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推動山西加快轉型發展的理論邏輯與路徑研究

王 娟 周立云

（中共大同市委黨校，山西 大同 037000）

一、數字經濟賦能高質量發展的迫切要求

在當前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轉弱“三重壓力”的大背景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蓄勢待發，數字經濟成為各個國家和地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優化經濟結構、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這對我國經濟發展提出了明確的指向。

作為資源型大省，山西省不僅煤電資源豐富、能耗價格較低，而且背靠京津冀，位于“東數西算”工程中兩個國家樞紐節點的交界處。2022 年，山西省數字經濟規模已經突破5000 億元，占GDP 比重提升至19.53%?？梢?，山西省發展數字經濟有著良好的資源、區位優勢和基礎條件，數字經濟完全可以賦能高質量經濟發展、破解當前經濟發展難題。

因此，為了深入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考察調研山西重要講話重要指示精神，以及落實省委部署的“打造中部地區數字經濟創新發展高地”重大戰略，山西省必須聚焦做大數字產業，讓數字經濟成為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新抓手、新支點、新動力。

二、數字經濟賦能高質量發展的理論邏輯

數字經濟是以現代信息網絡為主要載體，對數字化知識與信息進行識別—選擇—過濾—存儲—使用，使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實現資源快速優化配置與再生的一種新經濟形態。具體包括四大部分：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和數據價值化。本文將立足于“微觀—中觀—宏觀”三個層面分析數字經濟賦能山西加快轉型發展的理論邏輯。

（一）微觀層面

1.規模經濟。在傳統經濟模式下，企業由于受到生產可能性邊界、管理組織方式、交易費用等因素的限制，平均生產成本開始隨著產量的增加而降低，在達到最低點后，又隨著產量的增加而升高，呈現“U”型曲線。但現如今，由于各種信息通信技術對傳統行業的高滲透，導致數字化企業的生產成本表現為高固定成本和低邊際成本的新特征，進而使得整個行業的平均成本逐漸降低，形成了規模經濟。此外，規模經濟不僅發生在供給側，也產生于需求側，當企業用戶量達到一定規模后，就會觸發正反饋效應，進而實現馬太效應，促進企業規模的擴大。

2.范圍經濟。傳統的范圍經濟是指廠商通過擴大經營范圍，同時生產兩種或兩種以上產品的成本低于分別生產每種產品所需費用時所帶來的成本。而數字通信技術的應用弱化了傳統范圍經濟中產品之間的關聯度，企業可以依托于某一種主營業務所積累的海量粘性客戶資源，低成本地開展多樣化業務，獲取更多的營業利潤。此外，由于該企業主營業務用戶的規模性，使新業務更易于傳播和被客戶接受。范圍經濟使企業盡可能最大化地拓展業務范圍，滿足大量個性化的、被邊緣化的消費需求，形成“長尾效應”。這樣，廠商既能擴大市場規模，又能提高相應產品供給與需求的適配度，達到供需的動態平衡。

3.網絡經濟。網絡效應是數字經濟形成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基礎經濟環境。根據梅特卡夫定律，網絡的價值與聯網用戶數的平方成正比，且當網絡用戶超過一定量時，具有強外部性和正反饋效應，使得信息通信技術的應用呈現出邊際收益遞增的趨勢。

（二）中觀層面

1.數字經濟能夠提升產業效率。高質量發展是指能夠滿足人民日益對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但是，如今面臨著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而提升產業效率是解決發展失衡問題的關鍵途徑。隨著新一代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不僅催生出了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同時也會引起產業內部各環節的創新。數字化產業的發展和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不僅改變了原有的生產模式，也促進了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進一步提升生產效率。一方面，新一代數字技術誕生新興產業的同時，也衍生出了多種新興經濟形態。在與傳統產業融合的過程中，由于其較強的擴散性，產生了個性化定制與平臺網絡化協同等新模式，加速產業融合，提升產業效率。另一方面，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增強了產業之間技術經濟的關聯度，并且數字技術的可共享性也弱化了區位差異對生產的影響，放大了知識的溢出效應，在優化區域產業結構的同時，也推動了產業的轉型升級。

2.數字經濟能夠推動產業融合。新一代數字技術的創新，催生了關聯的技術、產品和服務，并擴散和融合到相關產業當中，改善了原有產業的技術模式和成本函數，加深了產業之間和產業內部的融合程度。數字技術不僅通過向相關產業擴散和滲透，形成新的產業，而且通過數字產業鏈的延伸融合，形成新的產業體系，不斷推動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智能化、數字化，進一步優化產業布局。

3.數字經濟能夠倒逼市場創新。隨著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大體量的數據、個性化定制等供需信息的實時調整使市場競爭愈加激烈，再加上數字技術的不斷更新，倒逼市場主體加快技術、產品、服務以及運營模式的創造和革新。同時，多領域、多層次和多環節的創新活動也提高了市場供需的匹配度和及時性。

