌翻”[28]303。在清代，黃汝成集釋《日知錄》時，引錢大昕對“歷史演義”的認識，錢大昕稱：“小說，演義之書，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29]777-778?？梢?，不論就歷史知識傳播的廣度而言，抑或從受眾的熟悉程度來說，明清“歷史演義”對歷史知識之傳播所起的作用相當明顯。

在近代以來，由于民族危機的刺激，知識分子中逐漸形成一股“小說救國”“演義救國”的熱潮，這即是對“歷史演義”在傳播歷史知識上所具之優越性的利用。梁啟超以陳壽《三國志》與坊間通行的《三國演義》相對比，認為“正史則易生厭，讀演義則易生感”，稱“新小說”“專以歷史上事實為材料，而用演義體敘述之”[30]122，其實就是借用“歷史演義”這種“娛樂化”的形式來普及歷史知識，并以此激發下層民眾的“愛國心”[31]241。因此，這一時期產生了大量以“演義”為名的史學作品。與“歷史演義”相同，近代以來的“彈詞”“拍板歌”“歷史劇”也屬于這種“娛樂化”作品，如郭沫若即創作了《屈原》《王昭君》《卓文君》《蔡文姬》《武則天》等歷史劇。在20 世紀90 年代以后，由于現代傳媒技術特別是電子媒介、數字媒介的進步（如電視、網絡、智能手機）[32]39，史學“通俗化”發展進入新的階段，出現“歷史影視劇”“電視講史”等新形式⑤。

綜上，從宋代的“講史”、明清“歷史演義”到近代“歷史演義”“歷史劇”，再到現代“電視講史”“歷史影視劇”等，“通俗史學”之具體的呈現形式雖各有不同，但其發展是走以歷史知識為娛樂題材的道路，進而實現歷史知識普及卻同樣清楚。錢茂偉以為：“通俗史學從其產生之日起到今日，實際上經歷了三次形式的飛躍：一是宋元講史的產生，二是明清歷史演義的產生，三是近代歷史影視劇的產生?！盵18]305從根本上來看，這種“形式的飛躍”實際上是歷史知識“娛樂化”呈現方式在不同時代的具體表現。

四、史學“通俗化”與歷史意識和史學意識的深化

中國“通俗史學”至遲于唐代已見其形式，盡管在明代一度出現了“通俗史學”發展的高潮，但直到20 世紀80 年代才明確出現“通俗史學”之名。這說明中國“通俗史學”的發展走上自覺歷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這與“正統史學”發展在唐初就出現史學批評著作（對史學本身的反思）不同。今天我們站在后來者的角度考察中國“通俗史學”的發展，史學“通俗化”的各種形式雖然“對史學自身的發展很少有直接意義”[7]559，但從歷史知識普及的角度來講，史學的“通俗化”拓展了“正統史學”的觸角，填補了普通民眾對歷史知識需求的真空，從而彌補了“正統史學”在功能實踐上的缺陷。從這個角度講，史學“通俗化”實際也是歷史意識和史學意識的深化。

從歷史意識深化的角度來說，史學“通俗化”指史學所承載的歷史知識被普及到社會深層，因此社會大眾成為歷史知識的廣大受眾，由此帶動和改變社會下層人民的歷史意識和歷史見識，從而易于形成符合時代主流的價值觀。從“通俗史學”的發展歷程來看，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封建時代“通俗史學”的發展，不論采取哪種形式——“講史”“演義”抑或史書“改編”“節要”等——其內容所凸顯的核心價值均來自“正規史書”，強調的是君臣之義、夫婦之節、夷夏之分等，如明丘濬撰《世史正綱》而在《自序》中表白其旨，即說：“‘然則，其宏綱大旨果何在哉？’曰：‘在嚴華夷之分，在立君臣之義，在原父子之心……’”[33]198即便是明清“演義”著作，也頗留心于對君臣死義之士的記載，林瀚補《隋唐兩朝志傳》即取“英君名將、忠臣義士”。這類作品的流傳對于社會下層的影響是把“正統史學”的歷史觀普及下去。如蘇軾在《東坡志林》卷1 中記載了當時“講話”藝人說及三國史事時人們的反應，稱：“王彭嘗云：‘途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允侵有∪酥疂?，百世不斬?！盵34]19在這里，“講話”人的渲染是把宋代對三國故事之蜀是魏非、蜀善魏惡的價值判斷普及至當時社會的下層。近代以來，受民族危機不斷加深的影響，史家試圖通過“歷史演義”來普及歷史知識、激發民眾“愛國心”和民族意識，以及意圖編寫“國恥史”“侵略史”來宣揚愛國主義思想的情況，同樣體現著歷史意識的深化。初拓認為，歷史通俗讀物的編寫要“選取富有民族思想，且切合民眾日常生活需要的歷史材料，用淺近而通俗的詞句寫出”，其目的便在于“發揚民族精神，培養民族意識，喚起民族自覺，激發愛國情緒”[35]525-526。

