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在論哲學與“中國風格”的邏輯生成*

孫繼魯

(山東大學 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山東 濟南 250100)

近年來,關于現代化問題的中心議題,已經從西方現代化轉變為中國式現代化,這一轉變不單是因為學者們研究興趣的轉移,更是基于社會現實的變化。具體來說,中國的現代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新階段,中國的現代化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全面發展的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現代化,是立足中國國情、獨立自主發展的現代化,是合作共贏、和平發展的現代化。這一現代化道路之所以被稱之為“中國式現代化”,是因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呈現出獨特的“中國風格”。

探討“中國風格”形成的內在邏輯,必須深入到中國文化傳統中去。習近平在談論“第二個結合”時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必將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盵1]這一論斷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本文即試圖從中國古典哲學入手,探索中國式現代化的哲學基礎,展望中國式現代化的未來前景。

一、共在:構成“中國風格”的思想原則

中國文化具有鮮明的特色,重仁愛、好和平、講和諧、通天人等都可以被視為中國文化特色的表征。無數事實證明,“中國風格”是存在的,但“中國風格”的根基何在,這是一個值得學者進行深入探索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關于“文化傳統”“文化心理結構”的討論,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就是,中國文化究竟以什么樣的方式保存著自己的“風格”,其中李澤厚的“文化心理結構”“積淀說”貢獻最大。李澤厚認為:“文化謂‘積’,由環境、傳統、教育而來,或強迫,或自愿,或自覺,或不自覺。這個文化堆積沉沒在各個不同的先天(生理)后天(環境、時空、條件)的個體身上,形成各個并不相同甚至迥然有異的‘淀’。于是,‘積淀’的文化心理結構既是人類的,又是文化的,從根本上說,它更是個體的?！盵2]122-123李澤厚的“積淀說”解釋了人類文化傳統的生成機制——“積淀”,但就中國文化而言,僅僅闡釋文化傳統的生成機制還不夠,還要解決“積淀”的成果究竟“是什么”這個重要理論問題。

從研究方法上來講,將某個觀念視為“中國風格”的內核,必須滿足一個條件:貫穿中國文化的始終。這里的“始終”不僅包括中國傳統文化,還包括中國當代文化。只有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風格”,也是中國當代文化的“風格”,才能真正被稱為“中國風格”,而研究的難點也恰恰在此。一方面,中國古代文化源遠流長,從夏商周時期至今,中國文化的形態幾經變化,其中的“不變者”究竟是什么,很難一言蔽之;另一方面,晚清以來的現代化進程將中國文化納入到一個古今中西文化沖突和融合的戰場之中,尤其是受中國近代反傳統思潮的不斷沖擊,中國傳統文化的具體形態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在這種轉變之中,不變的“中國風格”如何保存,也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這里還涉及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因為“中國風格”的提出就已經表明,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核心特征的中國當代文化與傳統文化必然是一以貫之、高度契合的。

這些問題決定了“中國風格”不是某種具體的思想,而只能是某種構成思想的原則,這個原則決定了中國文化發展變遷的基本方向。只有明確了這種構成中國文化的基本原則,才能真正把握豐富多變、命途多舛的中國文化中的“不變者”。文化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一種文化傳統的形成,必然有構成其文化觀念的思想原則。文化傳統就是由同一種思想構成原則建構起來的、具有統一風格的文化集合。這個思想構成原則決定著文化的生成既具時代性特征,又在其時代性中延續著同樣的原則。把握“中國風格”,既要以時代性的文化為著力點,也要跳出時代性文化的局限,去追溯蘊含在時代性文化背后的思想構成原則。

解決“中國風格”的切入點不在過去,而在當下。由于傳統文化具有明顯的風格上的統一性,要從傳統文化中發現這個“不變者”看似簡單,其實范圍過于寬泛,無處下手;而當代文化是中、西、馬融合的結果,這種語境下的“中國風格”其實更加明顯,由此轉而進入傳統文化,就可以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于是,當前的研究思路就是,通過“中國風格”的當代表征來追溯這種風格的古代淵源。

既然“中國風格”是一種思想構成原則,那么探索“中國風格”的關鍵就不在于中國做了什么,而在于中國如何去做。探討“做什么”,關心的是結果,探討“如何做”,才是對思想原則的發掘。習近平在闡釋“中國式現代化”時指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盵3]23-24這一重要論斷集中體現了“中國風格”之所在,其中“全過程”“全體”“共同”“共生”“共同體”等關鍵詞,展示出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追求?？梢哉f,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已經形成了鮮明的、系統的、完備的“共同體”話語體系。這個“共同體”話語體系具體表現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中的社會治理共同體、生態文明建設中的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和海洋命運共同體、網絡空間建設中的網絡命運共同體、文化現代化建設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新型國際關系建設中的國家及地區間命運共同體、后疫情時代全球衛生建設中的人類健康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的共同體思想已經獲得了全世界的廣泛認同,被稱為“中國智慧”,集中體現了“中國風格”的特征。

