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加快推進太原市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思考

李明昕

（中共太原市委黨校，山西 太原 030012）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了“在社會基層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機制”的要求，彰顯新形勢下汲取新時代“楓橋經驗”有益成果，推進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創新發展的重要程度。太原市作為山西省會城市，基層治理能力提升面臨新的問題和新的挑戰。因此，需要正視并積極回應基層社會矛盾，預防并化解基層糾紛問題產生的風險和壓力，加快推進太原市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創新發展，不斷提升市域社會治理效能。

一、新時代“楓橋經驗”與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

（一）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精髓

“楓橋經驗”是上世紀60 年代初所創造的“依靠和發動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的基層社會治理經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進入新時期，面對經濟變革、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楓橋經驗”的內涵不斷豐富，逐步發展成社會治安綜治模式的典范。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主政浙江之后，高度重視“楓橋經驗”的創新和發展。進入新時代以來，這一經驗已然成為推進基層治理和法治建設的重要經驗。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精髓在于“四個堅持”，即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矛盾不上交和堅持群眾路線。在黨組織的領導之下，干部群眾對產生的矛盾糾紛積極著手解決，從而將矛盾糾紛真正化解在基層，體現了“楓橋經驗”發動多方力量，共同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實踐屬性。

（二）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內涵

運用多元方式化解糾紛產生于新時代基層矛盾糾紛的復雜性、國家對于基層社會治理的關切程度和基層矛盾化解機制存在不足的大背景之中，具體是指通過調解、和解、仲裁、行政復議和行政裁決、訴訟等多種解紛方式，構建訴訟與非訴訟方式有機銜接、協調聯動的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機制。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國家層面對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做出了整體部署；2015 年12 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完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意見》，是新時期基層矛盾治理的指導性文件，標志著我國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推進開始了全新階段。經過各地的探索和實踐，現在已經初步形成了“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多元并舉、法治保障”的工作格局，逐步體現出訴調對接的機制功效。

（三）新時代”楓橋經驗“與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內在聯系

“楓橋經驗”緊跟基層社會實踐的發展變化，在數十年的經驗積累中不斷創新，在基層治理進程中加強了制度供給。同時，也為糾紛的多元化解機制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素材，通過整合化解社會資源，構建多元參與、相互強化、合作治理的解紛機制，形成一套完整的糾紛化解體系。二者都根植于我國社會治理的實踐經驗當中，體現出在黨的領導下，多方主體力量共同化解糾紛的體制機制優勢，也更能彰顯人人參與的社會治理制度的優越性。

二、健全太原市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必要性

當前，太原市矛盾糾紛多余化解機制的建設和運行均已步入正軌，以迎澤區矛盾糾紛多元調解中心打造的五元解紛“迎澤模式”為代表，真正使糾紛化解在基層，進一步提升了社會治理效能。與此同時，當前太原市矛盾糾紛化解機制在運行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現實問題。一是體制機制有待完善。目前太原市尚未形成規范化的全方位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工作體系，各區矛盾糾紛化解中心的建設和完善進度不一，無法形成縱向的分級工作體系。在橫向上，多部門、多主體和多個平臺尚未完全聯通，無法形成信息和資源互通、相互銜接配合的聯動機制。二是缺乏頂層制度設計。還存著社會參與力量不足、保障機制不完善等問題。因此，更需要針對當前太原市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在運轉過程中面臨的現實困境，探索出適合太原市基層社會治理發展實際的、可復制可推廣的全方位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

三、創新發展太原市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總體思路

（一）堅持黨建引領，突出黨組織在機制中的領導作用

發揮黨組織在位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中的領導作用，構建起縱橫相結合的糾紛多元化解工作體系。在縱向上，要發揮市、區、街道（鄉）、社區（村）四級的黨建“主軸”作用，以全市現已構建的“區—街道—社區—網格、樓宇商圈”四級黨群服務中心（站點）為陣地，統籌推進機制建設。在橫向上，市委政法委牽頭建立糾紛多元化解領導小組，作為黨委領導市域矛盾糾紛治理的組織機構；各區黨委、政府要以一站式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中心等平臺建設為契機，統籌規劃區域矛盾糾紛化解工作。街道和社區黨委要充分發揮“軸心”作用，以全市“一網統籌”的“全科網格”服務管理為支撐，推動矛盾糾紛化解力量下沉、關口前移，協作推進矛盾糾紛就地調處和疏導化解。

（二）強化頂層設計，突出法律在機制中的主導作用

1.強化立法保障。從立法設計層面看，僅依靠國家政策文件提出的意見性指導，以及法律規范中散見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的相關規定，無法適應目前各地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工作在實際開展過程中產生的復雜情形，也無法保障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工作的系統性推進。因此，有必要加強制度供給特別是加強法律制度供給，推動制定地方性法規，以剛性的法律條文將矛盾糾紛化解工作固定下來。