從史學意識深化的角度來講，這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通俗史學”作者表現出明確的史學普及意識，即他們在創作相關作品時往往以下層民眾為主要受眾，有著自覺的受眾定位。因此，與“正統史學”主要在社會上層傳播相比，“通俗史學”的作者自覺地將受眾定位為社會下層民眾，這無疑是史學普及意識的體現。而這種意識首先是基于“通俗史學”作者對“正統史學”在流傳上所具弊端的清晰認知。如明人修髯子（張尚德）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引”中談到：“史氏所志，事詳而文古，義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學，展卷間，鮮不便思困睡?！盵26]59清人如蓮居士《說唐演義全傳》“序”稱：“夫經書之旨既奧而深，史鑒之文亦邃而浚，然非探索之功，研究之力，焉能了澈于胸而為談說哉！”[26]142-143滋林老人在《說呼全傳》“序”中也稱：“然而史冊所載，其文古，其義深，學士大夫之所撫而玩，不能挾此以使家喻而戶曉也?！盵26]166所以，“文古”“義深”而不便于理解，這正是“正統史學”的弊病。明清學者循著這種自覺認識，逐漸衍生出對“正統史學”刪減、會編、節要甚至演繹的訴求，如明張九韶編輯《元史節要》即稱：“惟是正史浩瀚冗繁，令人讀之往往有倦心焉，況板藏內府，篇秩重大，未易可得，則夫元之一史，吾懼不能家傳而人誦之也……于是取《元史》正文，仿曾先之所編《史略》例，節其要者為一書，以便觀覽?！盵36]648丘濬撰《世史正綱》時也明確說道：“圣賢之書，用意深而立例嚴，非賢人君子不能知也，是以知之者恒鮮。愚為此書，直述其事，顯明其義，使凡有目者所共睹，有耳者所共聞，粗知文義者，不待講明思索，皆可與知也?！盵33]198顯然，張九韶、丘濬撰史是為了去除“正統史學”不便觀覽的弊病，而以“家傳人誦”和以“有目者所共睹、有耳者所共聞”及“粗知文義者，不待講明思索”作為明確目的，“這種史學普及意識，已經將眼光投向社會的底層，考慮如何最廣泛地普及歷史知識”[11]446。近代以來，不論是史家的白話史創作風潮，還是“通俗史學”作者對“通俗史學”在歷史知識普及上所發揮的作用的認識，都說明這種史學意識得到了進一步深化。