（三）宏觀層面

1.數字經濟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優化資源配置效率。首先，數字經濟的發展會帶來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關鍵核心技術支持，也會融合到產前、產中和產后的各個階段，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解決供需信息不充分和不對稱的問題，進而促進專利性成果產品化和市場化，提高生產效率。其次，數據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型生產要素，其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放大了知識的溢出效應，降低了對傳統生產要素的依賴性，從而使資源的配置更加合理化。此外，數據等高級生產要素可以協同其他傳統生產要素，改變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和邊際報酬遞減的規律，使三次產業的邊界更加模糊，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全要素生產率。

2.數字經濟能夠有效協調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新一代數字技術的應用可以讓各市場主體更好地掌握和滿足消費者日益增長的美好需要，比如個性化定制、智能化要求等，提高生產者剩余的同時，也可以提高消費者剩余，改善社會的總福利水平。另外，數字經濟的發展也可以為政府與市場之間、政府各部門之間以及各市場主體之間搭建數字化橋梁。

三、數字經濟賦能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

（一）通過企業數字化轉型，從微觀層面賦能高質量發展

現代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同時引進數字產業龍頭企業。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是促進數實融合的基礎。傳統企業應用相關數字技術，可能有效解決供給失衡等問題。從供給側來看，企業通過實現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轉型升級，能夠大幅提升生產、運營、流通和管理等環節效率，提高現有產品、服務和技術的供給能力；從需求側來看，利用數字技術最大限度挖掘消費者內需潛力，滿足其個性化定制的需求，進而消化吸收現有的過剩產能。而一些企業面對數字化轉型的要求，存在“不想、不敢、不會”的現象。為此，要構建民營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支持機制。既要讓企業認識到數字化轉型的必要性，又要培育數字經濟相關的專業人才，還要出臺相應的扶持政策。此外，也要加快引進滴滴、快手、美團、小米等頭部企業，與龍頭企業合作打造數字經濟產業園，通過發揮產業的引領效應，吸引其他優質中小型數字企業入駐，從而打通山西省各地級市數字產業之間數據采集、清洗、標注、存儲、傳輸、應用及分析全生命周期價值管理的產業鏈，推動山西省產業轉型升級，形成全新省級數字生態。

（二）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從中觀層面賦能高質量發展

利用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過程、全鏈條的改造，提高生產數量和生產效率，實現綠色生產。其中，制造業作為我省產業轉型的主攻方向，我們要錨定打造智能制造“山西樣板”和建設中部地區先進制造業基地的目標，大力推進制造業實現數字化、智能化、高端化和綠色化。第一，以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為基礎，將相關生產設備與傳感器進行互聯，實時監測設備狀態和生產進度，從而可以及時發現問題并作出相應的調整。第二，通過與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完成對重大技術和高新裝備的研發工作，從源頭上解決“不能融合”的問題。第三，深化和拓展工業互聯網的應用場景，實現數字技術從上游的研發創新和生產加工到下游的銷售管理的全應用，消除數字技術在地區、企業和環節滲透不徹底導致的“數字鴻溝”，進而從過程上解決“融合不全”的問題。第四，作為能源大省，實現綠色化生產對于“減污降碳增綠”的目標尤為重要。能源企業可以通過應用數字技術互聯設備和數據，找出能源浪費和低效的環節，并借助人工智能等技術對采集的數據進行分析，使能源管理策略得到優化，降低能源成本。第五，探索“5G+智能礦山”的應用模式，將數字技術與山西省煤炭產業深度融合，解決傳統采礦現場通信技術差、危險系數大和人力成本高等問題，并邁向煤炭產業鏈的中高端，推動工業互聯網實現高質量發展。

（三）完善政務數字服務機制，從宏觀層面賦能高質量發展

增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夯實數字經濟引領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條件。加快信息網絡基礎設施速率升級，不僅要推動5G、IPv6 等商用部署和規模應用，還要前瞻布局第六代移動通信技術（6G），進而實現行業間數字化的互聯互通。以“東數西算”工程為契機，山西省應該發揮在氣候和能源等方面的比較優勢，融入京津冀和內蒙古兩大國家算力樞紐節點，構建一體化的大數據中心體系。在政策、資金方面給予一定的支持，通過設置數字經濟發展專項資金，促進山西省各地級市數字產業的發展和傳統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在山西省高等院校開設數字經濟相關專業，同時，助力山西省職業教育和數字產業協同發展，校企聯合培養數字經濟后備人才，且利用產學研一體化，使科研成果和科學技術盡快落地，實現產業化和市場化。打造政務信息統一共享的開放平臺是增強政府治理能力、提升政府治理效率和拓寬政府治理方式的關鍵舉措。以國家相關政策和文件為依托，優化政府數據共享服務的制度設計，給予基層和相關部門數據共享和業務協同的技術支撐，組織與協調各部門、各層級和各地域政務信息系統的建設，進而提高數字政府的群眾參與度、資源整合度和透明化程度。建設一批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新型智慧城市。通過開設政策事務和高頻應用的“網上窗口”，使政務服務實現“掌上辦”“云上辦”“指尖辦”。通過創辦智慧醫療平臺和智慧教育平臺，加快醫療教育服務均等化的發展進程。建設現實城市與數字城市同步的“數字孿生”城市，這樣一方面可以通過交通網絡數字化，優化各路口的紅綠燈配時，大大提升交通運行效率；另一方面通過大數據安全監管平臺，使環境治理更加精準、風險防范更加切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