2.強化制度建設。要在各領導小組的領導下，政府、人民法院、檢察院等在內的多個解紛主體深入推進調解、仲裁、公證、行政復議等非訴訟矛盾糾紛化解手段的整合和優化，在明確各類矛盾糾紛化解手段基本制度規范的基礎上，細化和明確各類化解手段之間的協調和聯動工作機制，促使各類矛盾糾紛化解方式協同發力，建成完備的訴源治理、訴調對接、訴非對接相結合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制度體系。

（三）創新發展聯動機制，突出良好工作機制的基礎作用

1.創新發展四級協調聯動的工作機制。要全面推廣迎澤區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中心工作經驗，推動全市十個縣（市、區）建成實體化、一站式、多元化矛盾糾紛化解中心。具體而言，要創新發展各區、街鎮、村社和網格四級協調聯動工作機制。一是要加快矛盾糾紛化解中心內部工作機制的有效運轉。這就要求基層法庭、勞動仲裁以及負有調解職能的行政部門、專業性調解組織進駐中心進行集中辦公，分設矛盾糾紛化解、公共法律服務和心理咨詢服務等功能區域，設立矛盾糾紛受理、法律咨詢、訴調對接等窗口，通過登記受理、分流調處和回訪等環節對于轄區內各類矛盾糾紛全部實行閉環式管理和全鏈條化解。二是要以各區街道（鄉鎮）綜治平臺為依托，設置接待窗口，開設調解工作室，以及時介入、面對面調解等形式，及時化解矛盾糾紛。三是依托各村（社區）品牌調解室、法官工作站等陣地，由富有豐富調解經驗的法官、人民調解員等輪流入駐辦公，協助化解矛盾糾紛。四是提升“全科網格”精細化治理效能，借助網格員對基層矛盾糾紛進行排查、預警和化解。通過四級聯動的工作機制，做到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真正實效性運轉、取得實質化效果。

2.吸納社會多方力量參與。一是要暢通工會、婦聯、殘聯、工商聯等團體組織以及行業協會、商會等其他社會組織參與矛盾糾紛化解的渠道，引入上述機構人員進駐矛盾糾紛化解中心直接參與矛盾糾紛化解工作，提供解紛指引。二是要發揮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作用，加強基層民主協商，采取聯席會議、座談會、決策聽證會等形式進行協商，有效預防和化解矛盾。三是要拓寬基層網格員、品牌調解室、“五老”調解隊、律師、鄉賢等參與矛盾糾紛化解的渠道，充分發揮群防群治力量。

（四）夯實基礎性保障，突出保障措施在機制中的支撐作用

1.加大專業人才培養力度。第一，要優化隊伍結構。一方面要完善準入制度，探索建立統一的調解員名冊，明確調解員的入冊資質標準、分級管理規范和績效考核體系；另一方面可以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選聘律師、退休法官、司法行政干警、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擔任人民調解員，壯大人才隊伍力量。第二，加大培養力度，提升人才隊伍專業化水平。一方面，定期開展培訓，由人民法院等有關部門對司法確認程序、訴調對接流程等方面進行業務指導，幫助調解員學習相關的業務知識，實現專業化調解；另一方面，要不斷提升作為基層治理“神經末梢”的網格員隊伍的綜合素質，依托“政法大講堂”專題培訓、每周集中培訓等方式，明確主要工作職責，不斷提升網格員隊伍排查風險隱患和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和水平。

2.強化科技支撐。第一，各區應以省綜治信息系統、綜治視聯網、“雪亮工程”為基礎，研發出縱橫聯通、資源共享的信息系統，打造出一個總體指揮和調配的“運轉中樞”。第二，以矛盾糾紛多元化解信息系統為依托，與綜治中心、政務中心、信訪維穩、數字城管等平臺對接整合，完善矛盾糾紛化解的多個功能模塊，連接多部門和多個平臺，彌補傳統治理模式存在的數據割據不足，打造系統整合、數據互通、資源共享的矛盾糾紛化解“信息倉”。第三，借助智能信息系統，打造線上線下一體化解矛盾糾紛的智能解紛平臺。依托大數據等信息技術，開展遠程調解、遠程開庭、遠程仲裁等“線上服務”，有利于后疫情時代糾紛化解工作更加便捷、高效。

當前，在社會矛盾糾紛頻發的復雜形勢下，提升社會治理效能的關鍵在于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創新和發展新形勢下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健全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構建黨委政府領導、各方協調聯動、社會參與合作共治相結合的矛盾糾紛化解新格局，更有助于推進太原市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工作的進一步開展，真正將矛盾和糾紛化解在基層，推進平安太原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