共同體思想之所以可以作為“中國風格”的集中表現,是因為共同體思想與西方現代化所秉持的文化觀念形成了極大的差別。西方的現代化是以科技理性和個人主體為基本立足點,這種現代化造成了個體中心主義、西方文化中心主義、民族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于是,個體對他人的壓抑、西方國家對非西方國家的文化殖民、歐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制約、人類對大自然的破壞等就成為西方文化造成的“現代性的后果”。而共同體思想的提出,恰恰可以彌補這種不足。黨的十九大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要堅持以對話解決爭端、以協商化解分歧,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要同舟共濟,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要堅持環境友好,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4]46。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為創造一個美好世界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導,是中國智慧的最新成果。

當然,我們需要認識到,共同體思想是新時代的思想,是“中國風格”在新時代的體現。追尋“中國風格”,需要深入到構成共同體思想的基本原則中去。構成共同體思想的基本原則就是:承認地球上的每個人、每個民族、每個國家、每種文化的價值,尋求一種和而不同、共生共贏的發展模式。與“唯西方中心主義”不同,共同體思想的出發點不是某一個單一主體,而是全體的“共在”,共同體思想的目標就是為“共在者”尋求一種理想的“共在秩序”。

于是,可以明確地說,構成共同體思想的基本原則就是承認“共在”,共同體思想就是要以“共在”為基本前提構建一種理想的共在秩序。這樣,就可以暫時將“中國風格”定義為對理想的共在秩序的追尋。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對于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的發展采取的基本策略是尋求“共在者”的共同發展,對于國際關系、世界經濟、民族文化同樣采取了一種尊重“共在者”的態度。這種現代化策略確實展現出鮮明的“中國風格”。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作為“中國風格”的“共在”原則是否也是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則呢?

二、共在論哲學:“中國風格”的哲學基礎

把握一個民族文化特色的基本切入點是哲學,因為哲學從根本上規定著一個民族文化的基本思路、基本內容和基本觀念。中國哲學的基本問題是“天人關系”問題?！疤烊岁P系”其實就是一種共在關系,其中天的原始義是宇宙,包括宇宙中的萬物,后來發展為具有主宰性、義理性的天。從原始義來看,中國哲學在起源階段就特別重視人與萬物的關系。老子說:“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盵5]169老子將天、地、人并列的做法是中國哲學的基本共識。在中國哲學中,人不是外在于自然萬物的主宰,宇宙的本體——道,才是真正的主宰,人與萬物皆是宇宙的產物。莊子云:“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盵6]88其實就是將人與天地共在作為一種基本的世界觀。中國哲學將這種共在觀念作為構成哲學思想的基本前提,并由此形成了一種“共在論哲學”。所謂共在論哲學,就是以人與天地萬物之間的共在式關系為基本前提建構起來的哲學觀,這一哲學觀區別于西方哲學主客二分的基本觀念,認為人與萬物共同存在于世界之中。共在論哲學認為,人不是外在于萬物、并作為萬物尺度的存在者,而是與萬物共在、遵循共同的宇宙秩序的存在者。

在共在論哲學看來,人與萬物皆是宇宙的產物,所以遵循同樣的規則。人與萬物的不同就在于人能夠認識宇宙的規則?！渡袝ぬ┦摹?“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盵7]229作為萬物之靈的人,在構建社會規范的時候,就將萬物“共在”作為基本前提,力求構建一種理想的“共在秩序”。中國哲學對于“共在”的承認和對“共在秩序”的追求表現在哲學觀念的各個方面。首先,在國家統一方面,中國哲學堅持多民族的融合與共生?！渡袝び輹虻洹分刑岢?“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盵7]31其次,在人際關系方面,中國哲學特別重視個體道德人格的建設?！吨芤住での难浴氛f:“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盵8]24這里的“大人”就是有道德的人?！吨芤住氛J為,有道德的人需要與天地萬物共生共在,如此才可以達到《中庸》的要求:“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盵9]32最后,在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中國哲學也特別重視自然的價值。宋明理學以后,中國人將宇宙生生不息的規律與人的道德結合,認為人就應該如宇宙一般,守護萬物的生長,此為“仁者”的最高境界。理學家認為,只有將天地萬物作為人心之所慮,才能打破自私自利的狹隘個人主義,建構起至大的宇宙人格。后來陸九淵強調“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10]483,王陽明倡導“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11]1015,皆是對這種至大無外的宇宙人格的彰顯?！坝钪嫒烁瘛钡奶岢?將中國人對于“共在”的重視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這種對他者的尊重與包容賦予中國哲學強烈的道德精神。這種道德精神不是宗教式的道德,而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的對“他者”的尊重。這種“共在秩序”的理想形態即《禮記·禮運》中描述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謂大同?！盵12]287“大同”理想集中體現了中國哲學對“共在者”的尊重,以實現“大同”理想為終極追求的中國人,形成了實現這一“共在秩序”的基本思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洞髮W》提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盵9]4修身,即是提高個體的道德修養;道德,即是對他者(包括萬事萬物與人在內)的尊重。當代新儒家的“內圣外王”說即本于此。