其次，是“通俗史學”作者強烈的“正史”意識和“正史”情節，即“通俗史學”作者在其作品的“序”文中對其創作在材料來源上，多明確標示是以“正史”為主要參考資料，表現出求真、取信的史學訴求。以“通俗史學”發展的兩條路徑來說，由專業史家創作的、“通俗史學”發展走歷史知識普及化道路、簡化“正統史學”著作的這一條自不必說，“通俗史學”發展走以歷史知識為娛樂題材道路，相關作者的“正史”意識和“正史”情節同樣十分明顯，不論是封建時代“歷史演義”等“娛樂性”作品的創作，還是近代“歷史劇”等作品的創作，多是如此。在明清“歷史演義”中，大量作者在其“序”中有這種“正史”情節，明陳繼儒《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序”、徐渭《隋唐演義》“序”、袁于今《隋史遺文》“序”、周之標《殘唐五代史演義傳》“敘”以及清許寶善《北史演義》“凡例”、清溪居士《重刊三國志演義》“序”、許時庚《三國志演義補例》等表明，他們均將“正史”作為對比或取材對象。如明庸愚子（將大器）《三國志通俗演義》“序”便稱羅貫中“考諸國史……留心損益……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37]1。林瀚在《隋唐兩朝志傳》“敘”中也說他“遍閱隋唐諸書所載英君名將、忠臣義士，凡有關風化者，悉為編入”[26]131。清人杜綱在《北史演義》“凡例”中稱其書：“凡正史所載，無不備錄，間采稗史事跡，補綴其闕，以廣見聞所未及。皆有根據，非隨意撰造者可比?！盵38]3許寶善作“敘”也稱該書：“宗乎正史，旁及群書，搜羅纂輯，連絡分明，俾數代治亂之機，善惡之報，人才之淑慝，婦女之貞淫，大小常變之情事，朗然如指上羅紋?！盵38]1在明清兩代，更有著名史家進行“演義”創作和在目錄著作中將“演義”歸入“史部”的現象，前者如王世貞之撰《艷異編》等，后者如明高儒在《百川書志》中將《三國志通俗演義》《忠義水滸傳》歸入“史志”之“野史”類，并稱《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撰述是“據正史，采小說”，能“陳敘百年，該括萬事”[39]82。這說明明清“演義”創作在時人意識中并非完全意義上的娛樂產品。不論是材料上以“正史”為來源，抑或注重記事的同時重視“治亂之機，善惡之報”等原本屬于“正統史學”致用和教化的功能，均提示著我們對其作出判斷時不能簡單地將其視為娛樂產品。而近代的“歷史演義”也一樣，伴隨民族危機而出現的“小說救國”“演義救國”呼聲，以及由此進行的“演義”創作，如蔡東藩《歷代通俗演義》，同樣強調要“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軼聞為緯，不尚虛誣”[40]1-2。

再次，是史學家對“通俗史學”作品的討論，由此影響到中國史學發展，特別是自“通俗史學”概念提出以后，“通俗史學”逐漸成為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組成部分，擴展和豐富了史學史學科的研究內容。歷史地看，在明清時期即已有史學家對“通俗史學”作品的價值進行過反思，雖然在總體上并沒有重視“通俗史學”作品對史學本身發展的意義，但對“通俗史學”作品自身特點的分析與論述，無疑也表明“通俗史學”正在走入正統史家的視野。章學誠在《丙辰札記》中稱：

《三國演義》……其取材，則頗博瞻。如武侯班師瀘水，以面為人首，裹牛羊肉以祭厲鬼，正史所無，往往出于稗記，亦不可盡以小說無稽，而斥之也。

……凡演義之書，如《列國志》、《東西漢》、《說唐》及《南北宋》，多紀實事……惟《三國演義》，則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致觀者，往往為所惑亂，如桃園等事，學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故演義之屬，雖無當于著述之倫，然流俗耳目漸染，實有益于勸懲。但須實則概從其實，虛則明著寓言，不可虛實錯雜如《三國》之淆人耳。[26]75-76

顯然，章學誠已經認識到了“演義”等作品的史學意義，包括對今人目之為小說的《三國演義》，提出了他自己對“演義之書”的學術定位。近代以來，吳澤在探討蔡東藩《中國歷代通俗演義》時，亦明確將“演義體”區分為“歷史演義”和“歷史小說”[9]411-412，并將“演義體”作為一種史學體裁來認識，稱：“我對以馮夢龍、蔡東藩為代表的‘演義體’通俗史學進行過研究，認為：以他們為代表的歷史演義作家，也是史家之一派……所以，演義體可視為一種特別的、廣大群眾所喜聞樂道、容易接受的史學體裁?！盵41]34與章學誠相比，將“‘演義體’通俗史學”作為史學的一部分，這是史家史學意識的發展，而這一認識的進一步發展則是使“通俗史學”逐漸成為中國史學史學科，特別是成為“公眾史學”學科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即進而賦予其學科史的地位以展開探討。如瞿林東在《中國史學史綱》中論述明代“史學的通俗形式”、錢茂偉在《明代史學的歷程》中論述“走向民間的史學：晚明的通俗史學”[42]398、王記錄主編《中國史學史》論宋代“通俗史學的發展”及民國“通俗史學的發展及特點”[43]145,293，以及李小樹主編《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稿》《中華史學三千年史》等，均將“通俗史學”作為中國史學史的專門部分進行論述。雖然相關學者關注的具體時代與具體內容并不相同，而且在論點上也有差異，但“賦予通俗史學以學科史的地位，并進而上升到學科理論的高度來認識”[44]55，卻漸成共識。