可以說,從主體道德的建構上來講,中國哲學已經將人的道德精神發揮到了極致。但中國哲學的弊端恰也在于此。一方面,對“共在者”的尊重塑造出一種“共在型”哲學,這種哲學將“共在者”視為另一個共在主體,而非知識研究的對象,導致中國哲學缺少科學的維度,“李約瑟難題”成為中國文化的傷痛。由于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生產力,對于科學技術的忽略就致使中國哲學所追求的“共在秩序”在近代淪為一種“空談心性”的坐而論道,無法獲得現實力量的支撐。另一方面,對“共在秩序”的強調忽略了“個體”的發展,形成了“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權威?！疤炖怼笨隙ㄈ说牡赖?但卻否定個體的自由與獨立,于是中國哲學很難發展出現代社會的“自由”“民主”思想。這就決定了中國傳統社會無法自主孕育出現代化的可能性。

事實也是如此,中國的現代化是一種外源性現代化,中國必須借助外來思想才能走上現代化道路。中國現代化自洋務運動發端,直到馬克思主義的傳入與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才找到正確的道路。馬克思主義何以成為“覺醒時代”的第一選擇,又如何能夠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化,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從哲學層面來講,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哲學對于“共在”事實的認可和對于“共在秩序”的追求是二者能夠融合的思想前提。在馬克思看來,人就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3]501,這個判斷直接否定了西方哲學中關于“普遍人性”的觀點,賦予人以“共在”的現實性。在“共在”基礎上,馬克思指出,每個人“他自己為別人的存在,同時是這個別人的存在,而且也是這個別人為他的存在”[13]187。這意味著一種“為他人”的道德要求的產生,而與此對立的恰是資本主義社會那種“利己主義領域的、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精神”[13]32。對此,賀來指出:“每個人的價值實現不是孤立自我的‘私人性’活動,而是依賴于人們‘共在’的社會關系以及以此為基礎所形成的生存條件?！盵14]194可見,馬克思的觀點正是建立在“共在”基礎之上的?；诖?馬克思認為,個體的自由無法通過抽象的理論論證獲得,必須在改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獲得。因此,一個理想的“共在秩序”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5]53?！霸谡嬲墓餐w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盵13]571如此,共產主義社會的構想就有了哲學上的依據。

馬克思對“共在”的認識是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之上的,大大超越了中國傳統“共在”思想的思維框架。這種超越賦予馬克思主義以現代性和革命性,也給中國傳統的“共在”思想輸入了新鮮的血液。五四運動前后,處于迷惘狀態中的中國人正在探索現代化的可能途徑,而馬克思主義則以其思想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吸引了迷惘中的革命先驅。當時關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共在論哲學的契合點卻已經顯露出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 在社會理想方面,馬克思設定的共產主義社會成為諸多革命先驅的理想追求?；诖?近代以來,從洪秀全、康有為到孫中山對現代型“大同世界”的向往,逐漸轉變為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人為主導的對共產主義社會的追求。這一轉變展示出中國傳統社會理想與馬克思主義社會理想的高度契合。(2) 在倫理道德方面,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個體至上的批判與中國文化對道德的尊崇高度契合。中國共產黨人普遍具有為共產主義事業奉獻全部的高尚品質,他們的言行完美地融合了中國古代的“宇宙人格”與馬克思“為人類工作”的人生追求。毛澤東特別重視那種“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道德品質,劉少奇則著有《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人為什么犯錯誤》等文章。黨的領導人通過自己的言行將中國傳統道德與馬克思主義融為一體。如此一來,以實現共產主義為理想的馬克思主義,在融入中國哲學的基礎上,開啟了建構“共在秩序”的新征程。

三、“中國風格”的時代性特征

建立在中國古代共在論哲學基礎上的中國文化是多樣的,這種多樣性既表現為歷史階段上的多樣性,也表現為地域文化上的多樣性。因此,探究中國文化的“統一風格”,需要特別注意一種錯誤傾向,就是以某種觀念作為對全部中國文化的概括。中國文化是未完成的,而且永遠處于未完成狀態,這就決定了既不能以過去的某種文化來概括中國文化,也不能以過去的全部文化來概括中國文化,同時也決定了既不能以過去的某種文化來否定當代文化,也不能以當代的某種文化否定過去的文化。文化發展是“積淀”性的,任何一個時代的文化都是對過去的“延續”和對未來的“開創”。

“中國風格”正是在這種發展延續的意義上顯示自身的?！肮苍凇弊鳛闃嫵芍袊幕幕驹瓌t,在中國歷史的各個階段都致力于構建具有時代性的“共在秩序”。今天,中國文化依舊堅持對“共在秩序”的追尋,力圖為當代和未來提供良好的社會秩序和世界秩序。對“共在”的承認以及對“共在秩序”的探尋就是中國文化一以貫之的追求,這一追求決定著“中國風格”的延續與發展。

今天,“中國智慧”已經成為人們討論的一個關鍵詞,“中國智慧”就是以具有“中國風格”的方式為全球現代化提供解決問題的良方。歷史的發展仿佛一個輪回,過于重視道德的中國古代社會難以促進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因而也無法在本土孕育和生成現代性;而過于重視科學技術發展的西方文化則難以建構起主體與他者之間的道德關系,使得“爭于氣力”的斗爭格局一直成為現代社會無法克服的難題。如今,當不斷提高生產力水平已經成為基本共識的時候,“共在秩序”的建構確實已經成為全球的重要使命。此時,以“共在”為思想原則的中國文化,致力于構建具有時代性特征的“共在秩序”,這一秩序的核心觀念表現為“包容”“共贏”和“協調”。

第一,包容。包容是當代世界多元共存格局的必然要求?！肮苍凇笔侨伺c人的共在、人與自然的共在、民族的共在、國家的共在,共在者之間只有保持一種互相包容的態度,才能夠避免沖突的發生與升級。中國文化強調“大”,張載在《正蒙》中說:“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盵16]24“有外”,就是有對立,就是不包容,不包容意味著主體道德的不完善。從社會現實來講,包容是現代社會必需的品質。習近平在談論文明差異的時候,特別重視包容的原則。他說:“文明相處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樣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鑒、和諧共存,這個世界才能豐富多彩、欣欣向榮。不同文明凝聚著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貢獻,沒有高低之別,更無優劣之分。文明之間要對話,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類歷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鑒、融合的宏偉畫卷。我們要尊重各種文明,平等相待,互學互鑒,兼收并蓄,推動人類文明實現創造性發展?！盵17]524-525在包容性原則的語境中,文明的沖突顯然是一種謬論。

第二,共贏。沒有包容就沒有共贏,包容為共贏創造機會。中國文化講究“和實生物,同則不繼”[18]573,就是要在多樣性中創造發展的機會。追尋并構建“共在秩序”,當然是為了發展,但不是為了某個個體的發展,而是為了“共在者”整體的發展,這就是“共生效應”。對此,習近平大力提倡:“要堅持多邊主義,不搞單邊主義;要奉行雙贏、多贏、共贏的新理念,扔掉我贏你輸、贏者通吃的舊思維……要在國際和區域層面建設全球伙伴關系,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大國之間相處,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大國與小國相處,要平等相待,踐行正確義利觀,義利相兼,義重于利?！盵17]523“義”的提出,根本上是為了長遠的“利”。對眼前“利”的追逐,最終會導致長遠利益的消失。

第三,協調?！肮苍凇北厝划a生矛盾,但矛盾的化解并非一定遵循弱肉強食的原則,相反,中國文化倡導以“化干戈為玉帛”的方式化解矛盾,這就是協調的思維。與此相反,沖突、戰爭則意味著殺戮與耗損。中國古代亦有戰爭,但中國人以“止戈為武”作為解決矛盾的最佳方式。在全球化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國際矛盾此起彼伏。為此,習近平指出:“靠冷戰思維,以意識形態劃線,搞零和游戲,既解決不了本國問題,更應對不了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我們要做的是,以對話代替沖突,以協商代替脅迫,以共贏代替零和,把本國利益同各國共同利益結合起來,努力擴大各國共同利益匯合點,建設和諧合作的國際大家庭?！盵19]以協調的方式化解“共在”中的矛盾,是一種消耗最少、收益最大的方式。一種良好的“共在秩序”需要良好的協商機制的輔助,一種良好的協商機制則有利于“共在秩序”的持續穩定。

總之,中國自古以來就以承認“共在”作為其構成思想的基本原則,中國文化的理想就是為“共在者”構建良好的“共在秩序”。這種對“共在秩序”的追尋構成了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風格”,形成了與西方現代化迥然不同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這條道路,探索著共生、共存、共贏秩序的建立,塑造著有責任、有擔當、有道義的“大國”形象。