在進入21 世紀之后，隨著西方“Public History”理論在中國的影響逐漸擴大，這一共識進一步發展為以作為學科史（中國史學史）組成部分的“通俗史學”與西方“Public History”理論相結合，將“通俗史學”作為中國“公眾史學”本土來源的一部分，進而提出了中國的“公眾史學”學科建設體系問題[45]28。錢茂偉在分析中國“公眾史學”學科體系的形成過程時，即稱：“大體上可以分成四個階段：中國通俗史學、應用史學與美國公共史學的并立，以‘大眾史學’代替‘通俗史學’，按‘公共史學’模式建立中國的‘大眾史學’或‘公眾史學’，建立名實相符的中國公眾史學?！盵46]15這樣便凸出了中國“通俗史學”在“公眾史學”學科建設中的地位，尤其是“人人的歷史都是歷史”“人人都是歷史的記錄者”等觀念的提出，史學意識逐漸由專業史家而延伸至普通大眾（特別是“通俗史學”作品的作者）。

結語

批評和反思是學術發展的必由之路，對于當前“通俗史學”的研究來說，尤其如此。歷史學所具的綜合性特征決定著我們對歷史問題的判斷往往并不容易，對于“通俗史學”的認識來說，是否將以歷史知識為題材的“娛樂性”作品納入“通俗史學”的范疇，爭論尤顯。即便是今天，“歷史影視劇”“電視講史”等應該如何定位，也沒有在學術研究中找出合適的位置。

基于以上的論述，本文認為不論是從史學社會功用的實現還是史學發展的趨勢來說，史學所承載的歷史知識基本是由兩種路徑來普及的，而“娛樂化”形式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當下的階段，史學家應該在對“通俗史學”辨證認識的基礎上進行理論研究，這是涉及史家對史學觀念的檢討與史家學術研究之自覺定位的問題。在史學觀念上，不論是將中國史學區分為“正規史學”與“通俗史學”[3]189、“主流史學著作”與“通俗性史學著作”[47]20、“研究型”與“通俗型”[10]128，抑或分為“精英史學”與“大眾史學”[48]122、“經典史學史”[49]16與“通俗歷史讀物”[50]205，其共同之處在于均將中國史學作一分為二的認識，“但以上分類（可稱為二分法）有一不足之處，即對歷史人物傳記和其他一些帶有兼容或交叉性質的作品——如歷史小說、歷史劇等，未能給予應有的重視，甚至付之闕如”[51]85。也就是說，要對“歷史小說、歷史劇”這樣的作品形成準確的學術定位，需涉及當前史學研究者史學觀念的轉變，要在傳統的分類（二分法）中找到“娛樂性”史學作品的位置，但這同時也意味著是否應該繼續以“二分法”來認識中國史學的問題。

近代以來的學科建設使歷史學研究走上了科學的道路，但同時卻弱化了中國傳統史學中“科學”以外的東西，學界普遍將歷代史館中的學術活動作為一種史學現象來認識，卻對宋代“講史”、明清“演義”創作等活動的史學意義仍存爭議。從上文的分析來看，當我們站在后來者的角度思考史學“通俗化”的相關問題時，“正統史學”的社會功能反而更多的正是由那種近于“娛樂化”的形式來延伸和普及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史學的“通俗”，不一定趨于無用。因此，史家應該認識到，史學“通俗化”的兩種路徑實際各具優勢，且在不同受眾中發揮著各自的作用，認識到史學所蘊含的歷史智慧只有被廣大民眾所接受，進而在社會中產生作用、發揮影響，它的功能庶幾才有實現的可能，而這也是史學自身發展的題中之義。循著這種認識，面對當下“通俗史學”發展的多樣性（包括流于庸俗、惡俗、低俗的作品），我們是否應當在承認這種多樣性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出現的合理性基礎之上，站在現實意義（即時代性）的角度對其進行評價和認識，就如章學誠在他的時代對“歷史演義”的認識那樣，然后從中剔除虛偽的、惡俗的和不合理的部分，這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我們的這種認識將來也會作為一種史學現象而被后人提出并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